论“社会市场经济”
听婵释禅
论“社会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1)
从人类社会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形态来看，人类的一切最基本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追求“衣食住行用”的更加可口安逸舒适方便。又由于人类是群居的高级动物，并区划为家庭、地区、国家，世界等不同级别的组合体或是经济体等的单位而相对独立地生存与发展着,但随着交通、通信等手段的不断现代化和国家间交往理念的进步。因此，人类的这种社会经济活动就必然会在越来越广阔的经济时空里展开。
人类为了互通有无、加快发展，于是这种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经济活动，就以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加以循环和演变。而这种循环和演变的过程，都是在一个叫“市场”东西所圈定的框架里进行的，并且也都属于“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就把能够较好地完成并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所有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用一个“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概念加以确立和定义了。
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所有这些“市场经济”活动都是要受到来自家庭的家长、来自代表地区或国家等行使权力的政府、乃至代表世界各国意愿的世界性组识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而所有代表家庭、国家、世界等不同级别“单位体”行使对经济活动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并借此能够表达“公共、全局、协调、发展”等全体社会成员意愿和述求的“部门”,我们都可以赋予给它一个最恰当的名称，那就叫：“社会”的称呼。
由此，更加符合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状态和面貌、更能表达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全局、协调、发展”意愿和述求、更能准确、恰当、简略地表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也就因此而诞生了。
为什么说用“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表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状态和面貌?可以更好地表达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全局、协调、发展”意愿和述求?能更加准确、恰当、简略地表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呢？
一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组合体。比如，自由市场经济（或叫自由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或叫计划经济），其不过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极端表现形式罢了。自由市场经济再“自由”，也必然会有代表国家等行使权力的政府等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只不过自由市场经济形态中“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参与的“比较浅尝辄止”罢了。而同理，权力市场经济形态中则是“社会”对“市场经济”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参与的“太过”深入广泛罢了。
二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来描述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有以偏概全之嫌。何新先生曾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叫“国家主义”的概念来描述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国家虽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者，但其必竟不能“全面地”表现或是反映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主体”。比如家庭的家长，各社会经济团体组织的协会、行会等，调控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如联全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WTO组织等也是参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而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发展和各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些后起并超越国家概念的新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主体，将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和替代。所以，以一个民族性的“国家”性概念来表现对“市场经济”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就有些促襟见肘了。而用“社会”两字就包罗的比较全面了，即恰当又全面。
同时，由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不过是对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凝聚资金组织“生产”，并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效果和提高科技水平等的过于赞美和迷信，而形成的描述和强调“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罢了，而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过于只强调生产而忽视分配等其它环节的重要作用，才会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所以，这个“资本主义”概念，是不能全面表现“市场”概念那样的可以使社会经济活动沿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进行的全面循环和演变的全过程的,而且也不象“市场”概念那样比较“中性”,并由于尤为东方意识形态所忌讳,而且也难以产生象“市场”概念那样的容易让所有人接受的概念优势。
而权力市场经济或叫计划经济，虽然其也有集中国家财力办大事、做大蛋糕的机制,但因其只有“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发挥作用,同时,又由于权力市场经济“过多”地运用政府权力去主导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所以，使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凝聚资金迅速发展“生产”，做大蛋糕，发挥多个积极性的社会经济活动等就受到了严重限制，而使提供“供给”的活动发展变得不是那么迅速了。所以，“权力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或是转变也就成为了必然。
三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也有待商榷。由于其是一个政治概念和一个经济概念组合而成,且“主义”本身又有信仰、理想、追求等的含义,再加上其意识形态的缠绕。如果你说一种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那是容易被接受的,但这种反映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两种概念的嫁接,却似乎是有些不协调,并也难以全面表现经济生活的实际状态和面貌的。
