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
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康新贵
摘要：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劳动者阶层之所以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成为利益受损体，主要原因在于在讨论制定新制度的程序中，没有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团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四个阶层 代言人 政治参与 共同富裕
一、改革的目标——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二个目标同样重要。
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改革究竟应当朝哪个方向走？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随着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不可能再被回避，那种不要争论、埋头继续这样改下去，并且应当加快步伐的论调，往好里说，是只拉车不看路，说白了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自私自利骗人的鬼话。敢问路在何方？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发出了疑问。
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阶层目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改革使这个阶层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最少，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成为利益受损体。①
改革，就是改革旧制度，创设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中如何安排四个阶层的利益？包括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等社会稀缺资源。这些有限的资源对每个阶层来说都是想要得到的，这就造成各阶层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是阶层矛盾的发源地。各阶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劳动者阶层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利益，从而引发日益尖锐的阶层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就失去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只有稳定才能发展。稳定社会有二种办法，一是专制，二是民主协商解决矛盾。高压专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好办法，专制不可能使社会获得长期的稳定，否则就不会发生公元1949年的开国大典。
改革的大方向应当如何把握？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二条同样重要，目前看来生产力在改革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是改革的成绩；但共同富裕远远没有做到。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项内容的关系是：发展生产力是手段、是方法；共同富裕是目的、是结果。否则，生产力发展了，但劳动者阶层获利很少甚至是绝对的利益受损体，那么发展生产力与劳动者阶层有什么关系？劳动者阶层为什么要支持这样的改革？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处处宣传讲奉献、不计个人得失的国家，难道奉献就是为了让本阶层变成利益受损体？奉献就是为了让资本家阶层多获取剩余价值？
二、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公正与正义
毫无疑问，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那就是公正与正义，包括机会公正和结果公正，但不是平均主义。公正和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公认的最高价值准则，作为人类一员的中国人当然也不能例外。如何算是公正？现阶段至少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衡量。第一，横向比较。好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公正问题？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不妨在此一用。和发达的美、日、德等国比、和中等发达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比、和欠发达的印度等国相比较，看这些国家在如何处理住房、医疗、教育、生活保障等问题；第二，内部程序的公正。改革中创设的新制度，是由谁来决定？劳动者阶层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参与？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赤裸裸的掠夺言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说话没有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认为 “相对利益受损了，不应该补偿”，“如果相对利益损失都要补偿，无异于回归旧体制”。② 这两位学者代表了强势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本人不愿指责他们，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选择代表哪个阶层的利益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我们绝不能强迫他们转变立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原则和创设的新制度，不能单方面由厉、张教授之类的学者们来决定，尤其是中央高层，更不能认为这些学者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些学者们学识渊博，可以谈古论今，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也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这在改革初期可能是对的，但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四个阶层泾渭分明，不同的学者代表了不同的阶层利益，改革的原则和制度的创设，绝不能单方面由强势集团来决定。绝不能“忽略”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劳动者阶层。劳动者阶层之所以在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少甚至成为利益受损体，主要原因在于在讨论制定新制度的程序中，没有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团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劳动者阶层要有效的进行讨价还价，而不是点缀，更不是说些感恩戴德的话。
三、妥协是民主的象征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已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经济成份的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由各个阶层共同组成，共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如果各阶层共同生活，就必须在相互竞争中相互妥协和让步，在妥协中达成一个基本一致的共识。本人以为妥协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决阶层矛盾的唯一有效的良性途径。③
如何才能在竞争中相互妥协？当今中国社会，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集团参与政治协商，而劳动者阶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进行有效的政治参与。
从历史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改革开放后，阶层成份的变化，共产党员也是普通人，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其他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例如有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共产党员。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还要不要做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如何既要做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又要做执政党，平衡各阶层的利益，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
