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什么喜欢“造反”以及邓玉娇案件
云淡在五四期间一篇造反有理的帖子，惹得很多人非常恼火，都说造反无理。刨根说：“无论是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西方、发展水平偏低的中国还是最落后的非洲国家，甚至我们追溯到古代，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忠君和守法，造反都是无理的。”有的咒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是暴徒，让中国不得安宁。刨根赞叹说：“资本主义从英国开始，算是有300多个年头了吧？几经风雨，也只有微小的调整而已。还不是超稳结构？”
确实，看遍世界古代史，只有中国不断发生农民起义，一般一个王朝开始七八十年就开始有人造反，到了中后期更是暴民蜂起，王朝末期简直是东边灭了西边乱，最后把朝廷推翻，建立一个新王朝。然后周而复始，重头又来一遍。每次民变都是哀鸿遍地，杀人无数，生产力破坏，经济凋零。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再看西方农业时期，从希腊到罗马一千多年，除了角斗士起义（也不算劳动者起义）外，基本没出现过国内农民起义。如果有战事，那都是边境外的战争。西方进入中世纪后，虽然农奴生活困苦，受尽压迫和欺凌，娶个老婆先让领主享受一下，但从公元400年到1500年，顶多发生过几次宗教起义，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至于推翻皇帝的暴动更是没有过。西方罗马帝国一千年内部没有激烈冲突，中世纪1000年也没大的内部冲突，直至所谓资产阶级掌权后，除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有过激烈内部冲突外，也基本稳定，都没有发生过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事情。
同时，中国意识形态中就包含“造反有理”的内容。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杀皇帝叫杀“一夫”，就是宣扬造反有理。孟子还说：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皇帝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老百姓就有权把皇帝当敌人。在孔孟思想里，皇帝如果违背天理，老百姓“替天行道”是正道之一。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民间思想更是骇人听闻，这些语言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
中国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导致社会周期性崩溃的农民起义？西方为什么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认清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有好处，甚至对当前的很多事情也有好处。
2000多年中，中国与西方既然社会运行结果有这么大差异，一定是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而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贫道在以前的帖子中曾经描述过中国和西方在农业社会时期的不同。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发育充分的市场经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生产资料和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市场也是自由市场。同时，无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是相同的自由身份，地主和贫农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没有固定身份。富不过三代，地主变成贫农，贫农变成地主是经常发生的，没有制度限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同今天全世界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一样的，也可以说世界在18世纪后才逐步形成公元前300年的中国模式。
西方从罗马一直到中世纪都是一种庄园经济，无非是奴隶主庄园变成领主庄园。一个庄园是一个经济体，分工主要是在庄园内部完成的，因此庄园内基本不发生市场交换，交换主要在庄园间进行。土地是靠敕封和褫夺完成的，不进行买卖或者买卖受到身份限制。劳动力不能交易。小额交易基本没有。所有交易活动只发生在大宗物资和奢侈品方面。同时，人的身份是固定的，贵族、平民、农奴、骑士身份不会因有资产没资产发生变化。贵族破落的光了屁股也是贵族，农奴再能干也当不了贵族，甚至当个平民都很难。想想59年前的西藏，就知道18世纪前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了。西藏人都感到59年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人都能体会到18世纪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中国，1911年的革命基本没触及中国社会深层。看看阿Q正传就有感受。
