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后经济学家时代”
皖河
英国著名政治家、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骑士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家和人类计算者的时代”。在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宣告了中国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因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而经济学的繁荣，也是经济学家在市场制度运行过程中受到各种问题的挑战不断应战的结果。也正因此，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法国大革命，自然就成为经济学家时代到来的标志。
反观中国几千年经济制度史，中国先是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制度时代，自然也就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自然经济制度半瓦解后，中国又引进了计划经济制度，于是中国进行经济计划与管理计划实施的部门日益庞大，而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不仅未能走向繁荣，反倒日渐式微。到改革开放前，尽管也曾出现过类似顾准、孙冶方这样的经济思想家，但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并享有荣光的时候还很远，几乎没有什么纯粹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通往市场经济的不归路，而恰恰是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性。自此后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经济学家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以市场运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也逐渐成为显学，而经济学家也逐渐成为这个社会中的明星。自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各种媒体上“露脸”的机会，可以说远超过任何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专家。经济学家在中国不仅仅是专门家，同时是布道者（Preacher）与先知(Prophet)（斯蒂格勒语），并且还是公众人物。
事实也已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带来了中国经济学的春天。近30年来，中国老百姓逐渐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启蒙，中国经济学界各种思潮、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已渐成气候。发展到后来，经济学不断“跑马圈地”，把所有问题都“经济学化”，经济学家也搞起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
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必然性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权威自1990年代后期始，就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学家的声誉也随之日渐式微。尤其是2003年“郎顾之争”以来，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上充斥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指责，而且部分有影响的传统纸质媒体也加入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及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与反思；甚至有媒体专门整理了所谓“中国经济学家十大笑话”，一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精心搭建的“样板间”倒塌，面对他们主张与推销的理论几被颠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几近失语的表现，加速了经济学家退出公众舞台的速度。
不过，从一般意义上看，经济学从社会科学中心地位逐渐滑向边缘，不仅符合规律，而且在发达国家也是有迹可循。
康德曾经指出，“启蒙运动”的后果，对于启蒙知识分子是残酷的。因为一旦启蒙的任务结束，也标志他们将从中心走向边缘。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知识分子呼吁的是现代社会到来，而一旦现代社会真的到来，因为分工以及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将使社会各阶层各种角色回归到原来各自的领域，这就叫做“诸神归位”。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也将回到他的学术领域，不再是这个社会中的思想引导者。实际上，1990年代末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讨论过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时代的到来，这就是启蒙的结果。
具体到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当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秩序一旦建立之后，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也将复位：他们仅仅是专门家，而不再是知识分子，更不再是“布道者”与“先知”。“后经济学家时代”也就来临了。
美国著名的财经专栏作家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叫Lost Prophet（《失去先知》），讲的就是经济学家如何在美国历史中一步步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经济学家在美国历史上也曾扮演过布道者与先知角色，但现在失去这种地位了。书中开门见山地说：经济学曾获得了足够巨大的荣誉。但随时间流逝，经济学家很快变成了恶意玩笑的靶子，从来没有另外一个职业像经济学家这样受到人们的嘲笑，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关于经济学家的种种笑话。书中还提供了三个事实说服经济学家地位的丧失：一是，经济学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排位在1980年代一直高居第一，法学与政治学列二、三，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经济学列第三，落后于政治学与法学；二是，1946年设立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一直是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其中任职，但克林顿上台初期，却任命了三个非职业经济学家；三是，1990年代是美国二战以来经济史上最好时期之一，但大公司却纷纷撤销或缩减战略研究部门，因为里面任职的经济学家最多。这一切，都标志着美国的经济学家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初，中国社会公众需要他们进行市场经济启蒙，知道市场经济的各种好处；后来，各级政府需要他们在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搭建方面进行指导；再后来，多类型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他们提供支持与帮助。但是，20多年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运作机理，普通百姓不但知道而且有切身感受；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已经是不归路，即使有人怀念计划经济，也回不去了。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基本成形；至于企业战略这一套，有更细微的学科分工后的企业管理或财务专家。此时，自然轮到与市场经济共生的中国经济学家退位了。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罔顾
特殊的政治经济问题
不过，即使如此，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尤其是网络媒体中所遭到的奚落嘲弄，也却绝非一句“从中心到边缘”规律使然所能解释的，这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问题相关。
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西方，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其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近300年的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20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资本主义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即结果平等。而且，原来强势的资本集团已受到约束，懂得让步；而弱势的劳工集团也已因为工会组织的强大而变得不再像原来那么弱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反而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庸俗的赚钱术”的以研究“如何摊大饼”为己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主流。
但当下的中国不一样。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时代“地域性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当原来设想的不突破旧的大的制度框架的改革，在1980年代后期终于不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另外一面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而好处却已经被权贵资本给独占了。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因此，中国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又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使得我们面临的所谓“中国问题”迥异于西方。笼统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基本解决了权力分配问题之后，再谈市场；而中国是在市场化之前，并没有解决权力平等分配。而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强调的，“权力的平等分配应该优先于市场”。但可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罔顾这一基本事实，仍然将一切归为“市场问题”。这难免使得他们反复推销的来自西方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淮橘为枳”，甚至因违背中国普通人的常识而成为笑料。
经济学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2005年秋季，在“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评选过程中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指出，中国经济学家挨骂，几乎都是因为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发言，而非他们的经济学专业水平。其实，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利益分配，恰就属于公共领域，而非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效率领域。在效率领域，经济学家构造的交易世界，往往是双赢的世界；而在公共领域，任何一项政策都面临不同利益与价值观的冲突；而决策者所要做的就是平衡冲突。也因此，两类问题所用到的工具并不相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公共领域解决利益冲突，在这一领域，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纯粹客观的经济学研究很容易被利益的缰绳牵着走，也就是马克思警告过的，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常会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情感，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此时，明智的经济学家更应该避嫌，否则，就明确摆出自己的利益，而不能以作为“公器”的“学术”来包装“私利”。
因此，经济学的边界应该止于公共领域。
上文已经说过，从中国现实情况看，渐进式改革矛盾累积的性质已经将这个社会的基本权力分配结构问题推到了不可回避的地步。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协调，经济改革也反过来逼迫政治改革。此时，一方面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制框架，另一方面更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智慧。所以，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大发展与体制大变迁之后，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大概到了他们逐渐淡出的时候，法学与社会学工具更适应解决当下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就断言“后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似乎还稍早了些。但即使这一时代真的来了，也并非什么坏事，相反，这是经济学家“启蒙”任务已行将达到目的的表现。而且，从另外的意义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在“诸神归位”之后，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本身未必不好。一定程度上，当中国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参与现实社会建设机会减少并且能力下降后，可能他们将不再特别热衷于思想，也不再特别热衷于“布道”与“预言”，转而更热衷于技术与学术，更能坐得住“冷板凳”。说不定，这个时候，所谓“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以及与国际现代经济学实现高水平接轨才真正有望，中国经济学家以及原创性理论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才真正有望。
（单位：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原载：《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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