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

关于民主与普世民主的相关思考

：肖黎朔

文章来源   《社科党建》 2008年12期

不久前，在各种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各种研讨会、报告会上，关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的讨论十分热烈。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这一讨论和大家对这一讨论的关注被冲淡。但随着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人们在寻求全球这一重大经济现象的深层次根源时，却很自然地又与普世价值、民主和普世民主联系在一起。

一、关于探讨民主与普世民主的重要意义

1850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发表评论，批驳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的观点时说：“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1这充分说明，研究、弄懂民主问题并区分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2我认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式，是指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民主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是指民主在实质内容上是在一定的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专政。

遵循“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一理论逻辑，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列宁在关于国家的相关论述中，进一步认识探讨民主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19年7月11日，列宁应邀到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了关于国家问题的讲演。他在这次演讲中开始便说：“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3 “这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4 “这个问题所以被人弄得这样混乱，是因为它比其它任何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点它仅次于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指望人们公正无私，以为那些自称具有科学性的人会给你们拿出纯粹科学的见解，那是极端错误的”。5他还说：对国家问题“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6

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都是从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这个层面和内涵上展开的。本文所涉及的民主，也主要是从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而展开的。在探讨民主之时，有时可能会涉及与民主相关的自由、人权等概念。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初显端倪，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各种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我们又面临着“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和“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民主“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

一是从国内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辉煌。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得到广泛公认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适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等等。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及残奥委会、神七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返回等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无疑向世人展示了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并使其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意义。例如，在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美国学者便惊叹我国各项准备工作的周密和完美程度：“人们不得低估中国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当中国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信息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使其可以游刃有余地化解国际事务危机，而且，‘中国道路’甚至应当认为高于民主制度。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无疑将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政治稳定并且产生重大的全球支持”。7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越来越期望党和国家能为其提供更加有效、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维护和扩展自身的经济利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成为各个阶层普遍的政治诉求。随着社会各阶层发育渐趋成熟，各种不同的政治诉求也正在沿着两个根本不同的方向演进：一是积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有益成分，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一是希望建立和实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在我国全盘推行私有化，与西方社会“全面接轨”，让资本甚至让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当家作主”。在这其中，我们也必须充分看到，希望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来纠正或者改变中国现行体制中的一些弊病和不足的绝大多数其用心是好的，但对于其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却往往不甚清楚。而那些主张与西方社会“全面接轨”，资本甚至让国际垄断资本在我国“当家作主”的人是极少数。但对于这极少数人的能量我们却不能低估。

二是从国际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依靠“硬实力”在我们国内要达到他们目的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此，他们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运用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等“软实力”上。2008年8月，我们在欧洲访问时，与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负责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事务的负责人交谈。我曾请教说，能否用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他本不愿回答，后来在我们执意追问下，他说，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表述：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我认为，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还认为，他所说的“软实力”，主要是指包括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政治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国内外、党内外都高度关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别是某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异常“热心”，给我们开出了各式各样的“药方”，总是希望我们也实行“一、二、三、多和‘两杆子’”，即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笔杆子）、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妄图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道路。

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我们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又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国内外资本利用各种形式对人民政治权力的侵蚀，譬如，一些地方和单位特别是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尤其在西部偏远地区，国外资本已经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形式向我们的基层民主选举渗透。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不断攻击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原因就是我们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与他们寄予“期望”的政治体制改革截然不同。他们所希望的改革，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当然，我们反对照抄照搬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属于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有益成分的吸收和借鉴。

三是从理论界到人民群众的认识和理解看。由于民主及自由、人权等与国家的发展前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一直是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民主及自由、人权等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汗牛充栋，这既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较充足的资料，也使得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性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如，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学术界就分为本土派和引进派，这两个派别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是在于民主是否具有普世性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存在是否要以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多党制”为前提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攸关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路径、方向和前途的重大问题。我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利益主体具有多元性。而利益主体越是多元，各种呼声也就越是多样。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民主本身的理解，也出现了多样的认识及多样的认同。比如，一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二说“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说民主没有问题，没有局限性”即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是个坏东西”；四说：“对当代中国来说，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资产阶级民主是个坏东西”。这四种说法，都各自有着不同的认同群体，但哪一种或几种更为科学呢？

最近一个时期，理论界和媒体上关于民主、自由、人权是否属于“普世价值”的争论比较热烈。持赞同态度的人中，有的说，“民主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但实现这种价值的道路却不是惟一的”；也有的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从英国、美国推行民主以来，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地区都实现了民主，可见其普世程度”，“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普世价值不应该成为迁就民族特色的祭品”；还有的说，“民主政治作为普世价值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和政治文明的标杆”，“现代民主政治往往是一种各个党派自由竞争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是普世的价值，既然是普世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可以移植的”，“西方民主可以移植到世界各地”，“文化差异和国情不能成为抗拒民主政治的理由”，“要民主就必须搞资本主义”等等。

还有人认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就是要确立到普世价值上来”，并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归结为“普世价值”；有人说：“以人为本是个纲，要贯彻这个纲，就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等一整套普世价值，就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普世价值不能确立起来，就不会是以人为本。所以价值观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还有的说，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等意识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以及由这些准则所规定的基本制度”，是“最高文明境界”，是“任何民族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

因此，无论从国内或是从国际，或是从理论界和人民群众对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上看，真正弄清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以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都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8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一方面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生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示了我党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表示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认同和信心，从而否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本主义方向。

可以说，民主及其相关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在各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也是当前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我所认为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定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民主下定义。但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下的定义。

如本文开始所说，本文所探讨的民主，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的一种。它不是指人民权利层面的广义的民主权利或管理层面的民主管理原则，不是指思想观念层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观念，也不是指行为方式层面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现在理论界所争论不休的民主，其实质都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

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9 “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10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11马克思又指出：“显而易见，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谈论同它相对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权就愚蠢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虽然已是现存的不真实。”12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对民主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3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14列宁还进一步论述说，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5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16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17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18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 19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20
江泽民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21

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这种狭义民主的含义，主要揭示的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以国家形态所表现的民主的特殊本质。因此，民主的本意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这就揭示了民主与国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这两个字中，关键在“民”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在奴隶民主制下，奴隶在法律上是物品，并不是人，只有奴隶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封建民主制下，农民已不算地主直接占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但他们不享受其它社会权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从形式上看，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大众都是“民”，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实质上是有产者少数人当家作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容忍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2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严重背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才能变为现实，从而也才能实现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高度有机统一。

有人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的定义。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一般意义上的定义。这里并没有讲清它实质性的内涵，即没有讲清其中的关键，即“人民”的具体内涵。我认为，可以对民主下这样一个定义， 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民主制的实质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是在整个社会上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国家。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发展着的不同社会类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广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适用于国家形态的民主，也适用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还适用于国家形态下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民主。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形态的民主，但是有非国家形态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23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24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都 是广义民主中国家形态下的人民内部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包括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包括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国家制度上。

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而所谓的自由、人权都是在一定国家形式形态下公民权利的特定表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关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这就如同民主是棵大树的树干，自由与人权是这棵树干上的枝杈，枝杈是附依于树干的，自由与人权是附依于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国家形式或形态，其阶级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才有可靠的保障。所以，只要讲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就顺理成章也就比较容易讲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从阶级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资产阶级是打着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上台的，它们的政府从来都把自己标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但是，实践早已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就决不会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当然，马克思主义决不排斥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的一般。但是，必须准确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权的内涵与实质，以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争得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关于普世价值与普世民主

