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终结拜金主义的有效路径:消除“经济人”假设的不良影响
:王国敏 李玉峰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摘要]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拜金主义的盛行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不断泛化,导致“逐利”成为比较普遍的大众心理和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是造成拜金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终结拜金主义必须消除“经济人”人性假设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消极影响。为此,必须不断规范政治权力运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巩固从根本上终结拜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作为一种落后、消极的意识形态,拜金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思潮的产生,与西方国家对“人”的基本假设和厘定有着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要终结拜金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消除“经济人”假设的消极影响,不断巩固从根本上终结拜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一、“经济人”假设的提出与评述
西方经济理论的创立者们以“人天性自私”这一价值判断为基础,将“人性”假定为一个具体的“经济人”,认为人在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活动中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利己心理和利己目的的“逐利行为”,这种利己心理和利己目的会不断驱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极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人”假定。西方经济理论的创立者及其追随者们由之推衍出一系列其他经济概念、范畴和规律,从而构筑了整个市场经济理论大厦。值得指出的是,在实际的经济研究过程中,很多经济学家们则把经济活动中“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常常具体为个人(企业)利润和金钱收入的最大化,“逐利”也常常被明确化为追逐货币和金钱。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普遍而言,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最坚决的动机是追求和实现自我利益的动机,具体来说就是追求工资、利润,更明确一点就是追求一定数量货币额的动机。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在日常生活事物中的活动、思考等行为,但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力、最持久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而这个动机是由“一定数额的货币引起的”。马歇尔还颇为得意地指出,“正像化学家的精确天平使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都更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货币天平现在还很粗糙、不完善,但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更精确。”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纳骚·威廉·西尼尔则更加自信地说,“这一命题政治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这一基本事实,推理便无法进行。”[21(P49)显而易见,这种“经济利益最大化”与“货币(金钱)额度最大化”的相互对等与替换关系,给经济学家们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带来了极大便利,也为经济学理论的精确化和定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工具和手段基础,但是,同时更为实行以这一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国家拜金主义思潮的产生与流行埋下了一粒危险的种子。
准确客观地考察,“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巨大的社会历史进步意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提出“经济人”假说以前,人类的经济动机一直被宗教和神学所掩盖和埋没,现实的人的利益和经济行为目的与动机一直得不到合法承认。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地形成的,或者是人为地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附带物”就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经济人”假说的提出,使宗教神学在理论基础上就没有了任何市场,它肯定了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主张人们大胆地去追求自我利益,第一次使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从天国还原到人间。因此恩格斯称赞说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只有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才是完全清醒的和务实的”。
然而“经济人”假设毕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的经济范畴,它只具有相对的客观合理性。为了分析便利,这一假设对人类自利行为高度强调的同时,却又对人类其他行为和关系进行了极力的剥离,割裂了人存在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作为抽象过程,它去掉了人在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的其他情感和动机,去掉了“经济人”所处的社会历史制度、文化、传统,静态地把理性自利等人的局部的、历史暂时性的特征抽象化为永恒、绝对和不变的人性,这势必要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事实上这种冲突相当激烈,以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学家内部也深深陷入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中,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就说:“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设,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在这方面,近年来,人们已经提出了疑问,怀疑那些假说是否与人类行为的事实相距过远,以至根据那些所得出的理论同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已经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二、“经济人”泛化带来严重社会后果:拜金主义及其表现
虽然,正如西蒙所称“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脱离实际,“非常动人”的分析模型和研究工具。但是,无论是理论推演,抑或是现实实践都证明这一假设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便利性和实用性,加之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当今世界取得了无可辩驳的优势地位,因而“经济人”假设就被某些精英分子奉为圭臬和颠簸不破的至理,不容置疑。在不断走向强势地位的同时,“经济人”假设也毫无约束地被不断泛化,很快越出了经济研究领域,不断向广泛的社会生活扩散。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就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他还甚至试图利用“经济人”假设及其分析方法对人类的生育、婚姻、家庭、犯罪、政治、法律、道德等广泛的非经济领域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西方学界反响热烈,广泛认同。
随着“经济人”向西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势扩散,其物化人格和以利益为内容的交换原则也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渗透,并逐渐泛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和行为原则,成为一种社会广泛接受和使用的人类行为是否有效的评价标尺,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成本一收益”分析,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使其更加接近“经济人”收益最大化的标准和规范。这样,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及其原则对人类社会行为逐渐具有了规范和约束的功能和作用,呈现出价值理性特征,并逐渐演化一种被西方社会大众广泛接受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一社会价值观又反过来支配、调节和规范着人们的一切社会行为,并为人们最大程度地求财、求利的行为提供充足的正当理由。而“经济利益最大化”与“货币额度最大化”的相互代换关系使得在这种“经济人”价值观,必然演化为“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甚至“金钱是人唯一可信赖的价值”这样的人生观,社会也必然会形成一种急功近利、推崇自利的价值观取向,对金钱追求也会成为统一的大众社会行为模式,拜金主义泛滥也就成为逻辑必然。
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势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病,包括能有效克服拜金主义的泛滥。但包括拜金主义在内一些市场经济的弊端,还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在政治领域,少数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在“经济人”价值观的驱动下,利欲薰心,公权私用,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完全把权力当作敛财的工具,行贿索贿,贪污腐化,甚至铤而走险,卖官鬻爵,以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明确地讲是追求个人财富和金钱的最大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经济人”价值观念也逐渐侵入到一些政府机构的运作思维和运作模式之中,“逐利化”倾向不时体现于这些政府决策行为当中,急功近利,乱上项目、乱铺摊子,甚至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与民争利,一味追求这些政府部门当前、本地、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商人化”和“政府企业化”是政府官员个人和政府机构在“经济人”的价值观念的驱使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的最好概括,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侵蚀着执政党肌体,成为妨碍社会发展的毒瘤,危害着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
