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黎阳

2009．8．15．

原载：...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内容提要：

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匪。“以武为刀”、用硬刀子即硬暴力明抢的，是土匪。“以文为刀”、用软刀子即软暴力暗抢的，是文匪。

文匪治国是文匪当官掌权持权抢劫，是结合了软暴力和硬暴力的全部邪恶、软硬兼施、亦文亦武、明暗相济、双管齐下、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抢劫，是最凶最坏最彻底的抢劫。

文人与文匪可以只有一念之差。判断是不是匪只有一条标准：是不是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或为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物质力量提供服务（以下简称“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

古代中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读书当文人就只有学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从不教人劳动创造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只教人掠夺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学孔孟之道学不到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的谋生之道，唯一出路是“以文为刀”掠夺财富、不等价交换、不劳而获。所以古代中国文人皆文匪。

今日文人以文为劳动工具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是生产力积极因素。靠“以文为刀”骗取、夺取和不等价交换豪夺巧取他人财富和劳动果实为生的，是文匪。

中国历史有个“千古怪圈”，文匪从不打江山只坐江山，专等别人流血拼命打下天下后自己坐享其成。文匪靠“学而优则仕”“空手套白狼”篡夺权力，然后通过持权抢劫将这个新政权引向毁灭，然后甩开烂摊子，等下一个政权出现后再前往投靠，周而复始重复全过程。

文匪掠夺财富最有力的武器是控制人们思想的软暴力。文匪最强大的软暴力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宗教“以神为神”，文匪“以文为神”、“以知识为神”。文匪垄断了文字这一信息媒体，便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价值观、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制造出了“知识教”、“知识神”；将自己塑造成了“神代表”；制造出了“知识分子才有知识”、“非文人不能治国”等“千古神话”；造成了不管谁掌握政权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文匪的“千古怪圈”。

劳动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须遵守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必须实事求是。文匪治国是持权抢劫财富，不需要遵守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不需要实事求是，而且容不得实事求是。文匪持权抢劫只需要暴力，只需要权力。文匪为确保权力，必须推崇“掠夺财富合理”的价值观，必须打压靠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必须使劳动者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以便名正言顺将其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必须防范“劳动创造财富合理”的价值观威胁到“掠夺财富合理”的价值观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极力扼杀尊重劳动、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分工协作、等价交换、实事求是、平等自由等有利于“劳动创造财富合理”的价值观——说到底必须阻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匪治国是靠权力掠夺一切，需要的只是权术，用权术较力取代学术竞争、只认权术、不认学术、权术渗透学术、权术扭曲学术、权术变学术、学术变权术，最终只有权术、没有学术，更无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文匪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奠定现代化社会思想理论基础毫无贡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极恶劣的破坏阻挠反动作用。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导致被动挨打、沦为半殖民地，罪魁祸首是文匪，是文匪治国。文匪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极端反动势力。

扼杀中国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文匪为确保权力、持权抢劫的需要。使中国挨打当殖民地也是文匪为保持权力、持权抢劫的需要——使中国不挨打不当殖民地必须遵照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办事。而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与文匪不劳而获持权抢劫财富的规律针锋相对。文匪要持权抢劫就容不得遵照劳动创造财富的科学规律办事，就容不得中国不强大不挨打——扭转中国落后被动挨打亡国的局面是一场改造客观世界的全国性的革命群众运动，不能不按照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办事，不能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身先士卒、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奉公守法、不谋私利、组织性纪律性、全局观念、公而忘私……这就不能容忍脱离群众、贪赃枉法、巧取豪夺，就不能容忍持权抢劫。这一切与文匪不劳而获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中国落后挨打当殖民地”与“文匪持权抢劫”可以兼容，不威胁文匪的根本利益；使中国强大不挨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须做的一切与“文匪持权抢劫”不可兼容，必然威胁文匪的生存。文匪的根本利益使其不能容忍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不能容忍中国不当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现代国际大环境下，文匪要当权就必须卖国，就必须把中国变成外国垄本的殖民地，就必须不准中国强盛不挨打。这是文匪持权抢劫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其经济存在决定的，是其不劳而获的本性使然，是文匪经过周密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绝不是一时糊涂算不过帐。

文匪的经济地位决定其没有权力就不能生存，全部行为只有一个目的：当官掌权，持权抢劫。文匪说什么都是假的，篡权才是真的。昔日的文匪并不在乎由哪个皇帝统治中国，只要能自己能“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就行。今日的文匪并不在乎由哪个国家统治中国，只要自己能“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就行。昔日的文匪靠尊孔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今日的文匪靠崇洋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富而不强的富是虚富。避免不了挨打，财富再多也保不住。圆明园就是见证。中国挨打变成了殖民地，文匪可以依旧持权抢劫，依旧作威作福。国家挨打民族遭难，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把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根本扭转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任人宰割的局面。尽管这需要付出重大代价，需要全体中国人忍受一时的痛苦，但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拥护，因为中国老百姓对列强入侵、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犹新、有切肤之痛，知道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使中国不挨打”这个大局所必须的，不是为了哪个个人谋私利。“使中国不挨打”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却妨碍了文匪持权抢劫的利益。文匪为了重新确立持权抢劫的统治，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领导的“使中国强大不挨打”的中国革命，就必须妖魔化毛泽东，就必须从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铲除“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这一历史功勋，就必须“证明”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不是功劳而是“罪行”。釜底抽薪的办法之一是“证明”中国不是挨打，而是“进步”，是“先进文明”淘汰“落后文明”；之二是“证明”中国挨打是不识抬举反抗而自找的；之三是“证明”中国落后挨打是活该；之四是“证明”中国挨打是因为不守规矩不听话。

毛泽东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一切打破了文匪炮制的“千古神话”，摧毁了文匪最大最致命的王牌武器——唯心论的认识论，使文匪再也不能靠当“知识神”的“神代表”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这就彻底摧毁了文匪为匪最有力的作案工具，摧毁了文匪靠“学而优则仕”当官掌权持权抢劫的理论基础，断了文匪为匪的根，所以招致文匪的刻骨仇恨。文匪疯狂反毛，根本原因是只有从老百姓心目中彻底铲除毛泽东的认识论，才能继续靠唯心论的认识论“以文为神”、恢复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身份，才能继续抢劫百姓为匪作歹。

文匪治国造成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挨打。文匪治国必将使中国瓦解灭亡。要避免中国灭亡，必须彻底认清文匪的狰狞和危害，消灭文匪治国。文匪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理论根据是唯心论的认识论。要消灭文匪治国，就必须杜绝“学而优则仕”。要杜绝“学而优则仕”，就必须用毛泽东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彻底破除唯心论的认识论。

目录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

二．千古怪圈，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千古赖帐

三．中国文匪主要特色

四．今日中国文人与文匪

五．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六．总祸根是“学而优则仕”

七．归根到底是认识论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

什么是“匪”？自己不创造财富，用暴力掠夺别人劳动创造的财富谋私利的就是匪。

“以武为刀”、用有形的“硬暴力”即硬刀子赤裸裸直接明抢的，是土匪。

“以文为刀”、用隐形的“软暴力”即软刀子静悄悄间接暗抢的，是文匪。

硬也罢、软也罢、明也罢、暗也罢，直接也罢、间接也罢，形式五彩缤纷，但抢劫这个本质都一样：不劳而获，巧取豪夺。

只要是不劳而获用暴力无偿或不等价交换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谋私利，那就是抢劫——判断是不是匪就这么一条标准——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但最可靠的标准：你是靠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吗？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匪可怕，匪有文化更可怕——文而为匪，天下大患。

最可怕的是文匪治国——土匪治国坏，文匪治国更坏。土匪治国只有硬暴力，长不了。文匪治国则结合了软暴力和硬暴力，能持续。文而为匪是掠夺财富的最高级：“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持权抢劫——动员整个国家机器的巨大暴力从事的抢劫。结合了软暴力硬暴力的所有邪恶的抢劫。软硬兼施、亦文亦武、明暗相济、双管齐下、有组织有系统的全面抢劫，是最凶最坏最彻底的抢劫。

中国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读书识字当文人就只能学孔孟之道。不学孔孟没资格当文人。所以古代中国文人皆孔子门徒。

孔孟之道从不教人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和本领，只教人掠夺财富的价值观和本领，只灌输劳动创造可耻、不劳而获光荣、劳动创造财富者低贱，文人学劳动创造财富是“不务正业”、学农务工是“小人哉”、“焉用稼”、搞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旁门左道”、“玩物丧志”等价值观。孔孟之道的一切本质上都只与掠夺财富有关，与创造财富无关：既不包括任何能自食其力创造财富赖以谋生的技能技巧，也不包括任何科学地系统地观察世界、分析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方式方法，更不包括任何研究客观世界科学规律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

孔孟之道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毫无关系，培养不出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须的任何积极因素，如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尊重劳动、组织性纪律性、分工合作、大规模协作、等价交换等等；能培养出的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出有车、食有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用是书生”……

学孔孟之道学不到任何劳动创造财富的谋生之道，当不了饭吃。

——不能谋生，还要享受，那就只有不劳而获——当匪。

不劳而获、白白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人家当然不干。要达到目的就只有制服别人的反抗，就只有依靠暴力——文人不劳而获的“初级阶段”是招摇撞骗，是靠单纯的软暴力。一旦被人识破不买帐，软暴力就失效了。这时就只有仰仗硬暴力抢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摧毁”——文人也不例外。

——抢劫，还要冠冕堂皇，还要不冒风险，还要让受害者不能反抗、无处告状，那就只有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当文匪。

如果文人也象土匪那样赤裸裸直接使用硬暴力抢劫，那就跟传统的土匪没两样了。文人本色是眼高手低、架子大胆子小，只肯动口不肯动手：做工怕累，务农怕苦，当兵怕死，科研怕难，经商怕险……要吃肉尚不肯亲自动手杀生，尚且要弄出个冠冕堂皇的“君子远庖”，要为匪抢劫自然更不肯亲自动手流血流汗冒风险——当然也看不上普通土匪那种小打小闹赚头小风险大的勾当。

能满足文人的一切胃口的抢劫之道只有一条：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利用政权的暴力合法抢劫为己谋利，既无风险，“效益”又高，而且名正言顺，冠冕堂皇——文匪治国。

但文人从来没有自己组织政府的能力。从古到今中国文人的最大特色是一盘散沙，“文人相轻”，个个都把自己当宇宙中心，要求一切围着自己转。这就决定文人毫无凝聚，永远组织不起来，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硬暴力。“秀才造反，一事无成”。这就决定文人只能利用现有的政权，只能跟有能力组织起政权的人合伙，在合伙的同时把现成的政权拿到手为己所用。也就是说，文人掌权当文匪的必由之路是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空手套白狼”。

孔孟之道正是专门鼓捣文人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空手套白狼”的学问：“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克己复礼”、“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孔孟之道说来说去核心原则就是人与人不平等、高等人该如何支配低等人、低等人该如何顺从高等人，高等人有权吃低等人。这就向文匪提供了有力的软暴力武器。

孔孟之道最得文人欢心的一条：“学而优则仕”——这就向文匪提供了有力的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的武器。这一条使文人天然高人一等，成为精神贵族；使劳动创造财富的人天然低人一等，成为精神贱民；使不劳而获、持权抢劫、无偿霸占别人劳动成果成为理所当然。这就为文人做官掌权、持权抢劫、文匪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只要尊孔，就能够“学而优则仕”，就能够做官掌权，就能够文匪治国，就能够持权抢劫，就能够不劳而获，就能够为所欲为。恰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所说：“孔子给予中国的，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官僚制度。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官僚制度是治理人与人关系唯一的‘正确’途径，他们把自己看成人上人也是天经地义的。”

孔孟之道既为文人当文匪提供了有力的软暴力武器，又为文人当文匪提供了有力的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的武器。难怪古代中国文人如此诚心诚意拥护孔孟之道，拼命发挥其糟粕、扭曲其精华，热情千年不衰。所以鲁迅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古代中国文人只能不劳而获当寄生虫，正经出路只能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掌权、持权抢劫。没背景的当不上官就是孔乙己，穷困潦倒卑微下贱；当了官就是范进，一夜之间一步登天（难怪孔老二说自己三个月没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即便不当官，如果要当文人也得兼任地主，仍然要靠剥削别人当匪才能混得下去。鲁迅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中国古代靠自食其力即便读书也当不成文人（即得到官方认可的、有“功名”的人）。从这个角度讲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只是为匪程度多少不等而已。

文匪的“文”是形式，“匪”是本质：首先是“匪”，其次有“文”——尽管这个“文”可以被说成“文明”、“文化”、“文艺”、“文学”、“文凭”、“知识”、“教育”、“学术”、“文绉绉”、“温文尔雅”……；尽管中国文匪们从不肯承认自己是匪，另取了许多好听的名字，如“精英”、“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学者型官员”……等等，但归根到底仍然是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的匪——正如《红楼梦》里贾母所说：“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看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

鲁迅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

二．千古怪圈，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千古赖帐

中国古代文人唯一的“正道”是做官掌权。但文人靠什么实现做官掌权？

1．千古怪圈

中国历史有一个千古怪圈：文人总是不打天下却白坐天下，总是坐来坐去坐乱了天下，总是乱了天下又由别人再打天下，总是打下天下又交给文人去乱——枪杆子打天下，笔杆子坐天下；枪杆子流血拼命，笔杆子坐享其成；枪杆子玩不过笔杆子，被笔杆子玩弄于股掌之上；笔杆子“空手套白狼”，不费吹灰之力将枪杆子打出的天下据为己有；笔杆子凭三寸不烂之舌套走了天下又乱天下，再让枪杆子去流血拼命……几千年里政权换了又换，但没有一个政权是文人创建的。打天下的都不是文人，打下了天下却都交给文人，交给文人的最终结果无一例外是政权完蛋，再由不是文人的人出来打天下……如此循环往复，无尽无穷——几乎所有的政权在创建之后都尊孔，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把好不容易建立的政权拱手交给了除了“学而优则仕”啥也不干的文人掌管，所有的政权最后都在“学而优则仕”的文人手里完了蛋。文人就整体而言不打天下只乱天下——别人打天下时自己作壁上观，等别人打下天下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根据“学而优则仕”把新政权的权力拿到手，然后持权抢劫，把这个政权一步步引向腐朽没落散了架，最后搞得天下大乱、政权完蛋。此时“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就甩手不管了，出来收拾残局的就不是文人了。等天下已定，文人们立刻前去效忠，开始新一轮的“学而优则仕”，把新政权的权力拿到手，一切又从头开始再来一遍——整个中国历史就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怪圈。中国社会几千年，当权的变了又变，唯独文人靠“学而优则仕”实现文匪治国却始终“以不变应万变”。

2．千古神话

支撑这个千古怪圈的，是个千古神话：非文人不能治国——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可以治天下；世乱用武，世治宜文。这套说词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才有资格治理天下。知识都记在书里。只有读书的文人才是专门学知识的人。所以只有文人才有知识。所以必须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

这个论断从表面逻辑上讲无懈可击。除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谁也无法挑战这个论断。在唯心论的认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无人能从理论上推翻这一论断。结果：“学而优则仕”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一尊神，香火千年不绝。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千古怪圈”。

3．千古骗局

历史证明，“非文人不能治国”的“千古神话”不过是一场千古骗局。

“千古神话”说只有文人才有资格管理国家。而中国几千年“文人治国”的结果却是个“千古怪圈”——作为整体，文人既打不了天下，又治不了天下，更救不了天下；永远是等别人把天下搞定了再跑去做官，永远是一当官就开始持权抢劫把天下往毁了造，永远是几代工夫就把天下造垮，永远是一见情况不妙立刻拔脚就溜，然后投靠新主子——中国几千年里文人不知出了多少，当了张骞、苏武、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的没几个，当了洪承筹、钱兼益、郑孝胥、陈公博、周作人、张资平、胡兰成、梁鸿志、梅思平的却不计其数，难怪清初时有人如此作诗讽刺文人：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食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

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也难怪鲁迅感慨：“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文人治国无能，那干别的呢？

中国历史几千年，给了中国文人足够的时间证明自己。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古代“四大明”不是文人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不是文人发明的；故宫、长城、大运河、都江堰、灵渠、赵州桥等不是文人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鲁班不是文人；郑和不是文人；李春不是文人；李冰父子不是文人；黄道婆不是文人；蔡伦不是文人；毕昇不是文人；祖冲之不是文人；李时珍不是文人……至于牛顿、莱布尼兹、哥白尼、法拉第、拉瓦锡、拉瓦尔、安培、欧文、欧姆、罗蒙诺索夫、门捷列夫、赫兹、笛卡尔、富立叶、台劳、高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诺贝尔、达尔文、居里夫人、瓦特、焦耳、爱迪生、达．芬奇、贝多芬、李斯特、莫扎特、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等等则全都不是中国文人。他们做出成就的时候，对所有相关的那些领域有几千年充分时间去搞研究的中国文人连鼻子都不往里伸，更不用说学习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了——中国历史几千年，产生的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发明创造几乎都与中国文人无关。中国文人忙忙叨叨了几千年，没留下任何象样的、如今在世界上仍在广泛应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需要、须臾都离不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基本理论或科学技术发明（符合这些的“四大发明”没有一样出自中国文人之手）。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人对世界文化科学技术的贡献为零。

文不成武不就、没有象样的研究，至少给子孙后代留点完整的、准确可靠的历史记录、统计资料也算功德一件。然而中国文人连这也做不到：留下的历史资料虽然浩瀚如海，但全围着帝王将相转，充斥着歌功颂德的马屁废话。这还不算，还整天“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为尊者讳”，凡不合胃口的东西要么一概删除，要么歪曲篡改；弄得后代需要的、能反映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生产、技术、军事、百姓生活、基本度量等方面实际情况的详细资料、统计数据不是凤毛麟角，就是语焉不详，再不就是乱七八糟自相矛盾，以至于现在要知道许多历史真相（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详细情况、军队编成装备、战略战术、后勤供应、长平之战等详细情节等等）往往如同刑事破案，不但得反复考证，而且要靠考古挖掘、靠高科技分析。

中国文人治国无能、治学无能，连常识都不及格——鲁迅说：“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了还不知道“英吉利”是何方神圣、位于何方；还咬定“洋人腿不能打弯、竹杆子一拨就倒下起不来”。（如今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不知彼，连自己老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硬把个德国盗版的梵文大师当“国学大师”供起来拜——“梵文”、“国学”闹不清，爹妈祖宗是谁闹不清，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

在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面前，任何文过饰非的叽叽歪歪都是废话。

然而面对这些历史事实，中国文人非但不检讨自己，反而把一切全赖到了中华文明头上：“劣等文化”、“黄色文明”、“落后文明”、“劣等民族”、“只有全盘西化”……说来说去几千年一事无成光败事皆因中国的其他一切都“劣等”，唯独中国文人千古不变是“精英”，还要舔着脸继续充圣人，还要继续“学而优则仕”、“非文人不能治国”， 茅于轼之流还要一口咬定“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

中华文明一点也不“劣”。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的思想里都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都可以给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奠定基础。孔孟之道也不是没有可取精华。但文匪搞的“学而优则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断送了一切历史机会，专埋没中华文明的精华，专发扬中华文明的糟粕。不是中华民族劣等，不是中华文明劣等，而是“学而优则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号称“文人”、“精英”的中国文匪劣等，劣得不能再劣的最劣等。

如此废物为什么能纵横中国几千年？

说中国文匪废物是从治国的角度看的。从为个人谋私的角度看中国文匪一点不傻，玩弄软暴力蛊惑人心的技术炉火纯青。（正因为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谋私上，所以才表现为治国无能——因为人家的利益帐就是这么算的：搞垮国家自己才好发财。）

中国文匪“千古神话”软暴力的基本逻辑是：治国必须有知识。知识来自书本。只有读书的文人才能学到知识。所以只有文人才有知识。所以必须“学而优则仕”，必须“文匪治国”。

这个论断里设了许多蛮横专断的假定：

第一，治国只需要知识不需要良知（或者说有知识自然而然就有良知）；

第二，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

第三，书本知识一定是正确的知识；

第四，只有读书才能获得知识；

第五，读了书就一定能获得知识；

第六，书读得好的人（学而优）就一定愿意把国家搞好；

第七，书读得好的人就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

更根本的逻辑：是否“学而优”即有没有知识、书读得好不好全凭少数“权威”“精英”说了算，也就是说，全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整个“学而优则仕”的过程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闭门造车的过程：闭门读书、闭门考试、闭门评判、闭门选优，一切都只与人的主观思维有关，与客观实践无关，更不需要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来检验。

这一切本质都属于哲学上的认识论：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上述假定全都属于唯心论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来自书本、来自权威、来自“精英”，所以必须“学而优则仕”，必须文匪治国。所以说“千古神话”的理论基础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只要没有跳出唯心论的认识论，就不可能打破“千古骗局”，就只能继续在“千古怪圈”里打转。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是“文匪治国”。中国“文匪治国”最悠久、最彻底、最系统、最全面，结果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频繁乏，内乱内战外患最多，大规模自相残杀死人最多，科学技术发展最缓慢。就凭这些历史事实就可以说，必须对中国动乱频繁、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科学技术落后、人民动不动被大规模屠戮、国家被动挨打负责的是贯穿始终的“文匪治国”，是作为其理论根据的“学而优则仕”以及其哲学基础——唯心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不管对什么东西，一旦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会无条件地盲目肯定之或否定之。一旦对某些东西无条件地盲目肯定，那就等效于造神，即便“科学”、“知识”也会走向其本来面目的反面变成迷信和神话：无条件地盲目相信“科学”和“知识”，其实相信的并不是科学和知识本身，而是“科学”和“知识”这块招牌，更确切地说，是无条件地盲目相信宣称代表了“科学”和“知识”的人，从不用实践检验。这跟教徒拜神没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是打着“科学”和“知识”招牌把“科学”和“知识”变成了迷信；用“科学”、“知识”等名词置换宗教里“神”的位置，用声称代表“科学”和“知识”的人置换宗教里“神代表”的位置，弄出一个不叫宗教的宗教——“知识教”；一个不叫神的神——“知识神”；一个不叫神代表的神代表——“文人”。

中国文匪几千年来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知识教”，统治了中国人的头脑。

普通宗教是“以神为神”，“知识教”是“以文为神”——“知识神”。

过去的“知识神”是孔圣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如今的“知识神”是“西方先进文明”、“普适价值”。

“知识神”的“神代表”——过去是圣人门徒、儒家子弟；如今是“知识分子”、“文人精英”。

中国文匪几千年来不遗余力干的就是传播“知识教”，办法是尊孔，王牌武器是“天命”——鲁迅说：“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于是不管谁当皇帝都必须尊孔。

只要尊孔，文匪当官掌权持权抢劫就稳拿了：孔老二是圣人，“学而优则仕”是圣人之言，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谁敢怀疑就立刻搬出“圣人”这尊神祖宗来泰山压顶，立刻就能将一切威胁化为齑粉（所以中国文人只在乎是否尊孔，并不在乎谁当皇帝）——要治理天下就必须用文人。谁说的？书上说的。书是谁写的？文人写的。文人自己写书神话自己，不赞同自己的一概送去读自己写的书，于是“狗咬尾巴——团团转”：谁怀疑“文人治国”就让谁读书，但与“文人治国”相矛盾的书早被罢黜了、销毁了、篡改了；读书只要一翻书就是满篇“文人治国”。读书读来读去一天到晚全是“文人治国”，不知不觉就读昏了头，“三人成虎”、“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认同“文人治国”了。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文匪写的书是“是书满篇毒”，永远无孔不入、象老和尚念经一样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反复唠叨文匪治国是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文匪治国的时代是如何如何美妙辉煌、文匪不能治国的时代是如何如何黑暗恐怖、一切坏事灾害必定是妨碍文匪治国所致、一切繁荣昌盛必定是落实文匪治国之功……不管说什么，中心意思和最后结论永远是“千言万语一句话：坚持文匪治国不动摇”，永远从头到尾处处渗透着“文匪治国有理”的说教。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人才有抗毒性，才能从“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中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获取有用信息。道行不够的人做不到这点，不知不觉就会中毒、认同“文匪治国”，所以会“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识字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人没机会读书的古代中国，文匪控制着文字。控制了文字就控制了信息载体。控制了信息载体就控制了信息。控制了信息就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就控制了价值观。控制了价值观就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就左右了人们的一切，就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就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神代表”、制造出“文人才有知识”、“非文人不能治国”等千古骗局；制造出不管谁掌握政权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文匪的千古怪圈——软暴力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文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靠“唯心论的认识论”这一最有力的软暴力战无不胜、成功地实现用软暴力控制政权这个硬暴力、实现持权抢劫的。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揭露的那样：“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