综上所述，民主如同自由与人权一样，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在不同社会形态里，不仅民主发展程度的高下不同，而且民主的性质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从来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抽象的、纯粹的或曰“普世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或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尤其如是。要讲清有无普世的民主，首先需要厘清有无普世的价值。

关于普世。能否达成如下共识：一是这里指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的世界。动物不能跻身我们这里所说“人的世界”。二是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也就是说，从横向上说，在天地四方的空间里，从纵向上说，在古往今来的时间里，不分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及阶层、文化、宗教等异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应该被普世价值中的“普世”所覆盖。

关于价值。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曾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的这一属性”。25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价值，显然是商品“使用价值”概念的直接延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人或人类这一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从上述意义上讲，一些人所说的所谓普世价值，就应该是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的人都普遍需要和适用的东西。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价值观这一范畴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一切已往的价值观、道德观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并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马克思、恩格斯说：“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主的意义”，“这种利益的物质关系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26恩格斯还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确定人的价值”。27因此，我们不仅应避免把政治经济学对价值的定义简单地引入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更应该避免把资产阶级的金钱即价值、有用即真理的极端自私自利和庸俗实用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价值，应该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我们的最低纲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追求的特殊利益，在现阶段，我们的利益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即根本价值相一致的；从最高目标看，我们的根本利益即根本价值就是要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此，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不可能有统一的普世的价值观念的。

有人说，有；比如吃喝、食物与水、空气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马克思说：“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28恩格斯也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29应该说，认为吃喝、食物与水、空气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这是犯了基本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吃、喝、生殖”等只是人和动物共通的生理机理，是全人类一切人与一切动物一样所具有的生物性，这并不是人类一切人所特有的普遍属性，也不是人世间所特有的“普世价值”。如果承认了吃、喝、生殖等等对所有人都具有“普世价值”，就是让动物跻身于人类，或者是说让人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有人说，如果人类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人为何能产生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这里需要弄清四点：一是不同民族、特别是不同阶级的人产生的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往往是活跃在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知道，文学作品应当尤其是那些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经典名著也都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这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读的不是与我们同一时代或同一种文化的作品时，却依然能够从中发现自己生活的影子，这也是这一作品能够打动我们的根本原因。但有的文学作品却是误解甚至歪曲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抽象或寄托，而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也往往从这类文学作品中寻找或寄托着自己的梦想。二是这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情感抽象，在社会生活中有时可能会变成一瞬间的现实。但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这男女双方所谓一见钟情的“纯真爱情”，一旦置身现实社会，就往往要受到自身所处的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根本性制约，便往往与社会现实生活发生种种碰撞而发生衰变、裂变甚至异化，一见钟情时所立下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山誓海盟便往往不能兑现，很难爱它个地老天荒。三是不排除个别有挣脱上述制约，把这种“纯真爱情”进行到底的现象，但套用马克思所说，如果对不同民族特别是不同阶级之间所谓的“纯真爱情”加以抽象，使**等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它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的，那往往仍然是动物的机能。有人往往把这种动物的机能误认成“纯真爱情”。四是爱情与**尽管有联系，但决不能划等号。爱情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高尚情感，很难设想动物也具备这种情感。我们也决不否认人世间有上述冲破社会经济文化等根本性制约的樊篱而要获得自己希冀爱情的“爱情至上主义”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毕竟是极少数，也根本不具备普世的意义。

有人说，人类中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一些非意识形态的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现象的东西，也可以为全人类一切人共同学习或欣赏等等。人类社会是以能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相区别于动物社会的。从能制造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劳动这一点上说，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切人共有的东西”的“现实普遍性”。30人都能制造生产工具，并能共同欣赏如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形式逻辑、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一些反映人类社会生活与精神现象的非意识形态的东西，这在形式上看，似乎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普世性。但是，“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决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即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单独存在。随着阶级社会的诞生，随着人的社会性的增强，“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便会被稀释，有时甚至荡然无存。比如，随着剥削的产生，少部分人由于逐渐脱离了生产劳动领域，进入了专事压迫剥削他人的食利者阶层行列，这样便使其区别于动物的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逐渐蜕化。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从创作和受众的角度讲，也确实存在不少毫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文艺作品，这也可以被称之为“一切人共有的”“现实普遍性”。但也要看到，也有不少从形式和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的毫无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一些山水画、无标题音乐等文艺作品，但在创作时，有时却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的受众，会从相同的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情感甚至意识形态的色彩来，这就叫“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无论从还是受众角度讲，这都可以叫做“托物言志”。比如，由于对所有制的关系不同和分得的多寡不同，人们所接受教育的程度便有所不同，同为一部小说或喜或悲这些共通或相似的情感和认知，是要建立在不是文盲或有闲读书这一共同的基础之上的。另外，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上的无标题音乐并不是所有愿意聆听的人都能购得起昂贵的门票的。“喜怒哀乐，人之情也”，从形式上，这也是一切人的“普遍性”或叫“普世性”。但是，鲁迅说得好：“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31鲁迅虽然讲得是旧中国，但对试图把资产阶级统治者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是不是一个有力的回答呢？这能不能说，名称上同曰为喜怒哀乐，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的往往有着实质内容的不同，有时甚至有完全截然相反的内涵呢？

有人说，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例如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普世价值。我们说，有时在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时，往往费下很多口舌无法理论清楚，但此时一回到现实，问题往往便不难解决。说是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云云，我们看两个事例。一是一个个体：2008年5月我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只是珍惜自己以及女儿的生命，连其老人和妻子的生命也全然不顾，谈何尊老，谈何同情他人。二是一个国家：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到2008年7月8日，美国为征服伊拉克，美军死亡为4114人，这还不包括死亡数万人的雇佣军；截止2007年底，战争还造成近7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请问，美国当局和而不同了吗？飞机枪炮勿施于人了吗？同情珍惜本国士兵与伊拉克人民的生命了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当局并不希望自己的国土遭受炮火连天，可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却放开手脚，在海外其它国家连续发动海湾、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四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可以说，珍惜生命、同情他人、尊老爱幼、“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或仅仅是部分国家或人们的优秀文化传统，或仅仅是一些人的良好愿望，或仅仅是少数人企图使他人甘受奴役的麻醉剂而已。但决不是全人类各个国家各个阶级各个人所共同承认并遵循的所谓“普世价值”。

有人说，解决环境污染、反对恐怖主义、贩毒吸毒等全球性问题可以被称之为“普世价值”或“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说到底，人们或国家的价值观念，是由人们或国家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治理大气污染，无疑涉及全人类和各个国家乃至每个个人的共同利益。1985年人类开始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增温作用。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带来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的不同，但在采取实际行动时，这一“普世价值”往往被虚化和虚幻。美国以占全球5％的人口消费着全球25％的能源，在过去的2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两吨，而美国每年人均却多达九吨。但美国却“果断”地拒绝加入全球任何就减排达成一致的国际协议，也不签署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至于“反恐怖主义”，现在各个国家及各个阶级对其定义都极不统一甚至截然相反。有的实质上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却借着反恐为名，公然到处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法准则，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甚至赤裸裸入侵他国。至于贩毒吸毒，之所以成为全人类肌体上很难愈合的顽疾，同样是由于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及特定集团、人群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至于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成形的共有利益和共有价值观念，这无疑在现实社会生活与观念形态中存在。但这与有的人所说的普世价值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为一切国家和一切阶级、一切人所共同接受的普世价值是从根本上就不存在的。

