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制度创新及其危机
华民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6月
中国已经决定参与全球市场经济的竞争，但是竞争的性质与规则本身却正在变化之中。导致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仍然被资本主义控制着，而资本主义本身正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爆发而处在急剧的变动之中。因此，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保证中国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因素。
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
尽管资本主义是在市场经济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的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最好的“工具”，但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布罗代尔，1976年）。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加区别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然而，当我们把视线移向更为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就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比资本主义要古老得多。
市场经济是在货币和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货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货币的发明加速了社会的交换行为，而交换恰好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至于城市，乃是有形市场（人类最初创建的市场都是有形的）的孕育地与集中地，并且还是市场发展的强劲助变的增值器。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城市与货币造就了市场经济和人类生活的现代性。历史的进程表明，城市与货币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发动机，而且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显示器（布罗代尔，1976年）。
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是市场交换行为的一系列质的变化所造成的。对此，马克思作为最完美的分析。人类最早的交换行为是物物交换，马克思用公式表示为："W-W"。随着交换的发展与货币的发明，便有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其表达方式为："W-G-W"，其中的G代表货币。由于货币的加入，从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当人们把货币当作资本，而不是交换的媒介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时，资本主义经济便产生了，用马克思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被简单地描述成这样的经济过程："G-W-G'"或"G-G'"，其中G'=G+△g（马克思，1871年）。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找到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其一，是交换的目的。市场经济是以不同的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的经济，而资本主义则是以追求价值增值为目的的经济，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其生存的土壤的。其二，是交换的方式。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是简单的、低级的，其典型的存在形式是集市与各种初级交易，而资本主义的交换方式是复杂的、高级的，其典型的存在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交易会和交易所。以上两个方面的区别给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投资和获取利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利用发达的交换系统和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积累连续不断地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以，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工具是货币与城市，那么资本主义的基本工具就是投资和积累。
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没有能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两个：其一，是缺乏社会积累，特别是资本的积累，这可能与缺乏所有权有关；其二，是没有发展出高级形态的市场交换体系，这可能与习惯有关，也可能与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有关（布罗代尔，1976年）。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封建主义废墟上诞生的，以市场经济为其工具体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比以往任何经济时代的发展动力更加强大。
这种强大的发展动力首先来源于它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1930年）。在中世纪，贪婪是万恶之首，商人是绝不可能取悦于上帝的。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视贪婪为美德，而商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也就成了最能取悦于上帝的人。当这种意识形态被社会普遍接受以后，追求个人消费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范式。按照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不仅有权力，而且有义务尽可能地赚钱。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或信念，资本主义的激励结构就没有意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会变得毫无目的。
所有权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时代里，没有所有权可言。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以及高利贷等方面所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望的角色，而将在贵族中盛行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第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在印度和伊斯兰国家，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最终总会被集权的国家所制服。这种政治权力高于财产所有权的制度显然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建立起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制度。就所有权不是单方面的宣布，而是相互之间的承认而言，所有权就好比是一种社会契约。因此，一种有效的所有权必须得到法律（宪法秩序）的认可与国家政权的保护。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并充当资本主义的保护人。建立所有权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财产的安全，从而使得财富的激励与财富的积累得以实现，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利•勒帕日，1985年）。
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还来之于市场的垄断。过去，人们通常把竞争与垄断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两极。例如，以撰写《新工业国》一书而出名的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作过这样的划分，他把具有市场控制力的大企业集聚的部门称为垄断部门，而把受市场控制的中小企业集聚的部门称为竞争部门（加尔布雷思，1973年）。但是，这样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根据本文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竞争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而垄断才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化”的经济，而垄断是符合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化”这一内在要求的。垄断一旦形成之后，留给后来者的道路就只有一条，那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熊彼特式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一种“毁灭性的创造”（科纳，1986年）。正是这种“毁灭性的创造”掀起了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革命与重大的技术创新，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因此，市场经济中的，那种仅仅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毁灭性创造”相比，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与程度上是无法相比的。
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还来之于其独特的增长结构。这种独特的增长结构就是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吉尔平，1987年）。远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自中世纪、甚至古代社会起，世界已经分成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实现集中和结构紧密结合的经济区，它们各自占据着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相互之间进行着极其有限的交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相互独立的经济区域逐渐地地被组合成为一个具有等级制特征的世界经济。处在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经济的统治尖顶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而大量的外围地区则处在被统治的基层。等级制也许不是资本主义的创造，正如资本主义没有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但是资本主义肯定需要一种等级制，否则它就将无法实现财富的积累，这是因为公平的财富分配是不利于财富积累的。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到凯恩斯的时代，直到今天的新经济时代，富国与穷国并非一成不变，但是这种变化仍然发生在上述的规律之中，即：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仍然继续分化为富贵与贫贱，它在结构上仍然是“中心－外围”的组合。那么中心与外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心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中心依靠外围的供给，外围则依靠中心的需求，中心借助于这种等级制的，并且是不对称的依赖关系而向外围发号施令。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增长结构会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就像一座大厦，它的成长高度取决于它的基础的深度。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只有把越来越多的外围国家组合进它一手创建的这个等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它才能获得新的成长空间。早期资本主义多次发动的殖民主义浪潮和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无不表明它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并且是不断扩张的空间。在一个狭窄的经济空间内，资本主义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根源于追求利润的意识形态与所有权的激励；以垄断为基础的“毁灭性创造”和等级制的“中心－外围”结构则拓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空界限。