4．千古交易

宗教名为拜神，实为拜人——拜号称“神代表”的人。教徒为“神”奉献的一切，其实都由“神代表”笑纳享用——烧香拜佛捐香火钱，说的是贡奉菩萨佛祖，便宜的是和尚尼姑。鼓动信徒们前去恭恭敬敬顶礼膜拜的也并不都那么虔诚，不乏跟“神代表”们串好了合伙演戏吃回扣的“托”。这种“敬神”其实是一种交易。

“千古神话”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里边也有交易，历朝历代皇帝们与文匪的交易：你拥戴我当皇帝，我给你官做——尊孔，拜“知识神”，“学而优则仕”。合伙持权抢劫老百姓，皇帝捞大头，文匪捞小头，大家都有赚头。

这是笔“双赢”的交易。“成则王侯败则贼”，皇帝就是持权抢劫的贼老大。抢到了东西就得看住别让别人抢了去。抢到了天下就得保天下，但靠谁保天下却是个老大难，最怕的是窝里反、黑吃黑，被一起抢天下的贼同伙们从自己手里再抢了去。算来算去只有文匪最合适：有贼心没贼胆，不敢造反；既不中用又一盘散沙，成不了气候。要保住家天下，靠这样的窝囊废最保险。所以皇帝们要尊孔、要拜“知识神”、要“学而优则仕”、要认同儒家“天人感应”……这一切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跟文匪做交易——利用文匪的“知识神”来保住自己持权抢劫的贼老大地位。

这笔交易对文匪来说正中下怀：本来也没那个野心能耐当贼老大。当不了贼老大，当贼老二、贼老三也不错，至少有盼头。即便“排排坐、吃果果”排来排去只排上个贼老小也没关系，也够实惠，反正可以持权抢劫不劳而获了。不冒险、不流汗、无功受禄、空手套白狼，靠舞文弄墨就参与持权抢劫分得一杯羹，挺合算的买卖。

因为“双赢”，所以稳定，所以千古。中国历史上千古尊孔、千古“学而优则仕”、千古“文人治国”的真正原因是这“双赢”的持权抢劫的千古交易——只要是只知道抢劫财富而不知道创造财富的，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民族，一旦抢到了中国贼老大的位置都能很快感觉到这“千古交易”不赖，不如继续成交下去——继续尊孔，继续“学而优则仕”，继续千古神话，继续千古骗局，继续千古交易，继续千古怪圈——“被中华文明同化”了。

但这千古交易碰到既掠夺财富又创造财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就没办法象以前那样玩了。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面前，孔孟之道威风扫地，再也没办法保持“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再也没办法继续充当“知识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古神话”也只好黯然收场。但对中国文匪来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垮掉了孔老二这尊国产的“土知识神”，却跑来了西方文明这尊进口的“洋知识神”，照样有买卖可做——西方资本主义到中国来仍然是抢劫。外来户抢劫必须在中国找代理、找奴才、找合作伙伴。只要自己抢得着，并不在乎赏给效劳的奴才一点残汤剩饭。也就是说，并不拒绝跟在中国的代理合伙抢劫中国老百姓。不但如此，西方国家格外器重文匪的作用，绝对支持“学而优则仕”。这对于中国文匪来说实在喜出望外。双方在抢劫中国老百姓这一点上不仅完全利益一致，而且更有利可图。文匪们需要做的只是把“千古神话”里的“神”改一改，变“尊孔”为“崇洋”，从“把孔子当‘知识神’来顶礼膜拜”“国际接轨”到“把洋人当‘知识神’来顶礼膜拜”就可以继续“学而优则仕”，这个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千古交易就可以继续下去了——中国文匪过去尊孔是为了自己“学而优则仕”，现在崇洋还是为了自己“学而优则仕”。尊孔也好，崇洋也罢，表面不同，本质一样，都是为了文匪掌权——树立“知识神”、充当“神代表”、“学而优则仕”、“与‘神’共舞”、合伙持权抢劫中国老百姓。

5．千古赖帐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靠文匪治国平天下的“千古交易”的“双赢”其实是假象，实际上到头来无不把老本赔了个精光。

皇帝们与文匪们的千古交易核心其实是一大承诺、两大条件：皇帝承诺“学而优则仕”、“文匪治国”，与文匪合伙持权抢劫老百姓。条件：第一，文匪们不觊觎皇帝的宝座。第二，文匪们不危害皇帝的江山。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其实就是考核文匪们承认这两大条件的赌咒发誓的过程。胜出者在交易合同上签字画押，向皇帝确认把这两大条件作为义务承担下来。

这第一条义务历代文匪们都只履行一半：不觊觎你的皇帝宝座，但也不阻止别人觊觎你的皇帝宝座——中国历史上好象还没见过哪个“学而优则仕”的文人篡位的。但真出现野心家逼宫时，也没见有多少“学而优则仕”的文人为不走运的皇帝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绝大多数的“学而优则仕”都“识时务者为俊杰”，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然后再反过来论证胜利者是“真命天子”。

这第二条义务文匪们千古以来几乎没人当回事，全赖帐了。

“不危害皇帝的江山”，就得认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得对持权抢劫有所约束：悠着点，别太过分，别闹得官逼民反——连有点眼光的土匪军阀都明白如果抢得寸草不生，那很快就没的可抢了，所以往往在自己的地盘上并不肯竭泽而渔。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煞费苦心制定一套法典规章制度，以便把持权抢劫限制在一个老百姓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尽量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一个新王朝能在诸多军阀土匪的争夺中胜出，多少得有点自己东西，能对部下有所约束。也就是说在王朝新建之初多少得有一些能得到贯彻执行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对文匪们持权抢劫的制约。

文匪持权抢劫只为自己，而不是为皇帝，双方的关系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只在抢劫老百姓这一点上利益一致。文匪们拥戴皇帝是为了“空手套白狼”、为能赤手空拳换得权力好持权抢劫，而不是当真为皇帝的千秋大业自我牺牲。让文匪认同皇帝当贼老大、共同持权抢劫没问题；但让文匪为了贼老大的全局利益而约束自己的抢劫则绝对不干。文匪的原则就是“无原则”，规则就是“潜规则”，决不遵守任何约束自己抢劫的规章制度法典；对碍手碍脚、不利自己持权抢劫的一切约束一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开国皇帝中深谋远虑者如何努力企图限制文匪们的贪婪，防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导致百姓造反，绝大多数文匪从不吃那一套，照样阳奉阴违肆意抢劫老百姓。历朝历代开国之际建立的规章制度和遵守规矩的作风很快就会被文匪们败坏得一塌糊涂，形同虚设——回顾几千年来的“学而优则仕”，当了包青天和海瑞的就那么几个，“坚持原则”的“清官”总是斗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贪官。

鲁迅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中国“千古交易”的历史其实就是文匪们“千古赖帐”的历史，是文匪们“增量”毁灭一切规章制度使之最终变成一纸空文的历史，是文匪们“像白蚁一样”“一路吃过去”、“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把社会变成腐朽糟木、最后轰然倒塌的历史。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官逼民反、外敌入侵、王朝覆灭，文匪们便找下一个皇帝做新的交易去了，新一轮的怪圈重新开始。这套车轱辘戏一演就是几千年。

三．中国文匪主要特色

“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文匪的存在决定了文匪的特色。

1．文匪=苍蝇+白蚁

文匪的生存行为模式与苍蝇简直如出一辙。

⑴．苍蝇不劳而获、白吃白占、见油水就抢——文匪不劳而获、掠夺财富、见好处就抢。

⑵．苍蝇单独觅食，不靠他人（蝇），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成功了，决不感谢别人（蝇）；失败了，也休想指望别人（蝇）的帮助。苍蝇一切都是个人（蝇）奋斗，一切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谋求自己的利益，彻头彻尾的个人（蝇）主义——文匪单独读书，单独考试，单独钻营，单独掌权，独吞一切；从读书到当官发迹全是个人奋斗，不靠他人，成功了，决不感谢别人；失败了，也休想指望别人的帮助。文匪一切从自己出发，以自己为中心，谋求自己的利益，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精英”鼓吹自私有理；茅于轼说：“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中央电视台借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之嘴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正是苍蝇本色。所以说文匪与苍蝇绝对志同道合。

⑶．苍蝇的生存不需要分工协作，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配合，不需要组织纪律。苍蝇独往独来，不替其他任何人（蝇）着想，不受其他任何人（蝇）的牵连，不与其他任何人（蝇）同心协力，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文匪的生存不需要分工协作，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配合，不需要组织纪律。文匪独往独来，不替其他任何人着想，不受其他任何人的牵连，不与其他任何人同心协力，绝对“独立”，绝对“自由”。

⑷．苍蝇唯利是图，一切只为自己，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跑，捞完就走，其余的一切全不管，不负任何责任。苍蝇只考虑自己的眼前需要，不在乎玷污任何美好的东西——文匪唯利是图，一切只为自己，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跑，捞完就走，其余的一切全不管，不负任何责任。文匪只考虑自己的眼前需要，不在乎玷污任何美好的东西。

⑸．苍蝇不管干什么都必定为自己的行为嗡嗡出一番道理，决不听别人（蝇）的，也决不在乎出尔反尔：往粪坑里钻时便嗡嗡“嚼大粪有理”；嚼够了大粪往饭桌上爬就嗡嗡“爬饭桌有理”；一转眼要离开饭桌立刻嗡嗡“离开饭桌有理”……永远有理，但永远也不准备坚持自己嗡嗡出的任何“道理”，永远一轰就跑——文匪不管干什么都必定为自己的行为嗡嗡出一番道理，决不听别人的，也决不在乎出尔反尔：国际油价涨了就嗡嗡“国际接轨”闹涨价，国际油价跌了就嗡嗡“中国特色”拒绝降价；让别人下岗就嗡嗡“经济效益”，自己当“独立董事”、自己给自己发巨额补贴就嗡嗡“国家规定”……永远有理，但永远也不准备坚持自己嗡嗡出的任何“道理”，永远一轰就跑。

⑹．苍蝇崇尚自由。蜜蜂也崇尚自由。苍蝇崇尚的自由是掠夺财富的自由，是唯利是图、不劳而获、到处钻营、白吃白拿的个体自由。蜜蜂崇尚的自由是创造财富的自由，是采花酿蜜、各尽所能、分工协作、相辅相成、共同生存的集体自由。为了集体自由，为了分工协作，蜜蜂的个体就必须服从整体，就必须有规矩，就必须自觉遵守规矩，就不能有苍蝇那样不受限制、想钻粪坑想爬饭桌悉听尊便的绝对个体自由——文匪和苍蝇一样不劳而获掠夺财富，因此文匪象苍蝇一样崇尚掠夺财富的自由，那种唯利是图、不劳而获、到处钻营、白吃白拿、不受限制、想钻粪坑想爬饭桌悉听尊便的绝对个体自由，如剽窃自由、仿造自由、造假自由、撒谎自由、狡赖自由……总之文匪只要掠夺财富的自由，不要创造财富的自由。文匪象苍蝇一样绝对不能接受蜜蜂那种有组织、有纪律、尊重客观事实、各尽所能、靠集体劳动创造财富的集体生存的自由。

⑺．苍蝇有便宜一哄而上，有危险一哄而散。蜜蜂受到侵害，整个蜂群会一窝蜂群起而攻之，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结果是无人敢轻易伤害蜜蜂。苍蝇受到侵害，其他苍蝇只会四散奔逃。不管打死多少苍蝇也毫无危险。收拾一群苍蝇并不比收拾一只苍蝇难多少。要驾驭苍蝇易如反掌：吸引苍蝇用蜂蜜或粪汤就行，保证争先恐后；驱逐苍蝇给一巴掌就行，保证落荒而逃——文匪有便宜一哄而上，有危险一哄而散。文匪没有集体，决不会象蜜蜂那样愿为捍卫整个集体而拼命。收拾一群文匪并不比收拾一个文匪难多少：稍有风吹草动，文匪们立刻销声匿迹逃得比苍蝇还快。要驾驭文匪易如反掌：吸引文匪封官许愿给赏钱就行，保证争先恐后“一队夷齐下首阳”；驱逐文匪给一巴掌就行，保证屁滚尿流。

⑻．苍蝇都是“个体谋生”，以自我为中心，互相独立，谁也凝聚不了谁。所以苍蝇永远比一盘散沙还散——文匪都是“个体谋生”，以自我为中心，互相独立，谁也凝聚不了谁。文匪个个自视“知识神”的“神代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对普通老百姓更不屑一顾，只要别人崇拜，不肯尊重别人。不尊重别人就不可能凝聚别人。文匪独自谋生不需要集体劳动。不需要集体劳动就不需要凝聚。不需要凝聚就不懂得凝聚的必要，就不会团结人，就不可能有凝聚力。所以文匪永远比一群苍蝇还散。

⑼．苍蝇的原则就是“无原则”。苍蝇的道德就是“无道德”。苍蝇的“道德的血液”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蝇），休叫天下人（蝇）负我”、“人（蝇）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苍蝇来说，自己眼前的需要就是一切。只要苍蝇感觉有利可图或有危险，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一旦感觉没了甜头或威胁，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改变回来——文匪的原则就是“无原则”。文匪的道德就是“无道德”。文匪的“道德的血液”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于文匪来说，自己眼前的需要就是一切。只要文匪感觉有利可图或有危险，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一旦感觉没了甜头或威胁，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改变回来。

⑽．苍蝇的立场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前后矛盾也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永远嗡嗡出新的理由来——文匪的立场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前后矛盾也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永远嗡嗡出新的理由来。永远也不要指望苍蝇承认错误。永远也不要指望文匪承认错误。

⑾．苍蝇永远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决不替别人（蝇）做任何打算，更谈不上长远打算——文匪永远只顾眼前利益，决不替别人做任何打算，更谈不上长远打算。

⑿苍蝇力气不大危害大，因为苍蝇能用看不见的病菌杀人——文匪力气不大危害大，因为文匪能用看不见的软刀子杀人。

然而文匪有一点与苍蝇不同：苍蝇的胃口不那么大，掠夺财富是“揩油”式的掠夺财富，每次只抢那么一点点，以至于苍蝇爬过的地方的损失从表面上不大容易看出来。文匪的掠夺财富则大不相同，一扫而光，什么也剩不下，中国古代老百姓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文匪持权抢劫即属于“官过如剃”——从这点讲文匪跟蝗虫有点类似：一吃一大片。但蝗虫是成群结队集体行动，而且是明目张胆铺天盖地一次性横扫一切，这跟文匪“能做不能说”、长期见效的“蔫坏”却不一样。破坏性与文匪类似的东西是白蚁——表面上看不出来，实际上全部吃光，让房子在不知不觉中朽烂崩溃。还是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白蚁不会飞，只会爬，危害只限于能爬得到的地方，范围相对有限，危害扩展不那么迅速。而文匪既象白蚁那样蛀食一切，又象苍蝇那样行动迅速无孔不入，比二者任何一样都厉害得多。

综合起来看，文匪的生存行为方式是苍蝇和白蚁的结合，即：文匪=苍蝇+白蚁，也可以说文匪是“长翅膀的特色白蚁”，或者说文匪是“蛀食一切的特色苍蝇”。

2．“苍蝇+白蚁”决定的“文匪特色”

⑴．私

所谓“私”，一是只顾自己，二是自己的天地里只有自己。

苍蝇的世界里只有苍蝇自己，苍蝇感受不到的东西都不存在：爬进了粪坑，整个世界就都是臭的；叮上了灶台，整个世界就都是热的；撞上了玻璃，整个世界就是不自由的；玻璃破了，整个世界就是开放的。

同样，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自己，文匪感受不到的东西都不存在。比如，当年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有五千，邓xx主持抓了五十五万右派，是毛泽东估计的一百一十倍。文匪说这是极大的罪恶、侵犯人权灭绝人性，为这五十五万人鬼哭狼嚎了几十年，迄今喋喋不休、一浪更比一浪高。而厉以宁轻轻松松一句话：“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一下子就把3000万老工人、八亿农民变成“改革代价”、打入了地狱。其人数分别是当年那五十五万右派的54．54倍和1454．54倍。当年的右派的生活是有保证的，而下岗工人的死活是没人管的。当年划分“右派”时不管是对是错至少还讲出个理由来。而3000万工人什么错事也没做、连误会的余地都没有、没有任何理由就被无缘无故定成了“改革代价”剥夺了生计。而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任何文匪说这样对待工人是“灭绝人性”、“侵犯人权”。可见文匪心目中工人农民都不是人，所以侵犯他们的人权不算数，从来只看得见这55万，看不见那3000万和8亿，所以只为55万人的人权吵闹不休，决不为3000万和8亿人的人权吭一声。又比如俞可平说“1949年后”的中国没有了“以人为本”、否定了“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曲”。显然他认为1949年以前的中国有“以人为本”和“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扭曲”。这话在1949年前只有放在处于高人一等地位的文匪身上才合适，放在饱经战乱、遭受南京大屠杀等苦难的普通老百姓身上就不合适。这证明在文匪看来，自己没受罪的时代就是没苦难的时代，自己不舒服的时代就是灾难的时代。也就是说，文匪眼里的世界只有文匪自己，其他人都不算人，所以其他人的死活都不算数。再比如“国学大师”说文匪不能持权抢劫的文化大革命是西周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显然在他眼里文匪能持权抢劫的时代是最光明的时代，哪怕是奴隶社会，哪怕是南京大屠杀。因为奴隶社会死的是奴隶，南京大屠杀死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民族遭难时跑到德国学梵文、凭着从德国盗版的梵文当了中国“国学权威”的“国学大师”（怪哉，学印度梵文不去印度去德国，德国的梵文什么时候超过了印度了？如果在美国学古汉语的成了中国的古汉语大师，国产的古汉语专家们个个不如自杀算了）。没死到自己头上的时代就是充满光明的时代，自己不能自由自在地欺负人的时代就是“最黑暗”的时代——这就是文匪“以一己之私为世界”的看问题方法，一切以文匪的是非为是非——文匪能持权抢劫的世道就是“王道乐土”；文匪不能持权抢劫的时代就是“西周以来最坏的时代”，比用奴隶活活殉葬、比南京大屠杀的时代还坏。文匪吃撑了，天下就不存在饥饿。文匪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天下就不存在环境污染。文匪说“房价高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是因为文匪的世界里只包括有钱人，没钱的人不算人，当然不属于“老百姓”；所以说“房价高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很合乎文匪逻辑。文匪说“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是因为文匪的世界里的“人”只包括有钱人，没钱人不算人，当然也不算“中国人”。这样就能明白文匪为什么会说“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明白这点才能对文匪说的一切进行恰当的“坐标换算”，明白文匪所说的一切都是从文匪的角度看问题，与从“非文匪”的角度看完全不同。

这决定文匪从不把普通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十三亿人在文匪眼里只是数字，不是生命，可以任意一笔勾销推倒重来。难怪“主流经济学家”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在文匪眼里，老百姓不造反就不存在，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也决定文匪从来不会自我约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律——文匪天地中只有自己，不愿受任何制约，要求绝对自由。而这只有真空中的气体分子才做得到——真空中的气体分子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压力，结果就是全宇宙乱窜。文匪一切为私、不受任何约束，结果就是文匪的贪婪和狂妄只要没有外界的客观限制就要无限制自我膨胀，不撑破天不罢休。

这还决定文匪的语言必须经过“翻译”，经过“坐标转换”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

——文匪的“以人为本”的真实含义是“以文匪为本”。因为在文匪的字典里“人”就是文匪自己，在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才算人，其他人都不算人。

——文匪的“民主”的真实含义是“文匪作主”。因为同样，在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才算“民”，其他人连人都不算，当然不包括在“文匪民主”的“民”中。

——同样，文匪的“自由”、“人权”、“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等等都必须经过这样的“翻译”才能正确理解。

⑵．懒

历史上的土匪为匪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好吃懒做与生活所迫。

——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不学好，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劳动，总想不劳而获走“捷径”，结果就是当匪。

——生活所迫：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正当职业；环境所迫，容不得正当谋生；社会黑暗，逼上梁山。

文匪因“生活所迫”而为匪的情况就少得多——既然有“文”，学一技之长谋生不至于难于上青天。最根本的原因是懒——好吃懒做。毛泽东总结干部变质的五大步骤是“懒、馋、占、贪、烂”，一切从“懒”开始：好逸恶劳、鄙视劳动，懒而且馋，不愿付出又要享受，就只能想方设法偷懒耍滑不劳而获，往往从“多吃多占”起“增量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好吃懒做，不劳而获，招摇撞骗，巧取豪夺”——“好吃懒做”是本性，“不劳而获”是目的，“招摇撞骗”和“巧取豪夺”是作案手法。文匪为匪多是心甘情愿、经过精密计算的自觉理性行为，这点与普通打家劫舍的土匪不同。

因为懒，所以不想付出艰苦的劳动创造财富，所以要想方设法不劳而获，要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要投机取巧，要假冒伪劣，要剽窃抄袭……这一切都源于“懒”。

⑶．贪

光懒并不一定为匪。懒而且贪，而且不是一般的贪，而是损人利己的贪、贪得无厌的贪，那就必定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就必定为匪。

鲁迅说：“‘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有人不劳而获，有人就不得不忍饥挨饿。文匪不劳而获，靠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为生。文匪“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为的是更有效地牺牲别人养肥自己。如果考虑别人的死活，那就不成其为文匪了。正因为自己的生存的前提是别人的牺牲，所以文匪从心底里绝不会替别人考虑。这样的存在决定文匪的意识只能是极端的自私自利、极端的损人利己，永远只会为自己着想，决不会替别人着想。不管文匪嘴上说得如何娓娓动听，看起来多么道貌岸然，真正的目标永远只有一个：谋私。持权抢劫。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所以指望满脑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长大的文匪大权到手时会突然改变本性，长出“道德的血液”，从只知道损人利己一跟头翻成一心为公、以民为本是天大的笑话，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

⑷．假

假，就是否定真实、否定实践、否定科学、否定客观规律。

创造财富有创造财富的规律。掠夺财富有掠夺财富的规律。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需要遵守创造财富的规律，只需要遵守掠夺财富的规律。

创造财富是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要创造出财富就必须付出劳动，就必须遵循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不遵守农业规律就打不出粮食；不遵守科学规律就造不出两弹一星、核潜艇等等；不遵守人民战争的规律就打不了人民战争……只要是靠劳动创造财富吃饭，只要是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成功，就不得不学会遵守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就不得不认同实事求是、实践第一。

掠夺财富只是改变现成财富的归属，不是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不需要遵循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不需要付出劳动，不需要实事求是，不需要实践第一。相反，只有贬低劳动、贬低实践、贬低实事求是、贬低客观科学规律才能证明掠夺财富“合理”，才能为掠夺财富提供理论基础。

文匪不劳而获，从不参与劳动创造财富，从不参与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全靠掠夺财富为生。文匪掠夺财富，就不能不认同掠夺财富所必须的一切意识：贬低劳动、贬低实践、贬低实事求是、贬低客观科学规律。

“学而优则仕”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学”是闭门读书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优”是少数权威判定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也无关。“仕”是两个与实践无关的主观活动的结果，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同样无关。整个“学而优则仕”都属于主观活动，从头到尾都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与客观规律无关。既然无关，那就不需要实践，不需要尊重实践，不需要实事求是，不需要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而优则仕”使文人只要能让少数握有实权的“现管”权威主观上认定自己是“优”就能大功告成当上文匪，而这可以通过主观表达、主观发挥、主观夸张、主观拉拢来实现。这就使文匪的生存和成功只与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有关。凡只靠主观认定的东西都可以用弄虚作假糊弄，只有靠客观实践检验的东西才无法用弄虚作假糊弄——糊弄人做得到，糊弄客观世界做不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学而优则仕”使文人不需要对付客观的科学规律而只需要对付少数权威，而对付少数权威完全可以靠主观上的糊弄瞒天过海。

“存在决定意识”。文匪的存在既然与客观实践无关、与实事求是无关、与科学规律无关，那就不可能养成尊重客观实践、实事求是、科学规律的意识。换句话说，文匪的客观存在使其不可能具备劳动创造财富必须的一切，而是恰恰相反——虚浮、虚夸、虚伪、虚假、弄虚作假、华而不实、脱离实际、虚张声势……这是文匪先天性的胎里病。

“学而优则仕”实际确立起用唯心论的认识论判断是非的原则——“优”不“优”完全取决于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他们主观上认定“优”就“优”，他们主观上认定“劣”就“劣”，与客观实践无关，也就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既然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那就不存在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本身就意味着用客观实践来检验主观认定，就否定了“学而优则仕”的基本原则。