总之，社会者，国家等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全局、协调、发展”等意愿和述求,体现在对“市场经济”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方面上也。市场经济者，马克思所描述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也。因此说，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国家等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全局、协调、发展”等的述求,体现在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经济过程进行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
国家管理“市场经济”方式的转变推动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完善(2)
听婵释禅
人类自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无论经历的是叫做“自由市场经济或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时代也好，还是叫做“权力市场经济或是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时代也好，或是叫做“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时代也罢。其所有不管是叫什么名称的社会经济制度，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无法跳出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循环和演变。也即尽管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时代展现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不同形式和方式的花样不断翻新的“循环和演变”，但归根到底还是没能跳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一“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樊篱。
变化的，只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不断地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过对经济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和相应的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的转变等，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循环和演变”的形式和方式做了适应经济发展规律和形势变化的有效调节和整合。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固有的利益既得化，所以这种调节和整合又是充满了欣喜和血泪的。
一是在权力市场经济或是计划经济形态里，社会的所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的循环和演变，都由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对商品进行的统一组织生产、对社会财富进行统一组织公配、对商品流通进行统一组织交换、甚至对消费也要统一组织消费。这种“权力”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进行如此极度干预的经济制度形态，在社会商品极度匮乏、社会财富极端有限、商品流通渠道极不畅通和社会消费能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包括战争年代），为了所有人的存活和发展，是即合情又合理的经济制度形态。当然，这种社会财富相对不足，国家又要办一些大事或是做大蛋糕，国家集中全国的财力就可以真正地做成一些大事情的。这也许就是由封建社会进入到“特殊的社会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无奈无助的必然选择吧！以说它是用“权力”等主导着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也好，你说它是用“计划”等规划指导、调节监督着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也罢，其根本也谈不是什么“主义”的灵魂附身的一种当时不得不选择的经济形态。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极大推动，及社会财富等的大幅增加，再固守原有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进行全面干预的方式方法是肯定适应不了调动多个积极性并以此推动经济加快发展的要求的。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谁在当政，这种调整生产关系并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是力度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种改革开放过程中，
首先，是“权力”在推动“生产”发展方面的作用。“权力”除了发挥自身集中财力办大事的重要作用外，还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环节极大地放松了管制，同时，还通过“放权”极大地调动了多个“生产者”的积极性，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商品生产，积累了社会财富，而且也为后面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权力”在推动“分配”方面的作用。为了调动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提出了“让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权力”通过对政策的调整也偏向或是支持了这少数人的先富起来的行动。除了靠勤劳致富等正常渠道外，更多的是靠着钻政策的漏洞或是依靠权力寻租等大富特富起来了。而这种社会财富的畸形或是不正常“分配”现象，再加上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对有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公共利益”的分配相对“生产”的严重滞后，也就出现了中国目前的分配不公和消费不振的影响社会稳定现象和经济发展滞缓的现象。
其三，是“权力”在推动“交换”发展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为了扩大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权力”除了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组织和投资外，还广泛地下放权力“调动多个积极性”参与进来。不仅商业流通领域最早实现了私营化，而且还广修铁路公路、发达电信通信等来货畅其流；不仅促进内需，而且还打开国门广泛引进引出，拓宽商品“交换”的渠道，使商品的“交换”过程变得不丰富多彩，而且还眼花缭乱。但“权力”也在这个商品“交换”的领域越来越失去了“权力”，而变得越来越“社会”化了。
其四，是“权力”在推动“消费”发展方面的作用。由于生产的发展，分配的增加，交换的通畅，为推动“消费”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但“消费”在商品“生产”相对充裕，商品流通的“交换”相对货畅其流，在社会财富一定的情况下，“分配”就是一个能否有效促进“消费”的大问题了。当然，“权力”为了刺激“消费”还经常运用贷款消费、开动证券市场印钞机发泡、发债等多种形式来预支未来，超前消费（这以后专题再说）。
当然，反之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或叫自由资本主义”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循环和演变的“比较浅尝辄止”作用。
总之，“社会市场经济”极端表现形式的“权力市场经济或叫计划经济”、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或叫自由资本主义”中的“权力”，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放弃或是收拢了一部分经济权力，同时又再生一部分比如审计、食品检验等等新的经济权力的过程中，转变或是转型到正常的“社会市场经济”形态中来了。虽然，达到“社会”对“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循环和演变的一种“互相有效促进的均衡状态”那种至高境界，是摆在所有当局领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但这种似乎还有些模糊的“至高境界”，必竟已在一些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有了很好的相对成功的尝试。