有人说，奥运会倡导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奥运会确立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局限，具有普世价值。实际上，奥运会的上空总弥漫着浓厚的政治对立空气。且不说1916年的柏林奥运会、194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的伦敦奥运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被取消，1936年的柏林、1956年墨尔本、1968年墨西哥、1972年慕尼黑等奥运会都没有摆脱被政治化的命运。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政治化达到顶峰，美国带头对这届奥运会进行抵制，而四年后洛杉矶奥运会时，苏联则率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抵制，奥运会成为冷战的延伸战场。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境外传递屡遭干扰。奥运会前夕西方大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是对中国所谓“西藏问题”、“人权问题”喋喋不休的指责。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各国报名到北京参加报道记者达万人之多，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预测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将会发生各种重要事件的西方记者；当预测北京奥运会可能会举办得十分成功时，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的记者却只有三、四千人。由此可见，一些西方记者对报道奥运会运动场内任何一条打破世界纪录的精彩赛事和“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并未有多大兴趣。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也应当是世界休战日，格鲁吉亚正是选择在这一天对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布什与普京“谈笑风生”，而却在数千公里之外暗暗进行着政治军事的角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集中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充分反映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烈愿望，但却未成为当今国际世界的普世价值。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的人、集团和阶级总是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不同情感、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其经济、政治、文学、哲学和道德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主体和本质属性，都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争论实质上是普世价值观的争论。如果有人一定要讲“普世价值”，其实质是要想把他们的特定价值定为普世价值。有人引用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的讲话，企图证明自由、民主、幸福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这是没有道理的。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作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的质的规定性。这对有的人论证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存在不仅毫无裨益，而恰恰说明了“自由、民主、幸福”的阶级和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对“自由、民主、幸福”所谓普世性的否定。

在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探讨清楚了并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作为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形式或形态的民主也就更加失去了所谓的普世性。

关于民主的普世性，现在媒体上讨论得极为热烈。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各种不同民主政治的历史背景、阶级属性、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民主的一般特征，亦即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适性。这些特征包括：1、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2、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3、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4、程序化；5、保护少数。当然，民主还有其它各种原则，譬如代议制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选举的原则等。而上述几个原则，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则，是民主普世性或普适性的集中体现。

我认为，上述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值得商榷。

其一，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形式是我们区别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外部标志之一，是事物运动的外在方式。而内容，就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本身，是构成这一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事物的性质，本质上是由其内容所规定的。相同的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事物，也可能有相同的外在表现方式。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中，各种不同民主政治的历史背景、阶级属性、实现形式有着很大甚至根本的不同，但是，不同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同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之为各种不同民主的外在形式的一般特征，但还不能称之为民主的普世性或普适性。因为，任何形式与内容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须臾不可分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决定事物的性质。离开民主的根本性质，仅凭性质根本不同的民主在形式上的某些相似之处，就把某种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特定国家的民主视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妥当的。

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对“个别和一般”的思想方法来看一下“普世民主”。当我们把各种不同形式和形态的民主概括在民主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民主这一概念本身与各种不同形式与形态的、特定的、实存的民主不同，它在社会历史的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感性的存在。民主一般仅仅是民主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性的一个合理的抽象。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民主一般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民主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民主和最不发达的民主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民主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民主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种证明现存的某种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并将永存的人、集团或国家，就在于忘记了这种本质的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时代民主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民主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民主。因此，一说到民主，应该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的、具体的民主。

比如说，所谓“普世性民主”中的“主权在民”的第一个原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的雅典民主制中逐渐确立的。创立这一民主制的伯里克利明确宣称：“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32毫无疑问，古希腊民主是人类古代民主的灯塔，但它的民主制的辉煌成就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据相关统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雅典成年公民为四万人，其家属14万，异邦人七万，奴隶在15~40万之间。其家属、异邦人和奴隶是不享受公民权的，真正享有公民权的仅有十几分之一。33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迷人的政府形式，变化多端、杂乱无章，给同等者和不同等者都分配以某种形式的平等”。34此后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鲁索又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他又说：“从民主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民主从未存在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存在。”35

现在，多数人也都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我们从民主的构词上也可以看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自己作主，它的对立面不仅仅是君主，而且还有资本主义民主即资本主导下的民主。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权在民即人民当家作主原则，体现和实现的实际上是资产者作主的原则；在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定等原则，主要是在资产者内部实现的。在这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个“绝大多数”实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至于整个社会中有时候真正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也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自己的斗争争得的，比如，八小时工作制、“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也可能会有同志说，他们有“选举中的神圣一票”。其实，这神圣的一票仅是表面和形式上的。笔者在后面将专门涉及这个问题。

资本主义虽然有口号上与形式上的平等，但要看到，资本主义既有一人一票这样的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实际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列宁把这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并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36口头上主张竞争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和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人与国家，是否就不独裁和专制了呢？我们作判断，决不能依据他们口头上说什么，而更要看他们做什么。正因如此，列宁明确指出：“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37他们形式上有“选举中的神圣一票”，但选举之后，便千方百计排斥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除在管理国家之外。资产阶级议会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资产者压迫无产者的工具。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内容。列宁在批判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总是谈论“一般‘民主’”时，曾尖锐地指出：“剥削者营垒总是把资产阶级民主冒充为一般‘民主’而一切庸人，一切小资产者，直到……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跟着这个营垒随声附和”； 38“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饭食者平等”；“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列宁还说，他们如此对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粉饰，“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39列宁当年对考茨基等“一般‘民主’”、“纯粹民主”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普世民主”难道没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吗？

其二，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说共性和个性。和任何其它事物一样，民主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说共性和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体现出来。民主的共性是从各种民主的国家管理形式或国家管理制度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但这种共性与个性一样，都是同时存在于每一种具体民主的历史形态之中的。如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既包含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但更具有根本不同属性的个性；前者反映了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或共性，后者反映了民主本质的特殊性或个性。不能因为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而否认民主本质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为民主的本质特殊性而否认民主形式的某些普遍性。需要强调的是，“普遍性”和“普世性”也不是一回事。“普遍性”是哲学用语，是自在的、内生的，存在于事物内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而普世性从概念的来源看，是个宗教用语，它强调的是社会及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从原意上理解，是超越尘世，其真理性来自上帝赋予的启示。因此，是一个不需要前提和证明的虚幻。但它会被现实中的一些人、集团、国家所利用，它不仅是虚幻的主观意愿，而且更是想把这一愿望变成所谓“普渡众生”的现实。因此，是否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鼓吹的所谓“民主的普世性”，实际上是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和西化、分化、规制化中国并最终把我们殖民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武器？

因此，我们决不能把需要借鉴和汲取的各种具体民主的形式中的某些普遍性，误认成需要把这种民主从形式到内容都要全部、整体地照抄照搬过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在形式上汲取了奴隶制民主和封建制民主的精华，并在其民主的形式上进行变革创新，以适应资产阶级自身的需要。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中包含的所有精华，我们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在这上面，我们决不能重犯“左”的错误。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狭隘性，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具有“普世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各种不同具体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更不能承认西方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的“普世价值”，否则，我们在民主问题上，就会出现偏差而陷入被动，甚至如马克思所说，“就会倒霉”！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所谓“纯粹民主”时还说：“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40