更根本的是：“学而优则仕”确立的原则实际不仅仅是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来判断“优”不“优”，而是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存在”不“存在”——“优”与“不优”都属于“存在”。确立了靠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来判定“优”不“优”这一原则本身就确立了更根本的原则：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事物“存在”与否，即让少数“权威”从此垄断了判断是非的“话语权”。这就打开了颠倒是非黑白的闸门：既然“优”不“优”可以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那其他一切事物“存在”不“存在”同样可以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不管什么事物，权威承认就存在，不承认就不存在。如此一来，对于权威来讲就永远不存在合乎实际不合乎实际的问题：“实际”不“实际”取决于权威承认不承认，承认就是“实际”，不承认就没有什么“实际”。你说他“不符合实际”，他只要宣布你说的那个“实际”不存在就完了，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的问题？

这实际确立了用唯心论的认识论判断是非的原则。只要这一条成立，文匪就成了神仙——说什么是什么，说什么什么就存在，不说什么什么就不存在，用不着“拔根毫毛、念念有词、吹口仙气”就能大变活人，就能指鹿为马、点石成金，比“金口玉言”还灵。这就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文匪的造神过程。对文匪来说从此就不存在撒谎的问题，因为已经根本不存在说实话的问题：“实”与“不实”全凭文匪主观认定：我说是实话就是实话，我说不是实话就不是实话；我说有这回事就有，我说没这回事就没有；我说是黑就黑，我说是白就白；我说是鹿就是鹿，我说是马就是马——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没有客观存在，只有主观认定。一切以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为准，自然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只要实现了这条，文匪持权抢劫就非常得心应手了：我说劳动创造财富劣等，劳动创造财富就是劣等；我说公有制落后没效率，公有制就是落后没效率；我说国营企业必须私有化，国营企业就必须私有化；我说工人农民劣等应该优胜劣汰，工人农民就是劣等应该优胜劣汰；我说文匪代表先进生产力该拿高薪，文匪就代表先进生产力该拿高薪；我说崩溃的校舍不是“豆腐渣工程”，那崩溃的校舍就不是“豆腐渣工程”；我说人是死于“躲猫猫”，那人就是死于“躲猫猫”；我说“防卫过当”，那就是“防卫过当”……只要有权，那就是权威，就可以想怎么说怎么说，不需要给任何根据，更不需要在乎是否合乎实际。今天的下岗、买断工龄、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金融卖国……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学而优则仕”，源于通过“学而优则仕”确立的、由“精英”凭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是非的“话语权”，源于通过“学而优则仕”巧妙建立起来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主宰地位。自从确立“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起，今天文匪信口开河主宰一切的局面就已经注定了——不是撒谎不撒谎，而是根本就不再有实话。

既然对文匪而言跟本不存在“撒谎”这个问题，只存在“谁有权认定对与错”的问题，那文匪撒谎就不是罪，连错误都不算。在“一切由权威主观认定”的唯心论的认识论世界里，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谁势力大谁决定承认某事存在与否、决定判断某事算不算“谎言”。在这样的世界里真正的罪不是撒谎，而是挑战权威的地位——低等人要求高等人实事求是就是犯罪，因为这挑战了由“学而优则仕”确立的“存在由权威主观认定”的基本原则。

同样，到了这一步，对于文匪来说就再也不存在改正错误的问题：只要文匪不承认，那就永远不会有错误，当然也就谈不上改正错误。如此一来文匪就永远不必对任何决策错误负责：错误不错误必须由文匪说了算。只要文匪不承认，那就永远没错误。换句话说，文匪利用决策犯罪成本是零，可以不受任何惩罚。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如今的上访上诉会遭到“学而优则仕”的文匪们不遗余力的扼杀封锁和打击报复：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对文匪权威的挑战，意味着说：你的主观认定不对，不符合实际。认同这种行为就否定了文匪“学而优则仕”的基本原则：“意识决定存在”——如果承认权威主观认定的东西会出错，那靠权威主观认定的“学而优则仕”就同样站不住脚，这就危及了文匪的根本。因此要求文匪实事求是等于犯了文匪的大忌，不遭到打击报复才怪。

举个简单例子：按照“学而优则仕”，只要能言善辩耍笔杆子写出漂亮的论文甚至会唱会跳、哄得几个头头脑脑满意就能当将军。按照“实事求是”，只有能打仗善带兵的才能当将军。如果有人跑出来说，某某人徒有虚名，只会卖嘴，不会带兵，不能当将军，否则准吃败仗，应该罢免，按能不能打仗的标准提拔将军——这就是用“实事求是”挑战“学而优则仕”、挑战“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了。靠写文章唱歌跳舞当上将军的必定全急眼，必定坚决反对。可见认识论之争决不是哲学家的书生笔墨官司，而是跟现实政治利害密切相关的生死较量。

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要求是毛泽东的遗产。在毛泽东之前“实事求是”顶多算一种理想的美德，而不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和要求——皇帝有权脱离实际，谁都无权要求皇帝实事求是。皇帝能“体察民情”、了解实际情况哪怕一次都算额外赏脸开恩，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天大造化，臣下只能感恩戴德，不能要求冒犯。皇帝不论怎样说都绝对正确，说皇帝的金口玉言不符合实际就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皇帝撒谎、出尔反尔顶多算违反了“君无戏言”，不够尊重而已，不算错，更不算罪。向皇帝撒谎是“欺君之罪”，但这也只是从藐视权威的角度定罪，而不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定罪。皇帝如此，官员同样如此：大官骗小官不算罪，小官骗大官叫“瞒上不瞒下”，也不算罪。文匪的价值观体系里从来不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的要求和标准，因为只有改造客观世界才需要实事求是，而文匪的价值观体系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不需要改造客观世界，自然不需要把实事求是当回事。毛泽东领导中国人闹革命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性实践，必须遵从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必须实事求是。从毛泽东之后“实事求是”才成为家喻户晓广泛认同的判断是非的标准。现在文匪非毛化，其中一大内容就是铲除把“实事求是”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不如此，“学而优则仕”就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今以“不符合实际情况”为根据的上访喊冤、谋求公正等等其实是用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是非标准要求文匪，是用错了参照系、看错了时代、找错了对象、犯了文匪的大忌。这些行为遭到文匪的凶狠打击一点也不奇怪。

同样，指责文匪撒谎、骗人、“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等等也全是用错了参照系、看错了时代、找错了对象——在文匪看来把撒谎当罪状是很可笑的事。在文匪的是非参照系里，撒谎不是错，不是罪，而且根本就不是问题——根本不存在撒谎不撒谎的问题，不存在与事实相符不相符的问题，不存在说实话的问题，只存在与权威的认定相符不相符的问题。谁官大谁说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理，无所谓撒谎不撒谎。

理解了这点，就不难明白文匪的许多“能做不能说”：台湾丢了就丢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丢；钓鱼岛占了就占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占；南海诸岛抢了就抢了，只要我不承认就不算抢……总而言之我主观不承认的东西一概不存在，不管实际如何。所以侵犯中国主权不要紧，只是得“能做不能说”，不能逼我承认出来——这就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的妙用。

劳动创造财富就需要尊重科学，就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就需要实事求是，就需要推崇“认真”。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自然容不得“认真”，而只容得“虚假”。所以才会出现别人讲究认真、中国推崇“难得糊涂”的鲜明对照。

所谓“中国人爱撒谎”、“中国人爱造假”其实全是文匪的历史功劳：文匪的存在决定了与生俱来撒谎成性、弄虚作假成性的劣根性，通过从古到今的“文匪治国”使这一劣根性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流毒全国，带坏了社会风气。撒谎成风、造假成风、剽窃成风、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是文匪，是文匪治国。

明白这点，就别指望文匪会说实话，也别指望跟文匪能讲理——文匪的存在决定其根本就无实话可说。文匪的世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世界，文匪不承认的事实概不存在。不存在任何“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自然也无实话可说。跟文匪争辩“不符合实际”、“实事求是”，指责文匪“撒谎”等等都是找错了人，白费力气。所以文匪会干脆宣布“不争论”、“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根本就懒得跟你啰唆。

⑸．散

苍蝇最显著的特征是“散”，文匪也一样，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散”——只要绝对自由，不要任何约束，不承认任何组织纪律和集体利益、全局观念。因为文匪跟苍蝇的谋生方式一样，都是不劳而获、单独觅食、不需要集体的协作配合。这样的存在决定了文匪跟苍蝇一样的散漫、混乱、各行其是等行为特征。

最典型的例子是“海外民运”——在海外受庇护，没人干涉，充分自我表现，结果是内讧不断，恶斗不休，连起码的凝聚都没有，完全象一群无头苍蝇乱飞乱吵，充分展示了文匪的“散”。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文匪治国”等于“苍蝇治国”。拿破仑说：“狮子统帅的绵羊部队，能够打败绵羊统帅的狮子部队。”苍蝇统帅的部队呢？大概只能跟蛆虫统帅的部队较量了。而苍蝇治理的国家呢？只能治出个苍蝇样，即如鲁迅所说，“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就是比“一盘散沙”更散的、一窝苍蝇一般的中国文匪治国治出来的。

这决定文匪只有散摊子的本事，没有拧成一股绳的能耐。任何完整的东西到文匪手里都只能走向支离破碎，而不是相反。（就凭这一条，文匪治国也必将使国家崩溃。）

⑹．傲

文匪创造了“知识神”，自封“神代表”，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是“神”对人的不平等关系，是“智商发达”的“优等人”与“智力低下”的“劣等人”的“优胜劣汰”关系。高高在上，自然有资本高人一等，自然傲慢，动不动就颐指气使的教训人：“脑残”、“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

这决定文匪有了错决不肯承认，更不肯改正——认错就否定了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无所不知的神话，今后就没法混了。所以文匪永远“文无第一”，决不肯自我批评，一定文过饰非、委过于人，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见了棺材也不落泪，非一条路走到黑不可，非把一切责任推卸给别人不可，非把一切代价转嫁给别人不可。

⑺．蛮

“学而优则仕”确定了由少数权威凭主观认定来决定是非的原则。“权威说了算”的本质是“权力说了算”。权力即暴力。暴力本身就是蛮横不讲理的东西：你愿意也得服从，不愿意也得服从。文匪靠“权威定是非”原则的必然结果是权力说话，蛮不讲理。

“学而优则仕”不仅确立了由少数权威的主观认定来判断一切事物“存在”与否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论的认识论原则，而且把人划分出了高低贵贱：“少数权威”和文匪——“学而优则仕”里的那个“仕”——从此属于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其他人则从此属于低人一等的“精神贱民”。既然是贵族，那文匪对“精神贱民”傲然相向、蛮不讲理就一点也不奇怪。

难怪北京大学教授、博士陈才明2007年12月在“全国基础教育·黄冈论坛”、“课程、课堂、教学改革论坛”上敢公然宣称：“高考的本质内容，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进北大、清华，中等人进武汉大学，下等人进什么职业学校。”

这决定文匪不可能跟普通老百姓讲“平等”——大家平起平坐，还怎么能显示出文匪高人一头？所以说文匪所谓的“平等”全是假话。文匪目中无人，做决定时决不会替别人着想。厉以宁敢一句话就剥夺几千万老工人的生计，“主流经济学家”敢宣布“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都可以”——如果平等待人，根本不可能如此蛮横无理。

⑻．懦

苍蝇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不劳而获全靠有翅膀。没有翅膀就只是个爬虫，懦弱之至。苍蝇没有集体，永远只是个体，只能凭一己之力应付一切风浪，不能不感觉势单力薄，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胆战心惊仓惶逃跑。文匪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不劳而获全靠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了权力就丧失一切，就象没有翅膀的蛆虫一样只能匍匐，就只能束手无策，就半点底气没有，就格外怯懦。甚至只要面临失去权力的危险都会张皇失措。文匪没有集体，永远只是个体，只能凭一己之力应付一切风浪，不能不感觉势单力薄，遇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胆战心惊仓惶逃跑。因此文匪既狂妄，又胆怯；既傲慢，又卑下，正如鲁迅所形容：“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文匪是“意识决定存在”，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是权威的主观认定而不是客观实践。不管事实如何，文匪概不认帐，只认谁的权威更大——实际是只认谁的拳头更大。所以鲁迅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注：布尔什维克）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文匪是软暴力的老祖宗，你跟它讲理，它永远用软暴力胡搅蛮缠颠倒黑白倒打一耙。你听之任之，它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律，自我膨胀能把宇宙撑破。没有硬暴力的强行制约，文匪从来无法无天——所以俄罗斯要制定法律禁止妖魔化斯大林和前苏联时期：没这种硬性规定，文匪不把天掀翻誓不罢休。而只有把国家生存置于一切之上，才敢不怕被文匪骂成“独裁”、“限制言论自由”等罪名对整天耍赖的文匪动武。

这决定文匪只认武，不认文、只吃硬，不吃软，永远欺软怕硬，永远虚张声势。你越客气，它越穷凶极恶；你逼上梁山团结起来跟它拼命，它立刻吓得尿裤子。

⑼．诈

文匪不事生产、不事创造、不懂实践、不懂科学，要谋生就得抢劫，要抢劫就要有权力。要获取权力就得靠阴谋诡计。这使文匪拼命钻研与获取权力有关的东西——权术。而权术就意味着奸诈。

中国文匪两千多年来只干了一件事：弄权；只琢磨了一种学问：权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即权术，尊儒即弄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中国两千多年来除了权术，其他任何学术体系都发展不起来，更不用说建立起完整的严密的自然科学体系——两千多年“罢黜百家，独尊权术”、“只认权术，不认学术”，其他科学学术如何发展得起来？（中国如今仍在“独尊权术”呢：君不见现在的《百家讲坛》一直在系统地、大规模地介绍从古到今历朝历代形形色色勾心斗角的权术、把电视娱乐节目变成了权术普及培训班吗？）随便找个中国文人“精英”，其权术原则就能一套一套的。各种权谋术语已经家喻户晓，路人皆知，什么“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李代桃僵”、“两面三刀”、“含沙射影”、“嫁祸于人”、“金蝉脱壳”、“口蜜腹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不管中国科学文化水平如何落后，权术水平永远世界第一，没人能比。这是两千多年文匪治国的一大历史遗产——文匪治国就是权术治国。权术意味着阴谋诡计，意味着尔虞我诈，意味着勾心斗角，意味着说假话，意味着奸诈。中国人之间为什么那么多互相算计和内斗？“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为什么越是文人聚集的地方人事关系越复杂？“罢黜百家，独尊权术”。为什么只要文人当政整个社会立刻谎话连篇造假成风？“罢黜百家，独尊权术”——文匪治国的必然后果。

文匪的奸诈本性使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秩序必须的实事求是和诚信为本的价值观在中国无发立足。就凭这点就可以说，文匪治国只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⑽．赖

文匪的本性使其永远瞎指挥，永远不认错。

文匪谋生方式象苍蝇，所以文匪也象苍蝇一样一切都为自己，决不为其他任何人的死活考虑。

文匪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可图，不在乎用什么借口。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文匪全靠当“知识神”的“神代表”混日子，所以必须维持自己“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神话。文匪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毫无实践常识，一切只能凭空想当然拍脑袋，所以总是错误百出。而文匪出了错误决不能承认。一旦认错，那就无法证明自己全知全能，就不能维持文匪“知识神”的“神代表”的神话，就会危及“学而优则仕”了——并不“优”嘛。即便某个文匪肯认错，其它文匪也容不得它认错，因为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一个文匪“神代表”的神话破坏，所有的文匪的神话同样会破坏。这就决定文匪必须文过饰非，必须靠“意识决定存在”过日子，必须靠话语权把一切错误说成成绩，必须玩弄权术，必须容不得实事求是、信誉信用，必须说话不算数，必须决不对说的话、许的愿负责，必须不管如何自相矛盾也决不认错——从古到今，哪个文匪承认过自己错了的？

这一切决定文匪治国的机制是一个没有丝毫纠错功能的机制，只允许自己不断出错，决不允许任何人纠正自己的错误。

所以别指望靠实事求是、靠“摆事实、讲道德”跟文匪打交道，别指望文匪能认错，更别指望文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

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存在于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奋斗的人们之间：大家都不是为自己的私利，有错就认、有错就改是应该的，因为只有这样能把共同的事做好。比如大家乘同一辆车同赴一处，司机开错了路，有人发现了提出来，司机只要是真心要同赴一处，当然会立刻纠正，为的能够到达目的地。如果司机把自己的“无所不知、一贯正确”看得高于一切，那就可能不认错，一意孤行，甚至等到错得不可收拾便干脆说车坏了，走不了，大家散伙了事。

文匪无法靠语言掩盖错误时，做得会比说车坏了、大家散伙的司机更绝更损：杀人灭口，永远剥夺知情者说话的机会，使之永远没机会出来戳穿文匪的谎言。

当文匪把国营企业搞乱、无法自圆其说时就干脆宣布国营企业本来就不该存在，全部毁光，这样自己拍脑袋瞎指挥的罪恶就无人追究了。

当文匪把中国社会搞乱、无法应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干脆鼓吹整个国家制度应该推倒重来、“改名易帜”、“自由选举”、“休克疗法”……只要国家分崩离析，自己借改革之机祸国殃民的一切罪恶就无人追究了。

文匪“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惜牺牲任何人也要保住自己“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神话，决不认错。说白了就是一个字：赖——耍无赖。

明白了这点，就能明白为什么文匪撒谎不眨眼、打击上访不手软、颠倒黑白不脸红、弄虚作假不在乎——无赖本性所致。

⑾．鄙

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鲁迅说：“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文匪既然象苍蝇一样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也就只能象苍蝇一样得过且过，不能也不可能替别人着想，不能也不可能有远见——就凭文匪的存在，如何预测今后几十年如何抢劫财富？能说为了计划将来有的抢，眼前的抢劫要适可而止吗？即便能制定出这样制约，在一团象苍蝇一般不受任何制约的文匪中也行不通——你不抢，别人（蝇）抢。与其别人（蝇）抢，不如自己抢——文匪类同苍蝇的客观存在使其不可能不象苍蝇那样肤浅，不可能有远谋，不可能不鄙劣。

这决定把命运寄托在文匪的“知识”、“远见”上愚蠢透顶，想相信文匪都不行：你刚相信它这句话，它下句话就变了，再信再变，永远跟不上趟——就象苍蝇一样随时变来变去，永远没个准。

⑿．劣

文匪象苍蝇一样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心目中只有自己，只为自己，不承认任何约束，不承认任何道德，只要自己眼前需要，其他一切都不管不顾，旁若无人（蝇）。这就使文匪行为必然卑劣。几千年中这种卑劣行为积累多了，人们熟识之余相关描述也就格外丰富多彩——好词没多少，恶评却如潮，比如：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书生气十足、百无一用是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书读死、书蠹腐儒、迂阔酸臭、华而不实、多谋少断、优柔寡断、拍脑袋想当然、数典忘祖、照本宣科、咬文嚼字、寻章摘句、食古不化、舞文弄墨、卖弄辞藻、华词丽藻、文字游戏、笔墨官司、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无病呻吟、滥竽充数、夸夸其谈、怀才不遇、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狂热浮躁、空话连篇、空谈误国、纸上谈兵、耍笔杆弄玄虚、象牙之塔、闭门造车、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不切实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蔑视群众、鄙视劳动、好高骛远、狂妄自大、孤芳自赏、目空一切、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以为是、自吹自擂、自我卖弄、自由散漫、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花言巧语、能说会道、能言善辩、言不及义、言之无物、言行不一、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敏于言而拙于行、光说不练、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凭三寸不烂之舌谣言惑众、狗掀帘子——全仗着嘴功、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三斤鸭子两斤半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负气倜傥、附庸风雅、尸位素餐、心胸狭隘、一盘散沙、左右摇摆、胆小如鼠、首鼠两端、鼠目寸光、苟且偷安、牢骚满腹、两面三刀、两面派、人面兽心、似是而非、假仁假义、假清高、假道学、伪君子真小人、道貌岸然假正经、卑躬屈膝、奴颜婢膝、厚颜无耻、恬不知耻、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各怀鬼胎、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谗懒皮猾、弄虚作假、心理阴暗、怯懦卑劣、投机取巧、投机钻营、趋炎附势、模棱两可、欺软怕硬、死皮赖脸、毫无原则、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狐假虎威、背信弃义、色厉内荏、虚伪做作、不懂装懂、故弄玄虚、装模作样、装腔作势、说一套做一套、贪生怕死、阳奉阴违、阴谋诡计、阴阳怪气、阴险毒辣、阿臾逢迎、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食言而肥、专横跋扈、主观武断、草菅人命、剽窃抄袭、卖友求荣、卖国求荣、吃里扒外、含沙射影、阿谀逢迎、吹牛拍马、吹牛撒谎、吹毛求疵、信口开河、信口雌黄、借题发挥、轻描淡写、大做文章、大肆渲染、表面文章、充耳不闻、小肚鸡肠、尔虞我诈、崇洋媚外、工于心计、巧言令色、强词夺理、胡狡蛮缠、狡赖诡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摇唇鼓舌、搬嘴弄舌、文字构陷、文痞文丐、文过饰非、委过于人、敷衍塞责、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暗中拆台、狡诈阴险、栽赃诬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歪曲捏造、煽风点火、睚眦必报、结党营私、罗织罪名、莫须有、蝇营狗苟、衣冠禽兽、认贼作父、谣言惑众、蛊惑人心、造谣中伤、锱铢计较、朋比为奸、党同伐异、内斗不休、勾心斗角、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嫁祸于人、互相拆台、无知、无耻、无能、无赖、无聊……

几千年来构成统治中国的政府官员的“文人精英”，就是这么一群“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东西。这就是茅于轼所说“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所谓的“文人精英”。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文人精英”统治中国。由这样的苍蝇长期治理，难怪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难怪中国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难怪那么多中国人染上了种种恶习，难怪中国落后挨打——这一切都是“文匪治国”所赐。

四．今日中国文人与文匪

今日中国不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不再“文人皆文匪”——也就是说，今日中国文人（或曰今日“读书人”，或曰“有高等教育学位”、“有文凭”、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可能是文匪，也可能不是。但是否文匪的判断标准仍然是那条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但最可靠的标准：你是靠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吗？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文人学不到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知识，没有选择的余地，想不当文匪都没戏。如今不同了，可以学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知识了。但“学”不等于“学到”，“学到”不等于“肯用”——学了创造财富的知识并不一定当真从事于创造财富，可以照样抢劫财富当文匪。所以说如今的文人面临着两种根本的选择：是追求劳动创造财富，还是追求不劳而获掠夺财富？当文人还是当文匪首先取决于这一念之差。

从知识性质讲，如今学校教授的知识有容许造假的知识与不容许造假的知识。

是非对错没有客观标准、全凭主观认定、主观说了算的知识，是容许造假的知识，如文科。

是非对错有客观标准、不能凭主观认定的知识，是不容许造假的知识，如理工科。

按“理工科思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比如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那是就错了，计算错了那就是错了，没有打马虎眼的余地。而按“文科思维”只能说某种表达方式合适不合适，不能说对不对错不错。按“理工科思维”说太阳围着地球转是错误。按“文科思维”这不算什么错，一种看问题的角度而已。按“理工科思维”逻辑不通就是错了。按“文科思维”这可以说是艺术夸张，想象力丰富。“理工科思维”用事实争辩：你不承认是尘肺那就开胸验肺，一目了然。“文科思维”用言词争辩：你没有开胸验肺的资格，验出了尘肺也不算数。“理工科思维”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因为所说的一切很容易受客观实践的检验。“文科思维”惟恐想象力不丰富多彩，惟恐不能出语惊人，因为所说的一切不容易用客观实践的检验，很容易用主观夸张自圆其说，所以不在乎不符合事实。所以说“文无第一”，因为没办法用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作出判断。理工科领域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关系密切，需要集体协作、协调一致、互相配合，容易认同集体主义、组织纪律。文科领域更多的是描述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基本靠个人努力而不是集体合作，所以脱离实际的学文科的本能趋向是唯心论的认识论——“意识决定存在”，最容易欢迎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最容易讨厌集体、组织、协作、纪律、约束之类。

理工科实际是跟客观规律打交道，是非对错有明确的客观标准。文科实际是跟主观思维的领域打交道，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一切全凭主观夸张。文科只有联系实际、只有跟是非曲直有明确客观标准的实际结合起来时才有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才谈得上实事求是。

但是学容许造假的知识的不一定造假，学不容许造假的知识的不一定不造假。

创造财富的事业容不得造假，掠夺财富的事业必须造假。

命运与容不得造假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就不造假。命运与容得造假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不造假也得会学造假。

学文科的除非把自己的命运与创造财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连在一起，否则没有不造假的。