可以这样说，那种只为寻求最大利润化的单纯注重“生产”的那个所谓“资本主义”概念，已在“社会”对“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的有效”“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中，形成了一种“互相有效促进的均衡状态”中得到了有效改造并逐渐在走向消亡，并被更加准确反映和表现整个经济生活面貌和实际的“社会市场经济”概念所取代。这也许就是“社会”战胜“市场”的胜利吧！
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存在方式(3)
听婵释禅
人类自从封建社会的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等的互相封闭状态，迈向全方位的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等互通有无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的经贸往来的“开放阶段”，也就宣告了封建社会的结束和“社会市场经济”的诞生。但“初级阶段”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以“自由市场经济或是叫自由资本主义，及权力市场经济或是叫计划经济”的经济形态加以表现的。
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人们对那种善于运用股份制和资本市场，或是利用国家权力等方式凝聚资本，并能够较好地大规模发展商品“生产”、做大蛋糕经济活动的神奇力量，充满了迷信和崇拜，于是人们就把“资本和计划”这两个能发挥神奇魔力的词语，赋予了带有拜物教性质的“主义和权力”等的信仰色彩，也即被叫做目前比较流行的：“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称呼或是标志了。但不管它们是叫什么，也不管它们是由“资本或是由权力”来主导，它们所表现的当时经济生活运行状态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一本质却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也即都是在为人类能够更好地享受“衣食住行用等”在努力地忙碌着。
现代世界各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上脱离了社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那种““自由市场经济或是叫自由资本主义，及权力市场经济或是叫计划经济”的经济形态的初始经济形态。综合世界各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其至少应该说现代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达到了“中级阶段”的水平。目前，除了各个国家内部都在通过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等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进行宏中观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去完善“社会市场经济”外，再就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各国之间互通有无的更加密切的经贸往来，又使这种“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在以美元和欧元等为首的强势经济体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组织等为依托，对国际“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始终发挥着“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环节的巧取豪夺式的完全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也正是由于国际间出现了这些特殊的“经济规划协调组织”，才使得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这个可以超越国家界限的名词，更具有其普遍通用的概括意义。
一是在“生产，”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对中低层次的商品“生产”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和开放，使发展中国家沦落为通过消耗大量人力、资源并恶化生存环境的商品“生产”世界大工厂或是基地。当然，美国等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也负责一定的商品“生产”任务，但其“生产”的都有是高端、高附加值，并从品质上可以一当百、当千、当万的对应普通商品。也就是说，以中国等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已经获得了成为专门负责商品生产这种“特殊分工”的专业户。也正是由于这种商品生产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推动的商品生产的产能过剩化，也就加快促进了“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国际分工。
二是在“分配”方面，由于世界强势经济体在科学技术和金融资本，及制定规则中的主导和决定作用，因此，其就获得了主导和决定“分配”国际社会财富的这样一个“分工”的美差。美元和欧元体系利用其强势经济体的优势，将各国财富吸引或是强行拉入它们虚拟经济的大锅里，然后开动“机械的或是证券市场的双功能印钞机”搅动泡沫，其经济和人民就从这发起来的泡沫中获得收益和财富来购买并消费全世界人民为其制造的商品那样的幸福生活。而要打破这种由美元和欧元体系等建立起来的世界财富分配体系，就必须建立起以人民币为基本货币的“亚元体系”来与之分庭抗礼，进而获得一定的世界财富的“分配”主导和决定权。而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际间的“分配和再分配”都是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消费、稳定与发展”的大事情。这也是各个国家及世界上最为棘手的难题。
三是在“交换”方面，可以说，货畅其流的商品“交换”的软硬流通渠道的建立，历来为各国所重视，从小到螺丝钉的买卖，到大飞机大轮船的出口，再到短缺资源的大进大出的交易，以至再发展到整个大工厂大公司的搬家迁移式的贸易。从经贸政策和投资环境的越加宽松，到金融资本在各国间的纵横厮杀和掠夺，再到国家间经贸全方位合作的密不可分。从交易通道的小路小船小飞机小量的颠簸，到商厦购物城的林立兴起，再到大船大飞机高速路的陆海空硬件设施全方位高效率投入运行等等。人们为了打通“交换”这个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输出过剩的商品和资本，促进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演变，已经做了比其它三个环节都要好的积极工作。不过，有时这种在“交换”环节上下的那太多的力气，却又是那样幼稚和天真。一个不能在国内均衡“分配”以提升消费能力，又不能在国际上主导和决定国际财富的国家给自己多分，你修再多的飞机场和飞机，你建再多的公路铁路和港口轮船，你将承载什么呢？当然，强势国家无论是在“交换”的规则的制定和操作上，都有是占有主导和决定地位的。
四是在“消费”方面，就消费而言，人们可以通过国民经的一次二次分配来取得消费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贷款、证券市场印钞机发泡等来获得收入而增加消费能力，更可以通过在国际上处“分配”的强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收入来增加国家、集体及个人的消费能力。虽然说，生产、分配和交换都能有效地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最终目的“消费”环节的最终完成，并使之社会市场经济再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但“社会”在对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规划指导、调节监督，乃至法律法规等的界定规范约束”等的积极作用，并用以促进“消费”的最终完成方面，往往还是缺乏它应有的“公平正义”的权威和古道热肠。这种现象不仅导致了商品生产的产能过剩，而且还使在少数人掌握了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使消费不振，导致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不能良性循环和演变，使社会经济形成大生产、大交换和小分配、小消费的畸形发展状态，并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由于美元和欧元体系在世界财富分配中的强势地位，这就给这些国家分配了从证券市场等虚拟经济提款机里不断地提钱的工作，并在国际上就获得了专门负责“消费”这项幸福工作的“分工”。