三、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资本主义利用了市场经济，继承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它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并且还需要社会的积极协从和世界经济的默契。只有如此，它才能成为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直至变为政治秩序和社会文化的一种现实，即成为所谓的正统。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讲，资本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出色的制度创新，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区别于，并且优于以往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
1.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
从宗教到科学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完成的最为重大的制度性创新。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古代文明中，大都存在着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们通常都是属于宗教性质的。它们阐明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物质宇宙的运行，到证明统治的正确性，直到社会日常生活和态度的每个细节。与此相反，资本主义认为这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世界观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文化。为了寻找韦伯和熊彼特所说的合理的资本主义文化，首先是在寻找宇宙运行的合理解释上，资本主义开始转向科学，而不是采用宗教的宇宙论。这一转变，使得人们最终从一切固有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进入自由运用智慧的新时代，从而促进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科学的发展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和谐匹配，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具备了战胜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能力（莱斯特•瑟罗，1996年）。
2.国家制度的创新
国家也比资本主义古老得多。从理论上讲，国家制度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无政府国家；亚当•斯密型小政府国家；柏拉图式公仆政府国家；专制主义国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官僚政府国家（查理斯1977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前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是专制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则是代议制官僚政府国家。尽管资本主义代议制政府在追求官僚阶层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与专制主义国家在追求统治者收入最大化这一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两种国家制度在性质上则是截然不同的：在专制主义国家里，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包括资产阶级）是没有发言权的，国家对金钱世界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由于缺乏法律，政策是不连续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为维持专制政权，国家倾向于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反，在资本主义代议制官僚政府的国家里，资产阶级获得了绝对的发言权，为了减少投资的风险，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有连贯性的经济政策及各种具体的制度来减少各种投资活动的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限制还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治还是法制、经济政策是否连贯等要素，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
3.等级制框架中的个人自由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虽然继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并且充分地利用了它，但是，资本主义在继承传统社会等级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在等级制的框架中导入了个人自由，如可以自由处置的财产、自由的企业、自由的劳动、自由的贸易和自由的市场等（韦伯，1923年）。所有这些个人自由无非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创造一个要素与商品可以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以便让资本自由地获取利润。为了实现这样的自由，就必须剥夺国家的经济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将社会的政治权力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加以分离。只要国家仍然象中世纪以前那种专制主义的国家一样，继续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那么就没有经济自由可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是等级制框架中的个人自由，因此，这种个人自由是有条件的或不平等的。简单地讲，一个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的自由与一个资本家选择投资项目的自由并不是等价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处在两个不同等级上的自由。只有就劳动者与资产者在进行自由选择时都得对自己的决策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个人自由才有相似之处。
4.自由的企业制度
人们在谈论英国产业革命的时候，往往只强调技术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制度因素的巨大作用。其实，很多的历史事实表明，技术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技术只有当其与先进的意形态与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英国的产业革命固然有赖于蒸汽机的发明，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试想一下，在男女两性自然分工的家庭经济中，或在中世纪的手工作坊经济中，会有蒸汽机技术的使用空间吗？古代印度、埃及与中国都有许多重大的技术发明，但是，均因缺乏能够容纳这些新的技术发明的意识形态与企业制度而未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活动单位相比，至少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1)企业规模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而这是有利于大规模生产技术的运用的。资本主义最初的企业大都是个人所有的企业，受资本积累的限制，个人所有的企业无法适应大规模生产发展的需要，于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合伙制企业的过渡之后，股份制企业便应运而生了。股份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性质，即自然人的企业开始转变为法人治理的企业，并且，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因不再受自然人生命周期的限制而延长了。
(2)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当股份制把资本主义自然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变成法人经营管理的企业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阿尔钦等，1972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一个职业的企业家阶层，并通过企业家而把“管理”这个崭新的要素组合进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过程。由于企业家的收入是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成长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像熊彼特所说的那样，企业家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去发现潜在的利润，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而把它们变成现实的利润。企业家的出现进一步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分工，即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造成的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分工，在企业家成为职业经营者的同时，资本家则成了职业的投资者。从此，不是要素，而是企业成了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对象。对企业进行投资是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的，因此，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必然会造就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发达的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为企业的大规模投资解决资金来源，而且也可以为创新企业提供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这样，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特征形成了：大规模生产与接连不断的创新。
(3)组织对市场的替代。根据著名的“科斯定理”（罗纳德•科斯，1937年），资本主义的企业首先是一个组织，从而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微观经济机体。组织是有成本的，利用市场机制也是有成本的（科斯将其称为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在组织内起作用的是行政命令，因而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相比，组织的成本通常总是要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用企业来替代市场是有利可图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科斯把企业定义为对市场的一种替代。比如，当一家企业的中间品投入是来之于其所有权控制之外的其它企业的时候，该企业为了获得这种中间投入品，就必须支付包括寻找中间品供应商、确定供货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商品的质量与价格、以及由供货商违约所造成的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市场交易费用。但是，如果当该企业利用组织来替代这一市场交易过程时，其方法是对中间品供货商进行所有权控制，借助于这种控制而把中间品供货商变成该企业组织内的一个分支机构，那么原先发生的市场交易费用就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远较市场交易费用要低得多的组织成本。考虑到组织成本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而增加，因此，用企业来替代市场，或者说企业扩张的边界也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就处在企业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相等的那个均衡点上。从资本主义企业的以上特点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获取利润的一种工具而已，当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要求时，资本主义就会毫不犹豫地用企业组织来取代它。
5.雇佣劳动制
