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晚年针对俄罗斯农村公社发展道路问题提出来的。1881年2月16日,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1]。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为给查苏利奇复信,先后写了一稿、二稿、三稿和四稿,最后将第四稿作为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在第一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欧洲国家……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应用到公社中来。”[2]其中用了“卡夫丁峡谷”这个比喻,第三稿也有类似的说法。“卡夫丁峡谷”这个比喻原指《罗马史》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公元前321年,罗马人被萨谟尼特人打败,萨谟尼特人把五万罗马人围困于卡夫丁山峡,罗马执政官被迫向萨谟尼特人宣誓以后不再和萨谟尼特人作战,撒谟尼特人然后把防寨打开,用长矛等武器架在一起搭成像牛轭型的门,让罗马人一个个从这种轭门下面走过。这种遣散战俘的方法意味着对战俘的极大侮辱。这就是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由来。
我们在此要追问的是:马克思在草稿中用了“卡夫丁峡谷”这个比喻,为什么正式复信中不用,而改成了:“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3]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我认为要从马克思一生所从事的工作来考虑。马克思一生都是在从事一项工作:即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早年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唯物史观的创立阶段,后来写作《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验证和发展阶段,晚年做人类学笔记是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验证阶段。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原件,在西方几经辗转,二战后被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做笔记是有目的的,他早年做哲学经济学笔记,是要研究哲学和经济学,那么他晚年做人类学笔记是要研究人类学吗?如果是这样,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理论来源吗?对这一个问题,有担心论、应答论、完善论、同情说、困惑论五种不同的回答[4],我本人倾向于第三种完善说,因为马克思晚年正值巴黎公社失败,“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的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5]资本主义丧钟并没有敲响,而是越来越巩固,这种形势不得不促使马克思反思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唯物史观对吗?因此,此时马克思需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现阶段的验证扩大到全人类发展过程的更一般的验证,所以他借助当时已有东方社会的历史资料来研究人类学问题,做人类学笔记,目的是要从人类发展更一般的过程来研究唯物史观的正确性,做人类学笔记是实际形势发展的需要。
大约1879年10月-1880年10月,马克思就已开始阅读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并做笔记,给查苏里奇回信的第一稿中也已经涉及到摩尔根和亨利·梅恩[6],所以,此时查苏里奇的来信正好触动了马克思的神经,使马克思陷入一种尴尬局面。俄国当时的农村公社正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按照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下一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俄国的农村公社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成为检验唯物史观正确与否又一个试金石,如果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那么唯物史观就不正确了;如果不能而是要进入资本主义的话,这正是“那些吮吸着‘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以及“在亚历山大二世政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7]们希望“农村公社”早点灭亡的理论依据。所以,查苏里奇的问题使马克思陷入了二难状态。他从初稿到第四稿,一直强调:“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8]从他的回信就可以看出,从初稿的大几千字到定稿的几百字内容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而且是三易其稿,到第四稿才定下来,中间的矛盾和不确定一目了然。
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他的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9]都适用的“铁的必然性”,他说:“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恩格斯也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11]现在他们面对现实,不得不修改他们的看法,马克思说:“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这样,前期唯物史观中推论出来的“铁的”具有普遍必然规律说就被后期“跨越卡夫丁峡谷”结论撕得粉碎,马克思不仅明确缩小了唯物史观范围,而且在第三稿用“相反的,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13]来回避实质问题,使卡夫丁峡谷问题变成一个令现代学者在“可跨越”和“不可跨越”上争论不休[14]的或然性问题。所以说,“卡夫丁峡谷”问题成了唯物史观的矛盾和对立的标志。不过,恩格斯后来继续维护前期的“铁的”必然规律说,例如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出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15]
马克思晚年宁可“放下紧急的工作”[16]、暂缓《资本论》二、三卷的写作和整理也要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在《资本论》写作中,有些字甚至宁他本人都不一定能再认得出来[17],而在回查苏里奇的信时三易其稿,说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有效性问题高度重视,已意识到唯物史观和现实的矛盾和对立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这种矛盾和对立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铁的”必然规律本身,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本身。下面我就从生产力概念出发来分析唯物史观的矛盾所在。
二、生产力概念的不确定性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我无法考证生产力一词是怎样发明出来的,但是,这个范畴决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就很早使用了。亚当·斯密在他的著名的《国富论》中,第一篇使用的标题就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也多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比如他说:“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18]“以上所讨论的都是土地生产力不同的国家中财富与人口的自然发展对于地租所发生的影响。我们也已经看到:每当我们有必要在土地上追加一份生产报酬较少的资本时,地租就会增加。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推论出:社会上任何条件如果使我们无需在土地上使用这份资本,从而使最后使用的一份资本生产力更大时,就会使地租减低。”[19]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资本论》第二卷第358-360页,马克思引用了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的两千多字的内容,在这两千多字中,威廉·汤普逊使用生产力一词竟达15次之多。这些简单的事实说明,在马克思之前,生产力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
正因为生产力概念是如此地普遍,所以人们对生产力一词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在马克思那儿,生产力就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0]在此,马克思把“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结合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定义为“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能力,还是指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工具、劳动的对象或劳动者呢?我们推论不出它的内涵具体指什么;第二个定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21]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效率还是指生产的产品量,我们也是不太明白。这两个定义并不能使人们清楚生产力到底是指什么,因为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用法中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1、把生产能力看作是生产力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22]