总之，由于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发展，“社会”在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环节运行，也就按各经济体的强弱形成了各自地位不同的分工。这也是“社会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下的一种客观存在方式。
论社会对市场经济从“计划”到“调控”的演变（4）
听婵释禅
从人类形成社会以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或是朝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经济的程度各有所不同的“干预”。世界各个国家从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以后，由于其历史发展情况各有所不同，采取的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方式也各有所不同，西方社会采用的多是从封建社会向“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渐进式过渡方式，也即采用的是那种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少的被叫做“自由资本主义或叫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社会形态。
而东方的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在西方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或是自由市场经济”漫长而又迅猛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压力下，也从封建半封建社会以一个商品生产极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直接进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也即被叫做“计划经济或是叫权力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形态中。这种“计划经济”形态，在当时商品“生产”极不发达、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极为缺乏、商品流通的“交换”极不畅通，社会“消费”能力极为有限的特殊情况下，采用战争年代那种由“政权”进行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进行全面干预的“战时共产主义“方式的“计划经济”，也就是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等所不能不做出的必然选择。否则，就会因新的不公平分配或是灾荒饥饿等导致新的动乱和战争去达成新的“分配”等的平衡。
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或是自由市场经济”，经过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的渐进发展过程，特别是经过马克思所说的包括“生产过剩”等的危机的反复洗礼之后，也逐渐摸索出了那种只注重发展商品“生产”，而忽视对市场经济中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的疏通和循环的重视，进而导致的市场经济四个环节中断不能循环和演变是极其有害的，这也是导致其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本原因。于是其为了促进“生产”之外的另三个环节的与之均衡发展，除了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加强对国内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疏通和循环的全面“干预”外，再就是通过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往来来加大“过剩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而对于那些不同意其“过剩商品和资本”输入的国家，则就是采取断然并疯狂的“坚船利炮”予以打通。而这种现象无疑就是近代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循环和演变的发展血泪史。而象中国这样的商品生产的落后的封闭国家，正是这种以“鸦片战争”等为起点的被掠夺被压榨，且又不得不屈辱承受的对象之一。当然，中国等这些国家也在这种商品和资本输入的反复洗礼中也逐渐悟出了许多东西。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或是自由市场经济”演变到今天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级发展阶段，可以说，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所进行的全面合理协调性的“干预”，对其各环节的疏通和良性循环，可以说是起到了重要的决定和促进作用的。那成千上万部经济法律法规等就是对其“市场经济”的最“程序化”的规划指导、计划管理、调节监督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这也是其“社会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而东方以中国和苏联等为主，并采用“计划经济或是叫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则必然要随着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的不断发达、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流通渠道的不断拓展、社会消费能力的不断增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也要由宏观、中观、微观的全面全方位“干预”，逐步摆脱“微观”的事无巨细，并向宏中观方向转变。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等等。而这种政府转变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的政策调整或叫改革开放，从1949年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近30年来，这种政策调整和政府管理市场经济方式转变的力度更大一些罢了。
就拿中国来说，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政府再事无巨细地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不可能，这也不利于调动多个积极性，促进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演变和发达。于是，政府在对“微观”企业和农村土地等的“放手”的同时，也就必须再找一个能真正负起责任，并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的“下家”，尽管其或表现为叫做“承包制”的东西，或表现为叫做“私有私营”的方式，或是表现为叫做“股份合作制”的方式等等，但不管其各自效益效果如何，政府总归算是找到了管理微观经济的“下家”，而使自己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摆脱了出来，并切实向对宏中观或是政府该管的方面转移过来。当然，这种利益和政策的调整对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说，其欣喜和血泪的感受又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这样说，像中国和苏联等东方国家从社会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计划经济或是叫权力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的“中级阶段”过渡，虽然说也经历的时有的“阵痛”，但总体来说还算是相对和平顺利的。