邓小平曾说：“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41

邓小平还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42因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43财产集中必然带来政治集中，政治集中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集中。这就是从经济基础集中到上层建筑集中的必然路径。本来，民主是要彰显各类个性，结果却来了个“普世民主”的“统一”。一些国家为了推行“普世民主”，甚至不惜动用战争手段。民主虽然是一个颇为动听的词汇，但在西方民主的辞典里，民主就是反共。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讲，“普世民主”就是专制或专政，是与民主的本义完全相悖的。

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较而存在的。不讲清楚资产阶级民主，就无法讲清楚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多数人的民主或统治，都倡导多数人的平等。但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资产阶级民主却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大多数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地位。而社会主义民主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人民当家作主，都是多数人之间的平等。我们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这里所说的民主，已经不是所谓抽象的、纯粹的民主了，而是有着其具体的规定性，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省略或约定俗成。这里的本意与实质所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民主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如果不省略，这句话的全部表述是：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美国等发达西方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垄断资本主导下的民主，与我们的人民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而言，说资产阶级民主虚伪，也就是说，他们在政治旗帜上写的是“人民民主”，而在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却被排斥在民主之外，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如1960年，戴维?布尔克利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这是空间时代的首次大会—— 在这个时代，竞选者能够向月亮作出承诺，并能兑现承诺”。44再如，1989年1月20日，曾担任过美国政府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乔治?布什在就任美国总统后发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要“为人民服务”。45乔治?布什的此“为人民服务”与毛泽东的彼“为人民服务”字面上完全相同，但其本质内涵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正如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一样。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是指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虚伪，而对于资产阶级本身来说确是真实的。当然，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同农奴制和君主制相比，毫无疑问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共和国愈“民主”，资本的统治就愈隐蔽、愈巧妙、愈厉害也就愈无耻。

如果承认了一些人所说的“普世民主”，也就等于承认了存在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列宁曾经指出：“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从无产阶级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46任何民主，与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在此之前，讲什么所谓的普世民主，就必然是愚弄人民的谎言。正如同列宁在批判考茨基鼓吹的“纯粹民主”的言论时所说：“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47因此，一旦承认民主具有“普世性”或“普适性”，即是承认有考茨基所说的“纯粹民主”，就是有意无意重复一些人企图用来愚弄人民的谎言。

我认为，民主没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类型上分高下。奴隶民主制是对原始社会“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的进步，封建君主制是对奴隶民主制的进步，资本主义民主制是对封建君主制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制又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而一些人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总是否定其共性，而高扬其个性；在民主问题上，却总是否定其个性，而大肆张显其共性。这实质是在理论逻辑上的双重标准。

有人说，“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正因为民主没有抽象的“普世性”，但在其类型上分高下，因此，上述这句话，是否可以改为这样的表述：民主是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共同创造和积累的政治文明的成果，追求新的更高的民主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

有人所说的“普世价值”，实质上是要讲美国的民主制度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应当看到，在私有制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一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口号上标榜平等但是实际上不平等。比如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一开始便宣称：“我们认为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8这就是著名的“天赋人权”说。而实际上，当时签署宣言的却是清一色的白色男人绅士，他们笔下和心目中的人，并不包括黑人与妇女。1920年美国妇女才有选举权，1965年美国黑人才真正拥有投票资格。资产阶级在宪法的旗帜上讲民主，而在宪法的细节里却是赤裸裸的专政；在宪法这个母法里讲民主，而在子法即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同样是专制社会，只是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薄代替了，一切处罚都简化成为罚款和扣工资。在资本主义国家，情况往往是这样，即你可以游行示威，可以骂总统，但你对你的老板却必须绝对地服从。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或公司里，老板或总裁总是对工人或职员实行专制的“奴隶主”或“皇帝”。

在奴隶和封建专制社会，在熊彼特所说的“精英民主”的资本专制社会，它们有着共同的普遍性，这就是对少数人的民主，对多数人的专政，即是对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人的民主，而对其他或是广大奴隶或是广大农民或是广大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才是对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多数人的民主，是对敌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少数人的专政。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的情况出现。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不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就是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所谓全民国家和所有成员的民主是不存在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讲，多党制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表现形式、权力分配方式与所谓“普世民主”的点缀而已。在美国，仅仅是数万甚至是数千富有的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在管理着美国。不过在美国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是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撑，而民主党的背后主要是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撑。

二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外壳上平等但实际内容上不平等。比如一人一票选举制的平等，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已。现在美国的大选往往参选率仅有一半多一点，无论何种原因，这在实质上就是剥夺了近半数人的参选资格。此外，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又往往掩盖着经济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平等。美国目前的百万富翁超过八百多万，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多达几千万。整日花天酒地和每天沿街乞讨的人之间，能说是平等的吗？另外，美国的联邦法律规定实行普选制，但又通过“选举人”制和州法律的“胜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渡陈仓地改变和相当程度地削弱了普选制。

让我们再打一比方，来进一步说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就像一个偌大的发育不健全的股票市场里的一个个股民。在股票市场里，从形式上看，任何一个股民，都有权利决定在任何情况下出入股市的“民主权力”；而实质上，大资本却有操控股市“坐庄”的“民主权力”，从表面和形式上看，小股民与大资本，各自有各自的“民主权力”，似乎并行不悖，十分平等；但在这表面十分平等的形式下，小股民有时会被大资本洗劫得倾家荡产。股市中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大资本掌控小股民命运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形式上看，如同股民自由进出股市一样绝对平等，但实质上候选人只能在垄断资本事先圈定好的两个之间进行选择。即使在两人中间进行选择，看似自由，其实也极不自由，实际上垄断资产阶级早已通过舆论操纵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也无形地掌控了人们投票的这只手。这在后面将专门论及。

三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上是金钱政治。曾帮助1896年威廉?麦金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49美国一位作家兼评论家也说：“无论民主制度在理论上怎么讲，在实践上人们有时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标准化的商业情节剧。”50从1789~1797年担任美国首届总统的乔治?华盛顿，到2004~2008年的第55届总统乔治?布什，绝大部分担任美国总统的人出身富豪，可以说总统职位是富人的“专利”。许多人印象中的“平民总统”其实都不贫穷。华盛顿去世后，传记作家试图把他描绘成出身卑微的农民，但是他实际上成长于拥有49个奴隶、占地一万多英亩（约40.5平方公里）的庄园。《福布斯》杂志说，华盛顿在任期间就已跻身“美国400富豪”之列。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但实际上杰克逊在南卡罗来纳一处庄园长大，庄园里拥有多名奴隶。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穷困潦倒，但他出生时，他的父亲托马斯?林肯拥有两个占地600英亩（约2.4平方公里）的农场和几块城镇地皮，还有大量的家畜和马。林肯五岁时，他的父亲已成为肯塔基地区最富有的农场主之一。

共和党是1854年成立，从1860~2004年，美国“驴象两党”先后进行39次总统选举。其中，绝大多数是竞选开支超过对方的一方获胜。1860年大选，共和党人林肯竞选费用为十万美元，而民主党人道格拉斯为五万美元，林肯胜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同样是创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个人筹款纪录筹款多的6.41亿美元的奥巴马当选，而筹款仅三亿多的麦凯恩败北。美国总统竞选的费用在近些年不断刷新纪录。1980年的总统竞选耗费资金仅为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到了2000年，竞选费用总额猛涨到5.29亿美元，而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其中两党候选人布什和克里筹到的竞选费用总额就超过了五亿美元。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本身更是创下24亿美元新高。51

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游说集团。建国伊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十篇阐明的主要论点是：美国人生活在利益集团的迷宫之中；废除冲突利益集团的斗争会损害自由；鉴于使全体人民拥有相同的意见、情感和兴趣又绝无可能，因此形成派别或利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利益集团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52

