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及其他
——与 李乔 先生商榷
近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人对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出质疑，指责我们忽视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观点，好像我们党过去之所以会犯错误，不仅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教条化的理解，而且还是由于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视而不见。《北京日报》 2008年10月22日 就刊登了李乔的一篇文章《关于马恩的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思想》。不过仔细读完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打对头，提出几个问题，与 李乔 先生商榷。
一、马恩所说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到底指什么？
李乔说：“在《宣言》中，马恩曾批评过‘粗陋的平均主义’，这一点相当重要，但以往我们很少注意和提及，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好像是这样。我们过去读《共产党宣言》，一般就读完前两章，后面的章节确实读得不多。很多单位印学习材料，也就印《宣言》的前两章。为什么呢？因为上学的 时候 老师告诉我们，《宣言》的主要原理都在前两章中，后面的内容与前两章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没想到经 李乔 先生提醒，后面两章还有这么重要的观点。可见书还是要多读才行。
我抱着诚惶诚恐的态度翻开《宣言》的第三部分一读，确实，有这样的话：“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但从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来看，好像并没有构成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将其反动性归结于“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只是对这种文献的特征进行的描述。也许翻译有误吧。但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马克思之所以将这些文献的内容说成是反动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样的学说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来说难道不是反动的吗？
还引证了恩格斯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两次谈到了一种属于空想共产主义范畴的“共产主义”的话。其实，这只能进一步证明的误解。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确实提到了“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是，恩格斯接着写到：“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整个名称抛弃。”读到这里，稍微有一些语文理解能力的人就可以理解，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十分满意，认为他们的理论还是粗糙的，但是，他们却用它来命名自己的理论和事业。如果这种理论是反动的，他们还会这样做吗？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呢？是因为它要求平均的分配财富吗？显然不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对平均主义的追求给予过多的批评，不管这种平均主义是粗陋的还是精巧的。相反，马恩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工人阶级经济地位的要求给予了肯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如果有一种理论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呢？马恩之所以要反对“粗陋的平均主义”，是因为这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倡导者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而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原因并不在于资产阶级缺乏善心，而在于资本拥有了“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所以，科学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理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而“粗陋的平均主义”反对废除私有制，对这样的理论，马恩能不予以批判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与《共产党宣言》相关的文献中，“粗糙的共产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是处于早期的工人运动，而后者不过是中等阶级面对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产生的幻想。“粗陋的平均主义”之所以反动，就在于它幻想不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了。殊不知分配本身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不改变所有制，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分配方式。现在西方社会民主党所实行的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现代版的“粗陋的平均主义”。
二、我们曾忽视马恩这个重要思想吗？
在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糙的共产主义”，我们就会发现， 李乔 先生的“我们曾忽视马恩这个重要思想”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这个“我们”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也 许是李 先生对自己认识的反省吧。
我们不否认，由于中国在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还处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人们思想中存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空想的认识，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不能将这些思想说成是共产党的主张，不能将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同我们党的一部分组织、有部分队员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混为一谈。党的主张要看它的纲领，看它为实现自己的纲领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也是常识问题。
我们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将社会制度的变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将工农群众的革命当成是工农群众求解放的唯一途径，马恩当年不正是根据这一点而将共产主义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的吗？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将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先导，这能说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吗？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就将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并将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我们国家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这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糙的共产主义”吗？因此，在理论和路线的层面，我们党的主张同“粗陋的平均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谈不上“忽视”马恩的这一重要思想的问题。
李乔 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这倒的确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因为，他将共产主义仅仅同物质财富的多寡相联系，以为当人人能吃上土豆烧牛肉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在这里，社会制度不见了，阶级关系没有了，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被经济意义上的土豆烧牛肉所取代，说他的共产主义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还是抬举他了，只能说他是“粗陋的平均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问题是赫鲁晓夫的这一名言我们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是看不到的，这大概也算是他的创新吧，不能将“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帽子戴到列宁和斯大林的头上去。而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赞成过赫鲁晓夫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李文所引的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就是明证。
说列宁和斯大林与“粗陋的平均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说我们党与“粗陋的平均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不等于说现在就没有人忽视了马恩关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思想，这样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持 李乔 先生这样的观点的人。我们只要认真去读一下马恩关于“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糙的共产主义”的论述就可以发现，这里的粗陋和粗糙，并非指的是生产力的不发达，而是指理论认识的低劣。而这种低劣在李乔们的身上表现得十分的典型。他们只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却避而不谈社会制度的变革；只看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给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却看不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掌控，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他们只想等到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以后让社会自然地长入共产主义，而反对为扫除阻碍这一飞跃的障碍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有没有证据呢？有的，请看：“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有硬件，也有软件，最重要的、最硬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极为富裕。”好像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极为富裕以后，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愿 李 先生不是这个意思。
