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述评
：马万利 梅雪芹
《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2期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当然,这种努力从一开就困难重重而误解不断。近半个多世纪,国内外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基本上围绕三个维度展开。首先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作为19世纪的人类解放学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创始人的思想中究竟包含了多少生态关怀的成分?也就是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概念何以成立?第二,即便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对这类思想又该如何解读、理解和发展?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认识与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不减以及新的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在解决生态与社会问题方面的双重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批判学说所具有的生态关怀立场,亦取得多数学者的认同。同时,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文本解读以及现实方案等方面,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严重的混乱。这样,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总结,十分必要。本文试图在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与总结的基础上[ 1 ] ,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考察,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方法,明确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认识其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以及促进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人们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基本认同进而发展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我们应该承认,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怀疑有其现实与理论的合理性。毕竟,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远不如今天这样严重,也远不如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那样更能吸引当时的社会批评家的注意。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时,仍然特别强调“财富的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这一条件,构成了后来的学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现实基础。
此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工人阶级极端贫困,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备了“掘墓人”;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人类“财富的极大丰富”提供了条件,从而为人类进入“自由王国”实现全面解放准备了物质基础。但是,历史发展表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福利政策,工人阶级不但没有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乃至政治权利;在技术进步一定程度地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同时,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空前的生态灾难。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希望破灭的辩证法”[ 2 ] ( P496) ,成为人们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上述怀疑态度逐渐让位于一种积极和肯定的立场,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动因。随着20世纪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以及20 世纪晚期冷战思维的逐渐消失,西方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自身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批判工具去解释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大致经过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酝酿、本•阿格尔的确立以及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等人的发展等几个阶段。这些学派和学者或直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生态解读,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生态危机,从而向世人证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已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 3 ] ( P15 - 16、2) 。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和主要的流派,保持了该流派借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工具理性”、怀疑和排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的传统思维和立场。他们总体上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由此也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生态观念表示怀疑。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转移到生态批判的维度,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批判立场和分析。
因此,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对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 3 ] ( P25) 。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马尔库塞提出“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 the cap italism abuse of technology)这一概念,分析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主要原因。如果说该著作还主要停留在社会批判的层面,那么,他的《反革命与造反》( 1972 )则包含了更多的生态批判的内涵。他指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工业和商业抢占了迄今公众还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和监禁好不了多少⋯⋯我们必须反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 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 4 ] ( P129)总体看来,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解读,虽然带有不自觉性和“技术色彩”,但已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本•阿格尔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他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一词[ 5 ] ,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做了开创性的论述。至少因为这两点,他的这本著作被国内外学界比较一致地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形成的标志[ 2 ] ( P470) 。在阿格尔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识”[ 2 ] ( P475) 。阿格尔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论述,发现消费异化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他试图以生态危机来否定经济危机。阿格尔的这些论述不仅使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派开始形成,而且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做了重要的总结。
1997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发表《自然的理由》一书,在阿格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从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当然,从理论出发点看,奥康纳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思想。他说:“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关自然或者外部条件的理论阐述不是建立在自然稀缺性或有限性的思想基础之上”[ 6 ] ( P124) 。所以,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J. 唐纳德•休斯在提及奥康纳这位“最尖锐且带有激励性的环境史批评家”时说道:“批评奥康纳的人会指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可想而知会抨击资本主义。但他的批判也波及马克思;马克思在前生态学时代著书立说,意识不到自然的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具有根本的作用。结果,便如奥康纳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够唯物主义。’”[ 7 ] ( P102)虽然我们并不认同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但是他的“双重危机”理论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他指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属于“第一重危机”,他本人要对“第二重危机”即生态危机进行补充论述。他还认为,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和衰竭,而全球性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更加导致了生态的不平衡,“不平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灾难”[ 8 ] ( P195) 。应该肯定,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大丰富和发展。
2000年,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一书[ 9 ] ,是较早的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著作。福斯特在此将马克思、恩格斯置于与自古以来众多具有生态意识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相联系的脉络之中,以思想史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和关怀。2002年,福斯特又出版《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 10 ] ,提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不仅是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社会学说,而且是关于解放自然的生态学说。可以说,福斯特是真正走进马克思主义文本之中的思想家,他的研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发言权。事实上,今天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理解,在很大程度都是沿着福斯特的思路进行的。
除欧美之外,日本作为目前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也因严重的生态危机遭遇,出现了自己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岩佐茂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11 ] 。就我们国内而言,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引介并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有没有、有多少生态思想,其性质和意义如何这类问题,已基本形成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和价值的令人信服的揭示,当然离不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的解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
从马尔库塞、莱斯、本•阿格尔到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等,以及一些国内的学者,都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文本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各自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乃至发展。特别是福斯特,以文本解读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渊源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笔者借用福斯特的分析方法,并沿着他的思路,参照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贯理解,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揭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理解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哲学,它具体体现在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劳动的关系的认识上。