虽然，政府从微观经济管理中逐步脱手退出后“下放给社会”一部分经济权力，但对宏中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却又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再生”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权力。而这种政府“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方式多是通过宏中观的间接方式来完成。如发改委、信产部和财政银行等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规划计划调节指导控制等，环保安全审计检验物价纪检税收法院等对市场经济的监督约束等的职能却是在不断加强和完善。这种新经济形势下的市场经济的“计划”，虽然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了，但政府管理调控市场经济的“实质”却没有丝毫改变。虽然从“计划”到“调控”在叫法上发生的这样的演变，也使人们对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的转变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有一点是那是必须要明确的，那就是任何的“市场经济”都不是无政府主义的，都必须要接受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的“干预”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政府的“干预”程度各有所不同罢了。否则，那就会成为一个乱套的并很容易引起动乱或战争成分加入“分配”等的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方式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调控”可分为“程序性调控和非程序性调控”两大类。对于程序性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来说，主要是指那些已经形成“经济法律法规”式的规范性文件，并由有关部门只要“按章办事”就可以有效“调控”市场经济活动的管理方式。这种利用经济法律法规“干预”市场经济的过程越多越成熟，就表明你这个“社会市场经济”越成熟越发达，权力从中“寻租”导致腐败的缝隙和漏洞就会越少。这也是西方国家成千上万部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成熟经济法律法规推动其不断向“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迈进的重要基石。当然，这种对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是要用通过包括执政党、人大或是议会、司法、及政府等的“大政府“概念去完成的。
当然，对于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调控管理”还在启蒙阶段的中国来说，不要说那程序性的管理调控市场经济的“经济法律法规”是多么的不健全了，就是成文的很多“经济法律法规”也是很幼稚并缝隙和漏洞百出，并为权力大量“寻租”创造了前提条件。比如一个经济案件，规定判刑五年也可、判刑十年也成的法律条文，这就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很大的腐败空间。同时，在制订过程中由于还经常受到即得利益集团的“干预干扰”，而总是缺乏那么点“社会的公平正义性”。再加上对经济法律法规执行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更使这种对经济“调控”变的更加远离国家的初衷初愿了。比如前两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不正是那种有利于房地产企业的“调控”政策条文执行不过夜，不利于房地产企业的“调控”政策条文被束之高阁吗！
社会对市场经济的非程序性“调控管理”，一般主要是指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小政府”，比如中国的国务院及以下各级政府等，来处理各种市场经济中“不经常发生”的经济事情或是事件，比如当前面临世界金融危机，为防止经济滑坡，中央政府做出的“扩大内需”的这种对“非常规”经济事情或事件的“调控”等，而必须采用一事一议的“个案”处理方式来出台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等。而正是这种在这地区放个项目也可、在那个地区投个项目也成，或是在同等条件下，让这个企业上市也可，让那个企业上市也行的等等需要一事一议“个案”处理的非程序性经济事情或是事件，也就为权力的“寻租腐败”创造了更多生存和发育空间。而这种“非程序性”经济事情或事件的处理在政府“调控”中存在的越多，其利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可能性越大。毫无疑问，只有不断地将“非程序性”经济事情或事件的处理，加快转变成规范严密的“程序性”的法律法规等的条文，交通过只需要“按章办事”就可以“调控”经济活动了，才能更加有效地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压缩腐败的空间，减少社会腐败对“社会市场经济四个环节良性循环和演变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人类社会所有经济形态所必须面对的“权力与市场经济”两个即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而就中国而言，这种社会市场经济由“计划”到真意义上的“调控”的演变过程的路还很漫长艰难，可以说是任道而重远啊！
总之，有权力干预的市场经济会产生腐败和社会财富的集中，而没有权力干预的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产生腐败和社会财富的集中，而这两者却都宿命地面临着政府因不能有效地“协调”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和演变，而最后走向或是垮台、或是换届的末路。千百年来，国家内部政府的改朝换代，甚至国家的灭亡等这一“千古难题或是怪圈”，不仅在封建社会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就是在现在的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未来充满了困惑，但人类社会却从来没有停止其探索和尝试的脚步。
论“封建市场经济”到“社会市场经济”的兴衰演变根原（5）
听婵释禅
遍览经史，穷根溯源，纵观千百年来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兴衰史，从总体上看，虽然各个国家的“土地”还是那片饱经风霜并经战乱洗礼的“土地”，“人民”还是那历经磨难并不断繁衍生息的“人民”，“国界”还是那虽历尽伸缩但终无太大改变的“国界”，但只有那管理各个国家的“政府或叫朝廷”，则是一方带着一套治国理念信心百倍地而来，另一方又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中谢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千百年来，国家内部“政府或叫朝廷”的改朝换代，甚至国家的灭亡等这一“千古难题或叫怪圈”，不仅在封建社会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就是在现代的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到目前为止，也还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千古一人的伟大智者毛泽东似乎已经快锻造出了那把能够开启跳出那个“历史怪圈”之门的钥匙，但时间没有给予这位伟大导师更多的时间。于是，历史也就又玩笑般地回到了那个“历史怪圈”的始点。
当听婵释禅在这里谈起“封建市场经济”这个令人别扭的名词时，不免会引来一片嘲笑声。也许是当一些概念在人们心里根深蒂固时，一切的相左相右的概念便都会成可笑之谈了。但人类必竟是需要用新的概念或是理念去解释和理解世界的，那参悟这世事真谛的“禅”，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是思想方法。
前面说过，所谓市场经济者，马克思所描述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也。在封建社会，一是社会的商品“生产”能力与现代社会相比是虽然是那样的弱不禁风、是那样的幼稚可笑和固步自封、甚至还可以嘲笑为小农经济的商品生产，但那必竟还是商品“生产”；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虽然是那样的由“朝廷或叫政府”的主宰并为所欲为的任意挥霍奢侈，是那的不合理不公平，并给人民剩下不了多少，但那必竟还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分配”；三是虽然商品流通因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的车马行担而“交换”的是那样不顺畅，并节奏缓慢，但那“交换”还是在那恶劣的条件下艰难地进行着；四是虽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也因难有隔夜粮，而使“消费”能力潺弱的在灾荒年月或是需要通过逃荒谋求生存、或是需要用“革命”来改变旧有的分配方式，并从中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的“消费”能力，但不管那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那必竟也是一种为了生存而战而斗争“消费”方式。而所有这一切，尽管商品“生产”能力是那样的薄弱；社会财富的“分配”是那样的霸道；商品“交换”的节奏是那样的缓慢；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是那样无助无奈的潺弱。但马克思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却是样样齐全，童叟无欺。你能说这种经济形态不是“市场经济”形态吗？