马克思在这里直接把“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说成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并且说“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可见,生产力就是指一种能力。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可以“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他说: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富,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3]
2、把生产率等同于生产力
“地租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24]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25]
3、指劳动者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26]
4、指生产资料
“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27]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28]
“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29]
这种用法中包括科技发明,此略。
5、包括生产关系
什么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说:
“……;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30]
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就理所当然包括分工、协作、所有制和分配等关系,例如,马克思说:
“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 [31]
“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的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32]
“其实,分工和所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3]
马克思谈到生产力时,多次提到生产力内包括分工协作等生产关系的内容,他说: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也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34]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分工贫困并变为机器。”[35]
“……。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36]
我们可以把生产力的上述五种不同的用法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把生产力用做生产的能力(1、2两种用法),另一类是把生产力用作生产的条件(3、4、5三种用法),这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一段话中体现出来:
“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37]
马克思在这里把“力”和“条件”两个词都用了黑体字,说明他强调这里的生产力是指能力,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等要素。但是,这个生产条件按照他的用法,也可以理解为生产力,那么,这里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和冲突就变成“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即“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38])和“未来的劳动生产力”(即“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39])的矛盾,因此,他有时又没有将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层含义严格区分开来,甚至有时将它们等同: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40]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两方面是指生产关系一方面和生产力一方面,他在生产力一方面是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作为与生产关系对立的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生产力的要素”这几个词是作为同一个东西看待的,它们的含义一样,它们都可称为是生产力。
生产力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其他概念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生产关系先后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等术语,至少有3种不同含义[41]、生产方式概念有5种不同的含义[42]。
这两类用法的对立,人们也早就意识到了,比如《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在总结生产力的三个含义时说:“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生产力含义问题的争论主要是指生产力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物质力量”?主张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的观点,反对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43]
三、生产力概念内部的矛盾
在生产力的两类用法中,把第二类用法中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看成是生产力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只是第一类用法中的生产能力的要素,这些要素要转化为第一类用法中的生产能力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中间过程,正如电脑在不懂电脑的人手中不会发生作用一样,康德也说过“(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44],因此,第二类生产条件的用法和第一类生产能力的用法是根本对立和矛盾的,第二类用法中的生产条件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物质力量。而联合就是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对象的关系的综合,从系统与功能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大小就是由生产过程中要素联合的方式来决定,不同的联合方式产生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当然要素在其中不是不发挥作用,它们发挥的是“元功能”的作用,它们对生产力“构功能”的作用影响要通过生产关系的结构体现出来。这样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有人一直根据下面我将引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一句话证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并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关系原理进一步推论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其实马克思这句话本身就不对,错就错在马克思仅仅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理解为与内容相对的“形式”。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生产力的形式中的一部分,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形式外,生产力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工具形式,也不可能不需要劳动对象形式。既然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的形式,为什么仅仅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生产力的形式、其他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不作为生产力的形式来看待呢?所以,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是错误的,更不能根据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推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形式理解为生产力要素的“组织形式”,那就与我们的理解一致,它就属于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结构,生产力的要素在生产关系这一结构的整合下构成生产力系统,生产力(作为能力)就应该是整个系统的功能。但这时就得不到生产力的要素决定它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的结论,也得不到(作为功能或能力的)生产力决定(作为结构或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的结论。
