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均衡运行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即“内应力”，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集中反映。本文认为，这种“内应力”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动力所在，也隐藏着可能促其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
——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有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原有社会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尽管社会供需矛盾仍然是最现实、最紧迫的矛盾和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但社会主义市场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的自发性矛盾，已成为这个矛盾的深一层次的本质。
——“内应力”中市场经济一方要求：用竞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自发地倾向于资本；在意识形态中天然地倾向于自私；以个人（自然人）的权利为生产关系的终极单位（私有化）等。“内应力”矛盾双方有各自的机制和物质力量。
——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内应力”而不是“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
——作为执政党，要把握执政规律，分清中心工作与社会主要矛盾间的“联系”与区别，凌驾与社会之上，依靠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控现存关系，缓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因经济利益等原因引起的各种矛盾，达到社会均衡运行的目的，把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就我国当前而言，保持均衡运行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为此，要增强党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控制力，解决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要促使公有制中小企业凝炼其内在自发性集体人格力量，通过不断地“再生”和“复进”，使“内应力”渐次地达到均衡，最终使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地实现；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和在经济上的调控权，为均衡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内应力”均衡运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现出勃勃新机。随着这一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它与生俱来的内在自发性矛盾，也就是它的两重性，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凸现出来，并正在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和调控这个矛盾，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地均衡运行，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范畴中，从本质到现象，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贯穿于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最本质的是社会基本矛盾。它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构成。它是主要矛盾深一层次的本质。在社会基本矛盾（“两对矛盾”）与社会现象（具体矛盾）之间一个重要层次是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特殊性本质，是基本矛盾的历史特殊性，是社会现实矛盾深一层次的本质。社会不同时代的基本矛盾运动所产生的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反映了基本矛盾的全部因子，蕴含着社会前进或倒退的基本趋势。
基本矛盾在产生出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的非主要质量。社会在主要矛盾而定方向与动力，因非主要矛盾而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纵观阶级社会的三种形态，主要矛盾越来越清晰、集中；非主要矛盾越来越多样化。执政者对所有社会矛盾都应有所认识、有个态度、有所处置，不管它是主要的还是非主要的。但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主要体现在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利用和调控上。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都进行过艰辛探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初步总结了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2）初步形成了区分两种制度下不同矛盾的思想萌芽。但是，这个思想在苏共党内历经反复。《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公共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3）后来，斯大林又认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的生产关系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4）当时的共产党人的认识中似乎隐含着某种“怕”，怕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仍然会有冲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概念，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已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个看法反映出我们党对待基本矛盾的辩证水平和积极态度，即认为有矛盾是必然的，矛盾有可能成为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始于党的“八大”。党的“八大”认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判断，基于当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原有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供需矛盾成为最现实、最紧迫的矛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是符合当时的基本情况和中心任务的。几年后，这个结论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所冲淡和代替，未能长期、有效地指导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态势，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深刻分析，果断地进行了工作重心转移。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恢复了“八大”的提法。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拨乱反正的任务，对于改革开放的起步，小平同志把“线头”接到“八大”上，实在是英明之举。况且经过长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时我国生产关系的类型非常单一，生产方式高度一元化。宏观上层建筑与微观经济基础直接结合，社会“两对矛盾”运动的空间非常狭窄，非常单薄，非常简单化，所以当时也只能这样观察社会主要矛盾。可见，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较肤浅到较深刻的过程。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为这个认识过程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台阶。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首次实践的一个新概念（6）。这是我们党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一个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我们党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逐渐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母体中剥离出来，使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探索了公有制与市场竞争结合的途径与方法，初步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崭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一经“落户”中国，便表现出与社会主义制度有非对抗的同一性，表现出新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的潜力得到新的释放。比如：
