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激烈的阶级搏斗
——为通钢工人阶级声辩
东方欲晓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谈到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时，曾经指出:“我们决不能把这些活动仅仅看成是一般的犯罪，一般的反社会行为，它们是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违法犯罪，是阶级社会的正常现象，即使在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影响的存在，还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分子；由于社会上有贫穷和愚昧现象，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现象，包括犯罪现象，是难以避免的。
作为社会成员，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和孤立的本质，而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正如没有超越时空的人性一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人性，人性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的。人类有一个逐步脱离动物界，慢慢摆脱兽性而逐步形成和增加人性的过程。社会上没有天生的犯人。犯罪，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生产的，是社会的土壤培育的。当然，社会和环境是外因，至于具体那个人犯罪，最终还是其内因（本质）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健全、文明和追求进步的社会，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整个社会的治理和改革上，而不应特别和过分强调和追求包括罪犯在内的个人责任，这是符合唯物史观的。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通钢事件，探求在这次事件中究竟到底是谁犯了罪，从而为国家机关准确认定犯罪，合法适度惩治犯罪和科学有效预防犯罪提出我们的根据和意见。
作为共产党人，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通钢案件的全部事实为根据，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为工人阶级辩护。当然，假如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某个分子违法犯罪，我们也绝不姑息，但这与作为整个阶级的行动是有原则区别的。
一、通钢事件
2009年7月24日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所谓通钢事件。
建龙集团派驻通钢集团改组、控股的总经理陈国君，被阻止进驻的通钢工人群众殴打，因耽误救治而死亡。
通钢事件发生以后，有的说：“怎么说杀人都是不对的啊”、“杀人偿命，维护法律尊严”。“一条鲜活的生命”竟被成千上万暴民的拳头“活活打死”了！
有的说，通钢可以随便打死人吗 ？
可有的回应道:“那怎么叫随便打死人哪。那叫替民除害。”
还有的说：“这是工人维权不成熟的表现！”
有的竟然说：“通钢人的人性行为回到了土匪时代。”
有的甚至说：“闹事是事先策划好的,杀人也是预谋好的,总有带头的,大家会把他们找出来的,是刑事案件,很容易破案的。”
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中国吉林网10月18日消息：通化市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在获取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于2009年10月16日，将2009年7月24日伤害致死原通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纪宜刚抓获。并称，“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纪宜刚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另有5名涉案嫌疑人向通化市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对于通钢事件，我们绝不能用什么“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坏人”的逻辑来思考，也不能以什么“穷人打富人”，“工人打总经理”的思路来分析。
我们必须通过通钢事件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揭露隐藏在这个事件背后的本质，这才是正确认识通钢事件和找到妥善解决通钢事件的关键。
这里，我们不仅要问：
1、为什么那么多的通钢工人群众殴打陈某等人，陈某在这天被殴打且不止一次？
2、通钢工人群众为什么竟然一再阻止政府派出警察救护以至因为延搁使陈某死亡？
只有正确、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得出通钢事件的本质是什么的正确结论来！
要真正弄清通钢工人群众为什么殴打陈某等人，必须弄清楚通钢事件发生的背景和通钢这几年发生大事的来龙去脉。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一开始就剥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建国初期，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外，西藏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了起来。后来又通过多年的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得到了稳定、巩固和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人民和一切正直人士，包括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的高度称赞。
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极少数人，出于复辟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重新玩弄帝国主义、修正主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攻击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伎俩，造谣和诬陷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歪曲、阉割和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散步种种歪理邪说，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什么“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污蔑全民所有制企业是“所有者缺位”“全民谁也没有”，是什么“产权不清晰”，是“效率低下”，篡改和反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所一贯坚持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与共产党的称号和宗旨绝对不可分离的“消灭私有制”的伟大真理，鼓吹所谓“人间正道私有化”，贩卖实用主义货色，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把我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国民经济的巩固、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说成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们不仅制造舆论、散步谣言，肆意诋毁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而且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观点和文章、言论，包括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要么加以大肆歪曲、恶意篡改、竭力阉割，塞进自己的私货；要么黑白颠倒，指鹿为马，强奸民意，大肆讨伐，造成了一种“唯有私有化”，“唯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假象！