　　为达到此目的，美国直到1946年才制定了《联邦管制院外游说活动法》。但就是这惟一的一部相关法律，也只是对利益集团的活动予以规范，而并非是要限制。比如该法律要求游说公司到国会秘书处登记，定期呈报活动记录报告和收支情况等。这部法律的最大弱点或漏洞，在于未责成任何机构负责该法的实施，以及对游说活动与议员关系的规定含混不清。这一切使得该法对利益集团活动的约束力大打折扣。53

被称作“旋转门”的机制，也是我们了解美国腐败的最便捷的切入点。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大体而言，“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的“旋转门”，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在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这就可能为他们曾经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好处。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的“旋转门”。以前的政府官员充当游说者后，也可以利用自己与政府的联系来为现在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的利益。在当今的美国，“旋转门”司空见惯，而且运转良好，并且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腐败的加速器。这种深深植根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以游说来达到一己之私的现象或存在，便是被称作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美国“第四权力中心”。它不仅开创了一种腐败文化，而且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行径披上了合法外衣。金钱是进入上述两种“旋转门”的入场券。很多团体在游说上每年都要花费上百万美元甚至更多。

四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是金钱操纵舆论、舆论操纵民主的“民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笔者在这里引用爱因斯坦早在1949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较长的一段话：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它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54

爱因斯坦决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上述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权力和所谓民主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戏剧家帕迪?查耶夫斯基讲：“电视是最丑恶的民主。”55

事实的确如此。2008年5月，笔者到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访问，在与其几个议员和研究机构交谈时进一步认识到，在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往往是通过金钱和所谓的公关公司、游说集团等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控制各种新闻媒介控制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在近几次的美国大选中，有些主要电视台播出的竞选广告，平均每分钟竟达上亿美元。从表面上看，选举时，民众都有所谓的人人平等的一票，但实质上，事先已经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即被灌输的意识在操纵着民众，去投垄断资本事先已经选定好的代理人。民众的所谓权力与自由，只不过是在他们事先设定好的资本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不同代理人甚至仅在其两人之间进行选择罢了。这种极其有限的在几个人之间选择自己权力代理人的民主，在选举完结之后，便把民主又还给了辞典。

美国一是以从海外攫取的大量合法非法超额利润即金钱，在其国内建立所谓“福利社会”的“示范效应”，以从根本上增强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投入大量金钱兴办各类媒体，在其国内特别是世界上大肆宣扬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拚命诋毁他们企图颠覆的国家的执政者，用名目繁多的罪名指责发展中国家“独裁”、“专制”、“暴政”、“侵犯人权”、“自闭”等，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丧尽自尊，无颜自立；然后，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从而既达到了西方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残酷剥削压迫的目的，同时又能用这些巧妙动听的语言掩饰它们残酷剥削压迫的实质。当金钱所垄断的媒体在世界铺天盖地都是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普通群众是很难区分对错的。三是拨出专款在对象国收买、培植代理人和所谓的“民主自由斗士”，筹建、资助、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使它们成为推行所谓“民主自由”的先锋。四是利用对外援助，诱使对象国自觉自愿地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并同西方民主制“接轨”。这种援助，在它们的“民主价值观大潮”兴盛之际，往往会减少投入；而在“民主价值观”受到置疑之时，往往会加大投入。冷战结束后的1995~2000年期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成员国净官方发展援助（ODA）总值逐年下降，从587.8亿美元下降到了537.49亿美元。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硬实力”的碰壁，他们又开始重视发挥“金钱外交”的“软实力”的作用。后冷战时期的“援助疲劳症”至此不治而愈。自2002年起，世界主要援助国普遍增加了对外援助拨款，年均增幅在一百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在2001年以后对外援助的增幅，超过了“马歇尔计划”以后的任何历史时期。

五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我们还应注意，竞选费用正在扶遥直上，但是民众参选率却是江河日下：

2004年选举受到选民的高度关注，据统计，60％的选民（1.2亿人）参加了投票。布什获得51％的选票连任，实质是只占全体选民30％多一点。这30％多一点的赞成票中，实质也有不少是对方的反对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众的参选率可能比较高，原因主要是美国民众对美国金融危机出路的关切，其次是由于黑人奥巴马的参选。黑人奥巴马的当选，无疑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的一次进步。

六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往往对内“仁慈”而对外野蛮；有时对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连表面和形式上的所谓民主与平等都要抛弃，而显现出“独裁”和“霸道”的“本色”。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未来的结果〉中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6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以从海内外攫取的大量合法非法的超额利润，除了被少数垄断集团攫取外，拿出少量在国内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这一方面是其国内长期稳定、长期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在全世界“示范”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以向全球更加有效地输出自己的民主政治。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强国的民主制，与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一样的，是建立在对外征战和奴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对内表现得分外“仁慈”，而对外却特别残酷。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奥妙并不在于高科技，而是通过金融、高科技、军事和文化等手段，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劳动领域的劳动者的绝对控制。近40年来，美国的香蕉公司、银行和石油公司通过种种管道每年对哥伦比亚进行几千万甚至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从而在哥伦比亚政府军的保护下掠夺其廉价资源，剥削该国的劳动力。

就是在对内“仁慈”的表面下，美国政府对人民来说，实质上没有民主，而本质上是赤裸裸的专政。近几年，美国国务院常常是每年度都要发表对别国的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指责，却对自身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美国真实的人权状况，响应美国国务院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肆意歪曲和无理指责，敦促美国反思其所作所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连续第九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2008年3月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指出，美国暴力犯罪上升，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2006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为141万起，比2005年增加了1.9％。美国拥有私人枪支达2.5亿支，美国每年约有三万人死于枪击。美国执法、司法部门滥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美国监狱的虐囚现象很普遍。2006年，美国监狱共关押了超过226万犯人，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5％，而囚犯占全球囚犯总数的25％。美国公民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在逐步缩小。美国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到2006年底，美国贫困人口有3650万人，几乎相当于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中。美国家庭组织称，实际上，在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近九千万人在2006~2007年之间（或其中某些时间段）没有医疗保险，占总数的34.7％。57透过此类事实和数据，我们还能够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应该仿效的普世民主吗？

西方强国的垄断资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在国内的选举中，甚至在表面和形式的选举程序上，所谓的民主与公正都会被抛弃，而显现出制度上的“独裁”和“霸道”。让我们以英国1979年的大选为例：英国为了防止各个小党派联合执政，在其选举制度上就做出了极其不平等的规定。保守党只需四万张，工党只需4.2万张选票即可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而其它小党联盟则需40万张选票才能获得一个议员的席位，其难度相当于保守党与工党的十倍。58现在，这一极不合理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进一步实现在全球的联合，进而巩固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它们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削弱各国的多党制，企图推行垄断资本内部的诸如美国十分成熟的两党制。