——它通过自发性竞争，调动了微观领域的动力，提高了效率；
——它使生产自动适应需求，客观上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符；
——它使资源在不同领域间循平面网络路径自动进行配置，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它促使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机制，简化了政府组织经济生活的工作量，减少了官僚主义的可能性；
——尤其是它利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须尊重的种种“资产阶级权利”作为发展的动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等。到1998年，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买方市场，1999年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这是西方经济学家都认可的市场经济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在体制上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已经是非常丰富多彩了，所有制关系已经是多元存在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简单、直接的一致性已经不存在的了。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直接结合已经被改变了。原有的对主要矛盾的概括已经很难指导我们说明今天的问题，很难指导我们继续开拓、探索了。毛泽东认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7）。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本质上应该是客观的，是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内，可以被主观地改变。改革开放就是在调整、改变主要矛盾的类型以适应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其客观性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质量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接受程度上。如果二者大致相适应了，主要矛盾就会稳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直到基本矛盾重新向主要矛盾提出本质性的抗议。
当前，有必要研究改革开放造成的新类型主要矛盾。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新类型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二者之间存在的互相对峙的矛盾力量与同一性。为了简化行文，我们称之为“内应力”。*之所以这样称呼，还有一重含义，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已经“内化”进我们的社会，成为社会的内因。这种“内应力”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而不断渗透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矛盾之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它强有力的存在。这种自发性矛盾既是这个体制的活力、动力所在，也隐藏着它可能自我否定的“陷阱”。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在此先提出这个判断，然后展开论述。
“内应力”能使当代中国社会形态与其它历史阶段区分开。主要矛盾一定是最为集中、最为鲜明地体现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一定是包括基本矛盾的全部因子。“内应力”具备这个功能，“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却很难具备这一功能。因为从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看，“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具有永恒的特点。不管什么社会形态、什么历史阶段“人民需要”从愿望上讲都是无限增长的；不管什么历史时期，处于发展中的生产力总具有前进性，永远需要提高。主要矛盾应该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在“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中，生产关系不易找到位置，很难与生产方式的结构沟通。这种表述自身的缺陷和“破绽”，是这种认识很轻易地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替代的一个内在原因。“内应力”可以包涵“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反之则很困难。“内应力”矛盾所体现的鲜明时代特征，不但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它社会形态相区别，而且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其它历史时期相区别。
“内应力”是当今条件下的社会发展动力。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动态统一。“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反是非曲直的仅仅是生产力范畴的问题，对生产关系内部结构及其矛盾运动的本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态势都没有办法循此追寻；对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自发性潜力，也很难反映。它解释不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当代中国社会更本质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发展史中，它不能反映邓小平理论的阶段性成果及其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鲜明历史个性。“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天仍然存在，但已经转化为非主要从属地位。其表现形式也被分散到“总需求与总供给”、“就业与失业”等矛盾上。“人民需要”和“落后生产”已经被市场经济体制分别改变成多元的内容，无法再笼统地分析了。“内应力”作为我国当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结构和分配关系等基本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反映着当今中国社会的本质和特征，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它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高峰，是我们党高屋建瓴地自觉领导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里，可以发现更大的理论空间和更广阔的实践舞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只有看清楚“巨人”，登上它的高峰，真正的创新才能开始。
社会制度是具有自己完整上层建筑的某种生产方式（8）。或者说，每当某种生产方式取得与自己配套的完整的上层建筑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体制是制度的某一局部的运行方式。这个定义用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关系”！割裂生产方式来完成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不是一个成熟执政党的思路。用单一的生产力观点代替单一的生产关系观点是用一种片面性代替另一种片面性，并没有完成从非执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尽管非执政党对生产力直接负责的任务要轻一点，但是不管是执政还是非执政，都应该坚持以“生产方式论”来全面地观察、分析社会矛盾与自己的任务。当然，这一点对执政党尤其重要。“经济”，包涵生产关系。就连诞生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都充分证明了只追求“增长”不是“发展”，更不会可持续发展。20年的改革实践反复证明，发展生产力要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运行方式（经济体制）入手，即从生产方式整体上看待问题、处理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过去生产关系的单一、单薄，社会矛盾还没有多元化，社会问题还不是很广泛、尖锐。当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模糊的概念来代替本质上的分析。这样做，可以减少起步的阻力。但当过渡过程基本完成，市场机制“初步建立”时，作为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问题上的方法论了。不能再总用模糊、回避、折衷的办法来对待本质问题，不能把过渡时期有效的“战术”（比如“不争论”）上升到长期的“战略”地位。
