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本文系新著《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卷 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第九节）

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韩毓海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它被称为“隆庆元年”。这一年，明隆庆帝朱载垕同时开放了“海禁”和“银禁”，昭令“朝野上下率皆用银”。从此，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白银进口。根据Flynn和Giraldez的统计：自16世纪中叶起，西班牙从美洲横越太平洋，经菲律宾运到中国的白银，占新大陆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三，这一根据美洲和欧洲的白银出口量统计综合得出的数字，是非常确实的。[1]

与此同时――在1561年的欧洲，处于白银转运重要中继站的地中海地区，热那亚商人则开始倒卖西班牙帝国借款的凭证――“调剂债券”。从1579年11月21日起，直到1621年为止，欧洲债券的拥有者在皮亚琴查定期举办债券交易年会，这就是著名的“皮亚琴查交易会”[2]。地中海债券交易大会一直持续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1609年）并发行债务票据――即持续到欧洲金融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荷兰之后很久，才告一段落。

16世纪的60年代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它也是世界经济“大分流”的开端。自156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创生者，在“世界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化的过程中，逐步地走向衰落，而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目睹了新中国通过伟大的中国革命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的复兴，这使得中国、亚洲与欧美（世界的“南方”与“北方”）在经济上再次走向势均力敌和“相对的平衡”。

中国为什么会由长期的经济领先而走向近代的积弱积贫？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今天为什么会再次走向伟大复兴？西方世界为什么能够在漫长的16世纪逐渐赶超中国，并在19世纪横扫世界、所向披靡？今天的欧美各国又为什么会陷入空前的、难以自拔的金融危机与动荡？――这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思想理论课题。

所谓16世纪的世界史“大分流”，是指中国和西欧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简捷地说：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说到500年来的经验教训，自然是不胜枚举，更不是一句“先进”/“落后”，“发展”或者“迟发展”所能简单概括。而其中最为关键性的第一条，就涉及国家能力问题，而尤其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的最集中体现――货币主权和财政能力问题。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救中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指这个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有组织地把财政剩余用于办国计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国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国家能力的“象征系统”――货币和金融的力量。一个国家的能力如何、一个社会的组织能力如何，重要地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撑起合理、坚固之货币体系和税收体系。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组织能力的象征、是一个社会团结协作能力的体现，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和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人反复认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真理：金融的问题永远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远是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500来，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最沉重的教训和最深重的代价也就体现在这里。

我们前面分析过，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而与此同时，皇权与士大夫官僚阶级之间，长期围绕着“礼法”进行的几乎毫无意义的冲突，导致了帝国统治结构从上层断裂，至于在基层方面，由于“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强和胥吏们通过操持行政、司法和财税而垄断地方，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并无制度抓手，国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会被操持地方的豪强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脱节的国家，如此组织松散的社会，各阶层均按其“自治”的潜规则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其内部的组织能力、组织效率却是实实在在地不断下降的，结果，如此社会，只能以道学家的“无为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如此没有组织效率、奉行“不干预主义”的国家，自然也就无以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机制、税收体制，从而更不可能在严格的财政和税收的基础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的发钞机制，从根本上无以保证国家货币的稳定与独立。最终，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国国家行政能力的失败、透视着其社会结构从内部持续解体的大趋势。