学理工的如果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创造财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连在一起、追求不劳而获掠夺财富，那即便学到了创造财富的知识也不会用于创造财富，而会反用于掠夺财富，照样造假。

靠造假发财就是掠夺财富。造假的文人就是文匪。为文匪罪行辩护的文人同样是文匪。

比如理工科类知识本来的目的是研究如何创造物质财富，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按说学理工的人应该有严格的逻辑思维、科学常识、实事求是的作风，应该反感弄虚作假、脱离实际，应该劳动创造财富的知识谋生，应该是文人而不是文匪。但就是那些“有科学知识”的学理工出身的人用“科学知识”弄出了“三鹿牛奶”、“三聚氰胺”、“破旧皮鞋变假牛奶原料”、“多硫酸化硫酸软骨素”、假酒、假药、假钞票……也就是这类人用“专业知识”“证明”倒塌的九江大桥、四川校舍不是“豆腐渣工程”、飙车速度不过70迈、自来水水费该涨……还是这类人把高教科研变成了商场，把科学家、教师变成了“科技民工”、“教学奴隶”，而自己成了“科技把头”……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把“知识”变成了掠夺财富的工具。

“一念之差，天壤之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文人有了不劳而获掠夺财富的“一念之差”，即便不学对创造财富毫无用处的孔孟之道、学了创造财富的知识也照样当文匪——只要存心不劳而获，立刻就能把真科学变成假科学，把真知识变成假知识，把“科学”、“知识”变成迷信，变成“知识教”招摇撞骗敛钱的工具——对“科学”和“知识”只要其名不要其实，把这两个空词汇变成新神象，要人们盲目拜这新神。崇拜了，自然就得盲目听从这新神的“神代表”——“精英”、“学者”、“专家”、“知识分子”。这其实就是把过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成“罢黜百家、独尊‘学术’”，换汤不换药：不管“儒术”还是“学术”，“尊”是假的，利用才是真的——当敲门砖，敲开权力大门之后就扔一边去了（那些靠“专家”、“学者”的资格当了官的一旦权力到手有几个还搞学术？有几个不持权抢劫？——过去当官捷径在“终南”，如今当官捷径在“学术”）。

如今连是非曲直有立竿见影的明显的客观标准、容易迅速判断的理工科领域文匪都能玩出花样来；连专业特征与“蜜蜂”相似的学理工的都免不了不劳而获的“一念之差”而当“苍蝇”变文匪，在是非曲直没有立竿见影的明显的客观标准、不容易迅速判断的文科类领域，专业特征与“苍蝇”相似的学文的因不劳而获的“一念之差”而当“苍蝇”、成为今日中国文匪的主力军丝毫不奇怪。

但这只是说如今学文科的走文匪之路很容易，决不是说学文科的就必定是文匪。有些人想当当不上，没抢劫财富的机会，只好自食其力，比如象范跑跑当教师什么的。（当然当教师也可以当成个文匪——光拿钱不干活，敷衍了事误人子弟，这属于以“教师”头衔为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的“软暴力”武器，也属于文匪性质。）但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想当，即便有机会有诱惑也不当。

但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根本不想当文匪呢？这光看言词看不出来，得看实际存在。

如今的教育体制使上学即便学的是创造财富的理论知识，那也很容易养成文匪心态：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都是脱离实际的活动过程，都是个人奋斗的过程，都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无关。这一切都是文匪的特色，都有助染上文匪习惯，因此光有不当文匪的一念之差并不足以使文人不变成文匪——任何人，包括文匪，都可以声称自己是劳动创造财富与社会等价交换为生的。光凭口头宣称分辨不出真假孙悟空来。

不凭口头宣称就只能看实际状态，关键看是不是“以文为刀”巧取豪夺抢劫财富，尤其是不是利用“文人”的头衔换取权力、获取权力收入。文人有权力收入就一定是文匪。

所谓权力收入，就是依靠权力才能有的收入——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有权力的才会有、没权力的决不会有的收入，如用权力自己给自己定出高的吓人的“权力工资”，巧立名目给自己发放无奇不有的“权力外快”。

比如如今厉以宁一次“出台费”就是三十万。高尚全、吴敬琏之类挂个“独立董事”的招牌便白捞成百上千万。他们付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完全是靠权力。如果换了观点完全相同、理论完全一致的其他无名小卒，会有同样的机遇、同样的收入吗？如果厉以宁、高尚全、吴敬琏等栽了，没权力撑腰了，还会有同样的机遇、同样的收入吗？显然不可能。他们的收入完全靠权力撑着，完全是“权力收入”——没有权力的人凭劳动血汗不可能得到的收入。这就是靠权力抢劫别人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折不扣的文匪——文匪的特色之一就是不按价值法则办事：尽管今天的文匪们言必称“市场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但他们自己决不实行，一定要不仅给自己弄出高得吓人的“权力工资”，还要给自己弄出五花八门的“权力外快”。

文人如工程师、医生、教师、作家等是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创造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用以交换实实在在的劳动报酬。（如果不是实实在在而是弄虚作假，那同样是文匪。）文匪则用各种“虚拟资本”如胡说八道的“理论”、“学术”等掠夺别人实实在在的财富，甚至连“虚拟资本”都不付出，就凭权势挂个名就疯狂占有了别人的劳动创造。市场经济价值法则供求规律讲究等价交换，供需平衡，上市产品缺了就涨价，多了就跌价，而文匪们用来攫取别人劳动果实的“虚拟资本”决不遵循这个规律，而是用权力做不等价“交换”。只要他们大权在握，满世界便到处充斥着他们的那些高谈阔论胡说八道，尽管无人问津也决不降价，反而变本加厉一捞数千万。而一旦他们丧失了权力，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臭狗屎，那他们的那些“虚拟资本”还值一文吗？倒贴着都没人要，更不用说降价处理了。所以说文匪与文人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文匪决不按经济规律价值法则办事，只按持权抢劫的暴力规则办事；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不按劳分配，只按权分配。

文人的命运和追求如果与创造财富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了一起，那就必定跟文匪划清界限。因为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必须讲究科学，必须实事求是——这就与文匪的特色格格不入，就会本能地排斥苍蝇的行为模式而拥抱蜜蜂的行为模式，就会感受到文匪的可恶。

比如搞“两弹一星”之类项目的，如果要获得成功，那就容不得弄虚作假，就容不得各行其是，就必然坚持实事求是、讲究科学、讲究集体协作、讲究纪律和局部服从整体。一心把项目搞成功的人肯容忍“苍蝇精神”吗？

又比如苏联瓦解了，许多军工专家流落到了国外。但许多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家没有离开，宁可受穷吃苦也决不肯放弃自己的事业（否则中国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气力财力谈判引进俄罗斯引进先进武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核心技术要靠自己的努力突破？）因为这些人的命运已经跟事业结合到了一起，不会仅仅因为钱而放弃。这样的文人就跟文匪迥然不同，不会象苍蝇那样见点甜头就溜。

再比如同样是学文科的，有些当了文匪，如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高尚全，而有些却跟文匪坚决斗争，如张宏良、巩献田等。后一类文人谋求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超越了个人私利，而不象苍蝇那样只顾自己眼前利益。这就把自己跟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性实践联系到了一起，就不能不追求科学规律，就不能不实事求是，就不能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一己之私角度看问题，就不能容忍不劳而获、抢劫有理，就不能不以蜜蜂的思想模式考虑问题而不会以苍蝇的思想模式考虑问题，自然就跟文匪划清了界限。

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大规模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大规模群众性实践。以劳动创造财富为生，就把自己跟改造客观世界的群众性实践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了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文匪掠夺财富为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是否文匪，从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可以判断出来。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

今日中国文人与文匪之差体现在人生追求的一念之差，体现在是否“以文为刀”巧取豪夺，体现在是否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到一起，体现在是否参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创造财富的实践，体现在是否把自己与广大劳动人民放在一起，体现在是追求当“蜜蜂”还是当“苍蝇”。

（世界是复杂的。如今文匪的一大伎俩就是“逼人为匪”，把剥削最底层民工的血汗钱拿一部分出来拉拢普通文人，蓄意拉大文人与普通老百姓的待遇差别，使普通靠工资吃饭的文人处于一面被文匪掠夺一面又沾文人光占别人便宜的双重地位，产生一方面痛恨文匪持权抢劫一方面又觉得文人是应该比普通劳动群众高一等的矛盾心理。但文匪的这种小恩小惠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一旦涉及自身利益或阶级矛盾激化，文匪自顾不暇，立刻就会变“兔子不吃窝边草”为“兔子也吃窝边草”，顾不上优待文人的区别对待了——比如强制拆迁拆到大学教授头上，假冒伪劣环境污染染到自己身边，等等。这种时候，也就是因小恩小惠而迷惑的文人对文匪的幻想彻底破产的时候。文匪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只能作用一时，迟早会破产。）

文匪的根本出路是持权抢劫。过去文匪是靠用国家机器的硬暴力强行树立起孔孟之道的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争论”，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圣人之言”，由此造出“知识神”、自己充当“神代表”、实现“学而优则仕”，实现持权抢劫。自鸦片战争起孔孟之道便逐渐威风不再，不能再充当文匪的“知识神”了。但文匪们很快找到了更大、更有力、迷惑性更强的“知识神”——“西方先进文明”、“普世价值”，自己摇身一变，从尊孔变为崇洋；从拜“土知识神”变为拜“洋知识神”；从儒家弟子变成了“先进文明的代表”，仍然是“神代表”，仍然靠“学而优则仕”实现持权抢劫。

在实现持权抢劫这点上，古今文匪手法一脉相承，丝毫没变：造出“知识神”、自己充当“神代表”、实现“学而优则仕”，实现持权抢劫。区别仅仅是一个“知识神”是孔子，一个“知识神”是“西方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一个尊孔，一个崇洋。尊孔也罢，崇洋也罢，那都是表面形式，本质仍然是通过“知识教”的软暴力掌握硬权力，凭三寸不烂之舌“空手套白狼”，实现“学而优则仕”，实现持权抢劫。这是从古到今一切文匪始终不变的本色。今日文匪依然如此。

五．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文匪的本性和利益存在决定文匪治国只能有一个最终结果——国家崩溃。（实际历史上文匪治国还从来没有过不把国家搞崩溃的先例。）最大根据有三：

第一，文匪的生存离不开权力。文匪自己不创建政权，只会用软暴力“空手套白狼”窃取政权。不是自己亲手创建的东西不珍惜。文匪一切为私，跟任何人都没有需要共同实践、共同奋斗的共同目标，对任何人都没有凝聚。没有凝聚力，就只有走向溃散。文匪只顾自己，对约束自己的任何规章制度法律条令都象白蚁一样不声不响啃光吃净破坏殆尽，直至把整个政权大厦蛀空倒塌崩溃。

第二，文匪只容得抢劫财富的规则，容不得创造财富的规则。文匪治国必定导致中国落后挨打。

第三，“中国落后挨打”与文匪的私利不矛盾；“使中国不落后不挨打”却与文匪的私利矛盾。文匪只在乎能持权抢劫，不在乎谁统治中国。中国即便挨打亡了国文匪仍然能投靠新主子继续持权抢劫。使中国富强不挨打就必然使文匪不能持权抢劫。文匪没了国家可以，没了权力不行。这种利害关系使文匪只在乎权力，不在乎国家；不在乎中国挨打，却在乎中国不挨打。文匪治国的权力都是用“知识神”这个“千古神话”“空手套白狼”白捞的。只要“知识神”这个“千古神话”在，“学而优则仕”就在，文匪就能白捞白捞再白捞，就不怕重复捞了丢、丢了再捞、再捞再丢的“千古怪圈”。中国文匪有几千年的亡国传统，早就亡国亡惯了，根本不在乎中国亡国。

1．文匪的一切都离不开权力。文匪的一切都为着权力。文匪的一切都围绕着“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文匪不实践，没有凝聚力。中国历代政权大厦都被文匪象白蚁一样不声不响蛀空崩溃。

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这只有靠权力才能实现。文匪的生存离不开权力。有权就是龙，没权就是虫。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

文匪从来不劳而获，从来不干实事，从来不肯冒险吃苦流血创建政权，也从来没有能力自己凝聚组织力量建立政权，从来是等别人创建了政权后再跑去“空手套白狼”，把现成的权力拿来为我所用。文匪不种桃子却要摘桃子，王牌是软暴力。文匪所做的一切都是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用“知识神”这“千古神话”实现“学而优则仕”、实现“文人治国”。

人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差别是人有思想。谁控制了人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人。控制了人就控制了一切。文匪的最大优势是拥有控制思想的软暴力——把持舆论。即便人人平等，创造财富的人在制造舆论上也总占下风：创造财富的人得把主要心思精力时间用在创造财富上，不可能象文匪那样有那么多时间闲扯蛋。工人得做工，农民得种地，工程师得搞项目，谁也不能象文匪那样可以一天到晚鼓噪个没完。这就决定即便是“平等论争”文匪也能在数量和音量上占上风。何况文匪与普通劳动者从来也不平等，能左右舆论的媒体从来是在文匪手里，只能听到文匪的声音。而文匪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诡辩“学术”，也就是控制思想的软暴力。这使文匪最擅长空谈诡辩。只要掉进脱离实际卖弄唇舌夸夸其谈的陷阱，文匪稳操胜券。（所以文匪最喜欢的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言论自由”，最讨厌的是要求说话算数、严格追根究底的“实事求是”。）

如前所述，在识字是一种特权、绝大多数人没机会读书的古代中国，文匪控制着文字。控制了文字就控制了信息载体。控制了信息载体就控制了信息。控制了信息就控制了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就控制了价值观。控制了价值观就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就左右了人们的一切，就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成功地造出了“知识神”就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神代表”。

文匪几千年以来所做的一切就是利用自己控制舆论的软暴力不遗余力宣传“知识神”，利用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身份鼓吹“文人才有知识”、“非文人不能治国”等千古骗局；制造出不管谁掌握政权都实行“学而优则仕”、都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文匪的千古怪圈。换句话说，文匪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都离不开“持权抢劫”这一根本。

古代文匪尊孔，因为尊孔就能“学而优则仕”，文匪就实现了软暴力控制硬暴力，就实现了持权抢劫。

如今文匪崇洋，因为崇洋就能“普适价值”，就能“自由选举”，文匪就能充分发挥自己控制舆论的强项，就能稳拿政权，就同样实现了软暴力控制硬暴力，同样实现了持权抢劫。

要“普适价值”就得“言论自由”，这正中文匪下怀：文匪的世界里只有文匪算人，其他人都不算。文匪嘴里的“民主”、“自由”只包括文匪而不包括别人。文匪的“是”与“非”也只是符合文匪利害的“是”与“非”。文匪所说的一切好事实际都只包括文匪自己。文匪所谓的“言论自由”同样也是实际只允许文匪说话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表面现象，实际谁控制媒体谁控制舆论，谁控制舆论谁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实际是“控制言论者言论自由”。在强大的文匪舆论软暴力面前，毫无防范的普通老百姓思维只是无根之草，被软暴力煽起的狂风吹得随风飘荡到处跑。（获奥斯卡奖的美国歌舞片《芝加哥》对此有非常形象精彩的揭露：媒体舆论根本就是提线木偶，一切“民意”、“舆论”都是少数“精英”幕后操纵的结果。）

文匪过去的“尊孔”与现在的“崇洋”本质是一回事，都是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都是为了文匪治国、持权抢劫。过去是在“尊孔”的名义下要皇帝封官，如今是在“普适价值”的名义下直接自己给自己封官，目标都是文匪治国。

赞同的，过去叫“明主”，如今叫“民主”；

迟疑的，过去叫“昏君”，如今叫“愚民”；

反对的，过去叫“暴君”，如今叫“暴民”。

“明主”也罢、“民主”也罢、“昏君”也罢、“愚民”也罢、“暴君”也罢、“暴民”也罢——这一切都是文匪制造的帽子，都是从文匪的立场看问题，都是用文匪的利益为标准判断是非曲直。文匪的世界只有文匪自己，只考虑文匪自己，却总打着“社会舆论”、“公众利益”的名义，让人以为他们才代表社会，代表“社会的良心”。

只要是私有制，任何在中国建立了政权的统治者都无法拒绝与文匪做这“双赢”的千古交易，合伙持权抢劫中国老百姓。文匪就这样千古一贯制地成功实现了“空手套白狼”、“软暴力控制硬暴力”。

文匪用不着流血拼命打江山，靠“空手套白狼”就能白捞权力，而且有恃无恐：不管哪个政权统治中国也离不开跟自己的“千古交易”。白来的东西不会珍惜。文匪对被自己空手套过来的白狼也不会特别忠诚，反正过了这个村还有别的店，用不着为了别人委屈自己。所以文匪对效劳的政权只是利用，决不爱惜。

文匪的苍蝇本色使文匪象苍蝇一样毫无凝聚。文匪从不参与创建政权的实践，也就不可能从创建政权的实践中产生威信与凝聚。文匪从不参与创造财富的实践，也就不可能从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产生威信与凝聚。文匪象苍蝇一样一切为私，跟任何人都没有需要艰苦奋斗的共同目标，只有在持权抢劫老百姓这一点上能与同伙达成暂时的一致。但这样的一致是不稳定的，不可靠的，经不起任何波折，就象一群苍蝇可以共同逐臭，却不能共同奋斗一样，只要分赃不均立刻一拍两散、分崩离析。因此文匪对任何人都没有凝聚——两千年来唯一的凝聚是造出了孔孟之道这一个“知识神”，一旦垮了就再也造不出来，只好把外国的洋菩萨搬过来滥竽充数。因为没有凝聚，文匪不管掌管什么都只有走向崩溃的份。总结中国从古到今的一切文匪，只有散摊子的记载，没有拧成一股绳的先例。这样的人掌管国家不把国家搞得分崩离析才是怪事。

文匪不但象苍蝇那样极端自由主义，而且象白蚁那样啃食一切，变成一堆松散的蚁粪——任何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规章制度法律条文到了文匪手里都只能变成文匪持权抢劫的工具，变成一纸空文。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政权大厦就是这样被历代文匪慢慢蛀空，轰然倒塌。中国的“千古怪圈”已经证明中国文匪只会亡国不会建国。文匪治国没有不亡国的。

2．文匪治国必然导致中国落后挨打。文匪为确保权力宁可让中国落后挨打。

文匪不劳而获靠抢劫财富为生，就必须遵循抢劫财富的规律。抢劫财富的规律与创造财富的规律水火不相容。容得抢劫财富的规律就必然容不得创造财富的规律。这就不可能不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不导致中国落后挨打。

创造财富离不开“真”——只有实事求是、遵循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才能创造出财富来。

创造财富离不开“善”——生产力越发达，越需要人们互相合作、配合，需要人人与人为善、讲究诚信信用。

“真”与“善”加在一起就是“美”。要创造财富就离不开“真善美”。

掠夺财富离不开“假”——把别人的劳动创造说成是自己的一切“理”都不可能真。靠权术谋生就不可能讲诚信。

掠夺财富离不开“恶”——不恶不抢劫。

“假”与“恶”加在一起就是“丑”。要掠夺财富就离不开“假恶丑”。

而文匪的特色是什么？是“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跟“真善美”格格不入，跟“假恶丑”水乳交融。就凭这，文匪治国能治出什么好来？

抢劫财富的规律是什么？是“强者为王”，是“暴力说了算”，是“谁有权听谁的”，是“赊的不如现的”，是“权力是最大竞争力”，是“劳动低贱，掠夺高贵”，是“创造财富的没本事，掠夺财富的有本事”……

创造财富的规律呢？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实事求是，是尊重劳动，是尊重劳动创造，是尊重劳动者，是保护劳动创造财富，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是“实践出真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说话算数、讲究诚信、平等互利、公平公正，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系统工程、综合平衡、全国一盘棋……

如果遵循了创造财富的规律，那文匪就混不下去了。

⑴．创造财富，尤其是大规模现代化生产创造财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需要分工协作，需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需要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一切，“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文匪怎么做得到？

做不到，还要维持“知识神”的“神代表”无所不知的神话，那就必须彻底消除参与创造财富的实践的一切可能，否则一出手就要露馅。

——难怪要把国营企业全部卖光——不卖，就得亲自出马管理，就得参与创造财富的实践，就得“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人们就能一目了然文匪有多大能耐，就会一下子看出文匪只会空谈、实际狗屁不懂的老底，文匪“神代表”无所不知的牛皮就要一下子破产；文匪毫无凝聚、无法动员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富裕的老底就要暴露，用软暴力控制硬暴力持权抢劫的大局就难以维持。所以即便不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巨额私利，文匪们也要把国营企业全部干掉以便保住自己“知识神”“神代表”无所不知的神话。这也算一种“杀人灭口”——为了自己一己之私，毫不犹豫毁灭整个国营企业体系，这在文匪来说丝毫不奇怪：人家心目中的世界只有自己，国营企业和几千万工人的生存算老几？文匪的无赖本性、软暴力的蛮横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杀人不眨眼，还要宣称卖国企不是自己谋私利，而是为了“先进生产力”。

——难怪要把一切都变成徒有虚名的量化数字：多少多少GDP、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论文、多少多少增长百分比……这实际是把八股文的原则用到了治国。

鲁迅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只要把鲁迅的上述评论换几个名词，就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描述如今的文匪治国GDP主义：

“GDP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文匪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改革成就，什么经济发展，政绩和谐，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P一P地放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量政绩’，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编造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同样，把上述评论改头换面置换几个名词，如“论文数量”、“平均工资”等等就可以照样用于描述“科研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

文匪治国沐猴而冠、尸位素餐，不懂装懂，看不出问题，抓不住要害，说不出道理，只好把一切都变成乍一看闪闪发光的数字标签拿来忽悠人。

（更坏的情况是明知玩数字游戏是瞎折腾，但还非玩不可——风气败坏，弄虚作假泛滥成灾，如果不用死数字卡住，立刻冒出更多的假冒伪劣来——只要允许不用考分而用其他无法量化的标准选拔人才，立刻能冒出无数的后门作弊来。文匪治国治出的社会性腐败使任何实事求是的做法都变得不切实际不可行。）

⑵．“按劳分配”，那文匪还怎么不劳而获？文匪整天只会卖嘴皮出馊主意招摇撞骗，什么实事也不干，什么财富也不创造，一按劳分配岂不只能喝西北风？“尊重劳动创造、尊重劳动者”，那文匪还怎么靠不等价交换巧取豪夺人家的劳动成果？

所以文匪必须压迫劳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必须宣布“劳动创造财富”是“低级劳动”，宣布不劳而获掠夺财富才是“高级劳动”，必须鼓励“崇拜权力、崇拜不劳而获、崇拜抢劫、蔑视劳动”的价值观。

——难怪孔老二把想学劳动创造财富的樊须斥为“小人”，再鄙夷不屑地来一句“焉用稼”；

——难怪韩愈恶狠狠宣布“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难怪在中国历史上搞科学技术被认为“不务正业”、“奇技淫巧”、“旁门左道”、“玩物丧志”；

——难怪中国古往今来文匪们的一切史书上连篇累牍描述的不是如何鼓励发明创造生产财富，而是如何勾心斗角巧取豪夺掠夺财富；

——难怪连中国武侠小说也总是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如何成功地抢夺别人的劳动创造，例如武功秘笈、屠龙宝刀、玄铁宝剑、护身铠甲之类，而不是如何成功地研究创造出这些宝贝；

——难怪中国古往今来永远是创造财富的不如掠夺财富的；永远是当官时髦，永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倍受欺凌蔑视：

·人大教授张鸣说：现在中国“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说：“上世纪60年代，能力强的教师都不愿意当官，觉得专业学术是比较崇高的，但现在风气不一样了，学校里中层干部岗位竞聘，教授们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有‘国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网上报名将于今天24时截止。截至昨晚，不少职位的通过审查人数已超过千人，农业部一热门职位供需比已经突破3000比1。”（2007年11月02日《北京晨报》）

· “国家公务员网报24日结束3千人争抢一职位”（2008年10月23日《羊城晚报》）

· “国家公务员招考：七千人争抢五个热门职位”“地方公安系统暂居热门榜首”（2008年10月22日南昌新闻网）

· “百万人报考国家公务员”（2008年10月26日中国新闻网）

· “4723比1！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出现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竞争”（2008年10月27日《北京晨报》）

· “北大教授称大学越来越象官场极少人能心止如水”（2007年10月12日《新快报》）

·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竟然一半是公务员”（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2008年9月4日）

· “当官真好：15博士向湖南省委书记求官9人被录用”“这9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目前他们都担任副处级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2007年4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鞠靖）