还有人用“要素决定形式”的观点来证明:在生产力中,生产力的要素决定生产的形式——生产关系,例如古今不同的兵器决定不同的打仗方式。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们一谈到要素,首先必须弄清是什么东西的要素,没有一个整体,就不可能谈论要素问题,如同兵器首先要看是什么时代这个大环境中的兵器一样,不同的时代就决定着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的水平和兵器的水平,当然也决定着不同的打仗方式,不是仅仅因为兵器的不同就决定打仗方式的不同;其次,要素可以进入不同的形式,如果说要素决定形式,那么要素为什么不选择它要进入的特定形式而要进入不确定的多种形式里面去呢?一个要素能决定未来一定要进入的某一特定形式吗?比如我眼前的这块砖头就一定选择进入厨房、不进入卫生间?某人就一定知道未来他一定做一个医生的丈夫、律师的父亲?所以,在要素与要素的形式之间具有不确定性。更主要的是,“要素决定形式”这种观点虽然不再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解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但是其所谓的要素决定形式,实质上还是重复马克思的错误,即不是把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等因素看成是与生产关系一样,都是形式,而是把它们看成是与生产关系不一样的“要素”,其实这些要素本身还是和生产关系一样,都是生产力的形式。
马克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错误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是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莫里斯的哲学讨论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但由于那时理论在生物学中声名不振,他也害怕象大数学家高斯说过的“低能儿的叫喊”,把草稿锁进了抽屉,战后才第一次用“一般系统论”这个题目公开发表[45],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发表才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所以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要么是忽视“关系”研究的原子论观念,要么是忽视所涉及系统的特性的观念,如常有还原论企图的“社会物理学”[46],因此,社会科学中像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的本质,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而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只有二十几岁,《莱茵报》期间的现实斗争和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影响,“我们一时都成费尔巴哈派了”,使他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开始用物质决定意识的方法来分析思考问题,并运用此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是对市民社会他还没有认识清楚,所以还没有提出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等概念;从威廉·汤普逊1824年首版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马克思了解到:“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是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马克思接受了其中的积累和分配从属于生产力的思想,对市民社会的经济状况有所了解,因此,根据唯物主义原则,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在市民社会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性的因素是什么;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分析,到《神圣家族》中就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找到决定市民社会的物质性的要素“生产方式”,这是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提出生产关系范畴的时候,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原理确立起来了,这就标志唯物史观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头脑中只有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没有像现代的系统科学等更先进的理论的指导,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是难免的。
四、唯物史观的内在矛盾和危机
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唯物史观,马克思的整个唯物史观就是不科学的,也无法像他那样进行推论;而且即使我们不根据这个观点,而根据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推理过程中条件和推理过程的不一致,也得不到他所说的结论。
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7]
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推论的起点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也就是说生产力不能和生产关系分开,它们形成一个结合体即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接着,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而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起点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48]即按照“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49]这样的循序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50]这段话说明劳动生产力来源于内部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内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次页还说:“……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51]
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这段话推论的起点是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也就是说生产力不能和生产关系分开,它们只有形成一个结合体即在生产方式中才有现实的生产,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把生产关系抛在身后自己独自向前发展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时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可能再与随自己同时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发展矛盾,而只能与它发展之前未变化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否则就没有力量来源。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而推理过程中,马克思又必然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分离,然后才能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形成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事实上生产力要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关系而独立向前发展,把生产关系抛在后面,然后再与生产关系形成不适应、形成矛盾。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前提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步说”与推理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错位说”的矛盾,而且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从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来看,生产力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生产关系,不是像人们所比喻的那样是脚与鞋的关系、身体与衣服的关系,由一个基本适合到错位不适合、再经过调整到适合同步的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为什么会在的思想中形成生产力可以单独的向前发展、与生产关系错位、经过调整再与生产关系适合同步的观念的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人们一贯认为生产力就是指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等实体性要素,如马克思所说是指像“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这类东西,是一种物质力量,那它“当然”可以离开生产关系独自向前发展,这就是生产力概念的歧义性的后果。那么,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不是总是滞后、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之后跟着应变呢?事实上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它们之间的变化是同时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变化,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和生产关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孤零零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新生产力;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同时形成一种新生产关系,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就不会在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显示力量,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同新的生产力同时产生。拿“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东西来说,从它们被发明出来、到它们在实践中应用、然后到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这些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然后才有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在实践中无应用价值的发明不是真正的发明创新,而有些发明创新就是在运用的推动下产生的,所以,创新的灵感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两者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推动。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的实质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造成生产力具有革命性和积极性、可以与生产关系错位、自己独自向前发展这种功能与结构相脱离的误解的原因就是生产力概念中第一类用法和第二类用法的对立的影响。