三、社会公平与平均主义
一个时期以来，平均主义成为了一些人的武器，任何对社会分配不公的指责在这个武器面前都不免败下阵来，因为不管你讲的东西是否有理，对手只要封你一个“平均主义”的罪名，他就可以得胜还朝了。尽管这一武器近几年已经不那么锐利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不，李乔又从《共产党宣言》中找来了磨刀石，要为这一武器上上光。
但是，李乔们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因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历来是炸毁一切社会的武器，不管你在理论上如何的完满，阶级斗争的实践总是要按照自己的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去指责我们的古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思想，但是，有几个王朝不是在两极分化中走向覆灭的呢？当患不均的土包子揭竿而起的时候，任何对他们的诅咒只能在他们的胜利进军中被压得粉碎。
人类对社会公平的渴望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开始了。在阶级社会中，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依靠自己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失去了生产资料的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尽管我们整天高唱“让世界充满爱”，但是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充斥了我们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抓紧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李乔指责我们忽视了马恩关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思想，那么他对《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句话又如何评价呢？贫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从根本上说，在阶级社会中，贫富的差距不是由于劳动能力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于阶级剥削造成的。消除贫富差距，这是被剥削阶级最基本的要求，尽管这种要求有时可能是非常粗陋的。只有剥削阶级才会认为这样的要求毫无道理。
我们不否认，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曾经犯过平均主义的错误。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错误的要害不是它反对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它否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均贫富的名义剥夺了他人的劳动。但是，我们不能把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说成是平均主义的。因为，在按劳分配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劳动的差异本身并不大，因而其分配的差异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对于现代工业而言，由于分工和协作的发展，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差别被日益平均化了，就连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在日益缩小。因此，单凭劳动的差异是不会在分配上产生太大的差别的。正因为如此，劳动者有权力对过大的分配差异提出质疑，因为这样的差别是不可能代表他们劳动的差别的。我们当然要反对平均主义，因为我们现在还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当社会分配的差别过大时，我们就应该去检讨这里面是否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分配。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平均主义的问题早已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问题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一些人的收入可以是另一些人的几千倍，甚至上万倍，一些人一顿饭的开销可以是另一些人一年的收入，这样的差距能说是由于劳动的差异带来的吗？特别是我们发现，我国的这些亿万富翁们（当然还有全世界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都是企业家，难道我们就不能去怀疑他们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资本带来的吗？难道我们就不该对这样的差距去做某种程度的限制吗？提出要缩小这样的收入差距能说是平均主义吗？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高收入者征收了高额累进所得税，鼓励高收入者参加各种社会福利事业，以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难道它们也在搞平均主义吗？
由此我们不禁想到，前些年，一些经济学家拼命鼓吹资本也创造价值，现在，李乔们又来反对“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呢？
四、改革开放与“粗陋的平均主义”
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这就指出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的传承关系。但是， 李乔 先生好像不这样看。在他看来，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是一种路径转换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都希望中国人民尽快脱贫，但所设计的途径不同。晚年毛泽东说，中国太穷了，需要尽快改变生产关系，以实现‘免于贫困的自由’。邓小平则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需要赶紧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毛用的是‘改变（提升）生产关系脱贫法’，邓用的是‘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脱贫法’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髓。”这样的说法对吗？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的路线是以阶级斗争文纲，而在邓小平时代，我们党的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里面好像是包含了路径转换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来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使我国的生产力有更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谈不上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国家先后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决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这“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说这是“改变（提升）生产关系脱贫法”，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这种办法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后来的“发展生产力脱贫法”又将在什么轨道上进行呢？
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党的主要失误是在于生产关系的发展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将一些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概念运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11届3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判断，并制定了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路线的基本前提就是充分肯定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党的13大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进行，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化，不是一种发展路径的转换，而是在同一条道路上的策略性调整。它的革命性仍然是主要的，就是要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始终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仍然是“改变（提升）生产关系脱贫法”如果不这样， 李 先生又怎么解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发生的丰富多彩的变化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我们不再从概念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问题，而是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本身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
我之所以要质疑 李 先生，是因为“粗陋的平均主义”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注意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失去了理论支撑，就会为各种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的泛滥打开大门。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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