劳动是对于自然材料和能源所进行的一种目标明确的、工具化的改造。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制度，从而把劳动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增值活动。所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工人在再生产资本时，总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即工人自身的依附性。但是，与传统社会，特别是农奴制社会相比，这种依附性是有质的区别的。在农奴制社会里，是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决定了劳动财富的依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依附，而不是一种人身的依附（马克思，1871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区别，才有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没有直接人身依附的“自由劳动”与有直接人身依附的强迫劳动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创造出高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劳动生产率的原因大概也就在于此。在雇拥劳动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资本对劳动控制的程度。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能力越强，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发展得越快。反之，则相反。举目当今世界，美国的经济增长迅速之所以快于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日本等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在美国，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大，以致资本可以通过随意地解雇劳动而迅速地实现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资本主义本来就以能够出色地跟踪社会收入的变化而出名。每当收入增长或收入分配有了变化，市场的需求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就会针对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迅速地对其所控制的生产结构加以调整。但是，与其它国家相比，由于美国企业解雇雇员更加容易，因而美国在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时，它作出的反应也就更快。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是有危机的，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一种悖论式的发展趋势，即：一方面它使劳动集中化和集约化；另一方面它又使得劳动变为多余的。在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大约有5000万人不得不离开欧洲，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他们到北美和澳大利亚，部分人到南美和非洲进行殖民活动，为世界的欧洲化，为世界市场的扩大，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给土著居民带来了悲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后果。而今天呢？在经历了充分就业的“黄金时代”以后，除了美国之外，到处是大规模的失业。于是，一个已经被人遗忘多时的问题重又被提了出来：资本主义还能生存下去吗？
四、资本主义正面临新的危机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进入21世纪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是全面的、深刻的和带有根本性的。面对美国如火如荼的新经济，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当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下面，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对21世纪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加以分析。
1.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新的技术变化无法匹配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相匹配时，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繁荣，当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不相适应或不能匹配时，经济就衰退，社会就停滞。今天，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基本危机，恰好就是其过时的意识形态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无法适应或匹配。新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由知识要素驱动，并以因特网为运作工具的经济。从新经济的这三个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信息技术，或者是可以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的知识，还是因特网本身，它们都不再具有纯粹私人产品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具有非排他性，就是具有外溢性。这意味着新经济时代的许多核心技术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非盈利性的公共投资，而这与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莱斯特•瑟罗，1996年）。因此，资本主义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对新经济的核心技术进行投资，这不仅是无利可图的，而且也是与资本主义的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资本所有者决定放弃对新经济的核心技术加以投资，那么，资本主义就将因为无法控制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而被潜在的新制度所替代。在今天的美国，绝大部分投资于网络公司的资本颗粒无收，从信息技术到因特网建设的许多基础性投资来源于政府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增加社会知识存量与流量的教育投资也大部分来之于政府的公共支出，所有这些事实无不表明，资本主义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资本主义无法获得社会新的生产力
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曾经拥有过一切，从土地、原料、雇佣劳动、机器、厂房、流水线、资本市场直至国家机器。但是，自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资本对最新生产力的占有能力却显著地下降了。究其原因，就在于最新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价值创造力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再是以上所列的各项（当然国家是必须除外的），而是人格化的知识存量与流量，即人们所说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资本可以直接占有的有形资本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第一，人力资本不能被占有，而资本是不会对不能占有的东西进行投资的；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周期通常总是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允许的时间周期来得更长，这也决定了资本是不会对人力进行投资的；第三，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在某种社会环境中进行，如学校教育等，但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体制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因为这是一种非市场的环境，没有价格信号，且具有很高的时间贴现系数，因而是充满风险的，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只在投资回报率与风险利率相等时才会进行投资。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也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公共支出。总之，财富的类型应当包括：自然资源型的财富与人力资源型的财富。资本主义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既然资本不愿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那么资本也就不能获得人力资本这种新的生产力，既然人力资本的投资与资本无关，那么资本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今天，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到处可见的、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巨大知识财富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有人把他们定义为“知本家”）与资本所有者分享企业所有权的事实，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正面对着无法控制与获取社会新生产力的危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新经济时代，新的核心战略资源来源于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投资，但资本所有者不会对其进行投资，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终结了？人类的科技进步达到今天这种境界，已经对社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必须创造一种不是以机器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却是一种以物为中心，不惜以人的牺牲为代价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既定目标的制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再次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3.旧矛盾的新发展
资本主义为什么要不停地发展，以下两个因素起着十分重要的的作用：其一，是其内在的利润驱动；其二，是为了解决存量财富分配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就必须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使这一问题控制在资本主义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由此可见，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既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又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资本主义主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新经济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从而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与生俱来的矛盾发展到了更加难以应对的程度。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不愿对人进行投资的，而新经济时代的财富分配却越来越取决于人们能够拥有多少知识存量与流量，即人力资本的多少。这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已经越出了资本主义可以控制的范围。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过去，资本主义还可以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增量财富的创造，来把这一矛盾控制在资本主义本身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但是，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具有获取社会先进生产力的能力，所以，资本主义想要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达到控制上述矛盾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小了。正如布罗代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仅靠资本所有者的支持是不够的，它需要社会的协从与整个世界的默契（布罗代尔，1976年）。但是，当社会的财富分配达到如此不公平的程度时，那些处在极端贫困状态的人们与国家还会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吗？