美国的总统选举，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各个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角逐。在他们内部，有时会斗得你死我活，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尼克松在美国政坛上活跃几十年，曾竞选过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副总统和三次总统。当他离开白宫之后，在其《领导者》一书中，谈到竞选中的黑暗时，曾转引丘吉尔对政坛用语，三番两次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粗野而肮脏”。59美国总统选举中，肮脏内幕的极端，就是对竞选对手的暗杀。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参选被暗杀身亡。1972年，乔治?华莱士参选，被暗杀致残。1974年，杰拉尔德?福特参选也曾被暗杀过。现在，一些预言家预言，不排除奥巴马在任期内遭到美国极端种族主义势力的暗杀。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虽然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有实现过。它与封建制度相比，只是改变了经济奴役的形式。封建制度是封建国家奴役制或依附农民租佃制，60资本主义民主制则是雇佣奴隶制。只是后者对其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未改变也不会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贫穷国家的经济就能得到大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瑟罗曾统计了从1870~1988年这128年的历史跨度中，按人均GDP计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国家排名几乎没有变动，而只有一个日本跻身其中。61瑟罗没有谈到，即日本的崛起，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为冷战之需要，在东亚培植同盟的结果。现在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所谓新一轮的“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依然是那20几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频仍和贫穷有加。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在他们自己的金融甚至经济危机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我们认识西方民主制所谓“优越性”的绝妙教材。

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陈水扁的民进党靠反国民党腐败上台，但陈上台之后，洗钱横跨全球，比国民党更有过之。意大利曾经是三届总理361个内阁成员全部都是腐败分子。在所谓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因党派之争，美国国会山上游说集团涉及到政府腐败内幕的冰山一角，但一旦发现继续揭露将可能伤及美国政体乃至国体，这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嘎然而止。在现代金融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金融隐匿运行加上经济高度虚拟，在客观上造成普通百姓与现代大资本所拥有的信息会越来越不对称，大资本侵蚀普通百姓权益的腐败现象会愈加容易发生。所谓“实行民主之初腐败难以避免，待民主逐渐稳定后必然清廉”说，也是没有道理和不符合事实的。

还有人说，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国家就不会分裂。苏联按照西方开出的方子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制度，结果分裂为15个国家。2008年2月，科索沃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刚刚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

所谓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经济就能得到大发展、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就能防止国家分裂等等，无非是想进一步论证美国民主制的普世性。

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民主及自由、人权等战略的由来、实质和后果

在我国，名实之争已有几千年历史。看问题，不能仅听名词如何。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美国最大的国家担保的非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仅从名字上听，很动人。但其所经手的抵押贷款总额为5.3万亿美元，几乎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绝大部分贷款无法回收，这是引起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祸根之一。“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这些语词听起来也很动人，但这些语词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而使用这些语词的不同的人、阶级、利益集团或国家，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了它们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所以，在政治哲学领域和民主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使用的一些词句和用语，首先不要犯过去“左”的错误，一切都草木皆兵，一概予以批判和排斥；但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不作任何分析地全盘照抄照搬，陷入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之中。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证分析，弄清其确切含义，然后再确定哪些可以直接借鉴和使用，哪些需要加以辨析和改造，哪些需要拒斥和抵制。特别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我们更要如此。在这些基本概念的具体内涵里，实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资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重大基本理论。

长期以来，美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实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一些话语体系也往往是由美国发明、主导与垄断。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让我们回溯一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理论的起源及发展历程，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论，也在于认识所谓“民主的普世性”。

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当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自由、平等、博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实质上，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自由贸易、等价交换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当时，这一口号对摆脱封建王权和神权束缚、争取政治自由、民主平等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到了号召、激发、团结革命群众向封建统治发动进攻的作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但是，这一口号也具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它本身也是不真实、不科学的。因此，马克思在指出“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口号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同时，总是不断地指出这一口号的极大欺骗性，指出这一口号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巩固资产阶级所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各国资产阶级相继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它们在扩张领土、建立殖民地、拓展利益范围的同时，也进行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扩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制定的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制度，也随之走向世界。

美国是上述侵略扩张行为的后起之秀。对外进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渗透，并不仅仅是美国某些统治者的特殊癖好，而是有着其深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自称或都是基督徒。艾森豪威尔威尔曾说：“承认上帝的存在是美国精神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没有上帝就不会有美国式的政体，也不会有美国的生活方式。”62在全世界流通的美元货币上，也印着“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语句。所以，除了华盛顿第二次就职时的两段简短演说以外，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都谈到了上帝。这从根本和实质上说，所谓“上帝”，就是为美国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根本经济利益和国体、政体服务的奴仆，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另一个特点是，美国各界上层也都深信美国是“新的耶路撒冷”，美国人是“上帝的挑选”和“天之骄子”，承担着上帝赋予的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推广到全球的神圣使命。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便宣称：“‘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新的自由民主”将是美国“重要输出品之一”；要“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 63

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凯南和国务卿杜勒斯先后提出“和平演变”的理论，但美国当局重视不够。美国在经历主要运用“硬实力”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之后，便进一步知晓“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的重要性。

美国对外战略从崇拜“硬实力”到着力运用“软实力”的转变是被迫的。这一转折发生在尼克松政府时期。1968年年底，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37届总统。此时的美国在世界上30个国家驻军一百万，对全世界近一百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特别加上已陷入近六年的越南战争，使其财政经济状况逐渐衰落，国际收支发生危机，美国不堪重负。1969年初，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说：“经过一段对抗时期，我们正进入一个谈判时代”，“历史所能赐予我们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这一称号”，“我们邀请那些很可能是我们对手的人进行一场和平竞赛”。64严峻的形势迫使尼克松政府采取“和平竞赛”即“和平较量”的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决定与新中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二是逐步从越南撤军；三是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放任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可以说，这三项“和平较量”的举措，是美国运用其“软实力”拯救和重振美国霸权地位的关键之举。从一定意义上讲，结束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放任美元“自由”的充当国际货币，对长达几十年的美国经济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尼克松虽因“水门事件”于1974年辞职，但他的继任者福特却继承其思想遗产。1975年7月底，35个国家（33个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是美、苏缓和与妥协的产物，两国的政策目标在协议中都得以实现。《赫尔辛基协议》规定，二战后形成的欧洲边界现状不可破坏，这就意味着美欧对苏联“硬实力”的承认，但同时美欧也提出了苏联要对西方“软实力”即“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尊重”，并扩大东西方阵营的人员往来。对苏联而言，这实质上是把美国利用所谓“人权”等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以合法化。至此，西方国家利用协议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所谓“道义”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打开了一条关键的通道。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则把“人权”明确作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以所谓维护“人权”的名义，大肆干涉别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冷战结束后，美国称霸全球成为可能。处于冷战向后冷战过渡时期的老布什，对美国“对外人权理论”作了“创新和发展”。布什说：“促进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作为人权以及经济和社会项目的最可靠的保障”。651989年1月20日，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强调：“我们的愿望多过了我们的钱袋子，但我们需要愿望”。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布什又说：“如果美国不致力于高尚的道德原则，那她就永远不是完整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人民有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国家的面孔更和善，让世界的面孔更慈祥。”66此后，布什政府把支持民主和鼓励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对外政策所追求的两个目标。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充分说明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对于美国实现其战略的极端重要性。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认为，卡特政府的人权政策是以个人为目的的，而冷战结束后，则应当从民主这个更基本层面上促进人权。据此出发，克林顿政府即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从而进一步明确把在国外促进民主上升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