· “65个博士争当副县长”（2008年09月21日新华网主页-新华网评）

· “广东40教授争一处长职位”（2008年9月5日《新快报》）

·“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

·“在98名省级党委领导干部的简历中，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研究生学历，包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最多，达到了59人，所占比例为60%。……七成为文科出身，72人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学历背景，所占比例为73%。在大学期间，他们大多攻读文史哲、法学、经济、政治、新闻传播等人文社科类专业。”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胡星斗教授说。对此，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说，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

·“上海仅有1%的受调查者愿意当工人”。

·“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题目是：“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讽刺中国媒体只认娱乐圈明星，而对为中国国力增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不屑一顾，一无所知。

·“中国中小学生理想调查显示科学家排倒数第三”《北京晚报》2009-04-07

·“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在中国社会里技术不值钱，工程师不值钱，没多大价值，或者严格地说是实现不了价值”、“看看社会上，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工龄四十多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每月拿五、六百元退休金艰难度日晚景凄惨的有多少！而同等资历的在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则是每月几千元的退休金，高工老了连扫地的都不如！”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

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怎么实际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排名才倒数第三？排名倒数第三的是科学家，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是工人和农民——全是劳动创造财富的人。

（顺便说一句：列宁1919年5月《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说：“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可见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本来就是对马列主义的篡改。）

而排名最先的呢？又是上千年来的老传统：当官的，而且又是上千年来一直霸在台上那种不懂科学技术只懂舞文弄墨的学文科出身的当官的，又是上千年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只不过如今来了个换汤不换药，叫“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理由自然冠冕堂皇：“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这跟过去科举考八股实在没什么两样：“国学大师”们完全可以证明孔孟之道同样“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可见今日的“学者型官员”、“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跟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匪是一回事。文匪治国治来治去又治成靠一群被上千年历史证明是除了卖弄文字屁事不会的科举废物——这也容易理解：学理工的虽然说是“知识分子”，但其专业性质是创造财富。让这样出身的人放着创造财富的本行不干、改行去掠夺财富当文匪，比让专门学习掠夺财富的文科出身的去当文匪多少隔了一层，不那么靠得住。所以到头来还得把学理工的全蹬掉换上文匪的“自己人”。一开始打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招牌，是为了利用老百姓对从事“两弹一星”等真正的科学家的尊重心理树起“知识神”的神位来。树立起了“知识神”的神位，也就自然而然树立起了“知识分子”的“神代表”地位。只要人们盲目崇拜一切“知识分子”，那学文科的也算“知识分子”，就能顺水推舟跟着沾光当上“神代表”。只要学文科的当上了“神代表”，立刻就拿到了话语权，然后不动声色用权力扭转舆论，把“尊重科学知识、尊重劳动创造”变成崇拜权力、崇拜掠夺财富。这时文匪便凶态毕露，一把扯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招牌，把实际干事的科学家工程师们一脚踢开，从第一贬为倒数第三，变为“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工程师——中国最可悲的职业”、“在中国社会里技术不值钱，工程师不值钱”、“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公开把学文科的变成当官优先选择，彻底实现了“创造财富的不如掠夺财富的”的价值观——这就叫“曲线造神”、“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卸磨杀驴。

（别以为文匪只排挤学理工的。一旦肥缺不够或分赃不均，那就该轮到学文科的了：是不是名牌大学、是不是名牌教授、是不是海归、是不是“根红苗正、三代名牌”、是不是……总之借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开了利用文凭学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先例，那就释放了一个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只能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分崩离析。）

一个劳动创造财富的人（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科学家工程师）的地位如此低下的社会，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落后奇怪吗？

⑶．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那文匪的“知识神”还怎么混？文匪的“神代表”位置还怎么维持？没了“知识神”的“千古神话“，文匪还怎么搞“千古骗局”、“千古交易”？还怎么“学而优则仕”实现持权抢劫？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不过是文匪的权宜之计。对于文匪，第一生产力不是技术而是权术。事实已经证明，文匪治下最大的竞争力不是高科技，而是权力——再高的高科技竞争不过文匪的权力。在这样的环境里“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实践出真知”全是梦话。文匪治国只有一门学术畅通无阻；权术——权力重于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权术角力取代了学术竞争。不管哪里都只认权术、不认学术、权术渗透学术、权术扭曲学术、权术变学术、学术变权术、只有权术、没有学术，更无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难怪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难怪中国会落后挨打。

但对文匪来说，中国落后挨打事小，自己不能持权抢劫事大。如果为了让中国不落后挨打，文匪就必须彻底改变“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本性，不再持权抢劫；也就是说脱胎换骨不再当文匪——这可能吗？文匪的自私本性使其宁愿中国落后挨打也决不肯放弃自己的持权抢劫地位。所以说，使中国落后挨打是文匪治国的需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匪一定要把国营企业搞垮。

俗话说“三代穿衣，五代吃饭”、“一代只能造就暴发户，三代才能培养贵族”——这里指的是一种文化品位气质的积淀。

其实科学技术也是如此。许多技术养成也要经过几代不断的积淀，决不可能匆匆而就。

有人告诉过我一件真事：某高科技产品从国外引进了全套零件、图纸、工艺，丝毫不差地照人家的工艺说明组装，装出来的东西性能就是不如原装进口的。一了解，人家原装工厂的工人都是在那个厂几代世袭的技术工人，技术养成的一套别人当着面都学不去。

如果涉及国家安全的要害产品、核心技术，这种工人技术养成上的差距就是致命的差距。而这是绝对不可能引进的。人家决不会卖，即使卖也学不来。

要克服这种差距没别的办法，只能也坚持不懈，也靠几代人慢慢积淀。

国营工厂就是这么干的。建厂几十年，一代又一代技术工人代代相传，已经有了一些技术养成、技术积淀，虽然还比不上人家那个水平，但至少差距缩小了，至少在追。

文匪把国营工厂卖光，用农民工代替技术工来降低成本。成本倒是降低了，但职工队伍再也稳定不下来了，原先几十年的技术积淀一扫而光了。再想弥补这种差距？门都没了。

比如，设想一下造航母、航空发动机或其他高精尖的要害装备。人家用代代相传的技术工人，中国用农民工——关键时刻，一些看不见的技术差距可是致命的。

国营企业垮了，损失并不仅仅是肉眼看得见的表面东西。更要害的是看不见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积累出来的关键的东西转瞬付诸东流。

明白什么叫“使中国落后挨打是文匪治国的需要”了吧？

3．文匪治国必然导致中国崩溃灭亡。文匪为确保权力宁可让中国崩溃灭亡。

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常常见有人忧国忧民：这样这样损害中国的主权！那样那样危害中国的安全！再如何如何中国要乱！再如何如何中国要垮！——连我们小民百姓都看得一清二楚，为什么“上面的人”熟视无睹？……

这些爱国之士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想当然假定文匪不希望中国垮，想当然以为中国垮了对文匪没什么好处。

答案还是老答案：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垮了自己也要倒霉的不希望中国垮。中国垮不垮跟自己的利益没关系的人不在乎中国垮不垮。中国不垮自己的利益就保不住的人巴不得中国垮。

如前所述，文匪历来靠“千古神话”做“学而优则仕”的“千古交易”，靠“空手套白狼”用软权力控制硬权力。只要是持权抢劫的私有制，不管谁统治中国都会与文匪继续这“千古交易”。所以只要能维持“知识神”的“千古神话”、能继续“学而优则仕”，文匪不在乎谁当头——《三国演义》里鲁肃告诉孙权：“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这番话充分说明了文匪的普遍心理状态：只要能持权抢劫，换主子就换主子，亡国就亡国，无所谓。

即便在民族将亡的危机关头，文匪的心理跟普通老百姓也迥然不同。

作家聂绀弩曾描述七．七抗战爆发前不久、日本灭亡中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中国面临民族大危机时他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个司长朋友之间的一段故事。（摘自《失掉南京得到无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口。选自《历史的奥秘》初版本，1941年6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

——南京的官员们，不，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买地皮盖房子。（注：如今的公仆也一样，真是一脉相承。）……公务员们只要怎么能弄几个钱就把钱拿来盖房子。由于那些公务员们的努力，南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什么里什么坊什么村和许多单家独院的崭新的洋房子。每月只有百十块钱薪水的都有人住着自己的新的住宅，甚至于房子租给别人。大概他们除了节俭之外，还有我们不懂得的办法。（注：如今呢？）

——我想，这位华贵的私邸里的老爷，不，公务员，就是七八年前我所熟识的那位穷光蛋么？就是那立志要做法学家的法政生么？（注：从文人到文匪，仅仅几年。）

——中国这社会，真不叫玩艺儿，把不知多少人的生活负担，压在很少的几个人头上。那些把自己的附带压在别人头上的人们，除了虚荣，除了物质欲望，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懂得，并不说他们有意地这样干，可是事实上却真象摆下了诛仙阵万仙阵一样，向你包围，不动声色地逼你向堕落的路上走。朋友，我不是圣贤，也不是豪杰，对于自己的周围，看不十分清楚，所以不知不觉上了他们的当，而且现在纵然觉察了一点，却已经骑虎不能下虎了！你想象我这样的人在南京，简直要多少有多少，除了做官，还能做什么呢？（注：拿来形容如今照样惟妙惟肖。）

——你瞧，这房子的一切，你以为是靠规规矩矩的薪水换来的么？一个月几百块钱够什么用呢？不过，那不消谈的，反正你也不一定懂。虽说你在南京过过几年，政治舞台上的黑暗，官僚们的贪污和卑鄙，那情形你未必真正看见了什么。（注：如今还有“靠规规矩矩的薪水”过日子的文匪吗？“政治舞台上的黑暗，官僚们的贪污和卑鄙”即便被人们看见了，那又如何？）

——我说，国家的现势，可说是危亡无日，日本强盗随时都准备吞并中国；中国的政治机构如果不改革，政治舞台上的人们如果还不觉悟，一定无法抵抗，怎么这一班老爷们还在为个人为家庭打算呢？（注：今天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不是想问同样的话吗？）

——“对呀”，他说，“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决不能抵御外侮，不是老早就有这么一句话么？‘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你说这话在那些官僚们中间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他们说，趁现在还未亡国的时候，多做几天官，多弄几个钱，多舒服几天，日本人一来，就什么都完了。”（注：民族大难前不努力想方设法应对，反而更肆无忌惮地“及时行乐”，这种心理普通老百姓想得到吗？）

——这也许是个很高明的见解，可是也是个无药可医的病痼；我想说日本人一来，就什么都完了，也未见得，日本人来了，也需要中国人做官，并且正需要这样的官。不过这话不能告诉他们，一告诉，他们就更无忌惮了，所以当时对那位朋友什么都没有说。（注：其实说了又怎么样？如今不仅是日本人来了，而且全世界的垄断财团一起来了，确实“也需要中国人做官，并且正需要这样的官”。今日文匪们没听到作家当年的那些话，不也无师自通地“肆无忌惮”了吗？）

过去的文匪不在乎谁哪个皇帝统治中国，如今的文匪不在乎哪个国家统治中国，因为对文匪来说都一样，都是合伙持权抢劫中国老百姓。这样的存在使文匪只在乎有没有持权抢劫的交易伙伴，根本不在乎中国垮不垮。

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中国文匪呢？几十姓都不止：几千年来亡国亡惯了，换主子换惯了，早不在乎了——用拿破仑的话说，是“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由这样的“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治国，把国家也治成个“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一点也不奇怪——看如今随便哪个阿猫阿狗都吃准文匪色厉内荏外强中干，都敢随便找个“理由”“制裁”你，这难道不象“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

向中国文匪这样随时随地准备换主子的“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大声疾呼国家利益民族危亡、想当然以为中国垮了文匪也没好处的人实在是在“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不，“以君子之心度婊子之腹”。

⑵．毛泽东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损害了文匪的根本利益

几千年的文匪治国使中国落后挨打，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

毛泽东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清理了几千年文匪治国遗留的烂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是英雄，是救星，因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挽救了中国。对于文匪来说，毛泽东是恶魔，因为毛泽东所做的一切破坏了文匪持权抢劫。

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不是没试过乞求、妥协、依靠外援，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别人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奋斗。在被文匪治国治得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不利处境下靠自己的努力反抗侵略，没什么捷径诀窍，只能靠动员人民努力奋斗，只能靠流血拼命个人牺牲，只能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总之只能用实实在在额外的努力、额外的牺牲来抵消文匪治国造成历史欠帐。几千年文匪治国造成的恶果，文匪不负责任，却由老百姓来承担代价。

扭转中国落后被动挨打亡国的局面是一场改造客观世界的全国性的革命群众运动，不能不按照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办事，不能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上下一致、官兵一致、身先士卒、同甘共苦、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奉公守法、不谋私利、组织性纪律性、全局观念、公而忘私……这就不能容忍脱离群众、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持权抢劫。这一切与文匪持权抢劫、不劳而获的根本利益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

最令文匪不能容忍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证明了“实践出真知”而不是“书本出真知”；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不是“社会是靠精英来治理的”；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而不是“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证明了唯物论的认识论正确而不是唯心论的认识论正确——这就戳破了文匪“知识神”的“千古神话”：改变中国历史的是大老粗而不是“精英”文匪，这让文匪们威信扫地，从此冒充“知识神”的“神代表”、实现“学而优则仕”难多了——毛泽东之前“精英”、“专家”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神，而毛泽东“使中国不挨打”的成功实践结果戳破了这些神话，直接危害了文匪的持权抢劫，这怎么能不让文匪咬牙切齿？

“使中国不挨打”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却毁坏了文匪持权抢劫的利益。难怪文匪恨透了毛泽东。他们暂时还不敢明目张胆直接宣布毛泽东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是罪恶，便特意在回避“使中国不挨打”这个大前提的条件下专拿“致富”、“人权”当话题尽情给毛泽东栽赃：“压制自由”、“侵犯人权”、“破坏民主”、“妨碍致富”、“贫穷社会主义”……

离开“使中国不挨打”的大前提，“致富”、“人权”全是水中月镜中花——中看不中用。富而不强的富是虚富。有人权无主权的人权是虚权。国家落后挨打，财富再多也保不住——圆明园就是见证。国家落后挨打，什么人权也谈不上——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文匪治国几千年，治得中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表面虚富，实际外强中干，一打就垮，面对外来侵略束手无策，从老大帝国沦为“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一切财富都“落花流水春去也”，变成一穷二白；一切人权都谈不上——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有何人权可言？

只要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就能从“使中国不挨打”的角度看问题，就能明白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使中国不挨打”这个总战略所必须做的，没有一样是做错了的或做过分的：

——不充分动员人民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就不能不破除文匪一切为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思想。

——不把人民组织起来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些，就不能不破除文匪以自我为中心的、随心所欲的一盘散沙、一群苍蝇那样的“个人自由”

——不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把人民拧成一股绳英勇献身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些，就不能不破除文匪贪生怕死的懦夫心态，不能不禁止文匪涣散军心的“言论自由”。

——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要做到这些，就不能为敌人的封锁禁运所吓倒，就不能怕过苦日子，就不能把个人致富置于“使中国不挨打”这个大战略之上。

……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把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的确需要付出重大代价，需要全体中国人忍受一时的痛苦。但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拥护，因为中国老百姓对列强入侵、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落后挨打的惨痛记忆犹新、有切肤之痛；知道不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去“致富”，财富再多也是徒劳，还得重复圆明园的命运、南京大屠杀的命运；知道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使中国不挨打”这个大局所必须的，不是为了哪个个人谋私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承担了一切“把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的代价，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更没有请没承担这些代价的当代文匪为这些代价吵吵嚷嚷闹翻天。

如今文匪喋喋不休指责毛泽东时代人民多苦多穷，只字不提毛泽东“使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这个大是大非，因为文匪亡国亡惯了，早成了“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早就不认同国家、不认同民族、只认同自己了。所以文匪看问题根本不看是不是“使中国由挨打变为不挨打”，只看是不是妨碍了自己持权抢劫的私利。

文匪们说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是没事找事穷折腾把中国人闹穷了；只有他们的后三十年才把中国弄富了。

如果仅仅机械地在毛泽东时代穷不穷、富不富、生活水平高还是低之类具体数字上扯皮，那就上了文匪的大当，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立足于“使中国不挨打”，如今文匪的一切都不管“使中国不挨打”。这就如同一个在国家危亡之际拍案而起、横空出世，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从无到有建立起一支人民军队，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纵马阴山、封狼居胥、“从头收拾了旧山河”，然后重修长城、广布烽火、森严壁垒、众志成城，“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文治武功折服四海，遂令天下无人胆敢来犯；一个“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之后便拆长城、绝烽火、毁壁垒、灭众志，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然后反过来冷嘲热讽：看你那长城多寒酸，瞧我这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多富丽堂皇，可见你穷折腾我致富，你错我对。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争辩说，不对，长城的某砖某石也不那么寒酸，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的某砖某石也不那么堂皇，那就中了文匪的计。要比，那就应该这样比：第一，前三十年几乎全是对外用兵，后三十年几乎全是对内用兵（动用武警也是用兵）。第二，受长城保护的人有多少？能享受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的人又有多少？第三，别忘了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的下场。拆了当代的长城，你这当代的酒池、肉林、摘星楼、圆明园、阿房宫能富丽堂皇多久？——用“确保国家不挨打”条件下的东西与“不管国家不挨打”条件下的东西机械地类比本身就是无赖行径。

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立足于“对付打”，不怕打，不怕封锁。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而且是靠得住的保障，没水分。如今文匪治下呢？已经不是挨打不挨打的问题，而是不打自垮的问题：人家根本用不着打，只要一扳开关你就得满地打滚磕头求饶——全身早被人家东一道电缆西一道机关捆了不知多少道了，想挣扎都难了——要害命脉全在人家手里：市场在人家手里，关键原料在人家手里，核心技术在人家手里，石油资源在人家手里，海上交通要道在人家手里，销售渠道在人家手里，黄金外汇储备在人家手里，经济机密在人家手里，要害职位在人家手里，舆论宣传机器在人家手里……这一切都是文匪心甘情愿主动请人家来捆的，比吃了败仗不得不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满清政府还不如。

用把中国置于挨打地位的“卖国红利”换来的“富”来嘲笑使中国不挨打的毛泽东的“穷”，谁才真正该被嘲笑？

文匪抛弃“使中国不挨打”的战略、把国家要害命脉交给西方国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毒计。

文匪的根本利益是持权抢劫，而不是使中国不挨打。过去文匪靠尊孔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如今文匪靠崇洋实现“学而优则仕”、持权抢劫。当今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才有能力成为文匪持权抢劫、继续“千古交易”的“战略合作伙伴”。文匪抛弃“使中国不挨打”的战略、自觉把中国的国家命脉交给国际垄断财团，为的是换取西方国家的两大战略支持：

第一，粉饰和谐，保住政权。

牺牲国家战略安全，取消“使中国不挨打”的一切防范措施，当然可以很容易制造出“迅速致富”的虚假繁荣，制造出否定毛泽东的“证据”，制造出自己的“政绩”。但这也就使中国战略上处于经不起打击的危险状态。如果西方国家伺机发难，文匪的弥天大谎立刻就要破产。

中国历史上文匪一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贯“攘外必先安内”、“攘外不如安内”、“安内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外来侵略不过是“疥藓之疾”，国内老百姓的反抗才是“心腹之患”。文匪对外宁可卑躬屈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和谐到底，也不肯动员老百姓一致对外。道理很简单：文匪的根本利益是持权抢劫中国老百姓，这点与外来侵略合作也能实现。文匪自己一窝苍蝇，毫无凝聚，有油水一拥而上，有危险一哄而散，毫无战斗力，要抵抗外来侵略就只能动员人民，而对文匪的统治地位来说，动员组织起来的人民比外来侵略者更可怕。被外来侵略亡了国，文匪还可以投靠新主人当奴隶总管继续持权抢劫。而一旦被中国老百姓赶下台，文匪就彻底完蛋。所以才会有“宁赠异族，不予家奴”，才会有“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才会有“秦桧得手、岳飞莫须有”。（注：耿南仲和黄潜善都是宋朝的权臣，反对对金抗战。李纲和宗泽是主张抗金的两大领袖，李纲只做了七十七天宰相被免职，宗泽在开封饮恨而死，临死时还大呼：“过河！过河！”），才会有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

如今文匪的持权抢劫导致中国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文匪的统治地位越来越虚弱。一旦遇到外来侵略，文匪的权位必将不保：不抵抗，就彻底暴露了自己卖国贼的嘴脸，就会被国内老百姓推翻，危及持权抢劫。抵抗，文匪持权欺负手无寸铁无组织的老百姓还可以，反抗西方国家侵略压迫简直以卵击石。要抵抗就得动员老百姓，而要动员老百姓还怎么持权抢劫？动员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对文匪比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更可怕。文匪可以与西方国家合作共同抢劫中国老百姓，却不能与中国老百姓合作共同抢劫中国老百姓。动员组织起来的中国老百姓能反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就能反抗文匪的持权抢劫。只要发生外来侵略文匪就一点好处也没有。一旦发生外来侵略，文匪只有在再不抵抗就会再现“西安事变”、被中国老百姓赶下台的情况下才会被迫做出抵抗侵略的姿态。但这种姿态仅仅是为了应付国内老百姓，以不激怒老百姓造反为原则，一步也不肯多走，底线还是对外妥协换和谐。对文匪来说与其走到这一步，不如未雨绸缪，不等侵略发生就抢先乞求西方国家赏脸，不要给自己出难题，不要公然来犯，不要公然置自己于“不抵抗要下台、抵抗也要下台”的两难境地，以此配合自己放弃“使中国不挨打”的战略冒险，合伙演戏忽悠中国老百姓，“证明”毛泽东之路错了，文匪不择手段发财之路才正确。既然有求于人，那就得付代价——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当代版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你来打我不就是为了好处吗？不用你打我就加倍给你，行了吧？你省事，我可以保住权位，这不就“双赢”了？

主张中国分裂成七大块的网上右派芦笛说：“中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不如不等人家的炮舰上门便主动示好。而且，反正都被迫开放了，多开放几国反倒能使各家商品公平竞争，以免一国垄断抬高物价”“既然打不过人家，又不肯承认自己不行，发动旨在学习人家的改革，剩下来唯一有利于国家的决策，也就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外冲突，以免引来干戈，使国家陷入更大灾难”“中国根本就保护不了夷人，更管不了夷人，不如‘以夷治夷’算了。”“在‘天朝万万不是逆夷对手，越打国家遭殃越大’的前提下，尽可能‘羁縻逆夷’，力求民夷相安无事，不要再引出新的灾难来”（芦笛：耆英远胜周恩来——评茅海建教授对中英虎门条约的评论）——如今文匪正是这样干的。文匪只要能持权抢劫，并不在乎“花钱买权力”、“主权换政权”：你不准我统一台湾，可以，只要你“能做不能说”，别公开宣布台湾独立让我为难就行。你要钓鱼岛，可以，只要你“能做不能说”，别逼我公开承认钓鱼岛归你就行。你要南海诸岛，可以，只要你“能做不能说”，别逼我放弃“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就行——总之你要侵略中国可以，只是要“能做不能说”、“悄悄地干活，打枪的不要”，别公开说出来叫我为难就行。回报：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只要同样“能做不能说”、不用公开割地赔款的方式授人以柄就行。戴秉国对美国人说文匪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公开宣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第二位的，次要的，让位于“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而说“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时丝毫不提“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民族利益”（毛泽东是怎么说的？“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这就等于公开宣布文匪的持权抢劫地位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为保护文匪持权抢劫的地位这一“基本制度”是可以放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代版的“攘外必先安内”。

第二，帮助文匪镇压中国老百姓。

国家命脉纂在西方国家手里，如果有朝一日文匪治国治不下去了，国际垄断财团只要掐断中国的经济命脉，立刻就能在中国制造出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乱。这时文匪就可以振振有词：怎么样？我早就说过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精英”治国。反对我没好日子过吧？于是顺理成章消灭一切敢于反抗文匪抢劫的中国人——就象当年美国用制造经济危机引起军事政变推翻不喜欢的智利总统阿连德一样。文匪付出“使中国不挨打”的国家安全保险换回了自己持权抢劫的保险，这对文匪和西方国家当然是“双赢”——以中国安全、中国主权、中国老百姓生存为代价的“双赢”。这就叫“战略伙伴关系”。

“使中国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对文匪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要“使中国强大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光有俩臭钱就能做到的。真强大就得能够“不挨打”，要“不挨打”就得具有镇得住别人的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要具有这样的物质力量就必须有不亚于别人的高科技产品研发能力和大规模生产能力。网友“愚蠢小猪”说，“好的经济体制，就是能造东西的体制；好的政治体制就是能负责的体制。”这话可以这样理解：财富不等于物质力量。财富多不等于物质力量大，不等于不会被摧毁。光有财富不能免于挨打。要不挨打，必须强大。要强大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最厉害的物质力量买不来，只能自己造。只有自己具备制造强大物质力量的能力才能保护自己。这靠投机取巧、简单模仿、照搬照抄、专在衣服鞋袜之类“劳力密集型产品”上下工夫做不到，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尊重创造财富的人，就必须按照劳动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上节已经说过，这就必须不持权抢劫，就不能再当文匪……这一切又与文匪的根本利益冲突。