多年以来，他们把持和操纵舆论大权，打着所谓“改革”和“解放思想”的旗号，借口实施所谓“责任制”“承包制”，搞什么“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 、“股份合作制”、“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管理层买断（MBO）”、“国退民进”、“资产重组”、“产权多元化”“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导致集体和国家财产严重流失，无数的公共财产落入极少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权贵们的腰包,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发生了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不可能如此快的产生和产生如此多的暴发户、超级富豪和贪官污吏的现象！
严重的是，他们打着所谓“实事求是”的幌子，只须他们制造谣言欺骗人民群众，只须他们不顾事实和逻辑的一再诡辩和狡赖，却不许人民群众予以反驳和揭露，稍有不同意见，他们便挥舞所谓“极左”和“不争论”的混子，扣上“思想僵化”和“反对改革”的帽子。
中国的走资派及其豢养的知识分子，极力歪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资本主义所奉行的追求利润和利润最大化，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把个人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捞到多少金钱，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出息与否的唯一尺度和标准！把从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之间形成的平等的劳动关系和按劳分配关系造成的贫富无悬殊，团结互助、人人平等的关系污蔑为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于是在伴随着批评所谓“红眼病”，大搞什么“优化组合”，“减员增效”、“末位淘汰制”、“竞争上岗”等等名目的所谓“思想解放”和“开拓进取”措施，竟然公开宣扬即使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早被唾弃的、无人敢露骨宣扬的所谓“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号召什么“以三铁砸三铁”（以铁心肠、铁手腕，铁措施，砸铁饭碗、铁岗位、铁工资），结果导致“十多万家企业易手私人，六千多万工人下岗失业。这就是说，目前，除农民之外，全国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阶级中2/3以上的人员已经失去国家主人地位，沦为新的劳动商品和资本的奴隶。”
正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中国国企、中国公有制经济终于被这些阴谋家出卖得元气大伤，我国公有制企业急剧下降。据2004年底经济普查，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19.2万个，比1996年下降91.1%；比2001年下降48.2%；仅占二、三产业企业法人数的5.5%。集体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45.6万个，比1996年下降90.9%；比2001年下降46.9%，仅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0.5%；而私营企业法人数达198.2万个，比1996年增长1.42倍；比2001年增长49.7%，占企业法人总数的61%。外商企业法人数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2003年11月2日讲话时，用“心情沉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在某些领导人的发展非公经济要“放心、放手、放胆、放宽政策”号召下，一场大规模地剿杀、消灭公有制经济的恶浪一波胜过一波。
“更为严重的是，在2004年之后疯狂的贱卖国企出现新的浪潮。2004年东三省3500家省及省以下国有工业企业，经过2005一年‘国企改革攻坚战’，80%以上已经实现了产权重组（中小企业90%以上），吉林省816家全部改完。其中只有20%左右保持了国家控股（相对控股）。以通钢事件的发生地吉林省为例。2004年，王珉由苏州市委书记调任吉林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5年1月，被选为省长。上任伊始，曾创造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完成1034家国企改制记录的王珉，就点燃了到吉林后的第一把火——‘816工程’攻坚战。所谓‘816工程’指用一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全省816户重点国有企业改制任务，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结果在王珉分秒必争的强力推动下，2006年4月，列入攻坚计划的816户国企改制基本完成，一年完成三年改革任务。截至2006年底，吉林省已有3228户国企完成改制，改制面达到98%。（新华社长春2007年7月15日电）同年12月初，王珉就已荣任吉林省委书记。至于这些国企是怎样‘成功’改制的，通钢事件可见一斑。这一个省，仅仅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将816家国企一扫而光，其他省呢？全国呢？2004年之后，历经‘王珉’们的大刀阔斧，国企还能有多少硕果可存呢？”
据《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08年最后一期披露：“到2006年，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下降到44.3%（其中国有经济为32.0%，集体经济为12.3%），远低于55-60%的临界值；非公有制资产所占比重则上升到55.4%（其中私营经济为33.0%，外资经济为19.1%，个体经济为3.3%）”。这就表明，公有制资产已经不占主体地位，占主体地位的是非公有制资产。
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例，1978年为 78%，1992年为48%，1997年为25.5%。据国家统计局材料，到2006年已经下降到14.9%，甚至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国有工业总产值占26.2%的比重。而现在所占比重已处10%之下。（雨夹雪《国之重器：共和国60年的国营企业》）由全国工商联主持编写的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预计：今后5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速度将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预计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上升至3/4。蓝皮书称，“十一五”期间，私营企业数量仍将大幅增长，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例可能达到七成以上。在企业数量和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民企的规模也将继续明显扩大。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三届年会上称：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已跨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将会继续大发展，并成为改变中国、发展中国的一个主要力量。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市场经济决策信息咨询网络《特供信息》，在2006年第37、49、50期上，刊载了三篇涉及所有制问题的“主持者言”。有一篇说得更加明白：“过去我们说，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但现在我们逐渐发现，顺着真正的市场经济的思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反过来说，国有经济是对民营经济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标榜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翁，竟然变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少数腰缠亿万贯，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毫无道德底线且规避于法律惩罚的权贵和资产阶级分子；一边是在住房、医疗、上学新的“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多数工农劳动群众！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权贵们的为所欲为，就连西方政治家们也看不下去。新华社2007年1月24日的一篇专稿写道：英国《金融时报》23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应该全力击破“腐败官员、无良学者和行贿商人”组成的贪腐“铁三角”！