而从那时起直到清末，尽管中国日益积累的庞大的民间资本，尽管通过长途贸易的长期发展，初步确立起以票号为标志的民间货币信用机构，但是，中国的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是脱节的，这集中表现为商人不事生产，最大的商帮也不过是长途的商贩而已。与明一样，清帝国亦是将货币依赖于白银进口，又放任“多币制”之痼疾而不能解决，市场交换和国家税收，都要依赖于铜币、银币和纹银之间复杂的换算，货币系统、货币体制相当混乱（“多币制”的混乱，又最为清楚地显示了清王朝在农村、城市之间，在交换的诸社会领域之间的管理上是混乱脱节的），一旦1830－1850年间世界发生了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转变，当着欧美各国纷纷抛弃白银之时，大批劣质银币自然遂涌入中国货币市场，在此冲击之下，清帝国的货币体系即刻陷入混乱、瓦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和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层、组织严密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社会组织结构，而在此严密的组织社会的基础上，方能建立起严格的国家预算体系、税收体系、转移支付体系。更通过从基层起步建立起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极其有限的资本作为准备金，一举确立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发钞机构的权威性，确立起人民币的货币独立性、权威性。只有这样，新中国才能通过充分地上下动员，调动起全社会的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建国头28年以来，我们正是如此集中起有限的发展资金，建立起我国完善的国防体系、工业体系和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并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可以使国家得以有组织、有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不会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地经济发展。而如果没有中国国家的金融独立，迷信金融与世界接轨，即使有昙花一现的所谓繁荣，从最根本上说，那样的一盘散沙中国不仅搞不成现代化，而且更不能遏制内部瓦解的趋势和外部势力的打击，更会被周期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搞得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吗？

第二，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劳动力问题。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历代改革的核心无非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做文章。而认识这一点，乃是讨论中国问题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现实。

近代以来，最常见、最流行的观念之一，就是把中国之落后，归结为全是由于农民所造成。农民“素质”差、“水平”低。狭隘、自私的农民，据说还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温床，这就是所谓“中国的原罪”，或曰中国之“原罪”，就是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于是，要发展、要赶超、要民主、要自由，――首先就要处心积虑地消灭农民。甚至于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为现代化就等于把农民剥夺为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劳动力后备大军――据说作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的“圈地”运动，人家不就是这样作的吗？

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英国之圈地，圈的主要是“公地”，而非自耕农的土地，同时，被从土地上“转移”、赶出来的，也并不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而是本来没有土地的农奴（由于种植业向牧场的转换，所以就用不着那么多农奴集体劳动了），在当时的英国，只要农奴肯交赎金，他们就可以“自由”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最初的产业工人，大多是从流浪汉转化而来，而流浪汉，又主要是从“被自由”了的农奴转化而来，而这就决定了：如此产业劳动大军，却从来谈不上什么管理经营经验（因为是农奴），更一向缺乏协作精神（因为是流浪汉），他们一旦被圈到工厂里，日夜重复一件机械性的劳动动作，其“精神异化”更是不可避免，所谓“机器对人和劳动力的排斥”，尽管出于只讲效率不讲人道的血腥资本逻辑，但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来，这确实是基于欧洲劳动力之特点（缺点），所作出的几乎必然的选择。――简而言之，采用这样缺乏劳动技巧、协作精神、经营能力的“异化”劳动力，还不如多采用些机器为好。当马克思不幸地谈到欧洲“流氓无产者”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清晰地触及了欧洲产业劳动者阶级的这种“异化”的史前史。

与英国和欧洲完全不同，中国社会的最广大基础却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而任何政权如果妄图要剥夺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一点，早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而也正是由于中国的基本现实乃是“人多地少”，这就迫使着小农们不得不在如此小块土地上，费尽心力、殚精竭虑，从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管理、经营经验；且在家庭劳动之中，中国小农更形成了密切的协作劳动技巧，而中国的农村家庭（农户），就正是这样一个分工协作的劳动共同体。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小农，就被如此历史条件，造就为世上最为精明强干的劳动者，他们甚至是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管理能力的经营者和精打细算本领的会计。又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与欧洲的农奴－流浪汉－产业劳动者阶级有着不同的发生史、发展史。而探讨中国与欧洲之区别，首先就不能不面对这种社会生产劳动的“史前史”所造成的劳动力能力的差别。

对于近代的各种教条主义者而言，中国要发展，要么靠资本，要么靠“观念”，他们共同的所作所为，竟然首先就是要消灭农民，而他们的根本立场，自然也都免不了要与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农民为敌。比如曾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托派”，就是认为中国农民连“革命”也不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赞成毛泽东的名言：谁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谁就会赢得中国，而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可以赢得农民。