4.来之于经济全球化的危机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外部性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当欧洲列强把自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银贵金属经由贸易或战争而集中到欧洲的几个点上时，欧洲国家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世界的外围国家却走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所产生这种外部性，至今仍然限制着许多外围国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外部性表现为对外围国家各种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仍然是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的。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需要有一个外部世界来承担其必然会产生的外部性成本。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以世界为其存活范围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欧盟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推行其全球发展战略？说到底，就是为了获取更为广阔的市场和释放外部化成本的巨大空间。尽管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理解，但经济全球化的构成要素则是非常明确的。简单地讲，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包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战略、以及由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等三个基本的要求（里斯本小组，1977年）。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指的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产业革命导致的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商品、货币资本和人员交往方面的空前频繁。用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整个地球变小了，整个世界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观战略是指西方的资本方面，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与西方政治家推行的全球化方针。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与主观战略的相互结合则构成了今天全球化发展的实际进程。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们的回答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会减少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外部化成本的释放空间。尽管在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还没有达到其极限值，但是，今天这种远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确实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发展的危机。
5.资本主义是不同制度竞争的最后胜利者吗？
从历史上来看，外部的军事威胁、内部的社会动乱和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一个现存的社会制度被否定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资本主义兴起、兴旺和衰落的原因。当资本主义逐渐进入其成熟期时，其内在的各种弊端便开始一一暴露。于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替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便先后产生了，后者在今天被人们称之为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特别是当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出制度之果时，即：苏联与东欧各国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少的西、北欧国家又根据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便开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面对来之于左右两个方面的制度竞争，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其制度的兼容性而取得了竞争的暂时优势（布罗代尔，1976年）。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兼容性根源于它的唯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就是一切，而手段则是次要的。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可以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可以继承中世纪的等级制，可以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保留封建特权，直至保留皇室与贵族，只要后者愿意妥协。因此，当共产主义与第三道路的意识形态产生以后，特别是当它们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存在时，资本主义便开始积极地吸纳这两种制度中的可兼容部分来增加自己在不同意识形态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例如，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创立了公共老年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制度；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11年就怂恿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失业保险制度；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设计了带有浓厚计划色彩的新政，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拯救了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没有遭到来之于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的威胁，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事实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理性发展的制度约束。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欧洲在新经济发展方面的落伍，有许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失败了，福利国家破产了。这使得资本主义急于摆脱那种由不同制度竞争而造成的制度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不仅恢复了以往的本性，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么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回答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将因此而趋于激化。曾记否，古代埃及、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它们的解体或崩溃，都不是因为存在外部的竞争者，而是因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科学与技术的变化。同样，当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多种制度的兼容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当今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相适应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又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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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复旦学报社科版2000年6月
在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时，有一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探索自身的发展规律，针对各种新问题，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马克思早已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83]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前，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将不断发挥出来，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其自身发展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也是促使其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的重要手段，但同时，“在资产阶级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p279]，所以，这种生产力发展其实也促使着资本主义走向灭亡，最终将成为资本主义胎胞里成熟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这种调节、改良和改善对于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又要认识到这种调节、改良和改善并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针对自身发展的问题所采取的相应对策。
1.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知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应。在18、19世纪，是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工业化解放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使其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从而领先于其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样是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30年代那种经济大危机的周期性作用，使经济危机的周期拉长，危机程度也相应减轻；目前的所谓“新经济”带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繁荣，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正是80年代以来的高科技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摆脱低迷、滞涨的经济增长状态。然而，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快速发展都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变革，资本主义将因其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发展问题，甚至出现危机。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资本的外壳不相适应时，即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临了”[1-p83]。资本主义当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因此，也不得不对其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情势下，更是如此。
2.稳定社会、维护统治的现实要求。由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资本主义无法改变其剥削压迫工人阶级、榨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本性，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和激化，如果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将最终危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所以，为了稳定社会、维护统治，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譬如，通过工资决定形式的改变，缓和劳资矛盾；通过建立失业保障制度，防止产业后备军队伍的扩大；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减少社会冲突，缓和社会矛盾；等等。“他们明白自己的长久生存取决于消灭产生革命的条件，而且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遭到威胁，这些事情就都不会发生”[3-p4]。
