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需要超越西方模式
陈学明
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第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当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途径“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被迅速地推向社会底层。城市与农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第二，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中国这些年自然环境遭到的破坏之严重令人难以想象。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到哪里，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扩展到哪里。粗放型、高消耗的生产方式肆无忌惮地发展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肆无忌惮地发展着。高污染的工业生产不断从世界各地转移到中国，中国人感觉到自己的生态容量已快接近底线。第三，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本来中国人是比较重视精神因素的民族，中国人讲究“正己”、“内修”，追求“和谐”与“平衡”。但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不少中国人都已把“消费主义”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资本逻辑无情地把中国人驱赶到“你争我夺”的竞技场上，价值、道德已严重失范。
上述三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刚开始时它们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可能还被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所掩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些中国人对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重新开始反思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再次处于历史的拐点上。
两难选择之外是否有“第三种选择”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目前所处的危机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危机。中国这些年向西方学习，努力“西方化”实际上也就是努力“现代化”，“西方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的过程。所以，处于新的“历史拐点”上的中国所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面对“现代化”。
处于新的“历史拐点”上的中国，似乎只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竟然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需要停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化、现代化历程。在有些人看来，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西方人走过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也得跟着走。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之后，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而倒退无论如何是无奈之举。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很有可能中国人民现代化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现代的代价就已把中国拖垮了。
那么，处于“历史拐点”上的中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治疗”而不是放弃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流传了近40年。可是，在这将近40年的时间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主要在学术圈子里被人们关注和研究，它对中国的现实没有产生多大的效应。进入21世纪，特别是到了中国再次面临历史转折的2009年，一些中国人终于发现了它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这就是它能够为中国走出当下的困境、作出新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提供启示。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当代社会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认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把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论证。
哈贝马斯的“救治”方案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直接强调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从而提出现代性“救治”方案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高兹的“生态学”视角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哈贝马斯和一些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对现代化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而是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它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最负盛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化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危机的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伤感之中，而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信仰崩溃的变革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是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现在那样什么都可以做。
“西马”与“后现代”批判的区别
有比较才有鉴别，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一对照，其言之有理、鞭辟入里就会更清楚地呈现于前。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源自于对现代性理念，特别是对作为这种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体现的现代化运动的危机和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与激情批判。问题在于，这是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所展开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念和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有四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无视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对人类带来的福音，而对之持全盘否定态度；第二，不对现代化运动作历史的分析，看不到现代化的一些负面效应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三，把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说成是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本身带来的，是现代化运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强烈要求回到前现代化状态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比“后现代主义”者更早、更深刻地觉察到了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但他们在对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开揭露和批判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所有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很少体现。他们在批判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人类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他们肯定现代化运动是推动近两百年来人类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他们仔细地剖析了现代化运动中各种负面效应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揭示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不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现代性的理念带来的，而是由目前推进现代化运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在他们那里，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他们相信，当人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一种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时，就有可能充分展现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而与此同时大大地消除其消极作用。
超越“西方化”的“现代化”
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反思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绝不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因为现代性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即使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不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们也绝不能放弃对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消除。既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那么我们就不应当对这些负面效应持无能为力的态度，而应当积极地寻找出现这些负面效应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启示，这第三种选择在中国的大地上正逐步变成共识。中国将不会停止“现代化”的脚步，但将不会把“现代化”与“西方化”混为一谈，当下的中国一定会走出一条并非完全“西方化”的“现代化”新路来。而当中国一旦踏上这样一条新路，也就意味着中国再次顺利地越过了2009年新的“历史拐点”。
在一定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欲知当今中国人是如何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胜利地实现新的历史转折的，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目前中国国内所兴起的两股热潮：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潮；二是重新反思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通过这两股热潮，人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当今中国人民正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优秀的思想资源，在思想上武装起来，确立新的发展路标，决心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无限美好的明天。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些概念和理念昭示了中国发展新的路标究竟是什么，也昭示了中国究竟该朝哪一方向前进以及如何前进。确实，在这些概念和理念中隐含着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人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样态。处于历史“拐点”上的人们可能都明白，人类的命运或许正取决于究竟能否找到新的发展模式、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以及新的文明样态。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