日本学者杉原熏[3]（Sugihara Kaoru），正是从社会劳动史的比较分析，深刻地指出：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东亚经济能实现伟大复兴，首先就在劳动力的优势、强势，这种劳动力优势，又绝不是简单地指人口数量多，而是指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最为广大的小农，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协作劳动的技巧和精明强干的计算能力，即高素质劳动力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上的基础，据此，他方才提出了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著名论断。

什么是中国模式？杉原熏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与指中国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先天“落后”，指农民乃是“革命”与“现代化”的阻力的教条主义者不同，杉原熏认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力，与西方劳动者相比，他们发生、发展的经历并不相同。在某种意义上，杉原熏其实继承了毛泽东的视野，关于“勤劳革命”的理论，更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论证了：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为什么倘若中国放弃工农的主体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但将丧失了发展的全部优势，甚至还会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悲惨状况中去。

第三，市场问题。

当代中国流行的另一个观念，是将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伟力，而中国历史上之落伍，也被解释为前人长期以来全然不知市场、“市场经济”为何物（所谓中国“闭关自守”论的基础，其实质就是认为中国从来“无市场”）。此说涉及当下问题，或许不能一概而论，但倘若涉及历史，则可以肯定就是毫无道理的臆测。我们前面的论述，其实已经清晰地揭示了：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为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场化过度、过头了，这才造成了不可应付的粮食危机，由于把货币也交给了海外白银市场，结果1630年世界白银市场的大波动，又终于造成明王朝的货币系统之崩溃。

市场作为分工和交换的领域，其实并无神秘之处。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分工可以扩大就业，交换可以压低商品价格。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它从而也就可以带来两大坏处：就业的扩大，会带来工资的下降或劳动力的廉价，而商品价格的降低，则又会造成利润的下降，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一定会造成人均收入的减少，而充分的竞争则会造成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而这更意味着，这样的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社会，对于资本的积累而言，无疑又是最不利的。这同时还意味着，一个充分发达的市场经济，绝不会导向资本主义体制。而历史上的中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理想型”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它是市场经济的极端――这反而使得资本剩余、资本积累很难实现。

而这也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过渡发达，所以才被市场经济导入了一个市场的“高度平衡陷阱”：

随着农业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减少，随着劳动力日益廉价以及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日趋完善以至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对农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战略就是有效利用资源和固定成本，而非发展节约劳动力的机器。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当暂时的短缺出现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多功能性便是比发明机器更快捷、更有保证的解决方案。这种状态可以被形容为“高度平衡陷阱”。[4]

但是，与伊懋可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突破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原因，并不在于这种所谓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造成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太低，经营利润太薄，从而无法积累起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雄厚资本，实际上，中国没有完成公共积累、社会积累和国家积累之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国家缺乏组织效率、没有组织力量，我们知道：新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高就业低工资、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完成的中国的工业化，并不在于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多么高、经营利润有多么大，而根本就在于国家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财政体制，从而可以精确地把十分有限的生产盈余，最为有效地利用到国家的发展上去，更从基层建立起公积金等公共积累机制，这使得生产得以不断扩大规模。

实际上，欧洲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是简单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而积累起庞大的资本，因为倘若欧洲真是在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它一定也会如亚当 斯密和伊懋可所分别指出的那样――必然地陷入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资本积累当然并不是从内部市场的“盈余”中获得的，而是从掠夺美洲、非洲、亚洲――从侵略全世界的战争中得来的。因此，500年来真正的分野实际上是：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国家不干预的市场经济，反而被导入了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而欧美则通过掠夺世界积累了自身发展的资本，从而却逃出了市场“高度平衡陷阱”。

因此，没有国家的组织，仅凭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产生资本的积累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以为单凭“市场经济”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场的扩张以及资本积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西方历史上看，这都属于无稽之谈。

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问题。

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与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时，美国学者彭慕兰曾经提出了如下生态的视角：自18世纪末期，中国与欧洲一样，都面临着以木材短缺为龙头的生态危机，但是，中国与西方克服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却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态危机的办法，一个是“向下”（掘煤），一个是“向外”（掠夺美洲殖民地资源），西方世界通过这样两个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一方面造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矿产能源对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和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掠夺，资本主义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地球生态，导致了种族灭绝式的殖民战争――这是此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也没能做到的[5]。

