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２００８--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2008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21世纪》：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助于我们重新回看过去的30年，也有助于我们展望下一个30年。我们就先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开始？
张旭东： 这一年跌宕起伏，让人处在不断的震惊状态中。这一系列震惊为我们站在30年(改革开放)、60年(人民共和国)和9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当口向前展望，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首先，我们原以为已经消失了或者被抛弃的一些价值又被“震”了出来。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充分商业化、“脱政治化”，朴素的邻里关系、人际友爱和互助、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些东西都已很淡漠，讲这些不合时宜。但没想到在抗震救灾和奥运火炬接力反抗议过程中，多年潜藏在地表之下的热情和能量又重新爆发出来。我们发现，这些基本的、朴素的价值、伦理、信仰、认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固和深刻得多。这让一个一心一意奔“小康”的经济社会和商品社会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基本的情感、价值和判断问题，迫使一些信奉“价值中立”的人回到情感、价值、道德、政治领域的“激情”、“投入”甚至“行动”中去。没有这种国民的情感投入和价值参与，一个国家就谈不上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我们也就根本不配谈什么总结过去和想象未来。所以2008年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中国又挺过一个多事之秋，而是它启示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基础和思想能量的更为深广的历史落座。这个历史落座可以同时把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断裂)包含在自己的整体性之中。
其次，经过这一年，很多人不假思索假定为稳固、可靠的东西，却一再折腾，最终却证明不经折腾。特别是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让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体制、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乃至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理性基础和制衡机制都远不如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宣传的那么可靠。资本主义的内在伦理，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于自律性和生产性。相反，在这次1929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贪欲、不负责任、短视、尔虞我诈和对投机和不劳而获的迷恋。这场危机还在扩大，人们看到，无论西方政府、金融机构的体制监管、程序、制度漏洞都非常多，更不用说资本的逻辑，非理性的成分至少同理性的成分一样多。
这么说并不是暗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制度更发达、更优越，而是说我们奉为圭臬、努力学习的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其道德基础和理论基础，要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得多，它们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学习、模仿、依赖的东西，因为它们本身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同样需要在现实的冲击、挑战中，在人性的弱点中不断摸索、不断受到检验和校正。就后一点而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比他们的中国学生更清醒。
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从正反两面给当代中国人一个警醒：真正可靠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脚下。这正是回顾过去30年、60年、90年走过道路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一个“初步小康”的社会，有时会不自觉地拥抱各式各样的“绝对真理”和“普世价值”，因为这样让我们觉得安全。这正是当今的危险。中国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没有救世主，只有通过前所未有的集体实践，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的“不折腾”三个字已经在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这种把过去3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态度透出一种自信。一旦作为一个整体看，这30年的激变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不是没有矛盾，而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矛盾统一体。这个整体中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守”的；而作为整体的这个30年又必然同更早的30年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关联，因为改革的30年，本身就是从处理同毛泽东时代3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关系起步的。对30年乃至60年“整体性”的肯定性思维也是一种对自身历史经验及其正当性的价值辩护。
《21世纪》：您怎么理解这种自信？
张旭东：经过过去30年的风雨，一些具体、扎实的观察和理念逐渐积累起来，在经过剧烈的摇摆和简单化、极端化倾向之后，一种新的社会主流和价值主流逐渐成形。这个主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大体上界定了中国人在可见的将来的活动范围和想象力边界。
无论革命的中国还是改革的中国，在集体生存焦虑和变革的紧迫感的压迫下，都处于长期的、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之下，时间都是高度压缩和同质化的。无论是“把一生献给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事业”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都像憋着一口气潜水，不到对岸不能抬头。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时间的压缩，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无疑是这种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在此没有经验，只有体验；没有历史，只有“永恒的此刻”；没有“优美”，只有“崇高”，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系统都趋同，“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强调“万众一心”。
今天的中国尽管还问题重重，但“不折腾”却暗示了自我内部的和解，它在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的同时，事实上也承认了这种合法性所面临的种种内部的问题。通过排除一个半永久化的“紧急状态”的单一性，中国社会不但具备了进一步在自身合法性框架内处理复杂局面的多面性和灵活性，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历史作为经验、先例、传承和积累接受下来并发扬光大。
没有这种基于历史积累和历史传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意识，任何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只能使当代中国人处在无休止的自我否定、自我疑虑状态中，生活在一个价值的真空状态和意义的无言或“失语”状态。而没有意义和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辩护，实践层面上的行动也走不了多远。
30年：连续与断裂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
《21世纪》：能否就30年与60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展开谈谈？
张旭东：在20世纪中国，后代总要否定或者颠覆前代：“现代”的儿子要杀掉“前现代”的父亲； “后现代”的儿子又要杀掉“现代”的父亲；“革命”的儿子要杀掉“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亲；“后革命”的儿子又要来杀掉“革命”特别是“继续革命”的父亲；“民族国家”的儿子杀掉了“天下”或“天朝”的父亲；“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的儿子又要来杀掉“民族国家”的父亲。这种“精神弑父”贯穿21世纪中国历史，也是一种消耗极大的“折腾”。