为适应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需要，历经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任政府对其实践认识的升华，美国政府及学者的主流对人权的定义也就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人权则更进一步被看作是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应该看到，冷战结束后，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这就使得为竞争自由、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服务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表面具有了更广泛的所谓“普世性”。因此，也就重新唤起了美国对“硬实力”的崇拜。结果，美国在海湾、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接连打了四场较大的局部战争。前三场，较为顺利，第四场开始也十分顺利。2002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刚刚就职时，颇具“血气方刚”之势。他在就职典礼上说：“美国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将会勇往直前”；“如果我们不领导和平事业，那么和平将无人来领导”。67此时的美国，想通过“硬实力”“让大家分享”“民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崇拜“硬实力”的教训，使得小布什回归到对“民主”等这类“软武器”的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软武器”的传递者是曾因从事协助苏联犹太人偷渡以色列而被判处九年监禁的原苏联犹太人纳坦?夏兰斯基，他曾是当年很“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写过一本名叫《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的书。书中宣扬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自由社会”，一个是“恐惧社会”；前者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后者是“战争与恐怖的根源”。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只要可以选择，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民会选择生活在独裁者的统治下。“恐惧国家”、“专制政权”不能靠自身的变化走向民主，西方国家必须把西方价值观的理想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援助挂起钩来，才能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夏兰斯基在书中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有些人称为的‘第四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重振曾帮助我们不发一枪一弹赢得上次世界大战的鲜明道义”。据说，布什在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际拿到该书，嗣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读后对本书阐述的观点大加称赞：“如果你想搞清楚我在外交政策上的想法，你该去读读夏兰斯基的书，这家伙可是个英雄人物，这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68夏兰斯基还被邀请到白宫做客，布什也把此书推荐给国务卿赖斯，以至这本书在白宫和美国政界军界迅速走红。这使美国的政治家们颇有一种迷航之舟得到罗盘的感觉，使懵懵懂懂的单边主义乱闯一下子获得了“精神的指导”和“震动后的动力”。

看过该书后，布什还立刻对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做了修改。2005年1月20日，布什在仅有20分钟的第二任期就职演讲中就塞进了40多个“民主”、“自由理念”、“民主权利”、“自由世界”等字眼。他说：“我们已明了自身的弱点，我们也深知其根源”；“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有鉴于此，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那些面对着压制、监狱和流放的民主变革的参与者应该知道，美国知道你们的潜力：你们是自由国家未来的领袖。”69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以“民主、自由、人权”作武器、仅花费了46亿美元便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成功改造”中亚三国的实践，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动身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在泰国曼谷就美国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态度发表讲话时说：“我已通过明确、坦率和一贯的方式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高度关注宗教自由和人权”，“美国认为中国人民应该享有基本自由，这是全体人类的天赋权利”，“我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在商品自由交易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最终会要求交流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在不受限制的因特网上自由交流的思想”，“最终，只有中国才能决定它将走什么样的道路。美国及其伙伴采取现实的态度，为各种可能性作好准备”。70

美国等西方国家拚命对外推销其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观念，说到底，仍然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二战结束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其后20年（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1948年，全球国际储备为478亿美元，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前的1970年增长到932亿美元，22年间年均增长3％。从1971年初的93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64892亿，其间37年增长约70倍，年均为12％。而与此同时，全球GDP仅增长16倍。过去十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40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两倍之多。面额为一百美元的一张纸钞过去印刷成本为三美分，现在为六美分。美国用三或六美分的成本，到海外购买一百美元的东西，发展中国家拿到这一百美元，还舍不得花掉，往往又反存到美国。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三千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8567亿美元；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2008年10月开始的2009财年预算赤字将高达482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能够张着大嘴吃世界的根本奥妙。美国当局总是把这一现象解释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以进一步维持他们金融帝国的统治。

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他们所鼓吹的民主及自由、人权和新自由主义，也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贫富的极端悬殊与国家民族的分裂。现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人均收入比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出330多倍；世界南方欠世界北方的外债总额已经从1991年的7940亿美元急增至目前的三万多亿美元，短短十多年，翻了四倍多。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数据，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五百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6亿最贫穷人口的收入总和。通过民主及自由、人权与新自由主义等手段，最终弱化第三世界国家，是西方强国最基本的战略手法。一战结束时，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二战结束时，世界上50多个国家。冷战期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现在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仍在分裂。可以说，美国拚命对外宣介和推销民主、自由、人权，竭力西化、分化世界，以进一步巩固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经济上掠夺世界的目的正在实现。

但是，美国采用的空手（美元）套白狼（物美价廉的商品）的战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如此下去，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这一恶性循环的惟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2008年9月开始的美国金融乃至经济危机，现在不正是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吗？

六、对关于民主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71毛泽东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72在国家范畴之内讲民主，民主就是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和手段，民主是手段，是政体，是国家形态，专政是目的，在这里民主的本质是专政，是政治制度，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在党内讲民主，民主是手段，是作风和方法，集中是目的，在这里，民主的本质是集中制，是为了集中正确意见。在这里，民主集中制不是什么“政治制度”，而是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没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有观点认为，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既然是一种国家形态，那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上层建筑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民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依附、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自己基本目的的一种手段。当然，民主这种手段是要达到一定目的的，没有目的，这种手段也就失去其作用，但不能把民主的目的性误认为民主就是目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理由是，民主不是一个狭小的概念，民主的性质、作用和与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发生的必然联系，决定了它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各种角度、多种意义来考察和解释民主的含义的。比如，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享有的管理国家的权利；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民主是共产党的工作作风，等等。由此可见，“民主只是手段”的论断是从一定角度出发，就民主的某一种意义而言的。如果从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出发考察民主，就可以看出民主也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统一。作为手段，民主体现了自身所包含的工具性价值；作为目的，民主则是人们对生存理想状态的一种价值追求
。
（二）民主是国体还是政体。其一，政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虽然没有直接地给民主下过定义，但他们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的。1891年，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如果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73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政治统治形式，也就是政体。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把民主共和国当作了一种政体，而且把建立这种民主的国家政体看作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前提。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形式并使这种政治形式正常运转的条件下，才能说无产阶级真正取得了政治统治。由此可见，恩格斯也是在国家形式即政体的意义上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

其二，既是国体也是政体。列宁曾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列宁说的“国家形式”即政体，“国家形态”即国体，都是指国家政治制度。民主作为国体，是指这个国家的阶级实质，即它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哪个阶级在国家中掌握政权，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和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作为政体，是指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何种政权形式来管理国家，实现自己的统治。作为政体的民主，是专制独裁的对立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从国体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统一，现阶段的民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从政体来说，是全体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国家机关，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三）民主与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一个东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国家”二字特别用黑体字予以强调），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74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本质上不是一个东西，因此不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民主，两者仍然不是一个东西。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难道就是一个人吗？民主和民主价值观念不是一回事。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基本原则，但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不等于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在许多人心目中，所谓“民主”，就是“投票”，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主”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而且绝不只“少数服从多数”一条。民主对于它的主权者之间是非暴力的，民主制度本身设计了定期改选等自我纠错机制。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实质是决策主体行动的原则，不是思想的原则；是决定行动方案，不是讨论思想统一。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的价值取向是“合理”，而不是“正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最精彩部分是民主讨论的过程，民主原则的精髓是尊重不同意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是有适用边界的，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适用，更不能泛化。因此，在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中，必须要尊重保护少数。我们现在视为常识的思想，往往是前辈无数经验乃至流血教训的反复积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往往是错误走得很快，真理常常落到错误的后面。在古雅典的民主中，曾把主张太阳是团燃烧的物质，月亮光借自太阳，并提出月食的正确理论的优秀哲学家、科学家阿那萨哥拉先是监禁，后又流放；也曾在公众法庭上，以281对220票通过，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判处了死刑。通过民主的方式，对真理宣判死刑的历史没有终结。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悲剧重演。