主要矛盾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主要诱饵与手段，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超过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历史的最终结果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就看我们党的认识水平和领导能力了。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依靠这个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发展。
对于有机体来说，凡是本质性的力量，都有其自发性。社会主义的开创、实现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自觉地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空前的创新。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首先依靠自觉性。党领导群众就是用自觉性领导自发性。但是，我们过去忽视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自发性，过于简单地否定自发性的意义。除了“盲目”之义以外，自发性还涵有“原发”和“自动”之义。一个事业如果全部依靠自觉性机制，不但会累死很多人，而且会使社会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性。用自觉性领导自发性，要善于将自发变为自觉。就像大自然把人的生命中枢安置在不受人主观意识指挥的延髓一样。社会主义在最宏观和最微观的领域都有其自发性存在。在最宏观的层次上，自发性与客观规律必然性相关。这里是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斗争而统一的一个空间，因而使我们的探索充满了生动的曲折。自发与自觉都受到历史条件的规定（局限），因而都是相对而言。在最微观的层次上，过去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即毛主席认为的在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它是存在决定意识的造化。自发性固然需要将其转化为自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没有矿产怎么会有冶炼。越是重视自觉性，就越要尊重客观性。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客观基础。共产党的先进性是自觉的，但其基础是工人阶级阶级性。阶级性有很强的自发性。20年来，我们尊重“资产阶级权利”意识的自发性，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如果忽视社会主义的自发性，这也等于是在忽视一种巨大的生产力资源。列宁曾经批评过建党思想中的“崇拜自发性”倾向，但并没有否定或否认自发性。把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完全看成是“并列产生的”观点，有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影响。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需要（“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有接受灌输的条件和基础，也就是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性，这就是“内因”。如果没有这个内因，再好的真理也“灌输”不进去，更不要说能够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既存在着融合、均衡、转化的同一属性，又因二者的自发性存在着对立、甚至有可能对抗的斗争态势。因此，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曾经几次失之交臂。早在1936年，西欧资产阶级学者就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进行过初步“探询”，其背景是1929~1931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打击；20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学者又提出这个设想，并伴之以有限的实践。这两次“探询”和实践上的有限“作业”都因难以驾驭的自发性矛盾而被否定和中止。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也曾几次艰辛探索。列宁试验过新经济政策，后被斯大林改为计划经济。毛主席在1940~1954年期间一直设想在新中国经济中，应该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并认为商品经济一所大学校，1956年以后改为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之路的曲折与艰辛，一方面衬托出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事业之伟大；另一方面则警示我们：要重视历史巨人、伟人视为畏途的探索中一定会有某种“暗礁”；智者、哲人未能解开的社会方程式里，一定会有某种难解之谜。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不断探索，破解着这一历史之谜。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改革开放之初，他下决心带领全党既在某种程度上有限地抑制了社会主义制度排斥市场经济的内在自发性，又不断地抵制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自发地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创造性地、渐进式地把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制度母体中初步剥离出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这20年的改革历程中，后者（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前者（抑制排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倾向）要明确一些。前者往往是在批判“左”的题目下进行的。这样很容易把“社会主义”概念搞乱、搞摸糊。以至于使得一部分外国人认为我们在“挂羊头，卖狗肉”；使得国内相当一部分群众认为这个过程是“指示灯向左打、方向盘向右打”、“想去天津，只说到廊坊”，认为现在说不清什么是“羊头”、什么是“狗肉”。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任务面前——我们应该敢于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统一关系。我们应该敢于承认为了发展市场机制，我们不但克服了一些“左”的东西，而且也抑制了一些不属于“左”，而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些抑制很多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分清本质与手段，就有可能逐渐因手段而背叛本质。认识的清醒、清楚是首要的，是执政党自觉领导的第一前提。
随着这一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性力量与市场经济体制性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调整和大发展。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含的自发性品格在发展中也愈发强烈地暴露出其相互间的冲突与抗衡态势。“内应力”概念所揭示的矛盾运动，就是指这种双方谁也不吃掉谁、谁也不融合谁、谁也不向对方转化的互动、抗衡、对立状态。
市场经济源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百年的磨合，是加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体制性力量，表现的大都是契合的矛盾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局部抗衡性产生“内应力”。这种“内应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集中反映，对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起着相当程度的规定、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贯穿于初级阶段全过程。“内应力”中市场经济体制一方要求：
