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牛可
世界体系理论脱胎于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但是它的中心论题和理论目标已经超越了依附论，不再集中关注边缘国家的发展性结构障碍即"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而是在设立"整体主义"（holism）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论的基础上，集中关注资本主义世界的交互运动性质（interactive nature），探求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社会历史现象的结构和过程。[①]
在这种整体主义视阈下，沃勒斯坦等人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行的和不言而喻的做法，即把民族国家或国民社会作为分析单位；认为社会科学唯一合法和有意义的分析单位是内部具有单一、完整、广泛、自足的社会分工的历史体系（historical system）。在19世纪以后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历史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orld-system）。在这个世界体系中根本无所谓"民族国家的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有的只是世界体系作为整体的发展。[②]世界体系理论的上述及其他诸多理论命题与如下的哲学和认识论立场相互支持相互加强：世界体系内次级体系（subsystem）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从整个体系范围内的结构和矛盾运动去说明，次级体系中发生的事首先取决于整个体系中发生的事，对次级体系而言的外部力量是次级体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决定性力量；世界体系设定了次级体系内部的力量和这些力量相互联系的方式。世界体系理论一般不否认内部力量也由某种自主性，但是在内外因素的关系中，是前者决定后者。[③]
作为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宏大社会历史理论体系，世界体系理论与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分析的出发点和关注的重点置于经济领域。但是与马克思的做法不同，为了同时能够同时解释世界体系的总体趋势和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沃勒斯坦不是从生产者及其剥削者在生产领域里的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微观的角度出发，而是在全球范围的交换和流通领域这样一个空间的、宏观的范围内去揭示资本主义。这种理论路径直接导致世界体系接受依附理论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的基本关系结构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组成的两极、平行的关系结构，而是处于由全球"商品链"和分工体系当中的不同位置的国家和地区——"核心"、"边缘"和"半边缘"所构成的层级结构。[④]
第一个问题可以更具体地表述为与外部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系对落后国家（地区）的发展的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倾向，一种是对这种作用的历史意义作出正面的积极评价，另一种倾向则是对这种作用持反面的否定和批判态度。马克思、卢森堡和比尔·沃伦分别在三个连续的激进主义思想史阶段里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倾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导致了非西方世界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变革和发展。[⑥] 后来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著名文章中，他又在对作为资本主义的对外行为表征的殖民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同时，进一步地指出了其历史地、客观地产生的"双重使命"，即对僵化、停滞的东方传统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的建设使命。[⑦] 显然马克思的观点是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固有的自我巩固和自发扩张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的进步性的基础之上的。[⑧] 卢森堡以更具理论化的方式发挥了马克思的"双重使命"命题：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必然以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海外殖民地两类）为前提，因为前者向后者提供其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基本功能也正在于此；但资本主义积累和交换过程却内在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悖论：即这个过程由于把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纳入世界市场体系而对其自发地产生了促使其解体的作用，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和"同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进而也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⑨]
在以上左、右两支理论路径中，都缺乏对外部资本主义对欠发达世界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充分估计，具有明显的绝对化和简单化的缺陷。实际上，各种主张正面估价外部资本主义对欠发达世界的作用的理论和观点在根本上都无从超越马克思"双重历史使命"的命题。马克思并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分析非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及其各种可能性，而现今对于我们具体地、历史地考察第三世界发展中外部因素的作用而言，仅仅认识到外部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对沃伦的这一评断也可适用于所有单纯从正面理解外部联系对发展的作用的主张："尽管他说的是真实的，但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却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理。"[12] 因为欠发达世界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来的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说明，破坏作用是存在的，但却是不彻底的：外部资本主义导致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瓦解，破坏了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但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全部阻滞因素，许多这样的因素在新的条件继续维持下来，甚至被外部资本主义势力有意识地加以巩固；建设作用也是存在的，但也远不是充分的：外部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渗透向欠发达地区引入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因素，但却不能"同化"非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为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发展创造全部历史条件，不能在欠发达世界复制出完整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这正是战后保罗·巴兰等人的理论[13] 、拉美经委会思想[14]和依附理论[15]对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欠发达国家的阻滞作用的批判从相反的方向带给我们的启示。
世界体系理论对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所赋予的高度整体性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能够以比以上各种理论流派更具冲击力的方式推动我们走出一个片面性的误区，即完全在民族国家/地区的范围内内寻找欠发展的根源，把后起发展看成看成是单纯地植入先进的（西方的）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关于战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世界体系的视角特别有助于提醒我们采取这样一种长期的、宏观的历史观点，即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向观察东亚发展，特别是引导我们充分考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持续扩张和深化的外部结构条件下实现在世界分工格局当中的结构中的位置升进的。在这种视角下我们必须深究东亚发展的外部结构的特殊性质，即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NICs的外部联系中有那些因素导致或者有助于其地位的升进。
同时世界体系理论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依附理论的僵化观点和不切实际的"脱钩"主张。与依附理论不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核心/边缘关系的再生产和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特征，即特定国家/地区在核心、边缘和半边缘的结构位置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存在着流动性，它就边缘国家/地区结构位置的升进即发展开辟了理论空间。[16] 这更加突出地地表现在沃勒斯坦和切斯-顿等人所努力加以构筑的半边缘发展理论上。