3.对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出现，对资本主义来说，无疑是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为了能够和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千方百计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剿”、“演变”之外，也不得不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甚至借鉴社会主义的诸多主张为其所用。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世界范围的两大社会阵营的较量。甚至，前苏联的解体、前东欧国家的演变，都被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第二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资本主义的波动时期；第四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时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期，即欧洲工业化早期的18、19世纪。尽管当时的资本主义尚处于上升阶级，但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揭示，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而信奉亚当·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分析，得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从1825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几乎每10年重演一次，分别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和1873年。19世纪后期，尽管有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工业化，但仍然无法规避规律的作用，最终导致了1919—1933年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几乎使资本主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至今，许多人仍不免谈“大萧条”而色变。这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不反思自身的发展，并开始采取种种对策来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1.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改良。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从开始一直到本世纪初，基本上是遵循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即一切经济行为由市场调节，经济发展完全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这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和缺陷。主要是，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也不能保证全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而市场竞争的发展必然导致垄断，垄断又反过来制约市场机制。更重要的是，市场竞争导致两极分化，而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自动调节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因而，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突出、尖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不断陷入周期性的经济运动之中，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19世纪几乎每10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规律的作用，而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危机则是这种市场机制失败的彻底暴露。因此，要改变这一切，就不能放任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有市场外的力量加以干预，主要表现为运用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甚至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譬如，在美国，本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了反对企业垄断的运动，产生了现在的反托拉斯法；“大萧条”促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抵押保险、失业救济、财政与货币控制及其他形式的条例来稳定经济；60年代，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引出了一系列新的“立法”，以避免环境污染、伪劣商品、工伤事故等问题。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运用经济计划的手段来调节经济的运行，当然，这种经济计划是指导性的，编制过程具有协商性质，计划执行也比较灵活。事实证明，这种经济计划对于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企业形式、企业结构和企业的组织形式等方面。从企业形式上看，是国有企业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重要形式；从企业结构看，是大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而大企业往往属于国有垄断企业或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企业；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是股份制成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样一种企业形式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值得指出的是，许多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实际上是使资本社会化，而资本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这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
3.管理机制的调整。和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化相应的是企业的管理机制的变化。传统的企业管理机制相对比较单一，而且也比较僵化，纯粹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这种管理机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是，更多地利用激励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更多地让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而不是光由资本家说了算；更多地重视和利用工会的力量而不是任凭工人与资本家对立；诸如此类，让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在企业内部进行“管理革命”，使企业管理更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特别是，通过让部分工人参与管理，让“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成为企业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因为，“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4-p679]
4.税收和财政政策的运用。税收和财政政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经济的繁荣时期，一般会采取增加税收、节约开支的办法抑制经济的过热增长和通货膨胀，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累进税制，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国家手中，再通过财政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转移到低收入者身上，以缩小贫富差距。这样，一方面是促使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避免了社会矛盾的过度激化。
5.收入分配制度的改善。从劳动工资决定上看，和19世纪不同的是，工人的劳动工资由单一的雇主决定转变为由雇主、工会和政府三个方面共同决定，这样也就避免了劳资矛盾的激化。在19世纪已经出现劳动工资由雇主和监工共同决定的工资“共决制”，但是，工会组织的合法化和自由谈判决定工资的法律承认，是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而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时及工资支付立法，政府仲裁、协调和调解工资争端，更是后来的事。在19世纪，工资形式只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及其改进形式如泰罗制。第二次世纪大战以来，工资形式趋于多元化，而且企业的经营者也改变了激励方式，在工资支付上，不再是单一的劳动报酬，还给予必要的假期，给予政府规定以外的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人寿保险、供职年限奖励和带薪旅游等，工资激盛由外部激励转变为内部激励，甚至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这样的结果是，大大缓解了劳资矛盾，改善了劳资关系。
6.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补贴和社会救济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包括老年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补贴包括多子女家庭补贴、单亲家庭补贴、孤儿抚育补贴、生育补贴、入学补贴、住房补贴等；社会救助则是国家为救助贫困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设立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失业救助、战争受害救济等。社会服务主要是指国家进行的各种公共事业，主要是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例如，瑞典从30年代起就在国内实行收入均等化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失业救济、养老保险、住房福利、医疗保险，甚至还有学生奖学金、护婴家长津贴、子女抚养补贴等。通过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扩大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程度，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自的调节、改良和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具有一些有利条件，这些条件部分来自于其内部所具有的功能，部分来自于其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1.自我调节的制度功能。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当然，这种自身调节的制度功能并不是无限的，即使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容纳的范围内的自我调节，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其发展过程依然充满着危机和风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多次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73—1975年间的石油危机、1979—1982年间的滞涨危机，80年代中后期的结构性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风暴，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其自我调节功能所能调整的范围时，资本主义不仅无法通过调整其生产关系去适应，相反地，其生产关系还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就难以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调节有赖于比较成熟的经济制度。应当承认，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市场经济体系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机制，主要经济制度也是比较成熟的。譬如，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运用财政税收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与其比较成熟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是分不开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靠比较成熟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来维护的，如果没有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避免20世纪30年代那种经济大危机的重演。此外，应当指出，这些经济制度的运转还得到了其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证。
