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永照千秋
——纪念116周年
翻开中华民族的史册，我们不难看见历朝历代的史页上都写满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类的词句或文字不同意思相似的内容。这说明5000年来，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原则都是只能让民众奉命行事，不能让民众了解统治者的意图；治国就是让官吏来统治人民，人民只有俯首帖耳地服从。事实确实这样：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们，治国理政都把重点放在治民上。这样的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反反复复的周期率。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就在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下，往复循环、徘徊不前。
１９４５年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６０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仍是至理名言。
毛泽东作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缔造者、前无古人的政治家和厚今薄古的思想家，深知“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道理。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别开生面，把治国理政的重点放在“治官”上，他把党的各级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视为“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让其必须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和问责。而人民群众则被尊为国家的主人，让主人领导、监督、监管“公仆”和“勤务员”。这样，就形成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就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每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宗旨。
为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防止重蹈 “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 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他还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泽东这番话，荡气回肠，大气凌然，振聋发聩。“治国就是治吏”， 高屋建瓴，寓意深邃，这无疑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大绝招。通过新中国60年的实践检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检验证，它不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仍然也适用。尤其是在当下和将来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归纳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从“吏”的作用上，看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说：“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把官吏管理好了，官场风气匡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增强了，老百姓就会一呼百应、不令而行，国家就会政通人和，社会就会安定和谐。否则，官员欺上瞒下，营私舞弊，利令智昏，胡作非为，其结果只能是“虽令不从”，民怨国衰，“四维不张”，最终必然致“党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整风反右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持续十年之久的被称为“浩劫”的文革等运动。这些运动，没有一个运动不是治吏的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但它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治吏的目的始终没有动摇，这些都现了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根本思想。
二、从“吏”的地位上，看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必须治吏，治国必先治吏，这是由其权力的特点决定的。庄子说：“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恶避就，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权力这个决定生杀予夺的法宝，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更让人垂涎。然而，权利又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受到有效监督、制约和被正当运用时，才能兴利除弊、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凝聚民心、汇集民力、造福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变化，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官员不能够廉洁自律，经不起执政的考验，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走上了腐败堕落祸国殃民的道路，这说明什么？
三、从“吏”的特点上，看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不问不管垮下来。”“久严不松，砺练精兵；久松不严，积重难返。”治官务必从严，要想把“治官”落到实处，必须 “严”字当头，对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谨治学、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约束、严格政纪、严格党纪、严格法纪、严惩腐败、严防变质。用先进的思想“训官”，用透明的机制“督官”，用权力的分解“制官”，用严格的纪律“戒官”，使官员如临薄冰、如临深渊、谨言慎行、有所惧、不乱为，才能形成令行禁止的那样一种局面，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毛泽东时代的各类纪律条款虽然不多，但是它非常管用，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得到人民群众严格有效的监督，在公仆们的头上始终悬挂着主人的家法——群众运动和"四大”的“皮鞭”。在这样的情况下，仆人们除了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作外，再没有别的选择。
四、从“吏”的历史上，看治国就是治吏。共产党的新中国，为什么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较好的党风、“官风”？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严”字上做了文章。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其向毛泽东说情，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当时，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砍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两颗人头，不知让多少官员警醒、多少人悬崖勒马、多少人廉洁自律，至少换来中国官场二十多年的安定。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效果，最是体现在上世纪60年代的那次大饥荒中。官员虽然吃不饱肚子，但严格律己不贪不占；群众虽然饥肠辘辘，但宁可挨饿也不偷、不抢。就是这样，才使国家平安、稳定、顺利地度过了中国历史上从未度过的难关。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射出毛泽东“治国就是治吏”的伟大作用和显著成效。
五、从“吏”的现实上，看治国就是治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的治国理政的观念变得模糊起来，甚至本末倒置，又陷入“治国就是治民”的误区，而且久久不可自拔。他们把人民当成“刁民”、“屁民”，把自己置于同老百姓对立的位置上，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官气熏天，颐指气使，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肆意损害群众的正当权益，在“治民”上大做文章，以莫须有的罪名法办不同意见者，用拘捕的手段阻止上访人员，用黑社会组织强行拆迁百姓祖传的房屋，等等，这些蓄意关闭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与民争利甚至逼民自焚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虽令不从”，“按下胡芦起来瓢”，造成民怨四起。看看当前官民矛盾加深、警民冲突频繁、无利益群体事件频发、矿难噩耗频传、社会治安混乱、娼妓遍地、黑社会横行、新三座大山、前赴腐后继、贫富差距拉大等等，严重动摇执政党地位的现实，那个不和当政的官员有关？！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国就是治吏，治官吏务必从严，官风正则民风淳，官风邪则民风乱。对执政兴国，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来自官员的权力滥用、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德之不修”。今天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最关键的就是从严管理干部。愿各级党委政府从毛泽东治国理政的绝招中受到启迪。愿历史的周期率不再重演。毛泽东的治国就是治吏的思想永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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