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治腐特色
或许有人说，毛泽东治腐特色就是决心大，靠严惩，其实错了，单凭决心和严惩是治不住腐败的，历史早已证实这一点，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例，他从小贫苦，看到了元朝官吏“贪黩懈弛，生民受害”，所以在他当上皇帝后，就生怕自己官吏腐败，因此他对他的官员实行了“官奉最薄”(注1)政策，并且对他们非分所得财物“用法最严”，(注2) 办法是：“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之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乃剥皮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注3)朱元璋决心用这种严惩的办法，以根绝自己官员的腐败，但事实上，因为这办法针对的是官，官就不会欢迎，可是这办法又得通过官来执行，所以官在执行中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行为加以抵制与反对，因此这办法也就不会坚持长久和彻底，所以明代的“权奸黩贿”(注4)的腐败行为，并不亚于其他朝代，所以明代同样和其他朝代一样，最后也因自己官吏的腐败而导致灭亡。可见彻底惩治腐败只靠决心和严惩是不行的。
到毛泽东时代，因为腐败出自官，靠官治他自己身上的腐败，是靠不住的，所以毛泽东的办法是靠民。具体做法，就是大搞群众运动：广泛地发动群众，对官的不法行为，不管官有多大，职位有多高，都要无情地揭发，一旦把问题揭出，后台再硬，也都过不了关，只有向群众做深刻检查，得到群众谅解，才可过关。对罪大恶极者，就绳之以法。所以每搞这样一次群众运动，就像雨过天晴，给人以新鲜感。解放后第一次反腐大运动，就是“三反”、“五反”，经过运动，明显治住了当时正在产生的腐败和腐败苗头，但则不能治住后来腐败的再产生。于是再发动群众搞运动，但发动者还是官，官常常把斗争的矛头很巧妙地从自己身上转向群众，如在“四清”运动中，在刘xx领导下，认为运动的重点主要是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就是说，谁有四不清问题，就清谁，看来非常公平，但实践起来，就会成为权大者清权小者，有权者清无权者，归根成了大腐败清小腐败，而毛泽东则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6)做的结果，效果同样明显，但却仍然不能得到根治。问题仍出在官身上，因为运动重点是官，官必然乔装打扮，进行抵制，面对这情况，毛泽东并不灰心，而是马不停蹄，人不下鞍，继续寻找根治的办法，最后才找到了让民洗官，民选官和民惩官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全权交给民。毛泽东认定这种办法是对的，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内部产生的腐败，这和消灭了的国民党的腐败，实质上是一样的反动，所以把权交给群众，发动群众来和自己内部新生出的腐败势力作斗争，毛泽东说： 这“实质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注7)然而在这个斗争中，同样存在着，旧的腐败消灭了，新的腐败又产生了，怎么办?于是毛泽东提出过七八年就来搞一次这样的民洗官，民选官，民整宫的大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有着七情六欲，但这七情六欲的欲望的大小，则往往是随着各自生存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只要有了条件，这欲壑就永远填不满。在革命中，敌人随着它的失败也就使它难填的欲壑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所以它就再也腐败不成了；而革命者因胜利，从思想上就认为：胜利了，我不享受谁享受？把得到比别人更大更多的享受看成了天经地义，而且功劳越大的人，这种欲壑越强烈。就主观而言，他们并不想腐败，而且还想继续成为反腐的英雄，但手中的权，却无形中成了满足自己欲壑的极有利条件，这就使的自己想不腐败，再也做不到了。起初，广大人民群众认为他们有功，觉着他们多享受些是应该的，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对他们利用职权为非作歹，虽有察觉，则取谅解和宽容态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反他们的腐败，群众不但主动性不强，而且还会站在他们一边，念他们的功劳，同情他们，甚至误认为这是得天下后，对功臣们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正是这历史的误会，成了腐败势力发展的最春风得意之时。这时谁要反他们的腐败，谁就成了整功臣的元凶。而且这时反腐败成就越大，群众就越感不到因腐败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因此就会对这功臣受整越同情，甚至会为他们喊冤叫屈，直到这功臣们的腐败给自己带来灾难，才感到了当初反他们的正确，却已时过境迁，势如燎原，腐败已成了不可收拾的大局。就如中国人对邓小平的认识，恐怕相当多的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正因为这样，在革命成功的日子里，这虽是历史的一瞬间，却使历史进入了新的腐败势力由弱变强的一个特定的春风得意的发展时期。这时反不住腐败，敌人就会马上卷土重来，革命就会遭到彻底失败；反住了腐败，使政权得以巩固，可政权又成了新掌权者走向腐败的条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使的反腐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既不会彻底，更不会成为一劳永逸的事，所以随着胜利而使革命者走向腐败就成为必然。革命者也因此又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不断，皆由此而起。
正是针对这一切，毛泽东提出的办法，就是每过七八年就发动群众来一次大规模的民洗官，民选官，民整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借此来除掉在这七八年中给自己官员身上产生的腐败条件。
官员产生腐败的条件，除了手中有权能向自己七情六欲倾斜之外，还有一个外部大环境的问题，这就是随着革命的胜利，自己当上了官，于是自己原有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更甚者，还有在革命中曾舍命救过自己的恩人们，现在他们找来要办点事，不给办，太绝情，同时把自己置之孤立地位，使自己以后有了事，他们不但不帮办，而且会乘机奚落，正是为不落此下场，就不得不利用职权，对人方便，对己方便，有权不用，过时作废，不要给自己造成悔之晚矣的结局。而群众运动，又会使群众认识到一个道理，这就是平素找官办私事，不仅这是错误的行为，而且会给官带来“受整”，对自己来说，就成了大缺德事，因此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办成一件事，就不择手段地找关系，托人情，大施行贿送礼，以此作武器，向官发起总攻，而是一切按理办事，办不到了，就理直气壮地向官提意见，官就得办，再办不到，在运动中，官就得做检查，而且作的不深刻，都过不了关。官怕到运动时不好过关，在平时对群众应该办的事，就一定要积极主动带头办好，一旦疏漏，主动找上门，必然深表歉意，以最快速度给以解决，从而创下官民和谐的大好环境。没了这个环境，当了官，想当个好官，也就没了条件，甚至使的不少官，本想努力成为好官，结果反成了大贪官。也由此可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看来在整官，归根是在培养官、教育官和挽救官，也是为官能当成个好官在创条件，在修康庄大道。
就这样，这群众运动，就使腐败失去了产生的条件，也就把腐败如置严冬一般，使其失去萌生和发展的基础，这才是毛泽东治腐的最大特色。
也就是说，腐败的产生与发展，它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有着它的春夏秋冬。再说，只要国家存在，国家就不能不设官，而且有官没权也不行，可官一有了权，在七情六欲的刺激下，就会利用职权，来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而腐败，就成了必然。这也如同人生下来都是为了活着，但实际上，不管是谁，只要他多活一天，都是向自己死亡走近了一天是同样的道理。这是事实，是规律，谁都无法逆转。而死亡，却又正是完成人类自我新陈代谢的表现。春夏秋冬的轮回，正是自然界完成自己新陈代谢的表现。过七八年来一次的群众运动，就成了党或国家及时完成自己官员从思想到行为的新陈代谢的表现。毛泽东治腐的最大特色，最终就落在这里。
注：
(1)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686页，中华书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2)(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7 6 9页，中华书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3)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6 9 8页，中华书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d，
(4)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第778页，中华书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弟14 3 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 6 0年9月北京第一版
(6)19 6 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7)引自1 9 6 8年4月1 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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