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第32期 2009年2月5日
在近代，直到19世纪德罗伊森用这个词表示特定历史时期之前，Hellenism都用来表示“希腊式生活方式”和“希腊的精神世界”。而在18世纪，当Helle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出现的时候，它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仅表达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理想，而且体现出强烈的对古典希腊理想化的色彩，以理想的古典希腊抒发、寄托现代欧洲的精神。
Hellenism：作为现代性的自我表述方式
作为现代性的自我表述方式，Hellenism有力地阐明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从根本上说，现代性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被认为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代表了人性的完善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乃至目标。在18、19世纪，这样的观念通过理想化希腊，把它置于其他古代文明之上，提高到代表人性、代表美本身而表述出来。当然，Hellenism的话语之所以如此有力地表述了现代性，还在于它和“东方主义”话语恰到好处的配合。在用于表述西方自身的Hellenism成为一种思潮的时候，用于表述其作为对立面的东方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开始形成，它成功地把东方表述为欧洲文明的“他者”，代表了现代性价值的反面，从而进一步凸显了Hellenism所正面阐述的现代性特征。
Hellenism：作为欧洲现代性支配希腊的方式
反过来，现代性借以表达自身的Hellenism又成为反向作用的关键链接，对现代希腊和古典希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根本上说，现代希腊民族国家是欧洲的创造。在历史上，希腊人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与文化认同，但希腊却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现代希腊国家的建立，其根本的推动力乃是作为现代性核心内容之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受到欧洲Hellenism的影响，希腊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是文明世界普遍景仰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因而到独立革命前夕，对古典希腊的崇拜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如果说欧洲的Hellenism以及与之关联的现代性意识激发了希腊民族的独立意识，那么在独立之后，Hellenism同样成为欧洲现代性支配希腊的方式。在独立之时，希腊历史业已融入了拜占庭、东正教、土耳其、阿拉伯和斯拉夫等多种文化元素，希腊人远非纯粹古典希腊文化的继承者。相反，在人们的记忆中，古典希腊业已尘封两千年了。然而在欧洲Hellenism和现代性双重激励之下兴起的希腊民族国家，却又不得不依靠这个从欧洲进口的Hellenism来构建其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民族认同。这个进口的民族认同却和希腊人长期生活在多民族、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历史经历和感受大相径庭，因而必然和本土生长起来的地域文化认同产生冲突。而作为欧洲现代性产儿的希腊民族国家，其实又无法摆脱其双重矛盾的自我认同困境，进行真正自主的选择。因此欧洲的“Hellenism”演变成了一种殖民主义，一种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文化想象而推行的殖民主义，它因此而更加掩蔽，更不容易为人所察觉，但却同样强而有力。
Hellenism：作为古典希腊的理想建构
另一方面，Hellenism也对古代希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在18世纪后期建立起来的现代古典学极力提倡对于古代的科学研究，沃尔夫成为古典学教授后，不遗余力地倡导建立“古代研究的科学”，而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也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强调对希腊罗马的文献典籍进行细致的考订与整理，但在Hellenism高峰时期兴起的古典学仍然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理想希腊的诸多元素，以至于伟大的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在其《古典学术史》中，也不得不承认古典学的兴盛是那个时代“普遍精神和知识复兴”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一部古典学术史不能不提到莱辛、歌德、赫尔德、洪堡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名字。这其中，推动古典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人物是歌德和洪堡，而他们恰恰是理想希腊的最大推崇者。
作为Hellenism的核心，纯粹的希腊文化应该是理性、秩序、自由和民主的化身，所以西方人理想的希腊是城邦时代的希腊。前城邦时代体现出和城邦文明非常不同的特征，因而必定和城邦文明没有多少因承关系。沿着这样的逻辑，西方学者把看起来体现出专制王权特征的迈锡尼文明称为“东方式宫殿文明”，而倾向于强调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断裂，以及公元前８世纪希腊文明的“新生”或者“复兴”。在笔者看来，所谓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公元前1200—750年）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学术逻辑影响之下形成的。所谓的“多里安人入侵”之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文献和考古材料的支撑，但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黑暗时代”之后城邦文明“复兴”之说，因此长期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尽管由于和西方学术的实证原则明显相悖，有时候这种接受是默认的，而不是公开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在希腊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弥尔曼·帕里就通过对塞尔维亚口传诗歌的田野调查研究，阐明荷马史诗是一代代游吟诗人传承下来的口头作品，因而其实际的创作要早于其成书的公元前８世纪。这就意味着，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情形要追溯到所谓的“黑暗时代”。即是说，希腊城邦的兴起很可能早于公元前８世纪。于是西方学者所极力阐述的公元前８世纪希腊城邦文明“新生”说就无法成立了。在更为忠实地信奉“黑暗时代”说的考古学领域，除了勒夫坎第遗址的发现之外，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已足以动摇“黑暗时代”说的基础。自从1952年线形文字B的译读之后，希腊城邦文明和迈锡尼时代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不仅希腊宗教和诗歌的传统，而且墓葬习俗、音乐和舞蹈，乃至重装步兵作战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因此，对于“黑暗时代”的重申似乎已不是纯粹从古代历史研究的角度所能理解的了。它提醒我们，现代人的自我关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主导着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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