首先,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人”[ 12 ] ( P957、167) 。
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 13 ] ( P159)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14 ] ( P20) 。自然创造人,人又改变自然。人以其社会性活动影响和改变自然界。人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
根据这一哲学,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是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强有力的因素,它比任何生物的活动对生态平衡的影响都大得多,深刻得多,比任何自然变化都更经常、更迅速地多方面干预整个生态平衡。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虽然首先以自然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问题。
其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劳动,而人类社会的劳动是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统一,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马克思说:“自然条件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 15 ] ( P560)恩格斯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的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16 ] ( P517)同时,恩格斯也满怀乐观地认为:“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他们甚至还如此地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 16 ] ( P547)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问题的论述及告诫,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剩余价值与经济危机等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环节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今天看来,这些分析分别从技术批判、制度批判和消费批判维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基础。
首先,马克思从技术批判的维度分析了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技术根源。马克思创造性地引入了生物学上的“新陈代谢”概念,指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新陈代谢的断裂,从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的技术根源(对于这一概念,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新陈代谢”和“物质交换”两种译法,这分别是针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言的) 。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问题时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程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 17 ] ( P916 - 917)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社会领域,以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断裂”是生态问题的主要根源。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他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 15 ] ( P122)马克思接着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交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 15 ] ( P131 - 132)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 15 ] ( P393) 。这样,马克思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从技术批判的角度,建构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维度。这一点尤为值得重视。
其次,马克思从制度批判的维度揭示了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而这一维度与技术批判维度的社会物质交换理论是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已经历了“原始共生”和“人类对自然寄生”两个阶段。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需要是生产的尺度”。于是,人和自然之间维持一种原始的共生关系。而资本主义阶段属于“人类对自然寄生”的阶段。关于这一阶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15 ] ( P552) 马克思进一步批判,“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 18 ] ( P169) 。
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观念也可以用来理解今天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正如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者指出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外围国家和地区”不仅成为“核心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且成为“洋垃圾”、工业废料、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夕阳工业的转嫁地。
最后,马克思还从消费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消费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可能破坏作出了分析,并且,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维度的生态观念在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在技术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技术对生态与社会的影响不仅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相关,而且与资本主义制度盛行的劳动观、需要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密切相关,“人的满足最终不在于生产活动而在于消费活动”。而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为消费市场进行的战争,都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的破坏。
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区分了人的“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指出当代西方人的需求是一种被资本所支配和控制的“虚假需求”,并导致人们只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同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异化劳动”使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2 ] ( P493 - 494) 。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本文所言“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科学社会主义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和主张,它不等同于目前学界通常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影响和交互发展的产物,它主张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加入生态内涵,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从这一点上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生态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不仅是指人类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解放,而且还包括人类从对自然界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土地国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循环经济是恢复新陈代谢的根本途径,而共产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上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及生态经济学的总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土地私有制度的批判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在整个社会,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思想:“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着。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时必须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17 ] ( P95)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发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18 ] ( P120)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生态观念,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做了很好的补充说明,而克沃尔正是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的认真解读,才设想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和建设方案。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主义,构成了生态思想维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解读,十分有助于我们认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进而把握它的重要价值[ 19 ] ( P177) 。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现在已为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进一步解读也越来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的生态学内涵和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继承性,也是对生态危机的本质及根源的重要解释。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批判功能,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消费、阶级以及国际斗争是造成当今世界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案。正如阿格尔指出的,“正是在我们称之为希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 2 ] ( P496) 。另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绿色生态观念引入红色革命理想之中,这可以说是对“颜色革命”的新的注脚;而上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文本解读,也说明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着内在逻辑的学说体系。
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以及促进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对此,形形色色的生态主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生态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批判视角和辩证方法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生态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展露出来。并且,生态问题将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的结尾中指出的,人们必须达成共识,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完全毁灭之前采取行动,“建立新世界,时不我待”[ 19 ] ( P253) 。在此形势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指导,认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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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南昌航空大学思政部,江西南昌33006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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