2.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大发展过程。18、19世纪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上的先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更上一层楼，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而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服务，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和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这种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也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基础。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科研开发和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它原本不愿意进行的投资，从而缓和了它内部的矛盾。这种改良和改善的结果又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譬如，对科研开发的投资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教育的普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素质提高，因而能够比较好地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又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3.先发的优势。在工业化过程中率先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种先发的优势，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剥削，另一方面则利用其得之于这种剥削的利润，为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服务。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其工业化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来获取巨额利润；而现在则更多地综合利用其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优势，来为其获取巨额利润服务。甚至，利用其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不仅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南北矛盾更趋尖锐。这种先发的优势为资本主义国家奠定的基础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譬如，经济发展为提供失业保障奠定了基础；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三产业的兴起，为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社会服务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节的重要基础。和先发优势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着对其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18、19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利用其先发的优势，采用经济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掠夺；20世纪以来更是利用其经济、技术甚至军事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商品倾销，发展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即使是现在，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仍然依靠其各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不断获得巨额利润。应当看到，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具有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仅控制着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组织，而且主导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环境和全球化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而这，无疑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先发优势，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4.人口转变提供的有利条件。马克思研究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正处于较快的人口增长时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人口压力，所以，不论是相对人口过剩问题还是绝对人口过剩问题都相当突出。而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欧洲人口大规模地移居海外，主要是迁移到北美、澳洲等新大陆殖民地。在18世纪初到20世纪初期间，有数千万的欧洲人口移居海外，在大减轻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欧洲人口开始了其人口转变历程，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有了明显的下降，人口增长率大为降低，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人口压力的缓解还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普及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奠定了基础，而这又为后来的伴随科学技术发展兴起的科技经济的发展包括近年来“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如此，在人口转变过程完成之后，出现本国的劳动力短缺时，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引进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的人力来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得到了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好处，另一方面也使本国的劳资矛盾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值得提及的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注意到那种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因而也逐渐开始转变其生产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的道路，这为其保持国内的资源、环境保护提供了基础。尽管，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从全球的角度来保护环境，而是将其环境问题转嫁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贫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5.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20世纪兴起的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景并不美妙，经过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打击，资本主义国家的元气大伤，“当1941年12月8日美国参加二次大战时，实际上地球上只剩下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了，而英国已濒临军事失败的边缘。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要么是法西斯国家，要么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的封建殖民地。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30年代的大萧条把资本主义制度带上灭绝的边缘。如今看来好似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只要再错几步就会消亡。”[3-p5]显然，资本主义在当时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如果不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就很难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更遑论和社会主义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使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日益加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从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痼疾的弊端，也发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上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实面前一方面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从社会主义中吸取对其有用的部分，作为对自身发展的改良和改善。譬如，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宏观调控，编制国家的经济计划；让工人参与一定程度的管理；由国家调节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毫不讳言其对社会主义的“借鉴”，甚至，一些国家还标榜自己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如布鲁克针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的一些变化而断言：“如果按马克思下的定义，社会主义被界定为生产手段雇员所有制，那么美国已成为最‘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仍然也是最‘资本主义’的国家。”[5-p6]
6.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并非凭空捏造，也不是无的放矢，在许多问题上不仅针对性很强，而且效果还相当明显，这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这一点经常给忽视了。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几乎每一种改良方案的出台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譬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贝弗里奇的管理理论被公认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的“国家干预”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资本主义将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市场缺陷——如需求不足、生产无效率、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崩溃，同时市场经济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也将会丧失。”[6-p17]由社会科学研究指导下的“社会经济改革”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但能够使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转变为“合理性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以改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学科都已进入定量分析和模型分析的阶段，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认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和改良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助益的。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研究最多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弊病及其存在问题最多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研究“新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就属于这一类研究（注：参见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米歇尔·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约翰·基恩著《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彼得·德鲁克著《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讳疾忌医，也不是一味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是既有批判，又有建设性建议。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中立场观点各异，流派纷呈，但是，哪怕是对资本主义持坚决批判态度的学者，其出发点也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