我相信目前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习惯性地从“断裂”而不是“连续”的角度来理解改革30年，即把过去30年视为同1979年前30年决裂的结果。但只要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就能看到，在物质和体制层面，两个30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前30年在许多基本方面为后30年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断裂和连续性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整体性框架内，任何理论、历史观，价值论方面争论和可能性，都是良性的。
我强调连续性并不是要否定断裂，因为断裂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属于尼采所谓的“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范畴，但当这种创造性破坏必须把自己的集体历程作为“历史”和“存在”确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连续性和断裂之间达到一个辩证的妥协和平衡。
今天的中国变化之快、之深刻，造成了一个极为动态、不稳定的局面，在“变”和“改革”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时代的徽记的前提下，“积极的遗忘”和“创造性破坏”并不是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本身就是“积极遗忘”和“创造性破坏”的标准形态，但它们又是当今意识形态和价值领域里单一化、教条化的主要危险。
《21世纪》：您对“连续性”和“断裂”理解，好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带有不同的侧重——您所强调的“断裂”如果不在30年前，又在哪里呢？
张旭东：说到断裂，有一种断裂我觉得是我们必须作为历史前提接受下来，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存在”意义上的现代性所带来的世界历史范围里的断裂。无论我们在主观上如何眷恋过去，在器物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都早已经是“现代人”——连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想象也是现代人的想象，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表征。所以我这里谈的连续性问题是有一个历史界定的，严格讲是“新中国”的历史连续性问题。
古代中国作为一种文化源泉仍然在滋养当代中国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中国仍然在情感世界和语言世界保留某些“传统的”因素，古代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成就仍然能为我们今天所用，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中国同现代中国之间的历史实质的断裂，是无法弥合的。在这个断裂之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连续体中，“新中国”标志着又一次断裂，即政治文化的断裂。
把“新中国”作为历史实质和文化主体来理解，能为把握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提供新的可能。说到底，“连续性”和“断裂”是分析和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叙事策略”。毛泽东时代鼓励矛盾的充分发展甚至激化，因为那是一个必须通过斗争实现新旧转换，完成自我否定的时代，所以“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过去的30年，从“四个基本原则”到“和谐社会”，都侧重矛盾的调和与缓和，以求在“立”，即发展和建设的前提下，把“破”控制在新中国历史合法性和整体性的内部。在今天，我们如果仍然不能把过去60年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无法把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历史矛盾。
价值领域里的自我定位
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是否也能为当代中国价值领域的自我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张旭东：在过去30年或60年里，中国人总体上从“普罗”阶级变成了“小康”阶级。中国的“小康社会”像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影子，两者间既有惊人的家族相似，又有深刻的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小康”固然没有“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所包含的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本来绝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永远“无产化”，而是让无产阶级挣脱锁链，获得自由、占有和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所有制的转变把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变成“天下的主人”。
“新中国”虽然有史诗一般的开幕，但随后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柴米油盐，即“先进的生产关系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这个从无产到有产的转变不是“无产阶级”在国家形态、文化和价值领域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不是对革命正当性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消极认同。这场转变不能以一种既有的、陈旧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去描述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和历史实质，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转化，不是它的自我否定。
同美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有一个历史主体内部的复杂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美国的创始者同今天美国的社会主体在历史实质上没有任何不同，他们都是“市民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意人、律师、业主，等等；所以美国宪法有着自然的连续性。但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主体意识，必须在自身的历史实质中同时保持连续和断裂，只有这样，才能在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历史转变中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价值上的根本的自我认同和创造性，而不是在这场转变中用别人的历史实质偷换、消解和否定自己的历史实质。借用一个历史类比，当年上升的欧洲资产阶级并不是要通过革命来篡夺和取代国王、僧侣和贵族的特权，或以封建文化的繁文褥节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要把“自由”“平等”的新价值确立为人的普遍意志。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道路”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既有的叙事框架里来认识和阐释的？
张旭东：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己在实践层面上的所有努力，拿到别人的符号体系里面去兑换成“意义”和“价值”，我们就永远只能在别人的叙事框架里搜寻自我形象，此时如果我们抱怨这个形象是“局部的”、“零碎的”、“扭曲的”、“丑化的”，那只是对已被接受的格局的“感伤的注脚”。
“新中国”的创造性，在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目共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创造性在理论层面上被安置在创造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框架里。在今天，单纯的经济主义逻辑是不足以承担这场意义斗争和价值斗争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同样也不可能由“国学”来承担。事实上，所谓“国学热”，不过表明，中国社会在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创造和财富积累，无形中会突然间让固有“文化资产”或“符号资产”大规模升值。一个废弃的老园子可以因为周围的商业开发和消费趋势的变化而迅速升值，但这种符号“不动产”的升值虽然在账面上拉高了文化GDP，却并没有带来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价值。
我这么讲绝没有贬低传统中国文史知识的重要性的意思，而只是想指出，今天的“国学热”还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学理基础。我们今天对传统中国的探讨没有范式上的突破，更没有真正融入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实质及其未来的思考之中。我们还没有像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那样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有着极为渊博、精湛的知识，更作为“现代人”为这个传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奠基。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学大师”做的基本上还只是一些资料汇集和知识通俗化工作。不过，话说回来，文化消费和口味上变化，仍然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它既是本土情感、习俗、伦理和文化财富“符号资本化”的过程，也包含着对这个过程的心理和文化的抵抗。我期待真正的当代中国思想从“国学研究”里出现。
