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自私的”吗？！
思 恩
在当今的中国，“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甚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是所谓的精英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时髦语言。例如：
1. 新“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十分狂妄地说：“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
2.“经济学家”茅于轼，2008年5月4日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文章（《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中，十分无耻地说：“我不赞成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因为这不是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牺牲自己为别人’的极端，就是走向恐怖主义。认为自己的牺牲可以大大地造福于别人，这是愚蠢的想法。如果我们懂得快乐的帕累托改进是最高原则，就有可能避免上当受骗。”
3.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以一个正人君子的口吻表情极其严肃地说：“改革30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别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建设，回到一种更务实的角度去督促每一个人为自己，加在一起为国家，于是改革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人为本，不也要以人性内心里头对富裕的追求和对更美好生活追求的这样一种理想天然的一种尊重吗？”
4.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不尽教师职责、只顾自己逃跑的范美忠，竟然大言不惭、毫无羞愧而得意洋洋地说什么“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
这些精英们口头上这么鼓噪，在社会活动中亦企图这么实践。例如，张五常精英决意要在他坚信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进行“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经济”实践活动，结果使张五常精英很不遂心如意！据东方网2003年1月29日消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涉嫌在美国逃税5500万港元和售卖假古董，可能要面对美国当局的刑事检控”。“67岁的张五常为美国公民”。“张五常声称，他没有逃税，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没有报税，否则一定会‘花几百元交付需付税款’。”2003年2月17日张五常公开表示，由于相信案件不会得到公平的审讯，因此决定不会返回美国接受案件聆讯。2003年2月21日联合晚报消息：“著名学者张五常与妻子缺席西雅图法院的逃税案聆讯，美国司法部助理检控官珍·弗里曼，已经向法院申请拘捕令，获得法院接纳”。“珍·弗里曼又表示，张五常夫妇目前已是被通缉的逃犯”。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不仅不给张五常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而且还要把他作为偷税逃税的罪犯来处置。以致“著名学者张五常”至今不敢踏上“自由世界”的美国的国土，因为他是“涉嫌在美国逃税5500万港元和售卖假古董”而“被通缉的逃犯”，一旦进入美国，美国有关当局就要立即把他拘捕归案，使他失去人身自由和民主！迫于无奈，只好死皮赖脸地赖在他认为没有“自由”和“民主”的中国自由民主地参加什么论坛之类的活动而聊以度日！不幸的张五常精英为了在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他把什么都预计到了，就是忘记了要想在实行“自由经济”的美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还必须承担社会公共义务——交纳税款！
由此可见，在精英们一贯心驰神往的“自由世界”的首领美国，充当美国鹦鹉的精英们要实现自私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必须遵守服从美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履行美国的社会公共义务！
鼓吹“人都是自私的”精英们，把“以人为本”吹了捧，捧了吹，吹得神乎其乎，似乎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最爱护人、最尊重人、最体贴人、最理解人、最有人情味，似乎只有他们最关心所有的人……。
但是，历史事实和现实事实十分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
1. 自有人类以来，只有“以人为本”的社会而没有以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为本”的人类社会。
2. 在人类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以人为本”而没有抽象的“以人为本”，正如在人类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而没有抽象的人一样。
3.“以人为本”的人类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下所“为本”的“人”的社会性质（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是不同的：原始社会以原始共产主义共同劳动者“为本”；奴隶社会以奴隶主“为本”，封建社会以封建主“为本”，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家“为本”，社会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为本”。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公有制的原始社会里，组成原始共同体社会的共同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在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私有制的社会里，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把人分为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组成被剝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徭役农民、雇佣工人的“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选3—42）处在被奴役的社会地位；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把人分为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组成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社会的广大联合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
因此，人类曾经有过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的社会。——那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共同体社会。
人类还能不能再实现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的社会呢？完全能够实现！——随着现代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把人分为剝削阶级和被剝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了，这样，就首先实现了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本”，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联合劳动者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社会将实现以所有社会成员“为本”。
精英们侈谈“以人为本”，却从来不愿意说明他们所说的“为本”的“人”具有什么社会性质（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离开人的具体社会性质抽象地说“以人为本”，是空洞的，是言之无物的，是不实事求是的！
其实，精英们愚昧无知，对人一窍不通——缺乏关于人的最起码的社会常识，他们根本不懂、完全不知道在人类社会里，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性质，即一个人既是处于社会地位的人，又是处于私人地位的人！
关于处于社会地位的人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单个人离开社会是很难生存的。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实验的命题：如果某个精英公开不承认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认为单个人离开社会是能够生存并实现“快乐的帕累托改进”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让该精英离群索居，在没有人烟的某个热带或亚热带的原始森林里去实现他“人都是自私的”理论，去追求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我敢断言，一贯养尊处优的精英们绝对没有一个人有勇气和胆量去亲自体验一下离开社会生活的滋味！
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古人已经非常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古希腊的奴隶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就已经十分明确地论述了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人是社会动物。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也是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不朽的科学理论巨著《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确切些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23—363）
人类在刚刚从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时候，单个人的生存能力非常有限，只有进行群体活动才能够生存，个人还不能从氏族的脐带上剪下来。这个时期十分漫长，大约经历了300—400万年之久。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约到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新石器时代）即距今大约10000—12000年左右，发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离）之后，个人才逐渐地被从氏族、部落的脐带上剪了下来；到了野蛮时代的髙级阶段即原始社会的晩期，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的发生，个人逐渐地似乎独立了——个体生产活动逐渐地盛行了起来，但是，人的独立生产活动的产物即劳动产品，却互相依赖了起来，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23—126，着重号系引者加）——互相独立的个体私人经济利益需要依赖在社会活动中通过互相交换劳动产品来实现。