（一）用竞争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人们经济利益差别拉大，同时也是阶级分化的动态表现。阶级是两极分化的固化。市场经济最核心的概念是竞争。竞争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不断循环、反馈而加剧，即使有制度层面的节制与约束，生产和分配无限地倾向于强者的趋势也会存在和发展，最终造成两极分化。为了缓冲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做了一些努力，如制定累进税收制、反垄断法，普及社会福利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里，这种趋势不但不会在根本上加以消除，而且随着当代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社会财富向强者倾斜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分工是一种进步，分工基础上的组织、综合也是一种进步，二者互动构成整体进步。当资源有限时，当资源不可能完全按照科学不计成本地配置时，当资源配置有必要与利益的激励结合时，技术性的分工与综合就会演变为社会性的分化。纯粹生产力的要求会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形成生产方式。分工并不一定必然分化，但相当一部分分化中包含着分工。在生产力不太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分化。一个人总与另一个人有所不同。当个体的人与人之间能力有较大差异，而低水平的生产力又不能提供足够的教育公平、卫生公平等条件来消除这种差异时，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尊重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这时，分化在一定范围内就与发展生产力呈正相关。改革开放20年就表现了这种客观性。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发展都要求生产方式有一种机制不断地把生产力进行合理的集中（集约化），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作为集约的逆运动，现代社会发展还要求生产方式有另一个机制让生产力新的生长点不断地、分散地“冒头”。这两种互为逆运动的机制一齐构成竞争，同时造成分化，同时需要分化。如果社会主义的机制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完全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如果社会主义的分工机制还不能完全代替分化时，市场经济的竞争就会产生阶层分化、阶级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和阶层是不可能随意消灭的，即使暂时硬性消灭了，也还会以曲折的方式、潜在的方式再产生。前苏联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无阶级”条件下）产生了潜在的资产阶级，并掌了权。他们领导了苏联的解体与质变过程。
但是阶层、阶级分化在现阶段又是必须限制、而且可能限制的。分化过大，会使得大多数人的生产力潜力发挥不出来，尤其使一部分贫困人口从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中退出，大大降低这部分生产力资源的效率、主动性和积极性。从长远观点看，社会主义限制两极分化、减少两极分化、消灭两极分化的愿望与机制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走向。但是，当前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领域里，分化与生产力发展呈正相关；在什么限度上和什么领域里，分化与生产力发展呈负相关，需要仔细研究。分化相对混沌是一个进步，分化基础上的综合组织又是一个进步，关键是如何调控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分化和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
生产资料的私有和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根源，是其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障碍。两极分化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剥削的社会积累。当分化过大时，市场经济的均衡、出清机制就会受到它的破坏，影响市场机制效率作用的发挥，弱化这种机制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提供竞争的公平条件。这构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同一性。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有消灭剥削的天然冲动，而市场竞争必须而且必然地产生剥削。这又是“内应力”最尖锐的一个内容。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它们双方各自在寻找和培养着自己的物质力量（“代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处于初级阶段，但其机制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趋势却愈来愈明显，已经带来一系列削弱社会主义力量、削弱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削弱共产党领导力量的后果。
（二）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从生产力的要素构成看，人是有机因素，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是无机因素。但由于市场经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由于资产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来源建立在资本的私有制上，由于交换过程中只有无机因素才能形成确切的价格，在生产资料和人的对立统一中，市场经济始终倾向于资本一方，倾向于生产力内部无机因素的一方，即使是科学技术也得跪倒在它的脚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整套使科技从劳动方转移到资本方的办法和手段，这阻碍了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机的大多数劳动者和科学技术结合，阻碍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使科技力量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剥夺劳动，远离劳动。从长远观点看，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会使市场经济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逐渐萎缩掉一部分。
（三）在意识形态中天然地倾向于自私。马克思曾经说过，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是自由、平等、所有和边沁。“边沁”是指自私。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竞争中都具有利益本位化的形式。谁的商品质优价廉，谁就有优势，谁就能占得先机，谁就赢利。这里的人格设定是“经济人”。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配置机制就建立在主体人格必须自私这一伦理前提之上。私有制不一定是必要前提，但私有是必要前提。这个“自私”是广义的“自私”，包括集体的本位利益。市场经济自私人格特征的物化表现是追逐利润。受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利益本位意识（自私）和种种“资产阶级权利”将会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调动它，使之转化为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一种同一性。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与这种本位意识在本质上看是矛盾、冲突的，二者从思想体质上看是对立的。这导致市场经济主体本位意识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党性原则潜在的颠覆性、破坏性倾向。