正如仲大军《请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诉求》一文所说，“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一切都在开放搞活，唯有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遭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窒息！工人阶级的表达权、结社权、谈判权、罢工权都被抛到烟霄云外和社会的视野之外。”
也正如署名昆明池的文章所言：“反思中国发展道路，对中国改革进程进行马克思主义剖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改革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对企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扭曲。正是因为生产目的扭曲，才产生了所谓国企效率低下，以及GDP决定论、减员增效、国退民进、以市场换技术等一系列主导改革进程的错误理念和政策，使改革越来越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目的，形成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的私有化浪潮，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造成一系列、全方位的严重问题，使改革逐渐走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邪路’上去。”
目前甚嚣尘上的所谓企业改革的“攻坚”，攻的是什么“坚”？
说白了，就是多年以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毁灭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私有化浪潮开始遇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比较有规模的全国性的抵制！
离开这个大的背景，孤立起来分析当代中国的事件，就很难对于包括通钢事件在内的所谓群体性事件作出全面、正确和科学的答案。
二、共产党人对待私有制的根本立场和态度
共产党人如何对待私有制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宗旨、任务和历史使命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对私有制的立场和态度是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望文生义，共产党的名称就意味着与作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受剥削的经济根源的私有制是不相容的，而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共产，才是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作为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曾经创造出了俄国有史以来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奇迹，曾经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抗衡半个多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结束了中华民族自清朝末期以来受帝国主义欺凌、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充满屈辱和灾难的历史；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幅度，让全世界惊叹，中华民族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可是多年以来，醉心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豢养的专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散步了种种谬论。一方面，他们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以售其奸；另一方面，他们玩弄文字游戏，把约定成俗的概念，改换一个称呼，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比如，他们把失业称为“下岗”，把私有制经济称为“非公”经济，不谈阶级而称“阶层”，把资本家和工人统统称为“工薪阶层”，把剥削收入称为“资产收益”，把因贫富悬殊形成的两极分化，称为富人和“待富者”……
他们有人接过“与时俱进”的旗子，挥舞实用主义的棍子，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货色。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往往以“过时论”搪塞，以“时代发展变化”为借口，回避和躲闪其中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对对待实践检验为正确、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他们说那是“革命的理论”，不是“建设的理论”，在“告别革命”的喧嚣声中，自然毛泽东思想是“无用”了；更有甚者，说毛泽东思想是错的。那个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不就发出“不清算毛泽东，中国就不能前进”的叫嚣吗！
现在是到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彻底清算他们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散步的种种谬论的时候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在列宁称之为“以天才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对待所有制和私有制问题的。
他们写道：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的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揭示。人类社会不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吗？私有制应运而生，应运而灭，私有制绝对不是永恒的！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公有制养懒汉”的论调，与百年前的论调是多么相同啊！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告别了革命，自然不但不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私有制决裂，反而要恢复它，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与所有制的关系阐述的还不清楚明白吗？为什么都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还说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联想到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前些年曾经写文章说什么：只要是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那么，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无进步与复辟、先进与落后之分了！在共时性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就都是先进的了！？那么，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当代中国，只有适应工人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来说，这还成问题吗？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
为什么有人对《共产党宣言》很不感兴趣？这就清楚了，原来《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我们能指望迷恋和迷信私有制的人，宣传《共产党宣言》吗？
看看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
本段第一部份：“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98页）
这段话说明，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是有条件的。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可是资产者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为了生存，只能出卖劳动力，沦为雇佣劳动者，忍受资本的残酷剥削。