既然个人不能够离开社会而生存，那末，个人就必须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既然个人必须在社会中生存，那末，就产生了社会公共利益，就产生了个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就赋予了个人一定的社会性质，而这种社会性质就使个人处在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上。
由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选3—41）所以，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则是由社会生产的两个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决定的。因此：
1. 在原始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共同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归共同体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共同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保证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生存需要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劳动产品。
2. 在奴隶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奴隶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奴隶主私有制，归奴隶主占有；劳动者即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并且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奴隶主手中是作为他的物质财富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3. 在封建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徭役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封建主私有制，归地主占有；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奴和奴隶一样，也是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封建领主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份地，农奴在养活自己的小块份地上劳动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给封建领主提供地租、缴纳贡赋、进行徭役劳动，或者说，农奴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的前提是必须为农奴主提供剩余劳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表面上好象是在徭役农民手中而实际上是在封建地主手中是作为他的劳役、实物、货币形式的地租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4.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雇佣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资本家私有制（资本），归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是资本家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劳动者即雇佣工人自由得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工人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力去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相交换而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资本家手中……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24—44）
5.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联合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以集体财产或公共财产的形式归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选3—13）生产资料是劳动者为自己谋福利的手段；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选3—319、437）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或者说二者在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社会……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与“个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选3—319～320、437～438）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除了以上五种之外，还有一种社会存在（分配）形式，那就是：在原始社会制度晚期、奴隶社会制度、农奴制度或依附农制度即封建社会制度、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都存在过的、没有构成过独立社会形态的、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等等生产者（“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23—371）），他们的劳动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私人劳动，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分配）形式是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个人私有制，归生产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者独立地、分散地进行私人劳动，二者在生产者个人手中是作为他的私有财产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
毫无疑问，既然人是社会活动的产物，人必须在社会舞台上进行活动，那末，人就必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承担社会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如果人人都按照精英们“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说教处世为人，那末，社会公共利益由谁来保护？！社会义务由谁来承担？！
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成员必须承担抵御外敌入侵的义务。举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日本侵略者打进我国来了，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都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那末，大家都只有去做亡国奴。可是：
1. 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因而必然有大批“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的大公无私的人们，例如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
2. 亡国奴们是无什么“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言的，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有去当汉奸卖国贼，帮助日本强盗追杀那些维护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而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志士仁人，为小日本的“大东亚共荣”效尽犬马之劳。然而，即使这样，精英们还是实现不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最大化”。不为这一点，日本就没有必要侵略中国了。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抵御日本强盗侵略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奋起反抗，进行抗日战争，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维系中国人抵御日本强盗侵略的正是社会公共利益，正是处在社会地位的人应尽的社会义务，正是“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的大公无私精神！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非常明白地看到：精英们所拼命鼓吹的“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在社会活动中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是多么地荒谬绝伦，是多么地反动！！！！！
当人类社会发生阶级分裂、导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并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们的社会地位便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奴隶和奴隶主、徭役农民和封建地主、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等等，都是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即打在个人身上的阶级烙印。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社会便出现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斗争便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确切些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选1—250～251）
随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人类告别了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釆用，其后果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是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剝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剝削，完全是为了被剝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剝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选4—173～174）