贫道说这些，很多人会说贫道胡说，怎么能说中国古代就是市场经济，甚至是资本主义经济呢？为什么说西方在18世纪前不是呢?就说两点大家就信服了。
首先，一个发育充分的市场经济，生产资料一定可以自由买卖，你能想象基本生产资料不准买卖的市场经济吗？古代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西方一直不行。
其次，一个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一定要有小面额货币。比如有能买一个烧饼的钱币。如果最小面值的货币也价值100个烧饼，这个市场怎么交易？古代中国一直既有贵金属的金、银，也有贱金属的铜钱。一个大子儿一个炊饼，所以武大郎能挑着挑子去卖。西方直至纸币出现前，一直是金银做货币，如果你看到电视剧里演一个骑士路过一家饭店要了一碗意大利空心粉，一定是假的——他怎么付钱？
中国经济体小，不能在经济体内实现大部分分工，因此外面必须有一个发育充分的市场。必须有小面值货币，他们才能买个桑叉锄头什么的。西方庄园经济，里面铁匠、木匠、皮匠……一应俱全，内部分工通过实物交换或分配，小面额货币根本不必要。西藏就一直没有铜钱而是金银做货币。当年乾隆派福康安击败廓尔喀侵略，在西藏发行银币而没有铸铜钱，理由就是西藏不使用小面额的铜钱。
如果搞清楚中西方农业时期的社会结构差异，就会发现，其实西方无论奴隶还是农奴虽然“做牛做马”，十分悲惨，但都还能活。我们看到现在说西藏几百年来的农奴生活悲惨，地位同奴隶主的牛马一样，就是领主的一个财产，就可以延伸想一下：哪个农奴主会让自己的马或者牛轻易死掉造成财产损失？一定不会。因此农奴主也不会轻易让一个农奴死的，死了也是损失一个财产。
中国农民确实很自由，自己生产，自负盈亏，但自负了盈就必须自负亏。发财了你从贫农变成个地主没人限制你，没人说你。亏了从地主变成个贫农，甚至变成个一无分文的穷光蛋，最后饿死了，也没人可怜你，没人为此事负责。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好处和坏处。
面对强大的、杀人不眨眼的国家暴力机器，一个有地种有饭吃的农民是不会造反的。哪怕自己没有一点地，全是租佃地主的，也一样是没这念头的。造反要杀头，谁不怕？只有既没有土地又没有其他财产，租佃不了土地，也当不了长工，无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一家人的流民才会造反——因为不造反也活不下去。中国历史上所谓造反，义军主体是流民。一个社会制度不产生这种生活无着的流民，是很难出现暴力造反的，比如西方农业时期每个农奴都是有家的，没有流民产生机制。所以，悲惨不悲惨不重要，活下去活不下去才重要。
说到这里，就需要研究为什么中国市场加小农经济会产生流民了。西方就不用研究了，因为明显他们根本不会出现流民（除了英国羊吃人时期，法国大革命前。这里不专门叙述了）。
中国为什么会产生流民呢？以前，无论国民党时期的学者，还是共产党的学者，都说是因为土地兼并，土地集中化。但是，最近中国很多学者说不是因为土地制度问题。有的说是因为吏治腐败，有的说是自然灾害和瘟疫，有的说是苛捐杂税，有的说是人口问题，都试图证明与土地制度无关。
贫道觉得他们说的都没有道理。简单说，既然中国是一种不断崩溃型的社会，那就属于正反馈系统。这种系统一定是有一个指数曲线，开始低后来高，最后崩溃，回到起点状态。那么，只有符合这个特点的因素才能是原因。这样看，自然灾害和瘟疫显然不是，自然灾害和大疫的周期并不与王朝周期一致。苛捐杂税也不是，因为也无法证明它是个指数曲线。吏治腐败显然是个指数曲线，官吏是越来越贪，皇帝是越来越昏。但是，昏君贪官只能是国家组织力量减弱，并不创造流民而是流民出来没法办。至于人口问题更难讲。因为中国可耕地面积比较多，王朝初年人口少但是耕地也少，末年人口多但耕地也多，人均耕地面积稍有减少，不是致命的。
有一个曲线却是与暴民出现周期一致，就是土地集中度。王朝交替时期杀人如麻，很多地主被义军杀了。到王朝初年，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数往往低于0.1。这个时期是拥有小额土地自耕农占农民大部分。但很快土地开始集中，到王朝中期，土地集中度就很高了；一般3-4%的大地主占有土地30%，5-6%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占有40-50%，其余90%以上农民占有20-30%的耕地。集中度高的时期，90%的贫农只占10%的土地。这都可以从史料上查出来的。
很多学者说，地主富农有地，他们会叫没地的去种或者雇佣长短工，不是都有地种了嘛，怎么会出现流民？这是不会算数。我就用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大约130万农户的调查资料来给大家算一算。
基本数据是：
130万户，2000万亩土地，户均15.4亩。
大地主：6087户（0.46%），占地275万亩（13.8%），户均452亩。
小地主和富农：10.9万户（8.4%），占地1140万亩（57%），户均105亩。其余119万户（91.1%）占地585万亩（70.8%），户均4.9亩。
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最高年份为180斤。按平均170斤，一户5口人，如果土地平均，户均15.4亩，户均2620斤，人均524斤，温饱有余。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大地主土地全部出租，地租率按50%。小地主和富农雇佣长短工。由于雇佣劳动是根据土地面积决定数量的，加之小地主和富农有大牲口和好的农具，劳动生产率高，所以每个长工能耕种的土地大约是佃户租用土地的两倍以上（贫道曾经计算过本家解放前数据，以前的帖子写过）。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结果。
