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路应当如何选择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所 康新贵
摘要：改革的路应当如何走？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应当是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少数人决策的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很明显，弱势群体不可能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这是劳动者阶层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或成为利益绝对受损体的主要原因。这就需要国家管理层进行干预，调整、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
关键词：四个阶层、利益竞争、国家干预
关于改革的方向，改革应当暂缓还是应当加快步伐，最近的争论比较多。改革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刘小怡教授干脆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关键是让广大群众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和参与者》，①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很早就说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问题，何以在理论界争论的纷纷扬扬？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改革的目的和途径有不同的选择，而学者们代表了不同的阶层，这是主要原因。以下列举一、二。
一、学者的选择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言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话没有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他近期发表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篇论文中，只重申了“只要抓总量增加”的理论观点，原来的“不必管分配”的说法换成了“相对既得利益”新概念，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张维迎教授认为，“相对利益受损了，不应该补偿”，“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
针对厉以宁教授、张维迎教授等社会精英的观点，刘润葵教授认为《科学界要恶补以人为本的课》，③针尖对麦芒。
对三农问题颇有研究的学者文小勇、石颖认为三农危机的实质：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认为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不公正问题。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之外。具体表现在：第一，公正失衡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排斥，即个人、家庭和贫困地区或社区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第二，公正失衡把弱势群体排斥出正常的政治生活，即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第三，公正失衡导致对弱势人群的社会关系排斥，即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第四，公正失衡将弱势人群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识系统，包括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第五，公正失衡也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各种制度之外，包括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包括社会救助制度）而无法获得公正的国民待遇。④
其实，文小勇、石颖的观点用在工人问题上也大致可以。
二、应当如何改？
改革的方式和目的有多种选择，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利益搏弈的过程。究竟应当如何改？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应当是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少数人决策的结果。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阶级、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分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在现实生活中，劳动者阶层在四个阶层中属弱势群体。⑤很明显，弱势群体不可能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竞争，强势群体自然也就无须对弱势群体作出让步和妥协，弱势群体只能被挨宰。
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出现严重问题，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已达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警戒线为0.40），⑥在教育、医疗、住房、下岗、就业、劳动保障等重大社会问题上，劳动者的利益被严重剥夺，如此种种。以至于有理论、有良知的学者发出疾呼：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理论上的争议可以没有确定的结论，但现实生活却是确定的，大学生应当交多少学费、工人下岗的一次性补偿金是多少、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多少以及哪些人可以领取哪些人不能领取都有明确的结果。
劳动者阶层从整体上说，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成为绝对的利益受损体，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属弱势群体，他们弱在既不掌握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马克思说经济是基础），也不掌握控制社会的政治资源，更不能控制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不拥有任何一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群体，如何能与强势群体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阶层利益不受损反而不正常了，除非强势阶层可怜、同情、施舍劳动者。
劳动者阶级唯一的优势是人口众多，大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从理论上说，我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所以，从理论上说，劳动者阶级是一个强势政治群体，因为他们手中有多数的选票，可以选出自己的代理人进入各级人大和政府，从而在改革中制定出对本阶级有利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然而事与愿违，单纯的人多不解决问题，人多也是弱势群体。劳动者阶层目前的现状是一盘散沙，按学者的说法是社会“碎片化”。⑦本人在《论工会》⑧一文中提到工人目前唯一可利用的合法组织是工会，但在基层，多数工会组织名存实亡，甚至是不存在，工会既不能在基层代表工人的利益与资方讨价还价，更不能在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代表工人的利益参与政治协商；农民则干脆就没有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个体劳动者的组织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但该协会隶属于工商局领导，是管理个体劳动者的组织，不是个体劳动者的政治组织。劳动者阶级处的在这样一种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表达。在国家制定与他们利益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及失业等重大问题时，劳动者阶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与强势集团进行政治协商和竞争，强势集团就无须妥协。劳动者阶层就只有听天由命、等待被人同情和施舍了，一切取决于强势集团对劳动者阶层的态度。然而任何集团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要损害其他集团的利益，其他集团要想不受损害，就只能依靠本集团自己的力量去抗衡、竞争。国际歌说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一切靠自己，团结就是力量。
不幸的是，劳动者阶层作为社会的底层，几千年来从未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沉淀和现实的残酷，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父母官身上，一切取决于父母官的态度和立场。这样一种由历史沉淀和现实（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的依赖，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管理层进行干预，调整、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和利益。这种调整是必须而又紧迫的任务，因为“当一个社会生活在低层次需求的人数较多时，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当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人口的多数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就会必然发生。对大面积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理性的社会应当帮助他们解决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尽可能的使他们的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培养高层次需要，这是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进步发展、是文明和谐社会的标志和象征。”⑨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和执政党，当然有权并且要理直气壮的进行以公正为最高目标价值取向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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