——在经济领域,一些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人”价值观驱使下,惟利是图、利欲熏心,制假售假,以次充好,偷税漏税,欺行霸市,无视社会公义、践踏市场规则,甚至不惜违法犯罪,走私贩毒。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企业和个人逃避了社会责任,丧失了社会公德、抛弃了职业道德,彻底堕落为造钱机器,讲效益成为唯利是图,讲竞争就是不要规则,讲发展变成不择手段,眼里只有利润、金钱和财富,完全置人民生命、国家利益于无视与不顾,严重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有效、健康发展。从近两年爆发出来的严重损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些企业和个人唯利是图,没有做人、做事底线与起码的道德良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之猖獗、问题之严重、性质之恶劣,触目惊心。“毒大米”、“毒奶粉”、“黑煤窑”等事件的频发,为这一状况做了最好的注解和例证。
——在文化领域,与拜金主义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不断涌现,有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精英,在“经济人”价值观的驱使下,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道义和良知,热衷为权贵代言献策、为“既得利益者”鸣锣开道,充当“幕府师爷”,以谋取高额佣金,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知识精英毫无道德可言,以前被誉为“社会的良知”,现在正在疯狂地蚕食、泯灭着社会的起码良知和道德底线。特别是曾经的一方净土,文化思想集散地、肩负开社会风气责任的大学也开始沾染了“经济人”的不良习气,高校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要阵地,大学治学行政化、教授官员化、学术商业化,这些标志着高等学校沉沦的不良现象,也间接注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浸淫在功利主义的观念之中,高雅文化式微并遭冷落,低俗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的社会精神生产的无奈现状。
——在社会领域,一些人在拜金主义思潮驱使和“经济人”价值观念提供虚假“正当理由”的条件下,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金钱,不惜坑蒙拐骗、盗窃抢劫、制黄售黄、买卖毒品,这些种种社会问题和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很多风险,对人民生命财产形成了很大威胁,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和治安状况,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和制约。我们切不能对拜金主义思潮引发的这些严重社会问题等闲视之,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营造终结拜金主义的社会环境
拜金主义思潮盛行态势是由人们在“经济人”价值观驱使下形成的,终结拜金主义必须消除“经济人”假设的不良影响。与西方“经济人”假设从唯心主义和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不同,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明确指出,“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金钱拜物教与拜金主义的产生和泛滥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特有现象,具有历史短暂性,一旦人类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拜金主义就会逐步被消除。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人”假设的消极影响,因此拜金主义思潮的出现也不足为奇。
虽然彻底消灭拜金主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但是并不意味着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处于商品经济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对拜金主义就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事实上我们可以采取诸多方法有效抵制拜金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未来社会的新制度及其形成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中,我们不难找到彻底消除“经济人”假设不良影响的基本条件,同时这些条件也给我们抵制拜金主义指出了一条清晰的途径:
第一,不断规范和完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巩固从根本上消除拜金主义的政治基础。消除“经济人”假设不良影响,政治权力的规范运行是关键和重点。如果政治权力运行不能有效加以制约和规范,权力就会成为掌权者牟利的工具,到处“寻租”,腐败就会蔓延,权钱就会因为相互需要而联姻耦合,这样必然引发社会道德的沦丧,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扭曲,拜金主义盛行猖獗。规范权力运行,消除腐败,一要善于用“权力制衡权力”。全部近代法制史证明了一个事实,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衡和约束。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和制度,优化权力结构,逐步形成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之间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格局和态势。二是要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民主要求透明,透明必然清廉。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效拓宽监督渠道,综合运用党的纪律检查、法律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逐步形成易于揭露和有效治理腐败的机制,使权力运行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不断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消除腐败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促进人类行动模式和行为价值取向摆脱“经济人”模式的过程,从根本上抵制拜金主义的过程。
第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奠定从根本上消除拜金主义的经济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消除“经济人”假设的消极影响,有效抵制拜金主义,必须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让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现,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成社会财富的广泛增长,关键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始终做到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通过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规模,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财富的增长。只有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了,人们的经济收入增加了,才能有效地抵制拜金主义的侵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从根本上消除拜金主义的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社会文化的嬗变”,必然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我们要从根本上消除拜金主义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必须积极促成“社会文化的嬗变”,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来统一思想,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充分调动积极因素、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解放思想,激励斗志,振奋精神,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创造先进文化产品和成果,充实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申明清浊,厘清善恶,分离正邪,充分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从而形成正确的荣辱、义利观念: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帮助人民群众突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金钱观。
第四,着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从根本上消除拜金主义的社会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己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和谐状态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状态,很难设想一个因为政策不公,导致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的劳动者对立,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和谐相处。因为社会不公会造成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的不公,甚至会造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人们很容易心理失衡,进而引发攀比心理和斗富行为,极易助长拜金主义气势。因此我们要消除“经济人”假设的消极影响,必须首先必须促成社会和谐的逐渐生成。我们必须着眼于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完善社会结构,有效完善社会组织,大力调整社会关系,不断形成社会合力,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集团的创造活力,有效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有效抵制拜金主义思潮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纳骚·威廉·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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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M],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5]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北京:三联书店,199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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