我们这样重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符合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话来验证。恩格斯说:
“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52]
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解释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53],如果把它理解为传统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方式”,那就形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的同义反复,这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这里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就是它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问题是恩格斯不是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方式内部所包含的东西,而是把生产力理解为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东西。是什么原因导致恩格斯将马克思一贯坚持的“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的思想改变为“通过调整生产方式来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呢?是不是恩格斯连马克思的一贯的思想都不知道,还是恩格斯的笔误呢?或者是四十年后,恩格斯的思想发生变化了,修改马克思的思想呢?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呢?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了那么多年,他是不可能不熟悉马克思的思想的;他的学术态度是那么认真,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甚至要硬着头皮读连马克思本人活着的话都不一定能认得的草稿,在重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时,严格尊重学术和历史,将要修改的东西放到序言里说得清清楚楚而不是在原文中修改,使读者了解文章的来龙去脉,在这种一丝不苟的学风中,怎能出现笔误呢?如果是前后四十年,思想有了变化,恩格斯为什么不将自己的思想变化做一个公开的说明,而是在清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时,在这个比较严肃的反对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的战斗性论著中,轻描淡写的写上这一句话,不怕他的论敌就这一点向他发起攻击吗?后来经过我的大量的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发现上述情况都不对,造成恩格斯这种理解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第一类用法和第二类用法的对立所引起。
五、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意义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唯物史观本身是错误的,要验证一个错误的东西的正确性,当然是无稽之谈。马克思的《资本论》由于其本身的偏见验证不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54],从人类学的角度的验证也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说,维·伊·查苏里奇的来信成了暴露马克思学说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导火线,卡夫丁峡谷问题就是这根导火线上的着火点,因此,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纯粹是个假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3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5-4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9页。
[4] 孙来斌/居继清:《“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十年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J],1999年第5期。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32、4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68、430、442、44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3页。
[1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11] 恩格斯:《反杜林论》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7页。
[14] 孙来斌/居继清:《“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十年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J],1999年第5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47页。
[17]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页。
[18]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9月版,第55页。
[19] 、[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9月版,第6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01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09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72,第32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8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86-28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9页。
[41] 、林剑:《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42] 、赵家详、李清昆、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28-131页,。
[43] 、《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1981-1982),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第106页。
[4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页。
[45]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83-84页,。
[46] 、[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86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页。
[53] 、例如:由王正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生产方式的其他用法”一节中,认为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编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编在这一用法下(参见该书第501页)。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五院校联合编写组编)第77页,就是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来解释恩格斯的这段话。该《解说》说:“……同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验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有一天要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可见,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矛盾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
[54] 参见拙文:《<资本论>的偏见》,学说连线网(www.xslx.com)“思想观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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