中国共产党和劳动者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劳动者阶级把共产党推上了执政党的位置，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千古遗训，其道理十分简单。
劳动者阶层不可能甘心于长期处于被剥夺的地位而沦落为弱势群体，劳动者阶层目前弱在无组织化，是一盘散沙，处于“碎片化”状态。④但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存在，随着政治民主的推进和劳动者阶层的觉悟，必将产生强有力的代言人集团。本人以为仍然由共产党来做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成本最小、社会牺牲最小、也最易于社会平稳发展和渐进。首先，共产党内的左翼就是现成的代言人，只是目前他们的力量较弱，不足以和共产党内的右翼相抗衡。左翼之所以不够强大，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左翼内部本身在原则问题上不统一，部分左翼要坚持搞公有制，排斥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与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宗旨相背离，代表性的文章有《私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⑤本人以为这种观点有些偏激。目前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应当承认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应当允许各种经济成份、各个阶层共存，共产党既然能领导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推翻旧政府，建立新中国，当然也能领导劳动者阶级进行执政，劳动者阶级的选票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保障，做劳动者阶级的代言人，就当然能得到劳动者阶级的选票。当然，上述文章的担心也很有道理，认为“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⑥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上述观点从生产资料方面论述是正确的，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知识、技术越来越成为生产力，成为控制企业发展的要素，社会资本也被社会所接受。从社会组成结构方面看，社会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组成，政治系统不是被动的适应经济系统的要求。如果共产党依靠劳动者阶级执政，就拥有了政治权力。况且在经济方面，“国退民进”也不应当是国家的完全退出（这只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国家应当通过持有部分股份的方式管理国有资产；同时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保留工人的股份和管理层的股份，形成国家、资本家、企业管理层、工人共同持股的局面，即使资本家占有较多的股份，也不能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左翼共产党人应当以做劳动者阶层的代言人为己任，参与阶层竞争的“圆桌会议”。
公有制是一种方法和手段，不是目的。在目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改制？不改行不行？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国有企业除了在垄断行业能够生存外，在竞争性行业中举步维艰，即使银行这样的企业，不良贷款有多少？国有企业中领导层的贪污、腐败毫不逊色于国家权力机关，富了方丈穷了庙，屡见不鲜。如果说国家权力机关的腐败起因于权力过大且无制约，国有企业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应当改制，如何改？应当由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企业管理人、工人共同协商，决定各自持有的股份。不能由某些人单方面决定以何种价格买给资本家，这种改制方式必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工人的下岗，下岗工人的利益受损失必然造成严重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子女的上学、住房等等，最终演化为尖锐的阶层矛盾。
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结果的公正。程序公正，重点在劳动者阶层的参与；结果公正，需要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进行调整，从收入的初始分配（工人工资）到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分配如何才算公正？前面谈到横向比较，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如果说各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人口不同，不好用绝对值进行对比，比较比例，如总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劳动者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合理？目前我国总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5—20%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为50—60%之间，⑦我国大约是这些国家的三分之一，是否偏低？还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学学费占平均年工资的比例等等，横向比一下很有好处。为什么这些偏高或偏低的比例，都是劳动者阶层受损？原因很简单，劳动者阶层在国家制定这些比例时没有强有力的代言人团体参加讨价还价，所以只能是利益受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党左翼实在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大有可为。
共产党内的右翼，应当允许他们继续存在（如果他们愿意），在上个世纪初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内，就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不同派系存在，在这种不同派系的争吵中，创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得到发展。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清除了他们，党的队伍“纯洁”了，但也形成了高度的集权统治，这种集权延续了五十多年后，集权的弊端，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使苏共已不再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在关键的时刻没有人民支持他们。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同样严重危害社会公正与正义的实现。
温和的中间派应当成为共产党的主流，由他们来主导改革的方向较易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也可以避免社会发生大的震荡，使社会牺牲最小。中间派应当壮大起来，平衡左、右翼的争论，在不断的争论声中，使各阶层都成为受益人。
参考文献：
1、康新贵，《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网络，《学说连线》，2005年12月18日；
2刘润葵 《科学界要恶补以人为本的课》 网络《学说连线》 2006年7月1日；
3、康新贵，《中国社会阶层矛盾与阶层妥协》，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3月；
4、 A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等著 《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99页
5.6、郭蔼，《私有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网络，《》，2006年7月18日；
7、陈伯君，《劳动力成为商品后政府的责任是什么？》，网络，《学说连线》，2006年5月7日；
康新贵 男 籍贯 四川 汉族 出生于1963年7月
民主建国会会员 大学文化 职业 律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工作单位：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 广州晋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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