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2005年度169家中央企业共获利6276.5亿元，其中排名前12的每家企业年利润超过100亿元，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国企垄断的暴利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而媒体陆续披露的电力系统1抄表工人年薪超过10万元，杭州烟草公司1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更使国企员工的高福利成为此轮公平之议中的众矢之的。
面对社会关注的强大压力，垄断性国企不得不有所表示。多个省市的电力行业开始实施减薪，据说幅度从10%到28%不等。但这种调整的意义姿态多于实质，因为电力系统的营运成本并没有因此降低，电费不降反升。如果电力部门真的减少了员工福利，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省下来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只要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没有被打破，垄断企业的暴利及其员工高福利就难以降低；攫取和瓜分的能力还在，从这个方面减下去的，又可以在公众没有关注或不熟悉的其它方面补上来。行业垄断不废除，不但真正的社会公平难以落实，经济效率也将受到致命伤害。
垄断将损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这是经济学常识。但如果分析仅止于此，很易遭持不同观点者的反驳：中国的市场体系现在还很不完善，脆弱的民族经济难以独力应对国际竞争，政府有介入经济的理由，行政垄断也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在市场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不是取决于其GDP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其国内企业的实力。所谓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实质是在各个行业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它代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行政限制所造成的行业垄断，其最大危害是从根本上伤害了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窒息了民族经济的成长空间。它对经济效率的损害主要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企业是各种生产要素的载体，也是其价值实现的必要形式，而GDP只是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发挥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可相对自由地流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影响GDP的各项条件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唯有凝固在企业这一载体形式上的市场竞争力不易改变。这就是中国在自己银行里静静躺着10多万亿的储蓄资金，却不遗余力吸引外资的原因——中国缺少的不是资金，而是凝固在外资企业上的竞争力优势，以及由此可带来的市场机会。迄今为止已有大约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的外资进入中国，它们是奔着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总之是除资金、技术外的其它生产要素低价格而来的。由于其它要素的价格被压低，资本在投资形成企业时，其实际相对价值已经升值，这是中国成为外资热土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提高工人工资、合理界定工业用地价格已是大势所趋。当生产要素价格发生变化时，外资将热情不再，中国的GDP秀将难以为继。
可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可维持一时，不可期之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还在于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企业竞争力。在市场条件下，国企的竞争力普遍不及民企，世界五百强企业无一是国企。所以，国企应当向民企转移发展空间，而不能反其道而行，限制民企的市场准入。作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当然可以、而且有必要干预经济，但扶植国企并非是其唯一选择。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市场条件下，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可能更易凑效。也不必害怕民企赚钱，国家可以通过收入税相调节。民企要发展，其前提当然是要能够赚钱。担心民企赚钱会影响收入差距，与担心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会削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样，都是极端而片面的观点。在现行体制下，国企对公共开支的帮助未必大于民企，每年数千亿的国企红利几乎完全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把持。社会财富与其任由贪官们挥霍、浪费，不如让民企得利而扩张。
遗憾的是，此前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一直放在GDP等外在数据上，而将培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这一内在要求置诸相对次要位置。象中国这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民营经济需要一个由小到大、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期，需要一个能够充分吸取养料、排除外来竞争压力的成长空间，国内的纺织、家电等行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发展壮大直至称雄世界的。本来，诸如电力、电信、公路、航空、铁道、金融等行业，国内的市场及利润空间都很庞大，正适于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实现产业升级，但这些行业却被国企垄断，民营资本欲进无门。近年来某些传统垄断行业在名义上虽有所松动，但由于制定并执行政策的行业管理部门与国有垄断企业在人事、利益上存在诸多关连，对少数挤进门来的民企的种种歧视不一而足。媒体持续报道的8家航空公司联手封杀东星航空事件，表明了国企垄断要真正冰消雪融绝非易事。
众所周知，靠垄断地位攫取暴利的垄断性国企并不具备真正的市场生存能力，其垄断终结之日，往往就是日薄西山之时。在WTO的声声催逼中，行业垄断终有穷时。对民营经济设限的后果，是将真正有可能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民企禁止在起跑线之外，窒息了民族经济的成长空间，便利了未来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全面接管。更为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垄断的坚堡往往首先是被外力打破，所以一些行业在对外资解禁的同时却仍然对民营禁足，不但不给民族经济排除外来干扰、实现良好发育的空间，而且在事实上迫使民族经济只能追吃外企的后尘。这种逆向保护主义使得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已日渐明显。由此可见，依靠行政权力所形成的国企垄断，在为少数人攫取暴利与高福利的同时，牺牲的是中国民族经济与全民福利的长远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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