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是有成效的，不仅改善了生产关系，从而较好地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继续领先于其他国家，还使其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的调节、改良和改善也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甚至对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改变了其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也就不可能改变其内在的基本矛盾，从而不可能改变其历史命运。
1.自我调节的限度。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目的在于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的消弭。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五次经济危机，即1948—1951年，1957—1958年，1969—1971年，1974—1975年和1980—1983年经济危机。即使是在经济发展最好的美国，尽管经济危机的程度相对较轻，但是在1945—1995年间还是有10次明显的经济衰退，分别是1946年、1949年、1954年、1958年、1970年、1974年、1975年、1980年、1982年、1991年。1960—1961年间还有过为期12个月的经济负增长。甚至，当1980—1983年的经济危机来临时，许多人还自然地联想到30年代的大萧条。80年代要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所谓“新经济”时代，但日本经济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一蹶不振，至今尚未复苏。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常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部分，最多只能减缓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由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的调节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自我调节是有限度的。譬如，原有的犯罪率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降低，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在号称最文明的美国，枪杀案有增无减；社会矛盾、种族矛盾依然严重；吸毒、卖淫等腐朽的社会现象依然如故。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攸关发展和未来的问题，至今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正如经济学家瑟罗所指出：“美国所有的人都知道需要更多的储蓄，然而就减少消费一事美国却无法有所作为。欧洲知道不让就业上升是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的，但是，它又不能放弃反对通货膨胀的幽灵，也不愿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重新启动经济引擎。日本知道它目前的经济是不成功的，也知道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非常特殊地比任何一个富裕的社会都少，但它却不能从注重改善住房入手，改革日本经济，使之成为由国内市场导向的经济。所有这些世界主要大国都理性地知道它们需要做的某些事情却不能理性地行动。”[3-p312]
2.依然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所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社会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相反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仍然严重地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虽然建立新的收入分配制度，设立最低贫困线的限制过高收入，保障了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满足了贫困者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极分化的恶化，但并没有消除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严重，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968年以后的20年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更加扩大和强化，以至于到90年代初，各种行业职业，包括各种职业群体、教育群体、人口（年龄、性别、种族）的不平等均呈迅速上升趋势。最受影响的男性群体中，20年内不平等扩大了一倍。1973—1995年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但是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长归于占职工总数20%的那部分人，而职工中最顶极的1%占去收入增长的64%。在80年代，《幸福》杂志所选的500家大企业的一般首席行政官的工资由一般车间生产工人的35倍增长到157倍。顶层10%和底层10%劳动者的工资差距由1969年的7.5:1扩大到1992年的11:1。又如，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目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负担和障碍。马克思称为无产者的赤贫者阶层并没有因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消失，相反地，仍有日益膨胀的趋势。据估计，这一阶层在美国有580万，在法国有60—80万。据统计，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在美国是16.5%，英国是15%，德国是10%。再如，尽管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但失业现象依然突出。据1999年统计，美国的失业率虽然为近年来最低水平，但仍达到4.2%，日本为4.9%，加拿大为7.8%，欧盟十五国的平均失业率则高达10.1%。即使仍在就业的工人，其实际收入也在下降。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的就业没有增长过，失业率由美国的一半变为美国的两倍。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长期地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呈日益加剧之势。
3.“新经济”时代的问题。在经历了1980—198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美国，作为信息时代的领头羊，以其“新经济”的较快发展而引入注目。然而，即使这样，也很难说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再次走出了困境，而且许多问题仍然突出。譬如，西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经济危机结束后，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好的，许多国家因此而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开始日益难以承受这种越来越重的“成本”负担。相对于美国，欧洲政府部门承担了社会福利的80%，私营部门只承担20%，而美国则是各为55%和45%。这使得欧洲国家政府不堪重负，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发展。而日本，在“新经济”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的，从1990年开始的经济停滞状态至今没有结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时期霸主，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最好的，在“新经济”中独占鳌头，但是，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弭，经济赤字庞大，实际购买力下降，国内的种族矛盾、社会冲突依然十分尖锐。如其学者所指出，“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明显的内在问题依然存在，用待解决”，“科技和意识形态正在动摇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根基”。更严重的是，“价值观或偏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洞”，其精神和文化的堕落已严重到使美国“内部腐烂”的地步。在这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在和资本主义体制相对抗”[3-p272,p319]。进一步说，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世界上的唯一霸权国，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衰落。16世纪的荷兰是这样，17、18世纪的英国也是这样，目前的美国能够避免这种衰落吗？！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些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前景也多持谨慎态度。目前方兴未艾的“新经济”究竟会将资本主义引向何方，现在还不清楚，正如“新资本主义”论者哈拉尔所说：“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也是不可预测的。”[7-p475]可以肯定的是，“新经济”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经济较快发展意味着它们又一次抓住了历史机遇，使其社会生产力再次突破自身的局限而向前发展；不能肯定的是，这一发展的持续能力及其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国家将不得不再次调整其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经济”引发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都将处于不断调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而这种矛盾的最终解决，则是由资本主义的胎胞里孕育成熟的新的社会形态取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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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如何看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年11月
夏文斌/孙蚌珠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看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涉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如何解决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困惑等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十分明显，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优势产生的条件、原因，从而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一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来看，促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主要有下列一些条件和因素：
