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精神价值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安庆仁 2009-11-13
原载博客： http://www.blogchina.com/20091113839626.html
时间越是久远，文革在人类心中的价值就越是会被放大，因为真正的理性，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它不会避开本质抽象的谈论现象。作为一种现象，文革的外在的确谈不上美好，它毁灭了物质和封建时代建构起来的文化模式、思维模式、价值体系，还给某些人准确的说一个群体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损伤，但是，这些显现于外部的负面成分，并不能从本质上证明文革只是为了破坏和伤害。1978年的《红旗》杂志，一直都在用同一种声音帮助人们培养文革只是为了破坏和伤害的观念，那些致力于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否定文革的文章，在当时的确征服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为什么是对的，但这些文章关于文革影响经济发展从而降低了人们生活水平的分析却在世俗的市民社会中产生了思想共鸣。正因此，市民社会几乎一边倒的接受了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转而全力支持能给自己带来物质保障的声音。
市民社会的短视和自私自利的心态，不仅是他们后来失去权利的一大原因，也是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泛滥成灾的一大原因。这个结果即在客观上印证了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在客观上印证了否定文革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否定文革的观点无法为这种否定在现实中找到哪怕是来自样态的支持，而无数活生生的事实却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否定文革的实践已经破产，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演变，正如文革担心的一样精准，封建主义势力把中国社会一步一步的拉回到了满清末年。在理论上，否定文革的观点滑稽的就像自己30年前抡出去打别人的手掌反转回来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1978年的《红旗》杂志从第七期开始持续批判文革，那些文章至今还可以公开查阅，如果把这些文章重新拿出来发表，等于是对最近30年的公然挑战。这绝对是个巨大的反讽，仅仅是过了30年，文章的动机就从性质上发生了反转，从否定别人变成了否定自己，这种因时间变换而发生前后自相矛盾的理论，显然既不能支持它去否定别人，也不能支持它去肯定自己，只能证明它在哲学上是个文盲。
这些文章的价值在于，当我们现在重新去阅读它，分明是觉的它是在主张重新反思文革，因为这些文章在主观上已经造成了这种新的反思，尽管客观上它是一种旧的反思即否定，然而时间却把这种否定从客观上剥离，进而以主观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变成一种新的反思即否定之否定。我们或许根本用不着发表新的文章来阐述文革的价值，我们只要把这些文章重新拿出来逐一的予以发表，就足以引发一次重新反思文革的思潮。否定别人的文章，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句，30年后和盘端出就变成了否定自己的文章，这显然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事实上，在时钟进入21世纪后，欧洲的思想者们，已经开始了重新审视和重新研究文革的工作，虽然这些论著和讨论性的文章一直不能被翻译成中文，包括外语文字也无法接入中国人使用的搜索引擎，但还是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发现。准确的讲，这些研究还算不上系统，也可以说连思想架构也谈不上，但是，这些文章提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文革是要为人类寻找和指明一种合理的生存方式”，则说明这种研究找对了方向，这个观点至少是在委婉的强调，文革并非如原来世界分析的那样，——仅仅是领导层争夺权力的斗争。退一步说，即便有这种因素，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着眼点，也不能简单的看成只是为了巩固其个人的权力，而应当看成他是在通过权力这个载体，在中国社会推广一种受精神支配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官员不谋取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社会由官民共治，有民众提出建议、设想，经官员归纳总结，最后择优而行。这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原理。三是社会财富公有、共享、均分，从而一劳永逸的避免因贫富分化所导致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一生主张“公”与“大”，“公”包括公平、公共、公开，公平是指立党为公，不仅党所制定的规则要公平，贯彻和落实规则更要公平，任何一级组织和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破坏这种公平。公共一是指国家具有公共性，天下为公；二是指人民具有公共性，人民为公；三是指财产具有公共性，财产为公。公开一是指官员要向民众开诚布公，二是指官员要公开自己的隐私和财产，三是指官员要光明磊落。大，一是指树立立足长远的大局意识，消灭短期行为；二是指树立大“公”意识，消灭本位主义的小“公”意识；三是指以国家为单位建立一个大家庭，消灭小农意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一直都在尽力的去淡化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他反对中国人把子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他鼓励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庭，深入社会建功立业，最好能像他那样，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己任。同时他也反对人们把夫妻关系搞成纯粹的私人关系，他不希望男女之间的结合导致是非不分、信仰动摇、理想消失，所以他告诫党内的同志，夫妻关系既是男女关系也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在实践中他也是这么去践行的，在他与三任妻子的生活经历中，从来不曾无原则的迁就妻子的无理要求，在延安时期，他宁肯与贺子珍分手，也不做违反原则的事情。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即便位高权重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俭朴的作风，自己动手打毛衣，用旧毛衣的毛线打围巾，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在所有批判她的文章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多吃多占的问题，在这方面，包括她身边不太喜欢她的工作人员，也承认她的确廉洁自律，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
透过毛泽东的妻子，我们略加分析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家庭，首先是党的一个组织，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经济清楚。然后才是家庭。