“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那么，什么情况下是这样的呢？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劳动者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条件下，才是如此。也就是说，只有公有制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就只能沦为资本的奴隶，只有得到资本家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资本家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经济危机和失业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的常规。真正搞社会主义，是不能容忍失业现象的！失业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权被剥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丧失了劳动权，就只能依靠别人生活。所谓依靠私有制企业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难道不是饮鸩止渴吗？难道我国不正是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日益日益削弱，不占主体了，才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的吗？
看看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致奥·伯尼克的信：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同上，第4卷，第693页）
这段话的第一句，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几乎论证改革的文章很少不引用的。但是，绝大多数文章，是无意或者有意回避了后边三句话。
这是为什么？
因为第一句是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改革的，引用它，可以此来把自己的行为标榜为改革。第二句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决定意义（也就是根本的）的差别，是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强调的是公有制基础。这就限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性质，也就是我们所一直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不是马克思主义改旗易帜。第三句是说马上和逐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会有任何困难。这也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早产论”的有力驳斥！第四句恩格斯用事实说明，工人阶级能够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好生产和分配，他们比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管理得好，廉洁得多。工人阶级既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打碎一个旧世界，就有力量和本领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与心目中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迷信和崇拜资产阶级的权威和专家，鄙视工人阶级的买办、洋奴是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啊！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巴黎公社所实施的措施“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这里可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意义之大！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可见，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通过驳斥拉萨尔泛谈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言论，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以上这六段话，主要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资产阶级权利另一表现——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是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还需要“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权利，这是不可避免的。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把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乌托邦，可见早已有之，只不过今天有人仅是重复历史资产阶级的老调、拾反动派们的牙慧而已。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虽然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 “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共产主义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几十代的遥远而不可及的！
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才有劳动平等、工资平等，才有所谓社会主义平等。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可能有劳动的平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平等。私有制不消灭，至于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无疑纯粹是痴人说梦罢了。
毛泽东关于所有制问题论述（点滴）：
1953年10月、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他说：
从解决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要弄清楚。现在，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地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他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
1957年3月12日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得比过去的变得深刻得多。……社会经济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5月21日，毛泽东说：
（一）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的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二十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
你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会议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
（二）
5月25日毛泽东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请注意：毛泽东清楚而又明确地指出：“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新旧社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请想想： 那种所谓不求“拥有”但求“有过”的论调，那种“产权”与所有制无关的论调，那种要变“非公”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论调，还是社会主义吗？
那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骗群众的人，难道不是卑鄙的，又是可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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