“让我们为一个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21世纪》：面对中国的巨大变迁，我们现在特别需要一个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和关于未来的一整套叙述。但我们的理论和思想界，似乎没有与之相称的对这一伟大转变有深度的阐释。
张旭东：一个社会处在上升状态的时候一般会乐于用事实说话，它本能地相信自身历史经验的实质性，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伟大的历史经验总是带来属于自己的伟大形式，实质总会创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思想，那只是说明我们历史经验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变成自明的东西。
今天我们所习惯的思路和话语方式，或许都还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如果我们对过去30年和60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或许创造不出震撼人心的理论。这么说并不是悲观，而是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新中国”的历史、对西方、对古代中国的了解，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能令自己满意或者放心的程度。在知识上如此，在伦理、道德、政治和文化等主观性方面，我们的确定性和坚定性也还是未经检验的。我们的思想取决于它对时代的把握，而我们面对的这个历史过程又确实太宏大了。
《21世纪》：难道我们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
张旭东：期待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区域性的舞台上把戏做足，那这出戏里面自然包含着唯有中国环境下才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是特殊的体制可能性、文化可能性和价值可能性的具体形态。这种可能性的集合将为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思想提供资源和内容。哪怕我们今天在理论论述上只能走在半途上，但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为这种可能性的发现、保存、印证和体现尽自己的所能。这要比构筑貌似庞大但实际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的煌煌巨制更重要。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理的融会贯通之外，要有猫一样的好奇心，狗一样的嗅觉，每天在时代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寻找活力和创造性的痕迹、线索和埋藏。说不定哪个村庄里面有创造性，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雏形出现了；说不定某电视台哪个制作部门非常有活力，他们的节目制作和同观众的互动是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没准儿哪所大学某系某教研室里某位老师和几个弟子的读书方法非常有效；说不定哪个城市的某个试点预示着某种重大制度创新。这种东西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各个领域都在往外冒。但它们彼此并不通气，也没有在一个更高的全盘性的话语和理论框架里被人有意识地阐发或“翻译”出来。
“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
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
《21世纪》：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人因此说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特殊主义者。
张旭东：那本书的副题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些读者大概一看到“批判西方”就判定我是从“特殊主义”(中国)立场出发去对抗“普遍主义”(西方)。这个假定很说明国内一二十年来的知识界心态。但我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在谈普遍主义，是通过把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还原为它特殊的历史实质，来破除那种“中国=特殊性”、“西方=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思考，其实归根结底是对普遍价值的探索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重建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遍性而奋斗，而不是追求抱残守缺、小国寡民式的特殊性。而“西方”同“普遍”的关系，同样不是先天的，它同样经过“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的磨练，是通过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而建立起来的。
普遍性不是脱离和凌驾于一切具体、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经验的公约数，而是蕴含、贯穿落实在具体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的东西，是一切具体、特殊、个别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的自我实现。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在它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所以它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生活和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性”一经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变为新的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基督教固然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在自己的教义内包含一种普世价值，但那种一定要拯救你的灵魂，你不从就要你下地狱的传教士和十字军心态，并不见得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具有“普遍性”。而后者的“普遍性”一旦被他人接受和承认，也就摆脱了它的特殊的中国规定，就像西洋“科学”一旦被非西方社会接受，也就不再仅仅是“西洋”的一样。
普遍性之所以为普遍性，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和能动性，所以说普遍性是在个别事物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个别性能够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东西。我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集体实验看作重新激活“普遍与特殊”哲学讨论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和“西方”可以说都是具体的个别性，也同样都具有实现普遍性的可能。同时，不同的关于“普遍价值”的论述和自我伸张，彼此间形成价值领域内部的冲突和斗争，但这本是普遍性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种“接轨”心态，却把中国经验武断地判定为“特殊”，而把“西方”教条地定义为“普遍”，在哲学术语之下，其实是非常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观念是“普遍”，中国的混合经济是“特殊”，等等。这种思维其实还没有进入关于“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因为它所谓的“普遍”，其实只是一种有关“历史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想象。这种简单化思维之所以常常以一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面目出现，是因为这样一个武断的三段论：“普世价值”体现为西方体制；“改革”就是同西方接轨；所以反“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儒家文明”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在自身的个别性中包含一种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其实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情感寄托，不是对其“特殊”或“例外”的执迷，而是来自对它所带给我们的人的形象及其普遍性的眷恋。唐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唐代的诗人都受制于历史指派给他们的特定时空；他们都用汉语写作，受一种严格的格律和成规约束，但他们富于个性的语言世界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普遍”的信息。这种普遍性同样在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当中体现出来。作为改革时代的产物，我们在经验和思考领域面对的终极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创造出什么样的普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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