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从政治整合到社会重建
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
由外部观之，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60年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形成了“模式”般的经验。然而，正如执政党多次清醒强调的那样，处此初级阶段与转型时期，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回避当前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在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看来，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编者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距1911年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还有两年。可以说，这60年是上述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历史的一部分。回顾60年乃至100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以及要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的总体性危机
在绵延近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多次改朝换代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不变，原因就在于朝廷、贵族-士绅、民众三者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两千年间，皇帝的姓氏在变，但社会的制度与结构却相对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能持续两千多年的谜底。
但从晚清末年开始，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的基础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侵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新式学堂的创办，特别是科举制本身的衰败及最后被废除，原来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最主要部分——士绅-地主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一部分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后者大多成为土豪劣绅。这实际上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余年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三层结构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的分裂与解体。
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的解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的解组，即由于社会结构构成的变化，社会失去了自组织的能力。在中国近代史的最后岁月里，呈现给人们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结合在一起的局面。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总体性危机”。此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缺乏内在的稳定根据。最终结果，就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正常发展的条件丧失殆尽。
从这种意义上说，此后的诸种革命与变革，都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反应，是应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努力。
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应对上述总体性危机的结果。而这种背景也就决定了这个新的体制模式的品格。正因为如此，可将由应对总体性危机而形成的体制模式称之为一种“总体性社会”。
如前所述，总体性危机的特点是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会解组。而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对于应对当时的总体性危机来说显然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通过重建政治整合来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种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基本形成。
总体性社会是指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行政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生活的运作呈现高度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特征。
总体性社会迅速而有效地化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频仍的战乱结束了，一盘散沙的社会被高度组织起来，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国家快步走上经济建设之路。同时这也形塑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国家动员能力极强，但民间社会极弱，社会生活的运转只能依赖行政系统;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社会自治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社会中身份制盛行，结构僵硬;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社会体制，虽然有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工业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改革成为必然的选择。
市场经济与社会初步发育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改变社会体制模式的重要力量。市场化取向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即从行政化配置到市场化配置，原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市场和社会支配的“自由流动资源”开始出现，市场和社会开始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不仅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使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因素得以发育。与此同时，由“政策允许范围内”构成的“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展。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催生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自由流动资源”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相联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而这种资源和机会的提供与交换，是以市场中交易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正在开始形成，自然的民间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公民社会开始萌芽。这就直接意味着社会的重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调整。
同时，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目前，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部分国企经营者。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民间精英，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体制模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在整个充满生机的1980年代，社会活力迅速迸发出来。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工厂、机关、学校等社会单元，由于部分地获得自主性而开始成为社会中活跃的主体;在勤劳致富预期的激励下，人们用更加积极的劳动，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着财富，甚至那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们，有的成了被称之为“个体户”的成功者;社会中的思想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自信;同时，多样性导致的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此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潜力释放的结果。
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但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无疑还是弱小的，特别是初步发育的社会因素与一个相对自主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还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能否最终促进和培育民间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成长，并最终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功能体系，开始成为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挑战。就此而言，如何处理权力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是转型期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在下述背景下就显得更为突出。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以及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等因素，使得我们的经济生活空前复杂化。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就是这种经济生活复杂化的一个体现。与此同时，转型期的变革也需要在国家或整个社会层面对许多问题作出决策。这意味着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强的治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是重建总体性的权力，还是重建社会?是用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治理的模式，已经到了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说，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这是已经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个相当发育程度的社会，实质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机制，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整合;同时也意味着，在利益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利益对自己权利的行使和自组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新的利益整合和社会整合。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具有双重的含义。除过去强调的与国家相对应的公民社会外，还需要有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社会，这就是著名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来的“能动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来和市场相抗衡的，用来矫正市场的消极作用的。市场化是我们过去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正确选择，是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坚持下去的方向。但市场和政府一样，如果它的力量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就会带来种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要看到，在总体性社会的时代，一般所说的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但那时候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对简单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有限，比如在经济上，当时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的调拨，以及种类有限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计划的制定。但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不是那时候能够比拟的。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完善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和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就会造成对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的需求，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社会。
尽管这样的权力在应对某些挑战的时候具有明显的优越之处，比如在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以及大的自然灾害上，因为这种权力模式的动员力量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相对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为什么人们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很不够用的原因。
以社会重建防止社会溃败
经济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呼唤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和机制。而在缺少其他相应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对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换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如此一来，势必会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独大的权力会由于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且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这无疑是我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困境之一。
从理论上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如果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导致社会的溃败。
在改革之前，我们社会对权力的约束主要是来自权力体系的内部，力图建立权力外部约束的努力基本都没有成功。但在那个时候，由于前面所说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相对简单化，在权力系统内部实现有效的约束是比较容易的。但在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完全依靠权力的内部约束，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必然会削弱权威的基础，并损害社会治理的效能。前几年我们社会中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开始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在此背景之下，由地方和部门掌握的权力开始“私化”。
在最近几年中，转变发展方式成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人们经常感叹发展方式转变之难。其实，特定的发展方式是与特定的权力模式相联系的。如此狂热地追求GDP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任性的结果，而在权力受到民众有效制约的社会中如此不惜代价地追求GDP是不可想象的。
在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腐败也必然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应当看到，腐败只是失控的权力的必然结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任何反腐败措施都是不可能奏效的。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公信力严重丧失，政府、司法、媒体等公共机构的公信力有丧失的苗头乃至趋势。公信力一旦丧失，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性瓦解。
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近些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结果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应当看到，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成为危害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力，造就和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一段，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社会溃败的根源即来自权力的失控和失控的权力与市场因素的畸形结合。
然而现在，笔者要说的是，比社会溃败更危险的是对诸如此类现象的错误反思。在由于权力失控导致的治理效能下降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的一个思路是进一步强化权力。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在缺少对权力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强化权力，结果只能是权力的进一步失控，并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的明确目标。(：孙立平 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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