（四）要求以个人（自然人）的权利为生产关系的终极单位（私有化）。社会主义要让每个人全面发展，要让工人阶级的每个成员个性化地发展。没有丰富的个性，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个性化的全面发展，就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创新。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权利的机制有帮助个性发展的一方面，这与社会主义的这个原则有同一性。公有制企业在进入市场时是以集体单位的面目出现的，但市场经济固有的私有自发性力量和个人本位意识却时刻要瓦解这一主体，使其分化为个人权利单位。这是十几年来一些公有制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挺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有大企业之所以还撑得住，一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国企改革与发展，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二是我们在《企业法》的前提设定中，以法理的形式确定了“一物两权”的法律基础，即所确定的企业产权既属国家也属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是我们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理论上的一大创新。但从市场经济的伦理前提与普遍尊崇的逻辑关系看，这与西方法理体系中“一物一权”的逻辑前提有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目前看它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终极目标上它很难解决个人（自然人）权利本位与集体权利本位的冲突。这是当前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面临的一大障碍，需要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原点上、两种体制的源头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现在看，如果想破解这个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上引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以保护、培养国有资本的人格化，保护和培养集体权利的人格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应力”，造成转型期的重大体制、结构性矛盾，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深层次矛盾”。“内应力”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中的表现形式及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所能涵盖的范围。“内应力”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区别党在执政期与非执政期的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联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看到，执政党产生中心任务的原因和渠道要比非执政党复杂得多、广泛得多。因为执政党居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非执政党处于非主要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非执政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式必定是革命的，是“打碎”现有关系，这才能使其真正居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时，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是直接同一的。而执政党由于身处调控社会运行的核心地位，其产生中心工作、主要任务的因素就广泛得多。中心工作、主要任务与主要矛盾的联系就不一定非常直接，大多时候是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方式也以驾驭和调控为主，不是要“打碎”主要矛盾，而是要利用主要矛盾，目的是使社会均衡运行，维持现存关系。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目前的中心工作，现代化是我们党的首要历史任务。这个工作任务来自历史的种种客观要求——时代的规定性、人民群众的要求、国情的要求，也来自在社会基本矛盾向前运动的要求。但工作任务本身毕竟是主观性质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中心工作、主要任务简单、直接地当成社会主要矛盾，或者一提到解决矛盾就以为仅仅是“斗争”、“打碎”和“为纲”的思路。其实，这些怕面对矛盾的误解都是没有完成从非执政意识到执政意识的转变，是不当家的心理在作崇，是不会调控、利用矛盾均衡运行的表现。我们应该利用社会主要矛盾去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根据中心任务编制出一种说法套在客观社会头上。
政党与阶级直接相联系。执政期主要矛盾的双方与阶级的联系一般是间接的。主要矛盾的双方各有各的机制与物质力量，但也有共同的机制与物质力量。这就是执政期主要矛盾同一性的物质基础，也是和平与发展环境下很多人对阶级分析方法产生疑惑或忽视的原因之一。
均衡运行
市场经济体制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里（可能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运行方式，又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经济领域里的运行方式。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发现，是人类历史连续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最终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制度是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是局部；整体可以驾驭局部，局部可以反作用于整体。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有独立个性（自发性）的运行体制。它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中性的技术手段。它可以全面地、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所以，这个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了。
市场经济机制非常高明。它是使资本主义寿命延长的重要手段，也是挖掘社会主义潜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资本主义演变和否定社会主义，也能帮助社会主义超过资本主义，战胜和埋葬资本主义。它能让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同一规则中竞争、生活；在形式平等、自由、民主的环境中完成阶级剥削、阶级压迫；让工人阶级不知不觉地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在统治自己的地位上。它也能帮助工人阶级认识并克服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提高自己；使工人阶级从整体和个体上都能逐渐高于资产阶级，使执政的历史资格逐渐完备和完整起来。它长期居于主要地位的结果是否定工人阶级作主人翁的资格。它能使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人阶级产生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使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产生全民党的思想。社会主义如果能够真正把市场经济装在从属于自己的框架里，市场经济就能促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变得更自觉、更清醒，使工人阶级学会领导和驾驭资产阶级的能力。
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9）。均衡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矛盾具有非对抗的同一性（同一性即对立统一性）。均衡运行不但要根据简单的、价值评价的一分为二，例如“优点1、2、3、……，缺点1、2、3……”，更应该根据对立的矛盾双方（如上文列举的“内应力”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否具有非对抗的同一性，注意研究怎样调控矛盾运行于非对抗区域。即调控两条“斜率”相反的矛盾因子的运动轨迹收敛的线性区域，使其均衡点（交点）摆动在最有利于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可控区域里。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契合关系（10），生于斯，成于斯，难分难辩。所以，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非常伟大，硬是把它剥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初步结合。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非对抗的同一性。为什么会有“非对抗性”？因为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着自我否定的要求。它需要一个更大的有逆调节功能的制度框架来帮助它均衡运行。作为这种制度框架，资本主义远不如社会主义。