（四）民主的形态。根据摩尔根的研究，在原始社会，有过氏族社会民主制事实上的存在。这种民主制与进入阶级社会后的民主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如上所述，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75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76但列宁又说过：“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77列宁说：“国家的消灭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笔者认为，从广义上讲，人类社会产生依赖的民主可分三种形态：一是原始社会民主，二是国家形态民主，三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三者都有其特殊性，因此构成了不同形态的民主。第一、第三种民主，形式上更有相似之处，是全部落或全社会所有成员之间都有平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因而可以说是“完全的民主”。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民主，主要是指第二种即国家形态的民主，在国家形态的民主中，有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通常所争论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上述民主，都不是全体成员的民主，因而也都是“不完全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共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狭义的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国家形态的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国家的民主，就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民主。在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实质在于确认和保障剥削阶级即统治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各种权利，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民主。奴隶制民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封建制民主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不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是“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因此，毛泽东认为，就其实质而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这种国家不再是统治因素的真正的民主，即社会形态的民主。社会形态的民主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在原始社会时期，还不存在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制度，但却存在原始氏族社会形态的民主。社会形态的民主是以社会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为基础的；国家形态的民主是以代表人民公意的统治阶级国家的自由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自由的社会形态的民主，区别于以国家自由代替个人自由的国家形态的民主。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等，同样也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

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完全消灭了雇佣劳动所有制关系，因而也就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国家消亡时期的到来，国家形态的民主也会随之逐步消亡。从那时开始，人类社会就只有社会形态的民主了。

（五）“资产阶级民主不具备普世性，社会主义民主或马克思主义民主才具有普世性”。这实质上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所谓阶级民主的普世性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思维中最一般的规律，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矛盾及其展开过程的把握，并且这些最一般的规律始终是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不断前进和发展着，这是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运用这一世界观与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是要与一切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世界观方法论，决不会为任何企图维护剥削制度的资产阶级所承认，更不会被他们所接受。

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政治领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我认为，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要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是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十分宏伟艰巨的事业，必须在最无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共产党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宗旨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做到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始终地为了群众，充分地发扬民主，以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从而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不断巩固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条件所决定，我国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层差别，各阶级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利益和要求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还突出地表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全面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在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优先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还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强的探索性。因此，只有在没有任何私利的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统筹全局、把握方向，并结合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正确处理党和人大、政府、政协、群众团体的关系，支持各方依法履行职能，做到总揽而不包办，协调而不代替，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此外，也需要进一步讲清的是，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我党我国的根本组织制度，但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实际工作尤其是在科学研究与学术探讨中，我们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十分注意保护少数。搞“家长制”和“一言堂”并不是坚持党的领导。

第二，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78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79他还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人人负起责来，就是人民群众自己要为自己当家作主，而不是在人民范畴之外，选出另外一个管理集团。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人民范畴之外的“精英集团”。坚决相信、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与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具有内在的高度的一致性，这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或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它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惟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

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80这一名言，我们也必须牢牢记取。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根本条件，是在经济上当家作主。没有这一条，其它民主权利都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快速地发展。我们还要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要支持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发挥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要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城乡小区和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健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和程序。总之，要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正确反映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正确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实现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治保证，意义重大。无论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坚持和完善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得到法治的保障并在法治范围内实施，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者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是党采用什么执政方式开展执政活动的问题，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问题，而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内容。我们应继续充分重视和坚决贯彻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充分重视执政方式的重要性，但不能用“依法治国”这一单项要求，来替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有机统一以及三者中的其它两项。不能仅讲依法执政，而忽略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执政，忽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民主执政。

法律高于一切，是相对于任何个人和组织而言，但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法律，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律需要适应新的重大情况时，党就要通过国家机关，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及时地修改或废除相关过时的法律，以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和呼声，是我们宪法和法律合法性的全部来源，也是其得以永葆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要按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建立服务型、法治型政府。要推进公正司法，规范司法行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一切政党和社会组织，所有公民和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牢固树立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要不断提高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党政国家机关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尽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党政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毫无疑问，广义的民主也是程序，是过程，是手段，是制度，但各种不同形式和性质的民主，必然都是为其不同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我们不能把程序和过程视为一切，而不谈实行民主的目的或目标。不能程序、过程走完了，结果勿须问，去搞什么“程序拜物教”。从表面和形式上看，不同民主的程序和过程本身，往往没有什么分别，但其本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关键是看谁去运用、去达到什么目的。资本主义民主的目的是要资本即少数人当家作主，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要绝大多数的人民当家作主。依法、依规选举的程序与过程，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而且要十分重视相关制度、法规的设计、改进与实施，以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表达民意。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这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部。只有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充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不断实现。与此相辅相成，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不断实现，也有助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终目标的达到。

第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已取得一系列成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现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不少有利条件，我们仍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但也要清醒看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党的领导、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任何民主政治的发展都从根本上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是对各个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群体乃至个人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我国有着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地域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既要有时代的紧迫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又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科学审慎的态度和稳妥求实的精神；既要大胆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决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我们改革的目标、内容、方法和步骤，从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完善，政治生活更加充满活力，又能保持全国的集中统一，保持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已历经了种种磨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在当代世界还是在当代中国，历史自身都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我们深知，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特别是在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里，对民主与普世民主的探讨、争论甚至较量都不会终结。可以断言，在阶级和国家存在着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历史自身的发展终将会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对此应深信不疑。我们也坚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我们也必将能够及时抓住各种大好机遇，正确应对任何严峻挑战，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有着无比美好的明天。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04页。
2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3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4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6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7 爱德华?弗里德曼：《北京夺金牌》，《韩国时报》2008年8月4日。
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66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8页。
13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6页。
14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15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16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0页。
1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0页。
18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9页。
19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0页。
21 江泽民：《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页。
22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2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31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64页。
32 修昔底德著，谢德凤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0页。
33 应克复等著：《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34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35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36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3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38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39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
40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6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44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45 张海涛：《再说美国》，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46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
47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48 陆镜生：《美国人权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49 费利佩?萨阿贡：〈美国的民主癌症〉，西班牙《世界报》2000年8月16日。
50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51 〈美国大选共花费53亿创新高〉，《今日美国报》网站2008年10月24日，参http://wwwbig5.hinews.cn/news/system/2008/10/25/010341513.shtml。
52 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一）》，九州岛出版社2007年，第117~133页。
53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0~312页。
54 《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2页。
55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56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未来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2页。
5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新华网2008年3月13日,参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3/13/con ; tent_7779687.htm。
58 应克复等著:《西方民主史（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59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60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要为民作主，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作主。
61 莱斯特?瑟罗：《21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页。
62 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63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华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64 〈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就职演讲（译文）〉，东方博客2006年3月25日，参http://chouky.blog2.cnool.net/Article/2006/03/25/197380.html。
65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
66 丹尼尔?B?贝克：《权力语录》，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67 〈布什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讲全文〉,百度博客2007年12月12日,参http://hi.baidu.com/2007fei/blog/item/05dbe40f24da15eeab6457fd.html。
68 刘见林:〈评《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360doc网2007年6月15日,参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560102.aspx。
69 〈布什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讲全文〉，百度博客2007年12月12日，参http://hi.baidu.com/2007fei/blog/item/a877d18f0ccfe6f9513d92f8.html。
70 〈美国总统布什8月7日在泰国曼谷的讲话（全文）〉，哲学人生网2008年8月8日，参http://bbs.zxrs.net/dispbbs_61_115131_1.html。
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2页。
7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1页。
73〈爱尔福特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4页。
74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4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76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77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19~720页。
7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
80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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