如果要说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封闭保守固步自封的、非社会化的、只注重分配和消费的、不注重科技进步用以推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的“封建市场经济”形态。而与之相反理念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开放进取并社会化的，即注重社会财富的社会化“大分配和大消费”，更注重运用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大交换”，还注重通过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的“调控”，去促进“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
但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还是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各个历史朝代，其都有一段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国防相对牢固的政通人和的兴旺发达时期，而且虽然那时的社会节奏相对缓慢，但一些有名朝代可以续延的“朝廷或叫政府”却是有着历时好几百年的存活期的。这也就是说，那个社会相对稳定的漫长时期里，“朝廷或叫政府”对那当时的“市场经济的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从而才保持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而各历朝历代的“朝廷或叫政府”之所以最后被带着新的一套治国理念的新的“朝廷或叫政府”所推翻并取代，其根本原因：除了外强的强势界入外，再就是其国家内部的统治利益集团只注重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消费”，而不注重扩大社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当然，外强或是外族的强势界入：一是因外强或是外族自身的“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强大了自己；二是因其经济的过不下去和军事的强兵独武而参与对别国或别族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或是叫掠夺经济。而这种掠夺经济在当代的表现方式，那就是“过剩商品和资本”大进大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式的对别国或别族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
而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集团对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的血腥残酷疯狂掠夺，也就导致了社会财富大量地向社会统治集团和社会精英集团的手里“集中”，虽然他们也极尽其挥霍奢侈之能事，但因其具有几辈子也花不完的财富，及其人数太少而显示了其“即期消费能力”的微不足道，但却因此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从而也就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滞缓或是倒退。这种由于社会财富的“畸形分配”，导致的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并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难有隔夜粮的“极度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于是也就为社会提出了需要改革或是改变这种“畸形分配”社会财富的制度或是格局的你死我活的尖锐问题。而那些顺应时势，并提出一套新的治国理念和承诺可以使人们获得公平分配享受幸福生活的社会精英集团们，就开始了他们一呼百应的改朝换代的革命了。
可以这样说，历朝历代的“朝廷或叫政府”，多不是因为商品“生产”的不发达，也不是因为“交换”的不畅通，更不是因为“消费”能力极其有限而倒台和更替，而是因为那个使所有社会利益集团都不能不利令智昏的“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而倒台和更替的。那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警语，用在这里那就是：“成也分配、败也分配”。千古一人的伟大智者毛泽东正是看到并试图抓住“分配”这个牛鼻子重要环节，并寄希望使整个经济社会纲举目张，以期跳出那个可以导致“朝廷或叫政府”倒台和更替的“千古怪圈”。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他当时试图用“斗私批修和艰苦奋斗”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等来消除和遏制千百年来包括精英集团在内的人类追求“荣华富贵、扬名立腕”的根本“人性”，却因自己不能给周围人带来“荣华富贵和扬名立腕”的机会，而使自己最后成了周围没有支持者的孤家寡人了，虽然他老人家最后还是通过他一直关照的工农大众的力量夺回了权力，但时间再也没有给他更多机会去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一生的追求了。而他老人家的接替者却又鬼使神差懵懵懂懂地重又跳回了那个“千古怪圈”里来了。这与其说毛泽东的悲剧，倒不如说是“人性”的悲剧。
自古以来，不管是那些王公贵族、官宦大夫等组成的社会统治利益集团，还是由工商企业土地主、各色能工巧匠等组成的社会精英利益集团，其各自就象大小不同的储藏社会财富的“钱库”一样，其或是依劳动技能所得，或是巧取豪夺，或是血腥残酷疯狂攫取。当你看到一个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在边吃边玩的谈笑间一不小心就贪赃了四个亿的时候，你就不会怀疑这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速度和能量了。而随着这少部分人的各自“钱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即社会财富的向少数人手里的更加集中，但其又“即期”消费能力极为有限，于是整个社会无论是封建市场经济也好，还是社会市场经济也罢，由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缺少或丧失了其应有的“消费”社会商品和劳务等的能力，而使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循环和演变”就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断裂，因而也就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并激化。当然，当战争铁蹄或是各种危机或是斗争从这些“钱库”身边掠过后，除了这些“钱库”会空无一物外，再就是这些“钱库”的守候者往往也要为之走进监狱或是搭进性命。这种历史的循环往复，从古自今概莫能外。