市场竞争的结果之一是两极分化，但竞争最好的起点却是平等；
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产生垄断，但反垄断才能竞争；
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市场越大越好，但市场主体要求私有（或利益本位），单位越小就越好；
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倾向资本，排斥劳动，但真正参加竞争活动的主要是活生生的人，是活劳动的质量和数量；
市场竞争的目的就是攫取利润（“剩余”），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条件是市场出清，但“剩余”攫取多了，市场就不能出清，发生危机、衰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市场经济解脱这些悖论。社会主义的很多优越性要在对市场经济的反调节中才能表现出来。
恩格斯曾说过，国家就是为了使社会中的对立面和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11）。凡是和平发展时期的社会，其主要矛盾都必须处在均衡运行状态；凡是处于均衡运行状态的社会，都是统治阶级不断调控的结果，统治阶级必须有能力把主要矛盾调控在均衡运行状态；凡是进行社会调控，都必须依靠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社会的主体地位。就我国当前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要争取共产党不变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当领导阶级。执政党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全民性”。这种外延“全民性”与执政党内涵的、本质的“阶级性”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共产党能否让“阶级性”领导好“全民性”（既要防止用“阶级性”代替“全民性”；又要防止用“全民性”瓦解“阶级性”），能否让内涵一元、纯洁、坚强，让外延多元、丰富、广泛，是调控主要矛盾均衡运行的一个重要党建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经济制度中，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指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内涵性的本质要求，它不但能够决定社会性质，而且能够调控主要矛盾，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确定界限，调控剥削与分化。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必须把市场化的边界看清楚、确定清晰。应该市场化的坚决市场化。市场化边界之外的，如教育、卫生、文化、民主法制等领域，除一部分可以商品化之外，要坚决防止市场化。调控“内应力”于均衡状态，首先是依靠上层建筑的非市场化领域的导向机制。然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宏观经济调控。调控手段可能是市场化的或商品化的。但调控者和调控意识不能市场化。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建立一套“内应力”的调控体系，即建立一整套调控理论和调控手段、调控指标和调控目标，并且让群众都知道，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们必须重视“有效需求不足”的信号。1998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买方市场，1999年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固然有令人高兴的地方，标志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实现。但是，直到2001年GDP的增速都是由较大幅度的“积极财政政策”维持的。并且，这个信号是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不少人说：“该买的都买齐了，没处花钱”。还有更多的说：“想买的没钱买，没钱可花”。可以肯定地预见，今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直接障碍将是需求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再把“人民需要与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不管是“没处花钱”者还是“没钱可花”者都会觉得有点滑稽。这个矛盾不是仅仅依靠调整产业结构就能解决的。固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群众会宁要相对需求不足的市场经济，也不欢迎短缺的计划经济。但是，这并不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满足于现在这个成绩。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调控“紧缩趋势”手段本质上还没有超出“凯恩斯”或“准凯恩斯”水平。我们和资本主义都搞市场经济了。宏观经济统计指标也大多一致了。这下可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比赛发展潜力，比赛优越性比过去更容易、更直接了。我们与他们，经济现象越来越相近，得的“病”越来越相似。如果用的药方也差不多，那么，我们比他们高明在哪里呢？起点又落后很多，我们最终（人均）能够超过他们吗？在治疗同样的病症时，我们有没有社会主义独据的办法呢？
看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可以适当地分开，前后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剥削和两极分化，将来最后“消灭”是一回事，现在合理利用是另一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不应该对于剥削和分化进行认识、评估与调控。“有效需求不足”（相对需求不足）的信号提醒我们，剥削（“剩余”）和分化造成市场不能出清的程度相对于我国现在的（人均）低水平生产已经不容忽视了。今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本身就要求对剥削与分化不断作出评估与调控。市场经济也有这个要求，甚至资产阶级也明白这个要求。只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此要求的立场不同，方法不同，程度不同。这更是驾驭主要矛盾均衡运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消灭”是个过程，不能因为“消灭”是将来的事，今天就索性连正确地认识、评估和调控等任务都一概免掉，生怕稍一评估、调控就会妨碍了“合理利用”。其实，只有正确地认识与调控，才能更好地合理利用。有人很怕因对剥削与分化的合理利用进行认识、评估与调控会“吓跑”资本。这真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资本只要有利可图，胆量并不比我们小。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一直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之一，并没有“吓跑”资本。
增强党和政府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力。这是使“内应力”达到均衡运行的前提，也是保证党不变质的基础性条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发挥其对生产关系的控制力，是使“内应力”处于均衡运行状态的一个重要手段。多元生产关系的结构，即各种生产关系的比例（包括量和质），就是各种政治力量（阶级、阶层）的力量对比。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愿望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来决定的（12）。这是一个近乎大白话的真理。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占主体地位，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占优势地位。所有制纯而又纯固然不好，但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也不妙。工人阶级居优势地位，才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有些干部的社会主义愿望越来越淡薄，资本主义兴趣越来越浓厚，说到底，就是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在削弱所导致的。