里外里一算帐，“中国落后挨打灭亡当殖民地”与“文匪持权抢劫”可以兼容，不威胁文匪的根本利益；“使中国强大不挨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与“文匪持权抢劫”不可兼容，威胁了文匪的生存。也就是说，文匪的根本利益使其不能容忍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不能容忍中国不当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现代国际大环境下，文匪要当权就必须卖国，就必须把中国变成外国垄本的殖民地，就必须不准中国强盛不挨打。这是文匪持权抢劫的根本利益需要，是其经济存在决定的，是其不劳而获的本性使然，是经过周密的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绝不是一时糊涂算不过帐。

象文匪今天这不打自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能避免公开挨打吗？那得看情况。一要看人家的野心胃口会不会水涨船高、贪得无厌、无限膨胀；二要看中国还有没有足够的油水可榨取；三要看人家自己闹没闹危机；四要看世界资源闹没闹短缺——“割肉饲虎”求平安，一旦没肉可割了或者肉少老虎多了，老虎们就要翻脸不认人了。虽然危机总爆发的时间可以被推迟，但归根到底一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有人“大叹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绩斐然”，认为文匪的这一切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功劳。这似乎有点太抬举美国中央情报局了。即便不劳驾美国中央情报局，文匪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会里应外合的。如果文匪个个都直通美国中央情报局，那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不定还要叫苦——这得添多少肉骨头来打发呀？“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文匪不用你勾搭，自己就免费送上门了。

毛泽东“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的历史功勋损害了文匪的根本利益。文匪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必须妖魔化毛泽东，必须从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铲除“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的正面形象，这就必须“证明”毛泽东“使中国强大不挨打”不是功劳而是“罪行“。

文匪们的“证明”方式大致有四：

第一是如朱学勤、茅于轼之类那样“证明”中国不是挨打，而是“进步”，是“西方先进文明”在淘汰“落后文明”——朱学勤：“殖民统治史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茅于轼：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60多年的进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带进来的。”

第二是如马立诚、袁伟时之类那样“证明”中国挨打是因为不识时务而自找的，只要放聪明点就不会挨打——马立诚：“中国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由于战争进行的异常惨烈，中日双方军队伤亡也异常惨重，所以难以避免的导致中国大量无辜平民伤亡”。袁伟时： “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

第三是如刘晓波之类那样“证明”中国活该挨打，而且挨打挨得还不够——“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第四是如和电影《南京南京》导演之类那样“证明”中国挨打是因为中国人不识相——南京大屠杀是因为中国人不守秩序不听话。日本士兵本来并不想杀人。

文匪们除了直接否定毛泽东“使中国不挨打”的历史功勋，更彻底的是“渐进式”釜底抽薪——干脆否定中国需要革命：既然中国根本不需要革命，那毛泽东干的一切自然就都不是好事。

所以朱学勤主张“淘清五四以来的‘丘九’惯性”、“就以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的功过来讲，史学界到今天还是见仁见智，到今天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这种情况下，教科书的编者，采取一个淡化、略化、粗线条的处理方法，既是无奈的，也是理性的。”（注：“淡化、略化、粗线条的处理方法”——这就是如今正在实践的“去毛化”）“如果我们对历史的借鉴老是停留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借鉴就是太片面了。更多的借鉴就是告诉学生，除了压迫和反抗，然后反抗者成了新压迫者，新压迫者又刺激起第二代反抗者这样的一个循环之外，人们还有另外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法律和法庭。”（注：靠“法律和法庭”就能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

“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使中国从挨打变为不挨打，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看是功劳，站在压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看是罪恶；与中华民族利益同命运的人们为此欢呼毛泽东，与中华民族利益截然相反的文匪为此诅咒毛泽东——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屁股决定脑袋”。用唯物辩证法的话说，这叫“存在决定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⑶．文匪为了推卸责任需要把国家搞垮

回顾文匪的“国企改革”：先是“一包就灵”、一把手变“一霸手”，结果是头头脑脑随意占有公有财产、国营企业内鬼猖獗、损失惨重。然后是“开放搞活”、“政府放权”，结果是走私泛滥、贿赂回扣成风、靠正当经营的国营企业产品难以销售、收入下降。两样加一起的后果就是国营企业大面积亏损。“一包就灵”不灵，“开放搞活”搞乱。自封“知识神”的“神代表”的文匪哪肯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马上拍脑袋：企业亏损？好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砸三铁”……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自己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全部转嫁到广大工人身上，眼都不眨就把三千万老工人变成了“改革代价”。“减员增效”还不解决问题，文匪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产权不明晰”、“政府干预”、“公有制本来就没生命力”……于是“破产重组”、“企业改制”、“减政放权”、“私有化”、“ＭＢＯ”……扯了半天全是别人错自己没错，最后是把国营企业全部消灭完事。

以“增强国营企业活力”为理由搞改革，结果却是消灭国营企业——国营企业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活力可言？

以“增进健康”的名义给人治病，结果却是把人弄死——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健康可增进？这算什么治病？

这活象号称包医百病的江湖骗子给人看病：先说吃补药，不灵就吃泻药，还不灵就饥饿疗法，再不灵就掐皮扎针拔火罐、扶乩拜佛跳大神，最后说，没救了，是妖仙附体，只有连人带妖一起乱棍打死拉出去烧掉才能保合家平安——不是我没本事看病，而是这人本来就该死——宁可把人弄死，也绝不肯承认自己不懂装懂，更不肯承担责任。

以改革国企的名义开始、以毁灭国企的结果告终。其演变全过程充分证明文匪对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一窍不通，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却要以“知识神”的“神代表”自居，碰上问题只会生搬硬套书本教条瞎拍脑袋乱出馊点子。馊点子一旦不灵文匪立刻另找借口推卸责任，决不认错，决不允许别人怀疑自己无所不知一贯正确。文匪不断用新的馊点子掩盖旧的馊点子，用新的谎言掩饰旧的谎言。结果是问题越闹越大。等眼看纸里包不住火了，文匪就干脆把受害者整死，免得暴露自己不懂装懂的真面目，免得危及自己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的“神代表”的地位——文匪们敢承认国营企业是被自己一个接一个的馊主意搞垮的吗？那样一来文匪们该如何面对那些下岗工人和那些贫病交加默默消失在世界上的下岗工人的亲属？所以文匪一看势头不妙，立刻干脆宣布国营企业根本就不该存在，彻底消灭了事——文匪不愿也不敢为自己的胡作非为承担后果，不惜杀人灭口、焚尸灭迹以逃避责任，充分显示了文匪“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本性。

文匪对国家也是如此：两极分化、社会风气败坏、阶级矛盾激化怎么办？先是“简政放权”，然后是“法制不全”，接下来是“党政不分”，还不行就是“政治改革没跟上”，接着是“改名易帜”，最后是“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根本改革”——“自由化选举”、“共产党下台”（终于直截了当嚷嚷出“把政权给我”）。而“自由化选举”的实际意义是“中国崩溃”——只要搞“自由化选举”，中国必崩溃无疑。

“自由化选举”不是“普适价值”吗？不是“国际接轨”吗？为什么西方国家“自由化选举”没事，中国一“自由化选举”就必崩溃无疑呢？

道理非常简单：西方国家的“自由化选举”的前提是“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中国文匪既不认同国家也不认同社会，只认同自己当权以便持权抢劫。没有“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自由选举”不是选举，而是叛乱。文匪为自己持权抢劫而闹“自由选举”，当然是叛乱。

注意两大历史事实：

第一，西方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既掠夺财富又创造财富。《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破坏别人的，建设自己的。与此相应的社会主流道德准则和价值观也有两重性，既认同掠夺财富，又认同创造财富：认同掠夺别人的，认同创造自己的；既认同破坏，也认同建设：认同破坏别人的，认同建设自己的；破坏别人的可以，破坏自己的不行。反映在“自由选举”上就是：用“自由选举”破坏别人可以，但用“自由选举”破坏自己不行——决不允许因“自由选举”破坏自己建设起来的社会。

第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没有“千古怪圈”，文人精英没有“亡国亡惯了、再亡国一次也无所谓”、“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国家搞垮就搞垮”的心态，没有“国家垮台就垮台，换个主人照样干”的念头，更没有“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的心理。整个社会能形成共识：自由选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民主自由也好，都是为了把国家社会搞好而不是搞垮。一旦可能危害国家社会，人们能够迅速一致同意改弦更张——比如面临金融风暴，自由化最坚决的美国毫不犹豫就采用了国家干预的措施而没遭到坚决反对。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搞“自由选举”有“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为大前提。

中国文匪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破坏。在西方国家既可能用于掠夺财富，也可能用于创造财富；既可能用于破坏，也可能用于建设的、具有两重性的东西只要到了中国文匪手里就立刻只剩下一重性，只有掠夺性和破坏性，再无建设性和创造性。

鲁迅说：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盖不但电气而已。

——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

——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同样，西方社会具有两重性的主流价值观到了中国文匪手里就只剩下一重性，只存糟粕不留精华。

比如西方社会既有掠夺财富的一面，又有创造财富的一面。这种存在反映在价值观上，就体现为为能够包含符合创造财富规律的内容，如实事求是、讲究科学、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在新闻媒体上就是在符合西方社会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下追求客观公正。而中国文匪只有掠夺财富的一面，从无创造财富的一面。这种存在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只包含符合掠夺财富规律的内容，不包含创造财富的内容，容不得实事求是，容不得讲究科学，容不得“存在决定意识”，而一切服从私利，服从需要，服从权术。所以永远只有“不明真相的群众”。

又比如，劳动创造财富需要合作，合作就需要讲诚信。所以西方社会的一大主流价值观是讲诚信，不撒谎，不造假，公众人物公开撒谎造假被认为是犯罪——当然，这个价值观有两重性，要看掠夺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具体情况，并不那么绝对。例如在西方政客就被公认是“职业撒谎家”。其他人碰到要害利益照样撒谎——美国人犯罪经常是决不承认，非法庭判决不可。但在西方社会里撒谎一是得撒得有章法，得按规矩撒，得撒得巧妙而合法，不能被人抓住辫子，否则就算罪犯。二是得看情况，有允许撒谎造假的情况，也有不许撒谎造假的情况，不是任何人时时事事处处都可以撒谎造假。多数人日常生活工作中还是讲诚信的多。社会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不容忍撒谎，不容忍造假。而这条“普适价值”到了中国文匪手里两重性就只剩下一重性。文匪从来不把撒谎造假当回事：“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骗出一个体制来”、“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成大事不拘小节”……这些都是中国文匪的口头禅，公开直言不讳。（普通老百姓也深受影响，不把说假话当回事。所以有些中国人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为什么尼克松会下台，为什么克林顿会遭弹劾：不就说了句谎话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吗？为什么美国人会把他们当罪犯那么死死揪住不放？）撒谎造假说假话在中国不但不算犯罪（中国文匪从来没有因公开撒谎而被判有罪的）而且被当成“聪明伶俐”、“有本事”、“世故”、“能耐”、“有经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所以中国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文匪自己从来没实话，从来利用话语权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搞得整个社会风气彻底败坏，招摇撞骗横行无忌，假冒伪劣泛滥成灾。这种大环境下的“自由选举”除了变成骗子大比赛还能是什么？

再比如西方社会一大主流价值观是人人平等——当然，这也不那么当真，穷人和富人、豪门和寒门、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实际并不平等。但至少在理论上、法律上是平等的。这种两重性到了中国文匪手里同样只剩下一重性：文匪高人一等，是“上等人”，其他人低人一等，是“劣等人”。茅于轼不由分说一口咬定“社会是由精英来治理的”；张维迎断言“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讲策略不是学者的事”、“大众不应该用评价政客的标准评价学者”、“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代表知识本身”、“我不与无耻的人辩论”、“必须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证真正具有经营才能的人而不是笨蛋占据经营者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使最有才能的人，而不是笨蛋，占据经营者岗位”；厉以宁开口就“牺牲三千万”；其他诸如“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高考的本质内容，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进北大、清华，中等人进武汉大学，下等人进什么职业学校”、“民智未开”等等歧视性语言暴力在中国简直司空见惯。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民族歧视等不公平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而不算犯罪（招工、招生时尤其明显），而这在西方国家至少在法律上是禁止的。文匪把持的媒体宣传乃至文艺作品里则充斥对普通工农群众歧视、贬低、污蔑的内容。这样的大环境下的“自由选举”除了变成文匪黄袍加身的闹剧外还能有什么结果？

再有，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容忍腐败——当然这里也有猫腻，象华尔街金融大鳄们就有本事合法腐败，整个社会无可奈何。但社会压倒一切的舆论仍然是不容忍腐败。这体现的是符合“创造财富”的那一面。而中国文匪则公然肯定腐败，比如张维迎就公然宣布“腐败有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其他文匪也异口同声高唱“改革开放不免腐败”，借口反腐败“取消政府管制”，把反腐败变成自己当权的工具——西方社会两重性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文匪手里又只剩下一重性。腐败横行、造假遍地的条件下的“自由选举”不是“自由腐败”又是什么？

……

中国文匪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在西方社会具有两重性的东西一到中国文匪手里无一例外都只剩下一重性——破坏性。“自由选举”也不例外。“自由选举”在既掠夺财富又创造财富的西方国家可以有两重性，到了只掠夺财富的中国文匪手里就只剩下一重性——搞垮中国。

文匪“千古怪圈”都搞出来了，从来不在乎把搞到手的东西弄垮；亡国亡惯了，从来不在乎再亡一次。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国家搞垮就搞垮。所以中国文匪从来不具备西方国家搞“自由选举”的前提——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没有西方国家“不允许用‘自由选举’搞跨国家”的原则底线。

没有“不允许用‘自由选举’搞垮国家”的共识，选举就不再是“选举”，而是搞垮国家的政变。

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文匪甚至连民族认同都谈不上。

孔孟之道是“国粹”，孔子讲究“华夷之防”，对中国统一有凝聚力。因此中国靠尊孔“学而优则仕”的文匪多少还能认同民族意识、民族自尊、民族主义，认同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

当代中国靠崇洋、靠认同“西方文明”“学而优则仕”的文匪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都没有。“西方文明”不是个确切的东西，不能使靠崇洋“学而优则仕”的文匪对民族、对民族主义、对国家产生任何认同，也不可能使它们彼此之间产生任何凝聚——你认同法兰西，我认同美利坚，他认同英格兰，再来一位认同大和民族……都是“国际接轨”，都是“普适价值”，“任它乱芬芳”，谁家的都有，唯独没有中国——如今的文匪连“民族主义”都听不得，开口“爱国贼”闭口“粪青”（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声称：“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更毫不讳言为了“自由”、“民主”应该让国家解体。（2008年1月“凯迪论坛”[猫眼看人]有人写了篇文章“中国一旦实行民主必然分裂”，在头2349个跟贴中，直截了当表示“愿意分裂中国取得‘民主’”的有828个，占35%。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012063）

文匪的“原则”是“无原则”。当代中国文匪除了自己的私利外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超过了就不允许的底线。这与西方国家的“自由选举不是为了危害国家而为国家好”的原则截然不同。文匪可以为闹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伙到一起嚷嚷，但除此之外彼此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只有私利而没有共同目标，也就不能为别人做任何牺牲，只要稍有利益矛盾，立刻分崩离析，行为模式与苍蝇一模一样：可以一切成群结队追香逐臭，但休想一起做任何实事。除了私利没有共同之处的人没有任何凝聚。没有凝聚，何以组成国家？海外民运就那么几号人，整天“自由选举”，结果选成了一窝苍蝇，一天到晚除了你争我夺嗡嗡嗡外什么都不知道。

中国吵吵嚷嚷闹着要“国际接轨”、“普适价值”最欢的都是与“劳动创造财富”距离最远的学文科出身的文人文匪——自由作家、“独立笔会成员”、自由职业者、从事文学、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发起签署“中国《零八宪章》的有303人，其中自称工人的5个，占1.65%，自称农民的8个，占2.64%。自称工程师的10个，占3.30%。自称的职业属于文科类“知识分子”的199个，占65.68%，自称的职业属于“政治活动分子”的57个，占18.81%——文科类“知识分子”与“政治活动分子”加起来共256人，占84.49%。）这些人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对劳动创造财富、尤其是大规模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一窍不通，对社会的组织协作、有机构成、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错综复杂关系毫无兴趣。这些满脑子只是如何自我满足、自我表现、如何谋私利、是非曲直全凭自己信口开河的苍蝇哪里会遵循实事求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哪有任何凝聚？（别的不提，这么多年连个众望所归的头面人物都弄不出来，全是一帮只会勾心斗角、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龌龊不堪的垃圾。）这样的“自由选举”不过是撒谎比赛，就象一群都为自己、都脱离实际、都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都只会主观夸张的苍蝇聚在一起比嗡嗡，谁最能嗡嗡谁当苍蝇王——这样的“撒谎竞赛“、“苍蝇比武”能有什么结果？

孔孟之道有一套完整的考核体系，按孔孟之道搞“学而优则仕”至少有统一的把关标准，即便是文匪也有点共同语言。

按崇洋搞“学而优则仕”则什么统一标准也没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权谁就能自己弄上个“精英”头衔戴戴，谁也不得质疑，没有任何限制。文匪之间除了抢劫老百姓一致、能共享“精英”帽子外可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崇洋的文匪之间的凝聚力比尊孔的文匪差远了。

难怪如今文匪如此热衷于到处“求同”：同乡、同学、同龄、同好、同伴、同专业、同系统、同部门、校友、亲友……总之不放过任何沾点“同”的东西以拉关系。如此不顾一切“求同”的背后是无可奈何的“散”：没有凝聚，所以“求同”。人人都为自己，绝没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那种共同追求的凝聚。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不结党营私合伙牟利就无法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匪伙中立足。为此只好涣散之中聚同伙，矮子里头拔将军，拼命用一切想得到的名义拉帮结伙，共同谋私——虽然这种建立在各怀鬼胎的利益基础上的“求同”靠不住，但有总比没有强。这种“求同”恰恰是文匪们毫无凝聚的反映。而每一个“求同”的后果是更多的“求异”——有人跟你沾上“同”，就意味着更多的人与你“不同”；每拉拢到一个“同”，就意味着疏远更多的“异”。你求你的“同”，别人也能求别人的“同”，结果是四分五裂的小山头小集团林立。在“共同谋私”的基础上找借口“求同”，结果是更多的“不同”。靠谋私之“同”求凝聚，最终的社会效果是适得其反。

“自由选举”为什么？为国家？文匪不认同国家。为人民？文匪所谓的“人民”只包括文匪自己，不包括普通老百姓——自诩高人一等，其他人都不算人，所以一开口就“牺牲三千万”，所以从来不把普通老百姓的命当回事。中国文匪折腾的“自由选举”既不为国，又不为民，完全是文匪“空手套白狼”、用软权利控制硬权力的工具，持权抢劫的工具，祸国殃民的工具。

西方国家“自由选举”的前提是有共识有凝聚有原则，起码认同国家认同民族。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都有可衡量的客观限制。

中国文匪连国家民族都不认同，更无任何共识凝聚和原则。没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没有“把国家民族搞好”这个可衡量的客观限制和底线，中国文匪的“民主”、“自由”、“人权”就成了完全凭主观感受来认定的东西，成了可以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海阔天空无穷大的东西。而在中国文匪眼里其他人都不算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实际意义是文匪自己的感受。也就是说，中国文匪判断“民主”、“自由”、“人权”的标准完全是文匪的主管判断：我感觉好就是好，我感觉不好就是不好，只要没有满足文匪的私欲就永远“不合标准”。而中国文匪本性是象苍蝇一样随心所欲只管自己的需要不负任何责任。这就注定中国文匪的“民主”、“自由”、“人权”只能把整个国家弄成一群没头苍蝇，不崩溃才怪。

其实中国文匪的“民主”、“自由”、“人权”、“自由选举”、“普适价值”让人想想都好笑：

一贯撒谎，一贯宣称要“骗出一个体制来”、“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现在却说讲究诚信道德、学者的良心；

一贯损人利己，公开宣称“人都是自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毫不讳言一切都只为自己，现在却说为大家谋利益；

一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回事，一开口就是“牺牲三千万”、“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现在却说为所有人着想；

一贯以精神贵族自居，维持“精英”高人一等的傲慢，宣称“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高考的本质内容，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上等人进北大、清华，中等人进武汉大学，下等人进什么职业学校”，现在却说要人人平等；

一贯主张“腐败有积极性”，带头造假谋私，现在却说在追求清廉；

一贯不认同国家民族，亡国亡惯了不在乎，现在却说是为国家好；

一贯一盘散沙毫无凝聚，现在却说可以靠“自由选举”组织政府；

……

象这号“一私二懒三贪四假五散六傲七蛮八懦九诈十赖十一鄙十二劣”的一群苍蝇向老百姓信誓旦旦：我在为你们谋幸福，只要你们听我的把国家交给我，我就从苍蝇变成蜜蜂了，你们就都有福了，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笑话不笑话？

当文匪把“经济改革”演变成“政治改革”，最后归结为“自由选举”时，它们不可能不清楚这意味着使中国崩溃，因为这正是它们所要的结果——中国分裂了对文匪没坏处，反而多了一大堆总统总理的名额。

这其实是文匪搞国企改革的翻版：改砸了，消灭掉，免得承担责任。国企如此，国家也如此。

文匪们不可能不清楚如今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何种程度，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不可能不清楚它们对此有多大责任。正因为太清楚了，所以文匪才要不惜一切逃避责任，所以才要蓄意把整个国家搞垮——国家崩溃了，天下大乱，人人自顾不暇，就没办法追究自己的责任了。文匪并不在乎国家崩溃：亡国亡惯了，再亡一次也不多。反正自己有退路，不在乎。

——难怪文匪否定岳飞、肯定秦桧；

——难怪文匪为洪承筹翻案、重修故居；

——难怪文匪“正说吴三桂”；

——难怪文匪大肆赞美李鸿章；

——难怪文匪要替窃国大盗袁世凯翻案，声称“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最民主的时期”

——难怪凯迪论坛（猫眼看人）最近（2009-7-26）突然大肆宣扬赞美“满洲国”，声称“满洲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断然否认“满洲国”是日本殖民地，叫嚣“殖民地？证据呢？有证据吗？满洲国得到了相当多数国家的承认，包括苏联。殖民地是什么？日本吞滨（并）满洲国？那是田中奏折说的，但是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满洲国什么时候成了殖民地？那么新中国就更是苏联的殖民地了”、“如果一直那样发展下去，是多么富裕的地方”、“要是东三省一直在日本人的打理下发展，现在不知是咋样？！”、“满洲国万岁”、“滿洲國就是滿洲國嗎！還用加上一個什么‘偽’字！”、“满洲国和日本关系比较密切，正如苏联和中国关系密切”、“一切1949年以后移民东北的关内中国人我们均不承认其东北人身份。驱逐他们”、“如果日本不走，满洲会是当今亚洲第一强国。中国人被日化怎么了？同化别人的民族，为什么就不能被更进步的文明同化？”（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929832）

——难怪文匪宣扬“中国融入世界”、俞可平说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上只有中国人说要“融入世界”，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说要“融入中国”。单方面的“融入”实际含义是中国被吞并，被消灭，被消化）。

——难怪文匪叫嚣：“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难怪文匪要大肆美化汉奸，大肆宣扬《色．戒》。

——难怪文匪要把汉奸文人的作品塞进教科书。

……

这一切说明文匪已经开始在为下一轮亡国做舆论准备。

中国汉奸多是因为中国文人汉奸多。中国文人汉奸多是因为中国文人汉奸思想多。中国文人汉奸多是因为“学而优则仕”造成了汉奸必须的客观存在：文匪的生存取决于权力而不取决于谁给的权力，对权力的依赖甚于对民族的依赖

六．总祸根是“学而优则仕”

1．“学而优则仕”导致文匪治国

如前所述，“学而优则仕”彻底排斥了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学”是闭门读书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优”是少数权威作出判断的主观活动，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仕”是两个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的主观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样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既然从头到尾都与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无关，那就不需要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不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学而优则仕”确立了凭权威的主观认定判断是非的原则：“优”不“优”完全由少数权威主观说了算。他们认为“优”就“优”，他们认为“不优”就“不优”。