一是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率先通过机器大工业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经济跨越。正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277页）必须指出的是，促成资本主义先发优势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早期充满血腥的掠夺和剥削中一路走来的。以“圈地运动”为发端的资本原始积累，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大批的农民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工人。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使资本主义早期的农业和城市工业兴起。另外，在世界市场规则尚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非经济的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获取社会财富，为资本主义日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19页）以英国为例，英国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仅1793年一年的食盐垄断就为英国带来80万英镑的利润。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
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采取国家干预政策，避免了单纯的市场经济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占支出比重来影响社会总需求；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调节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关系，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经济计划这种综合调节形式，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所采取的残酷剥削的方式，注意研究企业管理中人的需要层次和动力结构，通过吸收工人参与一定的企业管理、支持工人入股等方式，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些调整，既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运转。
三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不尽相同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更为有利。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
四是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先导和加速作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作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加紧人才的培养乃至争夺，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面对知识经济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教育和生产的现代联合，抢占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为20%；70年代上升至70%；到了90年代已上升至70%以上，其中教育和培训的份额占20%左右。中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不到40%。目前中国高校录取率只有10%，而加拿大为100%，美国为50%，世界平均水平为15%。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和人才的积累不足。
二
虽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就此消失，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发的方向。相反，这些优势不仅不能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使这些矛盾深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更大的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机器大工业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具体来说，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不公的程度越来越大。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一般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呈递减之势，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比重在增大，但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却加剧了。因为许多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要远远高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自然地，技术劳动又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10%，1950年为237%，1970年为289%，1987年为365%。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却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量上又有新的发展。这在总体上表现为，雇佣工人人数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以及在资本进一步集中基础上资本家人数相对减少。从分配角度来看，工人相对贫困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扩大。美国公司经理1960年的平均收入是美国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1993年是149倍，1997年是326倍。在当代，占美国人口总数2‰的富豪，拥有美国公司总资产的60%以上，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和的90%。
二是南北差距在扩大。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积累会引起国内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则会导致全球的两极分化，后者直接表现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号第1期载文指出，“在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10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文章还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这一差距已经扩大为60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不足20%。保障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化妆品消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保障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需要130亿美元，而美国和西欧每年在饲养宠物方面的花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南北差距拉大，是北方国家利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南方国家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世界范围内旧的殖民体系也随之崩溃，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依然在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这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未能彻底打破；在流通领域，不利于南方国家的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在金融领域，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继续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等等。
三是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就是要使资本价值增殖。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企业组织和生产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不断生产更多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场竞争。在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媒体来引导甚至误导人的消费。正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言，当代资本主义不顾人的真实需要和生活质量，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源和财富的浪费以及恶性消费、畸形消费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却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1/20，却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1/3的世界矿物质。据统计，每个美国人每天要扔掉约4磅的垃圾，每人每年要消耗120吨的自然资源，每个美国人每年要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2英亩农田和林地提供的可再生资源。资本主义这种急功近利、追逐利润的本性，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优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落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同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有着本质的联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它们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优势，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不仅在城市以商品竞争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还渗透到了农村，形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残酷地剥削广大中国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帝国主义还勾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使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永久化、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是不可能发展的。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51年来，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总体上，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由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的道路，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相互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世界银行1997年9月公开发表的《2000年的中国》评价：“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年到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飞速增长。”
三是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吸收、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参与国际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与世界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成果，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实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不断调整，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它还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发展，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们既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认为它难以同资本主义抗衡，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定我国在现阶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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