沃勒斯坦还提出，半边缘的国家（state）具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即它作为一个政治机器在控制国际、国内的市场方面有着比核心的国家和边缘的国家更大的意愿和动力，因为半边缘国家从来不能依赖市场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在由边缘位置升进到半边缘位置时，以及在半边缘国家力量强大到有望进一步向核心地位升进时，都会出现这种"经济决策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decisions）的情况。[22]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与格尔申克隆关于经济落后程度和国家干预强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著名命题[23]有暗合之处，也为东亚的"发展独裁"（或"官僚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某种理论空间。沃勒斯坦也有保留地承认，力量相对强大的边缘国家有三种战略和道路实现向半边缘的升进，除了"抓住机会战略"（strategy of seizing the chance，即利用世界市场收缩的机会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技术、产业升级，实现由贸易依附到技术依附的过渡）以及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strategy of self-reliance），还有一种对战后东亚发展有着特别的适切性的发展战略和道路：即在世界体系处于扩张状态时，如果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与核心资产阶级有更密切的联系，则有可能步入"半边缘的应邀式发展"（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的道路，即一种为核心跨国资本所主动地带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道路一般出现在先前工业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24]
世界体系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传统，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判断大体上沿用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模式。的确，在当代世界的许多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增长已经不断地形成国家管理者，他们是‘公共部门'资产阶级。"[27] 进而世界体系理论断定，世界经济体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一个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而不是单独的资产阶级国家。把国家间体系作为世界体系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它对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的探究是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展开的。在这个国家间体系中, 被称为"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被外部体系的功能要求加以合法化和加以限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完全的主权，但的确有某些国家的自主性大于另一些国，而且核心国家的力量要比边缘国家的力量强大。[28] 通观上述观点，世界体系理论对发展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有一个鲜明而重要的启示是，如果仅仅在国家与国民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谈论国家的"自主性"极其其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条件和后果——这是东亚发展研究中的国家主义（statist）理路或"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29]的基本做法，那么我们能够能否对对国家/政府的在发展中的作用是否能得出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否国家作用的问题还应该置于跨国层次上加以考察，也就是考察外部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联系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引导和制约作用？
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这三种结构位置上的次级体系的关系是历史地形成和演化着的。他在投注了大量笔墨的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的叙述中极力将历史因果性的分析和结构性的理论糅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自信其理论体系的灵魂是追求"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整体性"（historically specific totality），而沃勒斯坦的追随者切斯-顿也称许沃勒斯坦高明地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选择了中间路线。[30] 然而，过于强固的体系观念和功能主义观点使世界体系论者在理论和经验、结构和历史的平衡中导向其中的一端，即理论的和结构的一端。我们来看吉登斯的体系观："我们不应认为，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内部连贯一致的整体。相反，体系是指一系列互赖关系，它可能会弥散开来，可能会断裂开来，而且可能会包括力量上的不平衡"。[31]显然这才是一种能够与历史具有更大程度的亲和性的观点。也许历史和结构的平衡要首先建立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平衡的基础上。
对于具体地、经验地考察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的人来说，世界体系理论在提供宏观的和结构的视角、在帮助建立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之间更具有综合观点的同时、将研究引导向新的更深刻的问题和问题领域的同时，却无法提供有效的、精确的概念和分析工具，甚至有与经验事实不相切合乃至明显冲突的情形。这是笔者在对战后台湾发展进程（60年代末至60年代末）中的美国因素的经验研究[32]中所深切体会到的。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海外私人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之外，战后国际体系的运行中纳入了一个全新、真正具有长期的历史具体性的因素：两大国际阵营之间的冷战。在这一场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都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发达国家尤其是作为核心/霸权国家的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中被注入了新的、具有广泛、持久和深刻的影响效力的地缘政治动因。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战后美国霸权的行为逻辑在根本上服从于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借用沃勒斯坦的话也可以说，美国霸权的生成和运作反映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的持续扩张。并且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虽然它和这些国家一样关注本国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和利润积累，但它同时又要为全球规模的资本积累执行政策和战略。""美国帝国主义国家（state）的政策最终总是既反映着在特定阶段内霸权国家的资本自身的局部利益，又反映着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38] 美国的统治集团对其所承载的维持和复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功能"有着相当程度的自觉的认识：它对战后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有着明确的总体设计，即一个多边的、开放的、符合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一体化国际经济体系。这一点首先突出地反映在美国为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其他国际经济制度结构而作出的努力上。[39] 美国对西欧经济复兴的支持中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经济性质的考虑，即西欧经济的复兴是美国经济的繁荣必需的条件。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帮助改变欧洲面貌的马歇尔计划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美国人是利他主义的还是自私自利的——实际上他们既是利他主义的又是自私自利的——而在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生存要求进行系统的资源流动。"[40] 实际上，美国所领导的冷战本身就是为维持和扩张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而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大规模的"反体系运动"（counter-system movement）——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进行的斗争，经济方面的动机在作为整体的战后美国对外政策行为中起着持久的深层次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经济方面的动机与地缘政治性质的冷战战略是并存、重叠甚至统一的。这一点也体现在美国对包括东亚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和援助政策当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布鲁斯·卡明斯发现，在日本和东南亚之间建立稳定的工业产品产地和生产原材料的"经济腹地"的层级经济分工关系，以及在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建立类似与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关系的"三边"贸易关系，是1948年到1950年美国东亚政策相当明确的方向之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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