这就好比一群瞎子摸象，有的说象绳子，有的说象柱子，有的说象堵墙，有的说象根棍……吵来吵去的结果是谁拳头大听谁的，他说象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此以后一代代的小瞎子和靠在瞎子堆里混饭吃的不瞎装瞎的都按这拳头大的瞎子王说的去理解“象”，不管实际的象是什么样——这就是“学而优则仕”原则：是非曲直由权威（拳头大的瞎子）主观说了算。之所以说了算是因为有权威（拳头大），而不是因为符合实际。

“学而优则仕”的是非曲直不取决于实际情况，只取决于少数权威。确立了“学而优则仕”，判断非曲直就成了比权威：谁权威大谁有真理。“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立刻就被“意识决定存在”的原则排斥了。结果就是不再有“实事求是”、“客观实际”，只有“权威认定”、“权威判断”。这个原则一确立，文匪就取得主宰是非判断的“话语权”，文匪治国的一切就都不可避免了。

中国社会现在的种种腐败堕落、假冒伪劣、剽窃抄袭、撒谎诈骗等等，从决定“没有文凭不得当干部”、确立“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

2．“学而优则仕”是阶级划分和阶级压迫的工具

“学而优则仕”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精英士大夫阶级”和“庶民草根阶级”。“精英”是“优等人”、“上等人”、“精神贵族”；平民是“劣等人”、“下等人”、“精神贱民”。

“学而优则仕”规定只有“精英”才有资格掌握权力，必须由“精英”支配普通人的命运。这就制造了不平等，制造了阶级和阶级压迫。

一个“学而优则仕”，连争辩的机会都不给，不由分说便剥夺了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一切政治权利，把他们从主人翁的位置一棒子打下来，沦为“素质低下”、“没有竞争能力”、“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活该被“淘汰”、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就这么个“学而优则仕”，一下子就剥夺了普通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和机会，一枪不放、不动声色便颠覆了整个社会的根本结构，建立了文匪“精英”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专政独裁。

中国社会今天的一切不公正、巨大的贫富对立、“先富”的骄奢淫逸、“弱势群体”的悲惨等等，从决定“没有文凭不得当干部”、确立“学而优则仕”的原则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

3．“学而优则仕”是政变的工具

用不着评价功过是非，用不着搜罗罪状，用不着编织罪名，用不着辩解争论，甚至用不着费心解释，一个“学而优则仕”便把毛泽东时代经过实践考验的工农干部一网打尽，把毛泽东时代建立起的“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发现人才、通过实践检验人才”等行之有效的真理检验标准、人才发现使用检验标准等一扫而光，从此只认书本理论不认实践经验，只认理论脱离实际不认理论联系实际，只认纸上谈兵不认实事求是，只认“赵括”不认“廉颇”，只认文匪不认人民。这就用“学而优则仕”消灭了一切政敌，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

不搞“学而优则仕”、认可“实践出真知”，文匪们要获取政权便要面对十三亿人的竞争。搞了“学而优则仕”，轻而易举便消灭了绝大多数竞争者，把竞争对手从十三亿变成不过几千万。继续玩弄这个把戏，一点一点加码，就能名正言顺地把剩下的竞争对手逐一淘汰出局，确保有资格的人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伙：“专业对口”、必须是学经济、管理、法律、文史、社科的；“文凭过硬”、必须是“一流大学”出来的；“与世界接轨”、必须留过洋进过“常春藤大学”的；“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就这么绕来绕去，大概最后有资格文匪治国的只剩下“北大党”、“北大党光华帮”、社科院、党校之类的“嫡系主力”了。所以“学而优则仕”不但是过去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而且是将来的权术斗争的工具，足以消灭今后一切对手、一切异己。

4．用“学而优则仕”迫害“实践第一”，对革命历史反攻倒算打击报复

“《将帅名录》中１６０３名将帅中，上过军校的不多，像刘亚楼和李天佑那样吃过黑面包的更少。大多数将军别说大专文凭，有的连小学文凭也没有。有些人在广州读过黄埔，有些人在延安上过抗大。可在前几年兴起的‘文凭热’中，国家教委可能是疏忽了，或者是认真地考虑过了。当年在延河之滨读过各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学历在各类正式表格中，都不屑一提。”（摘自《雪白血红》第２０章：金秋）

不承认身经百战的将军延安时期的学历；逼参加过“两弹一星”工程、实践经验丰富的人为考职称放下工作拼命复习外语；用外语刁难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复习的工程技术人员获得职称……这一切本质上是对“实践第一”公而忘私积极工作的人的打击报复：叫你为公不为私，叫你不为自己谋利益……

5．“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规律

⑴．“学而优则仕”=“何不直接就吃屎”

有个笑话对联：

上联：“天上下雨不下水，雨到地上变成水，变成水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下水。”

下联：“人们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

“学而优则仕”的发展规律同样是“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学而优”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则仕”。

文匪“学而优则仕”的真正目标是“仕”——持权抢劫。整个过程的本质是利用“知识教”把软权力转化成硬权力的过程。“仕”是目的，“学”和“优”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学”和“优”都不需要客观检验而只需要主观认定，而要改变主观认定是很容易的事，不过是“一念之差”。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当然越越简便越好，见效越快越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尊孔时代的“学而优则仕”学的考的内容一致，标准一致，政出一门，还容易有点控制。崇洋时代的“学而优则仕”全乱了套，学什么考什么政出多门，是个滥竽就能充数。既然如此，那最经济、最省事的“学而优则仕”当然是学不需要客观检验、凭主观发挥就能说了算的东西。具体就是不学理工学文科——学理工“优”不“优”得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成果说话，做出成果不容易，而且如果有假多少年后都能检验出来。而且理工专业本身的性质是创造财富，专业对口的职位都不容易持权抢劫财富。学了理工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去搞容易抢劫财富的职位如管理、经济、金融、法律等等总难免背个“不对口改行”的包袱，不如学文科的那么容易名正言顺地“直接就吃屎”。而学文科就没这许多麻烦，“优”不“优”全凭主观发挥，不需要客观检验。只要善于引章摘句信口开河妙笔生花天花乱坠博得权威欢心，哪怕论证“一个章子怡=一万个孔夫子”也照“优”不误。难怪“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这完全符合“学而优则仕”的发展大方向：“何不直接就吃屎”。

“学而优来多麻烦”。要省事，与其在“学什么”上做手脚，不如在“如何优”上做手脚；与其选择能偷懒、容易忽悠的文科专业，不如设法让把关的高抬贵手、一下子就蒙混过关实现“优”。

既然“学而优则仕”的“优”不“优”完全取决于少数权威的主观判断，与客观实践无关，那么只要打通门路，使握有权力的权威直接认定自己“优”，那立刻就“仕”了，哪还用得着犯傻象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那样拼命学习？

过去科举考试规则严格，作弊会杀头。如今开放了，宽松了，自由了，一切都可以花钱买了。只要能抓住老鼠，什么样的猫都可以；只要能够“仕”，什么样的“优”都可以。于是就有了买卖文凭、权力文凭、关系文凭、明星文凭……“中国博士总数已经超过美国、一半以上在当官”，博士帽成了乌纱帽的装饰和点缀。过去国民党滥发钞票，如今文匪滥卖文凭，文凭如废纸，文匪大泛滥，博士满街走，教授不如狗，“学而优”完全成了商品交易的讨价还价。“学而优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去买‘优’”，同样体现了“变成屎来多麻烦，何不直接就吃屎”。

明白了“学而优则仕”与“何不直接就吃屎”的关系，就不会对“最年轻市长”、“最年轻县委书记”之类大惊小怪。去掉了“实践检验”这条客观标准，“学而优则仕”的“学”是装装样子的，“优”是装装样子的。“基层经验”是装装样子的。“群众推荐”同样是装装样子的——在所谓的“基层单位”混了几年资历与在基层组织群众带领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根本不是一回事。上述一切都不过是装样子，只有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则仕”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学而优则仕”前提下的“干部年轻化”可以年轻得没边，将来说不定还在上学就“学而优”，可以“则仕”了——只要“权威”认定，溥仪三岁就能当皇帝，正在上学便“学而优则仕”算什么？

“学而优则仕”演变成“何不直接就吃屎”，“学”也毁了“仕”也毁了，什么“优”都没了——如果做学问做出了成就便改行当官，那就把专业废了，是浪费人才。如果做学问是假、当官是真，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压制了人才。所谓“学者型官员”根本就是骗局：是真学者就当不了官员，当了官员就不是真学者。又当学者又当官员，又立牌坊又当婊子，非驴非马不骡子，不伦不类的文匪骗子，无非是如今当官的名声太臭，想借“学者”的“知识神”的神气冒充门面改变点形象而已。“学而优则仕”时髦了，做学问的都没心思做学问，都拼命钻营当官，学术变权术，整个学术界全得垮。靠主观夸张而不靠实践检验、攀上权威就能当官，全部努力都用在打点好权威上，谁还肯老老实实联系实际为老百姓做事？里外里一算帐，“学而优则仕”的实际效果必然是既毁灭“学”又毁灭“仕”，实际是毁灭一切——如今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教育界的腐败、官场上的腐败、社会上无孔不入的腐败根子就在于“学而优则仕”。

⑵．文匪变土匪，走向法西斯

“学而优则仕”变成“何不直接就吃屎”的结果是“学”和“优”都越来越退化——既然一切都是靠权力说话，那“学”就用不着好好学，“优”也用不着当真“优”，反正是装装样子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学而优则仕”，越离不开权力说话，“学”和“优”越退化；“学”和“优”越退化，越讲不出道理，越离不开权力说话，“学”和“优”越可有可无，结果就更退化。

文匪把“学而优则仕”的理论强加于人一开始除了靠权力外还能靠诡辩，靠能言善辩娓娓动听似是而非的本领——那时还能弄出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迷惑人。但等达到目的权力到手就再也用不着如此煞费苦心了，因为一是文匪无法自圆其说了，二是文匪可以用权力说话了。

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学而优则仕”跟实践可一点关系没有，完全违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坚持实践第一，为何“学而优则仕”？

用权力说话——文匪解释不了的自相矛盾就干脆“不争论”，用权力强行禁止一切不同意见。

文匪一旦开了这个头就再也收不住了：越无法自圆其说就越靠权力说话，越靠权力说话就越无法自圆其说。这使文匪的诡辩能力也越来越低下，“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如今文匪的文章从头到尾不是空洞的概念术语就是蛮横的论断帽子，半点摆事实讲道理没有，半点以理服人没有。如此浅薄无聊蛮横低劣的东西全靠有权力撑着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比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著名学者、京鼎律师事务所学术顾问王占阳”（注：一上来就头衔一大堆，官衔一大堆。《琵琶行》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文匪是“官衔头衔三两筐，未曾开口先装腔”）最近在《中国与世界观察》发了篇文章《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危险期》，一口气下了一连串断语，如“我国错过了重要发展机遇期”、“如果建国初期采取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本来是有机会搭便车的，但这个机会却被毛泽东的‘一边倒’给弄丢了”、“现在的‘救市’实际几乎已经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后机会了”……所有这些断语没有一个给出证据，完完全全“我说是就是，不是也是”，充分体现了文匪“意识决定存在”的专横。张维迎说“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岂止是投票，根本是“文匪论断不需要证据”，所以才会“不争论”。

这种只给断语、不给论据的背后逻辑是“权力说话”——我有权，所以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别想跟我争辩。

（张闳咒骂“愤青”的话拿来描述文匪的这种专横论断正合适：“文匪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文匪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

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文匪根本就没指望以理服人。写文章不是为了让人信服，而是简单通知你：这是老子的意思，你们都得照这个路子想，不许说三道四！到了这个地步，文匪已经不是在写文章论述什么，而是在下命令。更确切地说，是车把式在吆喝牲口：“得儿！驾！喔！吁！”——叫你走就走，叫你停就停，给你指令你只有照办的份，根本不需要讲什么理。如果是讲理，哪有只给论点不给论据的？

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里有这样一个情景：给个手势，全场一齐鼓掌欢呼；再给个手势，全场一齐闭嘴。文匪如今这种“只给断语、不给证据”的“ 文章”等效于那个手势：告诉你，该欢呼了；告诉你，该闭嘴了。

这其实意味着文匪在理论上已经彻底破产，无理可讲，只能靠赤裸裸的权力即暴力维持统治。此外就是金钱收买（所以通化警方破案要靠“不怕花钱买情报”）。而这一切从本质上讲是统治者越来越低等动物化——动物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不需要思想。要招苍蝇就给蜜糖，要赶苍蝇就给巴掌。纯粹靠大棒加胡萝卜的软硬兼施是对付苍蝇、放牧牲口的办法。当统治人的手段退化到对付苍蝇、放牧牲畜的水平，那就标志者统治者自己已经丧失了思想上伦理道德上一切能力和储备，退化得跟没有思想的低等动物差不多了。“耗子扒秤杆——拿自己称人家”，所以才会只知道用驾驭低等动物的办法维持统治，而且是文武倒错的统治：对手无寸铁和平请愿上访的老百姓，它动武；对全副武装侵占领土领海的侵略者，它拽文。

美国金融危机里有一种“金融陷阱”：我保险你，你保险他，他再保险我。表面上层层保险，实际上谁都保不了谁，一旦出问题全部赔光，只是给人以“层层保险”的假象、能忽悠外行而已。

文匪的断语在逻辑上其实跟这种“金融陷阱”是一个味：我的论断证明你，你的论断证明他，他的论断再证明我——“狗咬尾巴——团团转”，其实谁也没有证明谁，因为没有一个论断有实实在在的事实根据，全是“空对空”玩弄概念游戏。这是文匪“意识决定存在”蛮横逻辑的特产。

文匪沦落到这样完全靠权力、靠文字游戏概念游戏下断语本身证明“文匪无文”了，软暴力玩不转了，只能靠硬暴力强行镇压了，文匪变土匪了，文匪治国变土匪治国了。这正是法西斯的特征——“图穷匕首现”，全靠赤裸裸的暴力、靠恐怖维持统治。

毛泽东早有预言：共产党一旦变修就必然变成法西斯。看看文匪的表现，果不其然。

6．“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错误正反馈”机制

“学而优则仕”确立的原则是少数权威说了算，也就是说凭少数权威主观认定来判断是非的原则。从“学”到“优”到“仕”都是主观活动，不受客观实践的检验。这个决策机制相当于“惯性导航”机制，决策全过程自主进行，完全封闭，不受外界影响（然而惯性导航系统的初始数据仍然是从外界输入的，并非绝对不受外界影响）。这就决定系统内部的误差是不断累积的，得不到修正。不管系统加工如何精密、可靠、严格，在无限期长期运转条件下（如星际航行）累积的系统误差迟早会大到不可容忍。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系统加工不精密、不可靠、不严格呢？那用不着长期使用，立竿见影就出毛病——如果是导弹，那就要变成“无控火箭”乱飞乱炸。如果是决策系统，那就要变成瞎拍脑袋瞎指挥。

导航正确离不开从客观的参照系统取得可靠的信息反馈。决策正确同样离不开从客观的参照系统取得可靠的信息反馈。决策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不可能每项信息都亲临一线直接获取，最大量的信息都只能通过别人获取。而别人提供的信息对自己来说就不是第一手，而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更多。不管是第几手，不管是谁提供，关键是信息必须符合实际才有意义。符合实际的信息只能来自处于实际的人。而处于实际的人只能是亲身实践、时时生活在实际中的实践者——普通老百姓。实际不实际，身在实际中的人最清楚。脱离实际的人永远不可能比身在实际中的人了解得更多更具体。所以要获得大量符合实际的信息就离不开身处实际中的人。这意味着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决策机制才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最大量的尽可能地符合实际的信息，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决策失误。

“学而优则仕”把文匪置于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地位，既不肯参与创造财富的实践也不屑与普通劳动者平起平坐，既不懂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也无法实事求是获得客观的信息。文匪既不懂又不了解情况，碰到问题只能搬书本拍脑袋，只能瞎指挥。“学而优则仕”确立的“意识决定存在”的原则使文匪可以根据任意凭主观想象和需要编造的“事实”决策；使文匪不需要客观实践的检验，把不管怎样荒唐的馊主意都能变成决策通过政权机器强制推行。“学而优则仕”给予了文匪“知识神”的“神代表”地位，使文匪不管决策如何荒谬、如何不切实际、效果如何坏都不必负责，不必因决策荒谬而受惩罚。文匪瞎指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祸国殃民的代价为零，所以文匪根本不在乎瞎指挥。

文匪的一切都为了当权，而文匪当权的伦理根据是“知识神”的“神代表”。既然如此，文匪就绝不会、也绝不能承认任何错误。只要承认错误，那文匪“知识神”的“神代表”一贯正确、无所不知神话就要破产，就会危及文匪的权位，这是文匪绝对不能容忍的。文匪的最高利益使文匪不管如何决策荒谬都必然决不承认，更不改正，而只能讳疾忌医、固执到底、委过于人，用新的瞎指挥掩盖旧的瞎指挥，用新的错误掩饰旧的错误；结果是用新的瞎指挥放大增强旧的瞎指挥，用新的错误放大增强旧的错误，形成“错误正反馈”。

不仅如此，“学而优则仕”还制造出一代又一代以“神代表”自居的“仕”，使这种“错误正反馈”的机制迅速扩散、不断加强、不断扩大——自己就是靠“学而优则仕”的权威主观认定才当官的，一旦权威的主观认定原则被否决了，自己的一切也就全完了。就凭这一点，自己也决不能允许“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受到任何挑战，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实事求是”挑战靠“学而优则仕”当官的权威，否则自己的地位立刻受到威胁。这就使任何当官的即便想实事求是纠正失误也决不被体制中人所容忍，使任何修正错误都成为不可能。——看今日明知GDP主义错误，明知统计数字造假，明知楼价虚高，明知贪污横行……种种荒谬，但即便有人想改变，改变得了吗？因为“学而优则仕”的体制造成的利益格局不能容忍任何实事求是的趋向。也就是说，一个“学而优则仕”爆炸式地扩散出了无数更多的“学而优则仕”，决策错误形成了“癌扩散”，形成了“快速链式反应”，不到整个社会再也承受不住、崩溃坍塌决不会停止。

“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一个只能犯错误、一个错误必然导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只能不断增强错误、不能从根本上修正错误的走向自我崩溃的机制——过去的“千年怪圈”就是这么来的。如今不过正在重蹈覆辙而已。

“学而优则仕”是文匪治国的总根源，而文匪治国必将导致国家崩溃。

七．归根到底是认识论

1．哲学是诸学之王

文匪治国的理论根据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理论根据是“知识教”。“知识教”的理论根据是“人的知识来自书本，来自主观活动”。问题的本质是“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归根到底是认识论问题，是哲学问题。

哲学乃诸学之王。毛泽东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现实世界的一切问题追本溯源最后都要归结到哲学问题。一切实际的理论都必须有哲学根据，必须能从哲学的高度说清说透。哲学上没有根据的学说是伪学说。没有哲学垫底的论述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什么生命力。哲学上站不住脚，一切具体结论都跟着站不住脚。猫论也好，摸论也好，代表论也好，和谐论也好，“道德的血液论”也好，折腾论也好，从哲学的角度看全都狗屁不通，毫无分量，不值一提，尽管一时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大风起兮‘尘’飞扬”、甚嚣尘上一阵子，但等风头一过就尘埃落定，终归是一抔黄土烂泥。（整天吃喝玩乐打牌赌博的矮冬瓜土地怪和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伟人相比谁更有哲学底蕴？贬低手不释卷的，吹捧天天打牌的——当代的“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

中国之所以有“千古怪圈”，是因为有“千古神话”。“千古神话”之所以能千古，是因为其根据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知识教”。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始终没有突破唯心论的认识论，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统治者换了又换，朝代变了又变，“知识教”却始终没变，“学而优则仕”始终没变，文匪治国始终没变，“千古怪圈”也就始终没变——每一个怪圈都伴随着不知多少内战外患、杀戮死亡、痛苦毁灭。几千年的所有损失加起来不知该有多大。不知多少人试图打破这个“千古怪圈”，一劳永逸地结束这没完没了的破坏，但不管如何绞尽脑汁也终归失败，始终跳不出这个怪圈。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突破“知识教”、“知识神”这一唯心论的认识论。可见没有思想上哲学上的突破，任何努力到头来都不免付诸东流。

2．血淋淋的认识论

中国历史几千年，唯有毛泽东第一次运用唯物论的认识论挑战唯心论的认识论。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系列著名的有关论述，如《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系统地、全面地、彻底地阐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知识教”的核心理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一切实际工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

但是毛泽东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为人们所承认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代价巨大的过程，而且是被迫的。唯心论的认识论统治了中国几千年，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已经习以为常，不由自主就成了俘虏，对毛泽东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尤其毛泽东的主张净是让知识精英受不了的主张，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开辟农村根据地……于是理论权威们把毛泽东斥为“狭隘经验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列主义”，罢了毛泽东的官，夺了毛泽东的权，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洋专家”、懂得“现代化正规化”的“知识权威”来指挥一切。结果是根据地全部丧失，三十万红军剩下不到三万，不得不长征——三十万条人命才换来了一个共识：毛泽东是对的。几十万条人命和全局覆没的极端严峻现实才迫使人们承认了毛泽东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论的认识论在中国仅仅前进一小步都需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几十万条人命的血淋淋的代价。

当年三十万条人命和无数惨痛换来了一个共识：毛泽东是对的。如今三十年的时光和无数惨痛换来了又一个共识：毛泽东是对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对的。毛泽东早就看透了：中国不破除文匪治国就不可避免陷入又一个“千古怪圈”；要破除文匪治国就必须破除“学而优则仕”；要破除“学而优则仕”就必须破除“知识教”；要破除“知识教”就必须彻底破除唯心论的认识论；要彻底破除唯心论的认识论就必须文化大革命。如今如此理解毛泽东比当年遵义会议认识到“毛泽东是对的”更彻底，代价也更大——十几亿人三十年的折腾，而且不知道今后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唯物论的认识论”乍一看似乎是很轻松平常的一句哲学术语，但背后的份量惊天动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唯心论的认识论”、“意识决定存在”这样的话听起来似乎无害，但一结合到实际，那就意味着“我说工农劣等就是劣等”、“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精英是高级劳动，工农是低级劳动，高级劳动就应该高工资，低级劳动就应该低工资”、“必须牺牲三千万老工人”、“被就业”、“被增长”、“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还有涨价的空间”、“我说不是尘肺就必须不是尘肺，就必须按不是尘肺处理。谁敢开胸验肺就吊销谁的医生执照”……人们往往到这种时候才会有切肤之痛：唯心论的认识论是多么血淋淋的狰狞东西。

当年文匪否定毛泽东、掌握话语权、夺取政权的大政变就是从哲学的认识论开始的。文匪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争论，用歪曲虚构的“实践事实”以“检验真理”为名取得了否定毛泽东的突破口，由此开始全面妖魔化毛泽东、篡夺了政权。等文匪掌握了话语权的软暴力和政权的硬暴力，立刻“不争论”，不准再有任何不同声音。

哲学不是象牙之塔里少数文人闭门造车的附庸风雅，而是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而过去许多人（包括我）对认识论的争执掉以轻心，觉得“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大问题，没想到哲学上的争执后果会这么严重，后劲会这么大。如今中国老百姓尝够了文匪专横跋扈、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上访无路、诉求无门的苦头，才猛然意识到：唯心论的认识论竟然如此凶残狠辣，实实在在“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3．没有“知识分子”，只有“知识骗子”

号称“包医百病”的药必定是假药。号称“包医百病”的人必定是骗子。号称“无所不知”的人必定是知识骗子。号称“知识分子”同样意味着号称“无所不知”，同样是知识骗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英语是intellectual或Scholar。但从不见国外有谁自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cholar，只见具体道出自己的职称或学位：教授Professor、老师 Teacher、工程师Engineer、博士Doctor，等等。这是有自知之明的用语，表示只承认自己拥有某一部分知识，但不是无所不知，所以不会用癞蛤蟆打哈欠般的口气标榜自己是独家代理“知识”的“知识分子”。

同样，中国有真才实学的人也并不爱自称“知识分子”。这样的人都老老实实直呼自己的职务和专业：机械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外科医生、数学教师……这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和自知之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自称是“老虎吃天全部包圆”的“无所不知”的“知识分子”。

只有骗子才开口闭口自称“知识分子”。这种用语不但浸透了傲慢与偏见，而且实际是公然侮辱大众：你是“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分子”；你属于“知识界”，意思就是说别人都属于“无知界”；你是“知识型”，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型”——开口就把中国人分成两大类，一类划分为“知识分子”，意思就是“知识”都纂在这类人手里，那其他人可不就只能被划分为“无知群氓”？（这种划分就成了如今“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理论基础”：“知识精英”优于“无知群氓”，所以应由“知识精英”统治“无知群氓”；应由“知识精英”白白占有“无知群氓”的劳动成果。）