一户贫农活下来大约人均需要最少300斤原粮（一户1500斤，包括吃糠咽菜）。也就是需要8.8亩。假定剩余贫农分为有地的和无地的，那么剩余585万亩地可以让66万户农民活命。剩余53万户无地农民。
大地主土地全部出租，由于五五分成，养活一户农民土地就要加倍，也就是17.6亩，这些地出租可以让15.6万户农民活命。剩余37.7万户。
由于长工劳动生产率高，按一个长工可以种35亩土地，一户两个劳动力，小地主和富农土地全部用长工，用工37.4个，也就是16.7万户农民也能活命。这样剩余21万户，105万农民既无自己的地种，也没有可佃土地，也不能靠做长工生活，必须从事“非农产业”。但非农产业是有限的。因此这21万户，占贫农总数17.6%的农民的大部分，将成为流民。
这里还没计算大约15%左右的皇粮杂税。如果加上，户均需要土地就不是8.8亩，而是10亩多（税率大约在15%），这样一个佃农就要20亩地而不是17.6亩，溢出农民数量就更多了。如果地租不是五五而是六四，即地主6佃户4，或者灾荒年份，也都会从土地上“溢出”更多农民。
也就是说，土地集中化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本来一户农民种8.8亩，现在种17.6亩，尤其是长工利用生产工具能种35亩），但剩余农民就多了。这同工业化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技术进步了，用工少了，失业增加了。与工业化时期不同的是，工业用生产资料可以无限扩充，而耕地增加面积不仅有极限，而且不可能很快。
因此，中国古代小农加市场的经济产生“失业农民”是必然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土地集中化，集中化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使部分劳动者被溢出土地。最终形成一群衣食无着的流民，于是动乱就来了。我们可以从剥削率上分析，但也可以这样从要素分配关系上分析。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总是出造反的穷人的基本道理。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个性中有这东西，而是经济体制使然。
引申出来看，凡是市场经济都存在这个问题。市场经济是竞争活动，必然少数人成功多数人失败，看起来公平，结果不会公平。不公平的结果带来更加不公平的结果。因此，西方在19世纪进入市场经济后，很快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大量失业工人和失业农民形成暴乱力量，这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断发生工人罢工等事情。
于是，西方开始有失业救济，有最低工资制，有累进制的收入税和财产税。西方国家是在市场经济上叠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系，也就是在一个正反馈系统上叠加一个负反馈系统，这样才保障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内阶级矛盾缓和。
但是，西方经济又是建立在对殖民地国家，后来是不发达国家的剥削上。实际上，19世纪已经全球化了，这个时期可以把整个世界看做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中，发达国家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地主富农，其他国家相当于贫农。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发达国家，剥削率也越来越高。发达国家依赖对80%的不发达国家的财富掠夺实现了国内安定，但全球就不安定了，于是就有恐怖主义。贫道眼里，恐怖主义就是一种对全球市场化的造反。
西方经济进入市场化，也就是全球进入市场化也200多年了，相当于中国古代王朝的中后期。既然市场经济是一种正反馈系统，那么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也会像中国古代一样，是一种会不断产生崩溃事件，并最终形成全球性经济社会崩溃的系统，然后再周而复始。即使西方内部能做些修补性的负反馈，但大系统总是要崩溃的。
这难道不会是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最后的结局吗？
回到题目上，是不是人只有到生活无着，要饿死了才会造反，也就是暴力反抗呢？不见得。人的需要也是分层级的。按马斯洛的分析，最低是生理需求，高一层的是安全需要，再高是情感和归属需要，最高是尊重需要。在生产力发展到现在，饿死人只发生在非洲等少数地区，起码中国发生没有饭吃的情况不会大面积出现了，因为还会有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更高的需求就成为最低标准，如果一点不可能实现，一样会采取激烈对抗甚至暴力对抗。
比如邓玉娇，她不存在饿死问题，但她存在安全需要和尊严需要等高层次需求。这种需要已经是她的最低需要。如果别人要强奸她时，她没有了安全和尊严就无法忍受，于是她就会用刀杀人。现在很多群体事件，并不是饿死还是饿不死的问题，而是与安全、情感、归属以及尊重有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什么事情都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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