在改革和发展中，我们在体制和技术因素上壮大了部分国有经济，特别是通过壮大了部分大企业，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技术经济控制力，使其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技术”性支配地位，国家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等问题的解决也有了坚实的物质依托。但这种控制力仅限于生产力范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够做到。比如德、法两国的电力系统，几乎80%以上都是国有的，但并未决定它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技术性的经济控制力，并非加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主要方法。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随国家性质而定。国家性质如果是总资本家，大型国企就是资本主义的。
从生产方式的调控角度看，还是要提高公有制占有劳动力、占有劳动关系的数量和质量，还必须掌握生产、分工和分配的调控，使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发展与生产力相适应。共产党应该依靠基层组织，组织失业的工人和潜失业的农民先用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集体奋斗，通过劳动积累，恢复劳动与生产资本的关系。并使劳动不断地与新的科技知识结合，恢复并提高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政府应该用教育、财政等手段给予帮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一样，执政党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主要不再是直接调度生产力，而变为主要是调控主要矛盾。政党机制主要源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主要作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二者影响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可见，掌握“内应力”，使之达到均衡状态的体制性因素主要在于生产关系的控制力。
促使公有制中小企业不断“再生”和“复进”。这是使“内应力”达到均衡的关键之一。“内应力”矛盾运动的具体焦点聚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竞争上。在市场经济中，中小企业作为市场机制充分作用的一个基础性条件，使产业组织结构自发变动成为可能，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朝最优化发展。中小企业的生存态势，反映着市场的自发性品格。公有制中小企业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发性矛盾的最终均衡。中小企业的“生生死死”、“进进退退”，是市场本置资源最严厉的手段。市场经济这支“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主要是依靠依格、依靠价值规律。如果企业总是能够正确认识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地、科学地应对价格围绕价值发生的波动，市场调节的成本一定会很小。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反馈的惯性和滞后性作用，大多数企业难以做到这点。市场调节的价格信号并不时时反映真实的供需矛盾和价值规律。信号夸张成份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骤变，以教训那些受骗者。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企业就会发生“生死进退”的变化。可见，中小企业的“进退”与“生死”是市场经济自发性矛盾动态发展的表现形式，也是调控这一矛盾，使之达到均衡的重要手段。并且，在市场经济中，“退出”与“再生”、“萎缩”与 “复壮”，都是企业素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品质。私营企业天然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天然地接受“进退”与“生死”。公有制中小企业由于长期生存在计划经济环境里，一时还摸不透自发性矛盾的脾气，不太适应。但肯定能够学会，因为这不是公有制本质上的缺点。上上世纪在理论逻辑上几次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最为担心的，原本是公有制中小企业能否培养起“本位”意识，能否“竞争”起来。2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公有制的“竞争”劲头一点不比私有制弱。随着改革发展过程的磨砺，在市场中博击的中小企业，凡是能活下来的，大都凝炼成了内在的自发性集体人格力量，“本位”意识大大增强，懂得如何审时度势地“进”和“退”。活下来的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这种良好素质，既增强了公有制经济的竞争能力，也增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越性和发展潜力。
市场经济与大企业的结合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实现的标志。“内应力”能否均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建立和实现，最终和最大的难题在公有制中小企业里。这个难题曾经难倒了东西方的经济学家。公有制企业在竞争中的问题，80年代主要是管理不适应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党建问题、干部思想问题。20年来，我们引进了世界上各种企业经营管理理论与方法。现在中国企业管理方法是全世界最全、最杂、最花哨的。但实际上关键在人，在人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必须有专门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基础，才会有好的管理。
我国公有制中小企业在1998~1999年大批改制为“非公”经济，“退出”的本事已经成熟了。但“再生”、“复进”的本事还不成熟，还没有被市场机制大面积地证明。我们党对“内应力”调控的水平如何，最终体现在能否促使公有制中小企业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如果这种结合不能很好地实现，党就难以掌握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控制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最终实现”就仍然是个疑问。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使“内应力”达到均衡状态的保障。共产党是一个头脑清醒、胸怀宽广、善于建设、有自己纲领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为了发展经济，获得与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相竞争的优势，党清醒、主动地请来了自己的对立面，请来了与自己的原则在很多地方相矛盾的市场经济，形成了经济和社会千帆竞发的格局。有人以为社会民主党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存发展，现在共产党人也搞市场经济了，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了。殊不知这个区别是本质性的。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中）只在前台“玩”一“玩”政权运行。而中国共产党人要驾驭“制度/体制”矛盾，要驾驭整个生产方式中的矛盾，要驾驭生产关系的运行方式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个矛盾（“内应力”）的复杂程度及其造成的活力、动力大大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应力”。这个历史任务要求共产党的比之历史要求社会民主党的要严格得多、严厉得多。这是“从严治党”的一个历史来源。共产党的辩证法是彻底唯物的辩证法。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品格、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等与共产党的宗旨观念、理想信念是背道而驰的。共产党只能在体制层面技术地“请进”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主义成分。市场经济讲安“公平”竞争，而公平竞争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必须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竞争达到制衡和相对公平。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其一元化的“大公无私”阶级本质，使它高于市场经济，能使竞争维持基本水平。但首要的前提，是党的思想体系必须一元化。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高于市场经济才能领导市场经济；只有在政治上控制住对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比如党组织参与企业的决策、“党管干部”、发挥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总之，共产党只有成功地坚持并发展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水平，才能驾驭这个“制度/体制”矛盾。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Its Balanced Operation