毛泽东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不谋求个人财产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所以受到世界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立了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管理着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并使这个国家重新树立了信心，而是因为他拥有只有大哲学家们才具有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魔力。他不是继往开来，而是开天辟地的创立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和人类生存模式。他创立的思想体系从宏观到微观包罗万象，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指导意义；他创立的思维模式，超越了逻辑思维的局限，延伸至直觉层面，正因此我们才看到，他那些精准的预言正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实现。这足以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可以与逻辑思维一样，成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公理、定理以及命题原型。他创立的人类生存模式，既符合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也科学的体现了进化论和人类学的基本原理。这个模式充分尊重人类本身的属性，坚决反对把人类变成动物的动物性存在，用一句话概括，反对动物性的人，这正是文革的逻辑动机。
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不能从人与人相互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因为这种哲学首先是强调人的自我批判亦即他说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毛泽东远远地超越了古人的认识，他是把心灵当成了一面镜子，透过心灵这面镜子，人们可以窥见到自己的人格、人性以及行为背后隐藏的不为意识所知的原始动机，一句话：以心为镜可以识善恶。这是毛泽东主张人要不断自我批判的哲学依据。在自我批判不能实现的时候，他才主张施加外部压力，促其反省。
斗争哲学就是让人们通过自我批判，尽可能的克服掉心灵中不健康的欲望，从而变成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人——完人。
毛泽东认为，人类应该是高尚的，而作为高尚的智慧生物，人性就应该是纯洁的，人类不应该把动物性的东西混入人性，并用这种杂交的东西替代人性，这不但是对人性的亵渎，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所以他要坚决遏制亵渎人性和人类尊严的行为，这正是他后半生发动一系列运动也包括文革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并不追求表象上的善，他追求的是本质上的善，也就是说，一种行为如果具有维护人类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效果，那么无论这种行为在表象上与善存在怎样的出入，他都要把这种行为进行到底。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的更加透彻，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善的本质含义。
我们知道，良知是人类的一种天赋的道德观念，这是人类这种特殊动物与其它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从心理学的角度说，良知就是心灵对善的自我认同，但是，这样讲比较泛泛，因为“善”并非泛泛的东西，不是说所有在表象上具有了“善”的特征的“善”意、“善”举就能天然符合“善”的本意和“善”的本质，也许恰恰相反，体现出来的是“恶”的本质。比如说佛教中讲的“善”，有时候体现的就是“恶”的本质，电影《少林寺》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描写的是王仁则烧杀抢掠，而少林寺的方丈却主张以善报恶，毫无疑问，这种“善”举不仅不是在体现“善”，反而是在体现“恶”。在这种情况下，表象上的“善”必然与动机中的“善”南辕北辙，在表现上体现出来的“善”越多，其本质所暴露出来的“恶”的成分就越多。如果想真正的体现“善”的本质，则应该以“恶”对“恶”，准确的说就是以“恶”去“恶”，从而实现动机所要求的“善”。法律中所讲的紧急避险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以“恶”的表象来体现“善”的本质。
法律所以承认紧急避险具有天然正义性，就在于法律中贯彻了良知精神，因此，只要是良知所需要的，法律就支持，无论对于局部、暂时、特别或个体的伤害有多大。反之法律就反对，无论这种所谓的“善”对于保护局部、暂时、特别或个体价值有多大的积极意义。这其实就是说，构建或衡量“善”或“良知”的标准，绝不能根据一般意义的是非取向泛泛而论，而必须着眼于宏大的时空背景和有益于人类健康发展的长远利益才行，具体而言，一种社会行为，虽然有利于人类的眼前利益，但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那么这种社会行为就违反了“善”与“良知”的本质，比如资本主义“跟子孙抢饭碗”的生产方式。反过来，一种社会行为，虽然对于人类的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但是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要求，那么这种社会行为就体现了“善”与“良知”的精神，比如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
这里还需要研究的是，人类的法律为什么要刻意的贯彻良知精神呢？难道说，良知是人类所必需的吗？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因为人类所以能摆脱动物成为人类，就在于在进化过程中人类的祖先进化出了自我认知良知的特殊能力，这无疑是个意外的事件，然而这个意外事件的伟大意义，跟45亿年前一个巨大的天外来客撞击地球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次撞击，最终导致了地球出现生命，而良知的出现，则让地球上的某一种动物变成了人类。如果没有人类，地球上的生命形态无论多么复杂，至少对人类而言毫无意义，又或者说，对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也许有意义，但如果其他星球上的智慧生物根本无法观察到地球，那么这些生命也就成了不可知世界，而不可知世界，是完全没意义的。就这个意义而言，良知的诞生，那是足以与宇宙大爆炸相媲美的重大事件。
书归正传，毛泽东构建的人类生存模式，就是建立在大善基础上的，这个思想其实在墨家思想中也有体现，比如墨子就坚持认为：“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文革不就正体现了墨家思想这个精神吗。
毛泽东研透了中国文化，自然就研透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官员，所以他一生都不相信这两个群体，他总是担忧在他逝去以后这两个群体会联手葬送他的革命成果，把中国社会拉回到过去的时空。他的担心既不是杞人忧天，也非某些人所谓的误判，而是用他自己创立的思想体系分析后得出来的结论。他的预测显然是对的，包括最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并没有看走眼，因为他们的确就是想复辟。
文革虽然最终没能阻止复辟的发生，但文革埋下火种，启蒙了民众，彻底的解放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思想。辩证的分析，文革是以短痛而去长痛，虽然耽误了十年，却彻底割掉了存在于中国老百姓观念里的封建主义依赖症。
如果没有这个狠心和勇气，虽然缓慢的变革最终可以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主义，但漫漫长夜里，将有数不可数的底层民众被封建主义势力夺取性命。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个经典的例子，这种老牛拉车式的革命，历经300年，还没有把欧洲社会从黑暗中世纪的阴霾下解放出来。在这漫长的300年里，只是资产阶级得到了好处，而对于广大的底层社会而言，跟中世纪一样黑暗，饥饿、战争、宗教势力的迫害以及贵族阶层公然灭绝弱势人口的暴行，就像中世纪的瘟疫和后来的流感一样，让欧洲人口在300年里一直得不到增长。马克思说：欧洲是人民的监狱，这话一点也没说错，直到19世纪，欧洲反封建的任务还依然艰巨。
中国没有选择欧洲的道路，中国选择了速战速决，因为中国人明白：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至少还要增加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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