今天，中国所谓的精英们拼命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等等，就是继续想“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19世纪下半叶，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志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摩尔根（1818—1881），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十分明确地说：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増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髙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选4—174～175）
100多年过去了，自诩为具有特色的精英们，竟然连摩尔根的认识水平都没有达到！相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劳动大众来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只是一些奉行“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信条的极端自私自利的社会祸害和糟粕而已！
关于处于私人地位的人
人，除了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之外，还有私人活动，如休息、家庭私生活、家务活动、私人交际、祭奠祖宗、个人爱好等等活动，一句话，个人生活和享乐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属于处于私人地位的人的活动。
当然，上述处于私人地位的人的私人活动的某些内容，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变为社会活动，如祭奠祖宗，个人清明节为自己逝去的长辈和亲人进行祭奠活动，是处于私人地位的人的私人活动，但社会组织进行祭扫黄帝陵墓、革命先烈陵墓的活动，就是社会活动了。
即使是处于纯粹私人地位的人进行纯粹的私人活动，奉行精英们所极力主张和宣扬的“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说教，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不言而喻，如果精英们在自己的家庭里实行“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那末，精英们对上就不能扶养老人，对下就不能抚育儿女，因为扶养老人和抚育儿女，必须损失相当一部分“个人利益”，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严重障碍，都不符合精英们赞颂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如果精英们在夫妻之间互相实践“每一个人为自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他们所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等等，家庭则要变成水火不相容的战场：夫妻二人就会小吵一四七、大吵三六九、激战二五八、血腥十卄卅，从而使自己的家庭永无宁日，最终以夫妻关系破裂而告终。
精英们没有告诉世人，他们在家庭里是否实践“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但是，我们想，他们在自己的家庭里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毕竟，他们是披着人皮的人而不是披着人皮的豺狼虎豹或不通人性的畜生！再说，虎毒尚且不食子！他们所鼓吹的这些个谬论，纯粹都是用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毒害广大青少年学子的！他们决不是胡涂虫，他们是图谋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别有用心的险恶之徒！
虽然范美忠把“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表述的最露骨，但是，还不能算是十分地完全彻底：因为他说在危难的时刻，他有“可能考虑”救他的爱女。——“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如果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牺牲自己”而“造福于别人”的“愚蠢的”结局，从而把聪明的范精英转化成“愚蠢的”“牺牲自己”而“造福于别人”的见义勇为者！
我国的精英们把这些完全不能够用来处理处于私人地位的自个儿的家庭关系的、比“小学生式的胡说”（选2—635）还要荒唐的无稽之谈，用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处于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关系中来，既表现出了精英们的不学无术而好为人师，又表现出了精英们的狂妄自大而祸国殃民！
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爱尔维修（1715—1771）1758年在《精神论》一书中说：“人们并不是生而善或生而恶的，但是他们却生而有能力成为善人或恶人，这要看公共利益是把人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离开”。“如果公民们不实现公共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私人福利，那末除了疯子以外就根本不会有犯罪的人。”（《精神论》1822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39、369页）（2—169）这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250年之后，挂着特色招牌的精英们的理论认识水平，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爱尔维修的理论认识水平，相差N个数量级，相距十万八千里之遥，不可同日而语！是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的理论认识太激进太创新太超前太革命了呢，还是20—21世纪的混进中国共产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新闻媒体里的那些个挂着特色招牌的精英们的理论认识太保守太腐朽太滞后太反动了呢？！？！？！让广大人民群众去鉴别去评判吧！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其所以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就在于他实行社会经济地位人人平等的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公有制即联合劳动和公有制，通过“公共利益……把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实现公共福利……实现……私人福利”。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的社会存在形式是联合劳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存在形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以集体财产或公共财产的形式归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生产资料是劳动者为自己谋福利的手段；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或者说二者在联合劳动者自己的手中是作为“社会……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与“个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劳动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中，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爱护公共财物，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是社会大力提倡和弘扬的美德，是每个社会成员遵守的道德准则。而“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等，是社会主义社会坚决批判扬弃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祸害，是社会成员必须不断克服的腐朽恶习！
极力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精英们，是一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丧失民族尊严的卑鄙无耻之徒：他们疯狂恶毒地诬蔑诋毁和妖魔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英雄和领袖毛泽东；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鼓吹私有化；廉价出卖国有公共财产给私人，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贬损毛主席倡导的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思想；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鼓吹崇洋媚外；提供超国民待遇招引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剥削劳动人民大众，掠夺资源，污染环境；召开西山会议，狂妄地主张要求将中国共产党改名；如此等等。
极力鼓吹“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为自己”，人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牺牲自己”“造福于别人……是愚蠢的想法”等等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精英们，是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他们图谋要作新社会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把处于私人地位的他们的“个人利益”无限度地放大，通过侵占和掠夺大多数他人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利益”，来达到自己占有巨额社会财富欺压劳动大众的狼子野心！
由此可见，挂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的精英们完全是在反社会主义之道而行的！
白岩松精英关于“改革30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别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的建设，回到一种更务实的角度去督促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说法，对错都有！说白岩松有对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从资改派敢于把宁愿饿死，也容不得社会主义通过“公共利益……把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实现公共福利……实现……私人福利”而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动信条、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安徽风阳小岗村树立为改革的典型这一事例来看，确实有主张“每一个人为自己”的意图和行为；说白精英有错的地方，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是主张通过“公共利益……把人们结合起来”、通过“实现公共福利……实现……私人福利”的！白岩松主持人在公众场合诬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既狂妄自大，又愚蠢无知，还极端地不负责任！！！！！
2008.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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