Of China’s Persent Society
Synopsis
——With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st system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ie. “internal stress” is becoming the focus reflec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s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economic base and upper construction in the present 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internal stress” has become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present society.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present China’s society is not only where the motive force and vitality of socie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mechanism” lie but also contains a “trap” leading to its self-negati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basic contradiction and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CPC has drawn lessons from the cognition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Nowadays, in the societ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of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revious social relations have changed greatly. Althoug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needs and supply is still the most realistic and urgent one and the principal obstacl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pontaneous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become the deeper essence of this contradiction.
——The market economy in “internal stress” requires competition to bring about polarization, capital to be preferred spontaneously, selfishness to be inclined to naturally in ideology and individual (as a natural man) right to be taken as the terminal uni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privatization). The opponents of “internal stress” have their own mechanism and material force respectively.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urrent society is “internal stress”, but no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backward production”.
——AS the party in power, CPC should grasp the ruling principles and tell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jor work and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standing above and control the society, it should adjust the current relations by relying on the support of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and relax various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levels caused by economic intereses, so that balaced social operation can be achieved and clashes can be kept within “ordely” scope.
——As far as China’s present situation, the prerequisite for keeping balanced operation is to adhere to working class’s vanguard nature. Therefore, CPC’s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rela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settled; public-owned middle and small enterprises should foster spontaneous collective character power and the “internal stress” should be gradually balanced by means of constant “regeneration” and “rejuvenation”, so that in the e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can be steadily established and realized; CPC’s absolute political leadership ov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hould be maintained to guarantee balanced operation.
Key words: the pricipal Contradi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Internal Stress” Balanced Operation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
（2）《列宁全集》第60卷，第281-282页。
（3）《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165页。
（4）《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6）兰戈在1936年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越南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0-1956年间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涵义与我们党十四大的提法不一样。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8）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基础的内部结构。
（9）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10）契合关系——有因果联系的关系。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1页。
（12）《马克民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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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应力”这一概念借自工程力学，可能略嫌偏僻。虽然用“内部矛盾性”概括亦可，但矛盾双方有多种状态，如融合、一方吃掉另一方、向对方转化等，而“内应力”概念强调了这种力存在于物体内部、处于平衡对抗状态的含义。它以内因地位严重地影响事物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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