如果当着某人面说：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这算不算骂对方“不是人、是畜生”？算不算“侮辱人格”？算不算“侵犯人权”？算不算犯罪？面对全社会自称“知识分子”，别人稍有不同意见就说别人“暴民”、“反智”，这在逻辑上与“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的辱骂没什么两样，而且侮辱的是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的旧中国，有书本知识的人自称“知识分子”还勉强说得过去。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中学毕业，个个都有书本知识，个个都算“知识分子”。现在任何人再以“知识分子”自居就是污蔑兼诈骗——你有什么权力宣布别人“无知”？你的“知识”能比别人多到哪里去？人生必备的通用基础知识中学里都教了，再往上就是专业教育，无非是沿某个犄角旮旯别人不大去的地方往下钻，获得某个独门领域里的特殊知识。而专业知识只能在专业领域里称王称霸，出了那个专业耗子洞你那个专业知识就不算数了，就没什么是只有你懂别人不懂的，就只能以通用基础知识为标准衡量知识水平。不管什么学位，在通用基础知识领域即常识范围内大家的教育程度都一样，都是中学水平，谁也不比谁高多少低多少，都一律平等。

还不止于此呢。

真正有知识必须既会读“书本知识”这“有字之书”，又会读“实践经验”这“无字之书”。只有两种书都读过、读两种书的本事都具备的人才能叫“有知识”。只会读“有字之书”是“半瓶子醋”，而且还是小半瓶子——因为只会捡别人的二手货，非得等别人读“无字之书”读懂了、吃透了、写成“有字之书”了才会坐享其成——有的甚至连坐享其成、读懂“有字之书”的本事都没有，还得经过老师在课堂上揪着耳朵往里灌这一道工序才勉强能硬填进肚子里若干——假如没有因消化不良吸收不畅而被排出体外的话。如此“小半瓶子醋”靠“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混上几年混出一纸文凭、几篇“论文”、读“无字之书”的本领半分没有便居然“老太太触电门——抖起来了”，便以“知识分子”自居了，实在可笑之极，虚伪之极，卑劣之极。所以如今凡自吹“知识分子”的必是“文氓”（文化流氓），是知识骗子，是文匪。

“知识分子”不是职业——哪个招工广告会写“招聘知识分子一名”？

“知识分子”不是身份——哪个身份证上会填写“身份：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不是专业——哪个文凭上会填写“专业：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说到底只是一种变相的贵族封号——“精神贵族”，专门用来炫耀和唬人：我是“知识分子”，“高等人”。在这里“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头衔，一种地位标志，也是一种圈套、一种政治伎俩：把所有读过书的人都用“知识分子”这根绳绑架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真有“荣”了未见得与人分享，倒是要“损”、要倒霉了却不忘拉个垫背的）。

“知识分子”是“知识教”教徒的自称，是“知识神”的“神代表”的大名。

如今“知识分子”一词已经成了一种类似黑社会帮派标识的东西。一说“知识分子”，那就跟流氓认同伙差不多：大家都是“知识教”中人，自家人，应该互相提携，共同对外。不管是谁，敢在“知识分子”头上动土就不行，就是“迫害知识分子”，就必须同仇敌忾一窝蜂——欺负工人可以，欺负农民可以，惹了“知识分子”就不行，就是“政治迫害”，就要大吵大闹——全世界除了中国文匪，还有哪个国家有这种刁蛮逻辑？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今“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跟“小姐”一样，早变味了。（见附录： 五一寄语：珍惜生命，远离中国知识分子）

顺便摘录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若干评价：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因为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他们过于思虑个人的利害，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们想着，想着，有利于自己者才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者，即使肯做，也常不彻底，不真诚，不负责，以至于败事而无所成就。”“他们是专门为自己打算盘的所谓‘聪明人’，这种‘聪明人’是绝对做不出有利于人民的事业的。”“他们会用‘聪明’作钢刀，见血去杀人；他们也会用‘聪明’作软刀，杀人不见血。他们想来想去，终于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却能做出有害于国家的坏事。”

4．毛泽东怜悯了毒蛇一样的恶人

对唯心论的认识论，毛泽东曾深受其迫害，也深有体会。毛泽东的一生充满着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斗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知识教”、对“知识教”造成的“千古怪圈”、“千古神话”、“千古骗局”等的本质早已洞若观火，对文匪治国的危害一清二楚。

毛泽东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说：“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这说明毛泽东早就认识到构成前苏联最大危害的人来自两大类：官员和文人；认识到这二者全是“文人精英”，全是高等院校的产物，体现的是“学而优则仕”、“精英治国”、“精英创造历史”、“精英才有知识”——归根到底还是认识论的问题。

毛泽东不止一次用唯物论的认识论对中国的“知识教”进行严厉的批判：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老粗出人物”、“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

……

从上论述看，毛泽东早就看透了中国文匪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本质。以毛泽东的渊博，既然看透了这些，就不可能看不透中国的“千古怪圈”、“千古骗局”，不可能不明白中国文匪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是被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危害而无丝毫进步作用的寄生虫。

用“使中国不挨打”、“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为标准衡量，文匪属于最劣等。按照文匪“优胜劣汰”的逻辑，如此劣等根本就应该被彻底淘汰、彻底消灭。

但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而是“包下来”、“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

毛泽东曾教导人们不要怜悯毒蛇一样的恶人，但毛泽东自己却对中国文匪动了隐恻之心：没有严厉惩处、斩尽杀绝，而是决策把苍蝇改造成蜜蜂、把毒蛇改造成蚯蚓——在毛泽东时代，“唯心论的认识论”只算“思想认识问题”，不算错误，不算立场问题，更不算罪行。说谁谁谁犯了“唯心论的认识论”，就好象说谁谁谁伤风感冒、脸没洗干净一样，不算什么大事。如果毛泽东老实不客气把“文匪治国”、“千古怪圈”、“千古骗局”的危害系统化、理论化，上升到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的高度警告全党全国，把几千年文匪治国的“千古怪圈”带给中国老百姓的一切死难损失加到一起算总帐，当着中国老百姓的面彻底清算一番，文匪们还能那么容易卷土重来吗？

事实证明，“把苍蝇改造成蜜蜂、把毒蛇改造成蚯蚓”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千辛万苦改造了几只苍蝇，却给了更多的苍蝇埋伏下来的机会；千辛万苦改造了几条毒蛇，却使更多的毒蛇逃避了被冻僵的命运，缓过劲来之后立刻露出毒牙反噬。

鲁迅说：“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毛泽东当年手下留情、对表面上“何等地老实”、毕恭毕敬，实际上心毒如蛇的文匪“给出路”。结果呢？

“何等地老实”、“无害而可怜”们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靓女先嫁”、“冰棍”、“烂苹果”、“吐唾沫”、“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号称“清廉”，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请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

下岗工人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

毛泽东当年对文匪“包下来”，如今文匪绞尽脑汁编造各种弥天大谎无孔不入妖魔化毛泽东还不算，还公然叫嚣要对毛泽东“灭九族”——凯迪论坛明目张胆开专坛公开讨论如何把毛泽东一家人连同毛泽东的拥护者一起斩尽杀绝：

——“毛家后人必须付出代价！项羽族秦，是个好的榜样，起码2000年内，残暴如秦始皇的一个也不敢有。毛左将从此灰飞烟灭，大汉民族可走上正轨了。在毛下暴令的时候，他后代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无可挽回，杀了后，后世再无人敢做此残暴之事！”

——“所有问题都是毛一人所起，族（杀）毛所有的直系子孙，基本可消民愤。这点看上去很难，但是唯一救这个民族的办法，并彻底解毒！毛新宇可能是个假货，要DNA确定一下，不是毛的儿子的话可以放过！”

——“希望大领导能理解这个建议，一剑破解现在的困境，就是要用毛毒余血来祭我大汉民族再次腾飞的大旗。”

——“秦王残暴，天下人反之，项羽族其50多个子女，故秦始皇无后，历代再无君王敢效仿秦。……也许现在已经彻底沉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早点解决吧，把余毒清掉吧！”

——“中国网络上的毛左分子也就几百个，占着各大论坛，强奸和要挟民意，这些人，应该像对待法西斯分子一样立刻狙杀！”

——“杀死几十个人，可化解中华民族60年来亿万人民的心结，这是必须的。”

——“处置毛左，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手段，不能再让毛左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

……

（注：原文地址：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861975凯迪论坛已经把这个杀人专坛隐蔽起来了。但这个杀人专坛版主zumao[显然意为“族毛”]仍然在凯迪论坛到处上窜下跳，把他在杀人专坛里的东西几乎一字不改地“化整为零”到处散发，一路畅通无阻。可见其与凯迪论坛不过在演双簧，闹大了就改头换面换个地方继续喧嚣杀人。）

如此杀气腾腾的血腥叫嚣公然出现在号称“客观、公正、理性、宽容”的凯迪论坛上，而且叫嚣者未受任何惩处，继续坚持用zumao（“族毛”）的名字到处煽风点火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凯迪论坛这个文匪窝的立场，更说明大权在握的文匪们的立场——在任何真正的法制国家，公开叫嚣“杀人”、“灭九族”的杀人狂岂能逍遥法外？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骂“粪青”“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这些话用来描述反毛文匪才正合适——上述“族毛”叫嚣可不是“已经接近病态”、“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吗？怎么这时候张闳就视而不见呢？文匪所谓的“客观、公正、理性、宽容”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历来对放弃抵抗的敌人都要“给出路”，文匪从来不给老百姓活路；毛泽东对文匪手下留情，文匪要灭毛泽东的九族——一边口口声声“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和谐、宽容、法制、公正”，一边公然开辟杀人讨论专栏纵容鼓励人们学封建帝王法西斯——这就是文匪。

文匪反毛泽东是持权抢劫的利益需要，是保护唯心论的认识论的需要。

文匪不创造财富，靠持权抢劫掠夺财富为生。文匪“持权”全靠“知识教”，靠用“知识神”的软暴力攫取政权的硬暴力。“知识教”的核心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因此唯心论的认识论是文匪的生命线。

毛泽东最令文匪不可容忍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取得政权之后拒绝让文匪象历代文匪一样“学而优则仕”、打断了文匪的“千古怪圈”、不准文匪持权抢劫，而且在于毛泽东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彻底破了文匪的“千年神话”，粉碎了文匪的“知识神”。

毛泽东为了救国救民，必须遵循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办事，必须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必须坚持“实践出真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就推翻了文匪“书本出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精英创造历史”等“千古神话”，颠覆了“有书本知识=有知识”的迷信，粉碎了“知识教”的基础，使文匪再也不能靠当“知识神”的“神代表”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这就粉碎了文匪最有力的软暴力武器——唯心论的认识论，彻底摧毁了文匪为匪最有力的作案工具，摧毁了文匪靠“学而优则仕”当官掌权持权抢劫的基础，掐断了文匪持权抢劫的生命线。

文匪招摇撞骗的吃饭家伙被毛泽东缴了械，从不可一世的精神上帝变成了文化泼皮，再也没法挥舞“知识”、“学术”的旗帜糊弄人，再也不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文匪对毛泽东才那么刻骨仇恨。

鲁迅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对文匪来说很不幸，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实在毫不留情，实在无懈可击，实在没有任何歪曲的余地，实在无法象对待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把毛泽东变成无害而有用傀儡。既然毛泽东思想“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为零，那就只有铲除。文匪疯狂反毛，根本原因是只有从老百姓心目中彻底铲除毛泽东的认识论，才能继续维持“知识教”、恢复自己“知识神”的“神代表”身份，才能继续持权抢劫百姓。文匪决不能允许中国人记得毛泽东，更不用说崇拜毛泽东了：不把毛泽东从历史上抠掉，文匪的“千古神话”、“千古骗局”就保不住——按照文匪的“知识教”，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把“愚昧无知”的群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从工人农民培养出百战百胜的将军、“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捏成了一个拳头，建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工业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傲人成就、禁绝娼妓、土匪、黄、毒、赌、消灭贪污腐化、普及教育、移风易俗……等等都是不可能的。承认了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文匪“精英创造世界”的“知识神”的神话就要破产——哪怕老百姓知道毛泽东曾经率领工农群众建立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污腐化的清廉政府这一历史，那也是对文匪持权抢劫的极大威胁。文匪凡是用“知识教”解释不了的东西就不允许存在，对文匪持权抢劫构成威胁的东西更必须彻底消灭，焚尸灭迹。文匪如此疯狂地仇恨毛泽东，如此不遗余力“妖魔化”、“非毛化”、“去毛化”，归根到底是自己的利益需要，是确保唯心论的认识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的需要——“血淋淋的认识论”。

5．要避免国家崩溃就必须废除“学而优则仕”，就必须用唯物论的认识论破除唯心论的认识论

文匪治国国必不国。中国只要文匪当权，“千古怪圈”必然重现，国家崩溃是迟早的事。在当代世界条件下，新一轮的国家崩溃不仅意味着“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而且意味着强权干涉、瓜分争夺，意味着民族危亡，意味着不知多少亿万人的痛苦和死亡。

不管中华民族是侥幸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就及时制止了文匪治国，还是侥幸大难不死，大灾难之后“从头收拾了旧山河”，有一点是肯定的：如今中国老百姓对文匪治国的危害已经看透了，领教够了，恨之入骨了。

尊孔时代培养的文人多少有点国家认同，在民族危亡之际大义凛然的为数不少，治学严谨的也不少。“文人”在老百姓心目中还比较有威信。许多人都习惯性地以为读书人有学问，明事理，说话可信，即便与“两弹一星”功臣不一样，那也相差不远。文革时期“反动学术权威”这个罪名一般引不起什么民愤。正因为有这种普遍的信任，当文匪搞“改革代价”、“牺牲三千万”之类时老百姓也咬着牙认了。而如今经过三十年的忽悠，中国老百姓算是把这伙“崇洋接轨”的文匪的五脏六腑连骨头缝全看透了：纯粹一帮挂了文凭的丧尽天良无恶不做的骗子土匪。

毛泽东对文匪手下留情，文匪要灭毛泽东的九族。文匪要跟毛泽东算历史的总帐，也就给了中国老百姓跟文匪算历史总帐的理由——要算就算个彻底的，把几千年文匪治国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加到一起统统算进去：“千古怪圈”造成了中国多少次社会动乱？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财产？多少次中国社会人口灭杀过半？几千年来加到一起看是多少亿？文匪治国导致中国落后挨打，所有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战乱破坏包括南京大屠杀、所有被文匪治国耽误断送的中国发展历史机遇……所有这一切全都要算到文匪的帐上，算到文匪治国的帐上——许你闹着瞎编毛泽东饿死多少人造成多大破坏，那就许我就老老实实统计你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把中国社会搞垮总共杀死多少人、造成多大破坏。许你算历史的总帐就许我算历史的总帐，看谁算得过谁？！

算完帐就一个结论：要避免“千古怪圈”的灾难就必须消灭文匪——当然，不是简单的肉体消灭，而是杜绝文匪滋生的条件。

要杜绝文匪就必须杜绝“学而优则仕”。要杜绝“学而优则仕”就必须破除“知识教”。要破除“知识教”就必须摈弃唯心论的认识论。要摈弃唯心论的认识论就必须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具体体现：

⑴．坚持实践出真知。不管书本知识有多少，没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前概不认帐。

⑵．用“行而优则仕”取代“学而优则仕”，彻底废除“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得当干部”的规定。

更严格地讲，选拔掌权的应该“要文化，不要文凭”，文凭越高越不能当权。

首先必须明确：世界上没有“总统专业”、“总理专业”、“部长专业”、“将军专业”、“局长专业”、“处长专业”、“科长专业”。也就是说，国家管理无专业。既然无专业，那就无文凭——没有“总统文凭”、“总理文凭”、“部长文凭”、“将军文凭”、“局长文凭”、“处长文凭”、“科长文凭”等等。

既然如此，那任何文凭所描述的专业都与当领导“不对口”，让有文凭的当领导全属于“改行”。

既然都是改行，那就没有理由把文凭作为提拔干部的先决条件。

有文凭的人如果货真价实，那就是该专业里的专家，改行当干部就是人才浪费。

有文凭的人如果浪得虚名，那就是无能之辈。把国家大事交给无能之辈是拿国事当儿戏。

另一方面，只要拿了文凭，那就意味着学有专长。“学有专长”意味着知识偏才。而国家管理需要的是公正，公正意味着不是偏而是全，是不偏不倚。知识结构偏，想不偏不倚都难。

因此有文凭、学有专长就应该老老实实在专长领域里呆着，可以当参谋，可以当幕僚，可以分管专长部门，但不可以主管全面当一把手——除非经历了长期改造客观世界实践，用事实成就证明了自己。

管理国家需要文化。文化不可无，但不可过——过犹不及。让文化程度不高于整个国家平均文化程度的人当权最容易实现公平公正——精神上没有高人一等的资本，不容易耍官架子抖威风，不容易草菅人命。

在人的眼里，蚂蚁是不存在的。在蚂蚁的眼里，人是存在的。所以可以说在人的眼里，蚂蚁的命不是命。在蚂蚁的眼里，人的命是命。人当权不会把蚂蚁当回事；蚂蚁当权必须把人当回事。所以人当权不会考虑蚂蚁的命，蚂蚁当权会考虑人的命。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看，只有请蚂蚁当权才会把所有的生命都当回事。让目中无蚂蚁的人当权蚂蚁的命就不是命了。

同样，让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蚂蚁的“知识精英”当权，普通老百姓的命就都不是命了。在工人农民眼里，“知识精英”是人。在“知识精英”眼里，工人农民不是人（至少不是跟自己同等的人，而是生命价值比自己低的“下等人”）。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时把“知识精英”的命当命——即便下放劳动进干校也给予种种照顾。“知识精英”当权时从不把工人农民的命当命——厉以宁一张口就“牺牲三千万老工人”和“八亿农民”；俞可平说49年前战乱不断、人命危浅的中国才是“以人为本”、有“人道主义”、“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没有受到严重的扭曲”；“主流经济学家”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干都可以”；吉林通化钢厂改制跟工人连招呼都不打——如果把普通老百姓的命当命，会这样肆无忌惮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想活命，想自己的命被人当成命，就不能让自以为命比自己高贵的人掌管自己的命——在“下等人”眼里“上等人”是人，在“上等人”眼里“下等人”不是人，只有“上等人”才是人。所以“下等人”当权会把“上等人”的命当命，“上等人”当权不会把“下等人”的命当命。里外里一算帐，普通老百姓认同“学而优则仕”就等于不要命，自己把自己的命拱手让人。真要“尊重生命”，凭这一条就应该让“下等人”当权，而决不应该允许把普通老百姓的命看得如同蚂蚁的“知识精英”当权，尤其是掌管最高国家大权。只有最短的板才有资格决定木桶的容积。只有最底层的人才有资格决定国家的领导。

治国掌权没文化不行，文化太高也不行。所以治国者最理想的文化程度应该是不低不高，中等文化程度正好——当然如果整个国家普及了高等教育，那这“中等文化程度”自然水涨船高。

武器必须交给确保不会用来打自己的人，国家必须交给确保不会出卖国家的人。不看这条光看知识，那等于选警卫只要枪法好、不在乎是不是会掉转枪口打自己。所以掌管国家政权的人首先必须是可靠、认同国家民族，其次才谈得上能力。可靠，能力不高也不至于自毁长城，对国家生存是正数；吃里扒外当内奸，能力越高破坏性越大，对国家生存是负数。离开“为谁服务”这个大前提谈文凭能力是文匪的阴谋，让老百姓稀里糊涂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就宁用文盲，不用文匪。理由：

第一，文盲不识字可以学会，文匪坏心眼无可救药。

第二，文盲不识字但还可以有常识，文匪“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第三，文盲没有资本可卖弄，只能靠在实践中干出成绩。文匪可以凭“知识神”忽悠人。

第四，文盲不怕承认自己知识有限，所以容易真正尊重专家的意见，容易集思广益调查研究。文匪必须自吹什么都懂，所以最容易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文人相轻，拒绝内行人的真知灼见。

第五，兵法云：“围三阙一”——有后路的人不会拼命。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文匪有后路，国家即便垮了也不在乎，因此不会不惜一切把国家搞好。文盲没有退路，国家一旦垮了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必然拼命不惜一切不让国家垮掉。治理国家必须用国家垮了就没有退路的人，决不能用国家垮了还能生存的人，更绝对不能用“习惯于被所有人强奸的老牌婊子”。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平均文化水平跟治国水平成反比例：平均文化水平越高，道德水平越低，治国水平越差。历史上末代王朝的统治者几乎个个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政府部长个个都是海归博士——断送一切的，正是这些“高学历”。

如今西藏新疆之乱始于“胡乱邦”。当年“胡乱邦”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专横跋扈倒行逆施之时，满朝“高学历”皆噤若寒蝉，唯独老农民陈永贵拍案而起当面怒斥其“胡乱邦”——当时种种问题刚刚冒芽，还没充分暴露，那么多“高学历”都看不出问题，只有陈永贵这个“大老粗”不但一眼看穿，而且敢旗帜鲜明挺身而出——在历史关头，只有陈永贵这个“低学历”的老农民对得起历史，经得起考验。难怪毛泽东说，“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不依赖国家的生存而生存的文人来控制是最大的愚蠢。而这正是文匪拼命试图用“知识教”向人们灌输的神话。

只要没有彻底克服唯心论的认识论，“知识教”就将继续下去，“学而优则仕”就将继续下去，文匪治国就将继续下去，“千古怪圈”的灾难就将继续下去，中华民族的特色苦难就将继续下去。如若不信，拭目以待。

附录：五一寄语：珍惜生命，远离中国知识分子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

在中国，有一批接受了几天教育的人，他们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国外的知识分子好像被称为scholar（scholar：a learned person）。但国外的scholar这牌子，可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叫得响亮。在国外，您听人自豪地说过“I am a scholar”吗？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精英”。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要不让这些人当国家总统，就屈了他们的才。

在中国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事的职业是读书和当官。

读书不仅能出人头地，还能中秀才举人，当官发财。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点没落，但还是“精英”。

五四和六四，这些精英们聚众闹事，谁都不敢轻易管他们。有句话说的好：“学生们总是纯朴的、无辜的”，干啥都没错。

中国的知识分子讲究的是“学”和“玩”。

自从中国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就不停地“学”。

古代的知识分子，两千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学孔孟之道。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学完了马列苏俄，学民主美国。从欧美学个博士，就敢回国当教授、指点江山。

自从中国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就不停地“玩”。

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年如一日写诗作词。

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玩完了马列，玩民主。以前捍卫苏俄，现在捍卫美国。马列苏俄和民主美国的月亮就是亮。

精英们说了：“知识分子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有独立人格的人”。

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古代知识分子讲究的是舞笔弄墨，不把文章诗歌写的叫你看不懂，就不叫有学问。谁真正关心过与生产力有关的科学技术？

现在的民主精英讲究的是主义。为了玩好民主，他们要“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外国在各种制度（封建、极权、纳粹）下，都不乏民富国强的例子。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告诉我们，只有他们学来的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

这些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进步从来就没有关系。

毛泽东至少干了一件好事，就是让知识分子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东西，让有道德的知识分子成为了劳动人民。正是这些劳动人民，与普通老百姓一起，把中国从100年前的伊拉克，建成了今天的世界工厂。

中国今天进步了，老百姓只认钱和享受了，共产党也不搞马列了。但中国的那些知识精英们还在鼓吹包治百病的主义。

要想成功，您可以卖苦力、唱小曲、发导弹卫星；实在没本事，您可以溜须拍马。但千万不要做知识分子。否则，您将是一个小写的、不高尚、不纯粹、不道德、低级趣味、无益于人民的人。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让我们珍惜生命，远离知识分子。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不仅是腐化堕落、没有凝聚力的，而且也是可怕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共同信的仰一群人，根本不可能构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有一个即便是不太好的信仰也比没有信仰强。我们还有共同的信仰吗？

当公平、正义只保留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里的时候，当勤劳、善良换来的只是贫穷、苦难和鄙视的目光的时候，你还能企望每个人都能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吗？社会就是这么奇怪，当人人都从利己出发去做事的时候，偏偏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害，而当人人都从利他出发去做事的时候，偏偏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利己的结果。

即便仅从宣传部门的宣传标语、口号来看，我们的道德要求也是在逐步降低的。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将近四十年来的标语口号搜集一下，相信你应当能发现一个道德要求水准下降的抛物线。对这些标语、口号，似乎不方便多做评论，因此我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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