总起来说，中国克服生态危机的方式与西方是不同的，即主要是通过劳动的密集型（充分调动人力资源）、通过贸易的中继等方式，以节约自然资源的方式来面对生态危机。同时，一个长期被追问的问题是：在16世纪就远航世界的中国，一个大规模开通了北方蒙古商道的中国，为什么却没有发展出向外部世界掠夺资源和资本，以谋自身发展的增长模式？本书前面的分析力图说明：这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明、清两大帝国无可匹敌的强大。正是中华帝国这种傲视周边一切竞争对手的强大，正是中国长期的战略优势，一方面使得中国和亚洲保持着四百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没有必要”通过欧洲那种“以战养战”的方式（即以战争的方式掠夺资本和资源，又通过掠夺资源和资本不断发动战争）寻求生存和发展――其实，我们只要简单看看1500年以来欧洲的局势，立即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存在着200个彼此争战不休的国家，如此，战争就不能不是1500年以降欧洲历史的主题；与保持着400多年和平的亚洲和中国不同，在1815年之前，所谓“和平”就从来没有在欧洲建立起来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时代的欧洲，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1815年之后，欧洲更是把不绝的战争强加在全世界的头上。

恰恰是对于世界资源的掠夺，造成了欧洲内部的资本积累，它使得欧美国家在摆脱市场“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同时，却将全世界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和肥料。今天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涉及到生态问题，但是，如果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保护自然环境，简单化地把生态问题理解为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保护环境，那则是对科学发展观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没有作深入的理解。实际上，正像我们在开头就谈到的，恰恰正是在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逻辑里，到处都在发生环境、资源代价在国内，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发展中国家，而利润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因此，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文化问题、或简单地“提高保护意识”的问题，更不是单纯地人与自然界的问题，因为它是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凸显了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当代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严重不平等。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发展或者彻底改造了欧洲形而上学的辩证法：其一是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引进来，其二是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充实进来，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只能以社会的方式、特别是社会生产的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无论是毁坏自然，抑或是保护自然。 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谈生态问题，过于受到西方环保主义的影响，其缺点往往就是就生态问题谈生态，甚至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等同于自然界的问题。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问题。

谈到发展问题，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反对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联系，反对抛开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努力，去孤立地来追求、看待发展生产力，因为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区域分化，如果民族矛盾、社会矛盾突出，那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现代生产力的。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深刻指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必然对历史研究提出的新任务、新挑战。中华民族向来有着重视探索历史经验的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孔尚任借风月故事，吊明之失的《桃花扇》也是他非常喜爱的作品，其中有句话说：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见它楼塌了。明清兴衰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为后人哀之”，我们今天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因此，应该格外地重视历史研究。因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而且它指示着现在，昭示着未来。

用毛主席的话说，中国这么多人，应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从历史上看，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究竟形成了哪些特点？上述不成熟的探讨，起码让我们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同时更是一个和平的力量。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明清两朝的长期和平，与欧洲300年的内部军阀混战和200年对外殖民行径，就是一个不难得出的简单结论。在这个意义，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第二，中国在历史上，就通过高就业低收入、高竞争低利润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市场经济，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建立起高度组织化、运转有效的国家行政机制、社会组织机制、财政机制，把分散的、有限的剩余积累起来，高效地投资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之上，反过来又为广泛之社会就业提供门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也就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优秀成分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走向成功、走向复兴的关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历史的结论。

第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业、农民都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动者，在中国农民中，充满着具有先天经验的管理者、经营者和会计师，中国“勤劳革命”的基础、环境生态的基础、制度稳定的基础、文化建设的根和本，都在于这片希望的田野。而只有当每一个中国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或女儿”的时候，他（她）才能称得上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

让我们大家再一次聆听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大约60年前留给我们的教诲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6]。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呢？和谐社会当然不是无为而治，不是一团和气，更不是妥协退让。和谐是指协调生产与贸易、金融与武力、生态与软实力为互动的体系，是指协调中国的东西南北为互动的战略结构，是指协调世界格局为与我有利的互动的天下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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