而当今社会，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声响起后，并紧随其后的对这少数精英利益集团和统治利益集团各种优厚政策措施支持和扶助等，也就真得使社会重新踏进了那个“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集中，若得不到妥善的“调控”，将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循环和演变”遭受严重破坏和断裂的后果，并跳进那个可怕“怪圈”之中。而所有的这一切，不仅是人们追求“荣华富贵、扬名立腕”根本“人性”的张扬和胜利，而且也是“朝廷或是政府”不得不屈从于这种“人性”追求的妥协和无奈。尽管当今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竟然能够奋不顾身地从财政收入中拿出80%的比例想去抚慰和缓解这“畸形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和可能给社会的带来的危机，但又有谁能阻挡和改变这种资本对社会财富的“天然”的血腥残酷疯狂掠夺的本性呢？当你看到证券市场上资金大锷横行无羁、巧取豪夺而小散们的涕泪交加，但人家又没违反规则的那种得意忘形的身影时；当你看到银行和资本市场等嫌贫爱富的对优秀企业锦上添花式的贷款和融资时；当你看到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循环和演变中对稀缺资源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潜规则的盛行和漫延时；当你看到土地将因流转而必然要产生新的赤贫时；当你看到那无数的工商企业主和各色能工巧匠等的家业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时。。。。。。
而所有的这一切，在现有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即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合法，又是那样的理所当然，并令人当仁不让，但也正是这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加速集中”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也就带来了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严峻并尖锐的社会矛盾积聚并待时激化。但愿人类能找到更好的办法，使其跳出那“千古分配的怪圈”，不再给社会造成重新洗牌的伤痛和浩劫。
总之，“社会市场经济”在抛弃了“封建市场经济”的封闭保守固步自封和非社会化、及只注重分配和消费的、不注重科技进步用以推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等的缺点和弱点后，也极大地发扬了其开放进取并社会化的，即注重社会财富的社会化“大分配和大消费”，更注重运用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大交换”的长处和优点，但无论是哪种社会经济形态，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都会遇到“分配”给社会带来的““千古怪圈”的难题。政府如何利用“调控”艺术促进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并缓解“分配“瓶颈对社会和经济的伤害，则是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重托。2008.11.12
论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如何主导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6）
千古一人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屹立苍穹，俯视人间，穿越时空，洞阅古今，以其敏锐的天才洞察力总结出了历朝历代不停地循环更迭“历史怪圈”的症结所在，也即“成也分配、败也分配”，并用他老人家的伟大实践探索着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跳出那个“历史怪圈”的法门。而他老人家在一片废墟上以其相对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来“统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共同发展所创建的一整套社会市场经济“分配制度”，不仅是成功的，而且也为未来中国的稳定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当时的体制也有不能调动多个积极性发展商品“生产”做大蛋糕，及有效扩大商品流通“交换”领域促进消费增加就业，并使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加速循环”的弊端。但他老人家必竟是找到了一个整个社会大家庭全体社会成员如何“和谐共处、相对公平地共同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富裕”的人类终极追求目标。
一个社会，无论其经济有多么发达、经济总量有多大、社会财富的总额有多么惊人，只要这一切是为少数人的发达、是少数人的经济总量、是少数人的社会财富，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是一个可以和谐共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更不要说因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而导致的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难以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以至破坏和断裂了。而由此导致的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各种社会危机对社会的进步和谐发展所造成的伤害或是重新洗牌，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因此，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就必须以其博大的胸襟、视野和气度，而不是穷凶极恶的态度和鼠肚鸡肠的短视，去“主导”社会财富的相对公平正义的分配。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学习并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当年所创建的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里的合理内核，同时还要认真吸收西方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这个中国人的徒弟们，那些更加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里的精华。
一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和合理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来建立和完善国民经济初次分配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格局。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下，其各环节已“演化”出与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相关的诸多有如教育、医疗医药保健保险、玩耍娱乐游乐网络、、银行证券市场等等的产业和行业，这就为在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大量排斥劳动力重新找到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商贸服务证券等领域，更是为就业提供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为了扩大就业面，使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主要分配渠道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时代的“高就业、低工资”都有饭吃的分配政策，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当然，这种政策也一直是精英利益集团最为反感，并千方百计百般技俩并已经彻底摧毁的政策，那种减员没增效，而是把那减下来的工资等费用变戏法式地合理合法地整到精英利益集团手里了，等等。社会精英利益集团这种整日叫喊个不停地使出“叫唤的猪有食吃”招法，确实叫开了分配政策的“倾斜”之门，于是那个对社会并不见得就做多少贡献的平安老总们就堂而皇之地拿起了他们那天文数字的工资。社会精英利益集团这种只顾往自己碗里扒拉肉，而不顾其他多数社会成员死活的做法，不仅是其自身利益集团的不自律和短视，而且更是政府“调控”的失职和放任牵就。而这种精英利益集团的示范作用，又诱导了统治利益集团的攀比，并需要通过潜规则等的腐败形式来给自己的集团进行补偿。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紊乱不公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使社会“消费”受到极大影响，给正常的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国家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以此来调节和弥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带来的“够不着”和缺陷漏洞等。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必须“主要”用于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在比较成熟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里，其财政收入一般“主要”是用于国民经济的二次分配的，并以此来调节和弥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带来的“够不着”和缺陷漏洞。比如美国就用财政收入的80%来做这项工作。这无疑也是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终归宿。看来，老师回头再向学生学习也不是什么很难为情的事。
而商品的“生产”、商品流通的“交换”、及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等的投资，则只要是该项目可以“赢利”，就必须放给银行、资本市场和股份合作集资等去融通资金来解决。象这次拉动内需进行的依靠财政手段建什么铁路等大量可“赢利”的项目，就显得国家财政收入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就是有点无的放矢了。而目前许多拉动内需的项目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当务之急，没看到中国的许多“产能过剩”商品生产项目等正在不断地向一些更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吗？
我国经济社会经过近60年的发展，已不是昔日那种不管是什么项目都必须需要通过集中国家财政收入或是财政手段去进行建设的时代了，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多元的投融资体系的建立，已为“可以从中赢利项目”的投资奠定了坚实的的基础。就拿国资委来说，其下属的那此众多超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能力又有什么项目做不了的呢？因此说，下一步的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就是要对于那些用财政收入或财政手段直接参与“可以从中赢利项目”的投资体制的改革，这也是真正需要攻坚的最后堡垒。当然，这种改革是困难重重的，因为那里有太多的权力“寻租”利益在里边。但不管如何，国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用以调节和弥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带来的“够不着”和缺陷漏洞的本来面目是必须要及早恢复的，而现在政府诸多“不务正业”的投资等的职能也是必须要及早加以转变的。也正是这种国家财政收入的不务正业，才出现了那诸如令人们叹息的哭着喊着搞什么“希望工程”的闹剧了，而这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去干了什么事呢？
其次，是要找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的合理归宿。国家财政收入除了要用于“大政府”及其需要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及国防建设等外，再就是要“重点分配”到教育、医保、社保和住房改善等方面上。虽然这些方面国家财政收入目前都有所投入，但力度还很不够。可以这样说，少收或是不收费的教育，就相当于给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够不着”的“学生职业发了工资”，当然这里是包括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等的大教育；医保、社保和住房等的扩面和增加财政补助额度更是刻不容缓。而这类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沾着光的“社会公共福利”，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的重中之重，而且这也就相当于这些“补贴进去”的财政收入或是即期、或是长期地进入到了“消费”领域，从而成为保证全社会这“一大块”稳定的“消费”推动着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的“稳定”力量和动力。而人们从这些后顾之忧中解脱出来后，也就敢干把家庭的大多数收入用于其它方面的消费了，从而进一步拉动消费促进社会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更加合理良性快速循环。
当然，就农业而言，由于要牵就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等，还不能通过过快的涨价去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并增加收入，那也就只好通过财政收入补帖的方式来为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农业产品的低价格来由国家部分买单了。
三是政府税收制度改革必须向鼓励“消费”、压制落后产能运行和缓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方向发展。这次拉动内需的降税政策措施，有很多是该降的没降，比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而不该降的却降了很多。消费一般分为生活消费和生产资料消费两大类。其实，消费的不振从根本上说：首先，是因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少数人手中有巨量的消费资金却消费不足，而另外的大多数人手里没钱而没有消费能力；其次，是由于有教育、医疗医药、社会保障等的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或是正在用家庭的大多数收入在进行着这些项目的消费而无力消费其它商品，至于住房先贷款买房的相当一部群体，那就是正在用大部分收入在还贷款呢，而没买房的也因房价太高或是收入有限而使房产市场不象以前那样火爆了，但这种状态好象还真是一个很正常的消费状态。以前那种大家一起头脑发热的预支未来、超前消费的消费方式，即给房地产业注入了泡沫，也给后来的正常家庭生活带来收不抵支的尴尬。其三，是生产资料消费因国内相对的商品过剩和产能过剩而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又非常不足，而无法拉动企业等的消费。
所以说，政府税收扛杆给那些已经卖不出去产品，或者是说社会已没有消费能力去消费那些企业的产品了，你就是给它减些税又能顶什么用呢？其只不过是再多生产一些过剩产品堆在那罢了。而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上面所提到政策措施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最终消费能力才是上策。否则你修再多的铁路又有谁去做呢？当然这种投资也是会“即期”保持一定的就业而增加一定的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消费能力的，但那必竟不是当务之急，更不是拉动消费的治本措施。同时，还必须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用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压制落后产能运行及污染企业等到来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总之，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向“中级阶段”过渡的进程中，不仅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发展速度来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就业，来顺利完成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来富裕国民，而且还必须要通过转变政府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方向的职能，使之真正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和弥补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带来的“够不着”和缺陷漏洞，并完成国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历史使命。
200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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