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历史与阶级斗争
戴维·麦克内利
语言与新唯心主义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存在。正因为哲学家们承认思想是个独立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就必然要使语言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们当今目睹一种新唯心主义正影响着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不仅使语言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而且使其成了一个万象一统的王国：这一王国力及四方，掌控天下，完全排除了人的力量。你瞧，一切的一切皆备于语言；语言乃一切之一切。因为人是语言工具，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我们通过语言得以了解和描绘的世界，所以就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即语言是唯一的存在。我们的语言（或曰“论述”，或曰“本本”）——说法不同，但这不是问题之所在——限定了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这也是个政治理论问题。压迫被说成是完全源之于我们和其他人均受制于语言这一状况、源之于我们的态度受制于一些词句与另一些词句的关系，抑或受制于所谓的“像语言那样被编成的”代码。我们人自身——我们的身份认同和“主观感情”——的确立，有赖于语言。诚如一位赶时髦的文学理论家在评论戴维·洛奇的小说《出色的工作》时所说，你不仅仅是你所说的话语；是啊，根据新唯心主义的说法“你是话语所说的你”。因此，语言是最终的“牢狱”。我们被囚禁于此，动弹不得；我们难以摆脱使我们确立的语言之束缚。
这一新唯心主义是与政治见解极度模糊相一致的。这是左派放弃斗争时一种假激进主义——光说不练（确切地说，以言代行）的口头激进主义。新唯心主义对当今压迫和剥削体制与手段所做的反应，只是做做口头功夫——使用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措辞。当新唯心主义头号哲学家之一的雅克·德里达对我们说他“不太愿意使用诸如‘解放’这样的词语”[1] 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诧异。我们受制于语言，只能玩文字游戏；但我们永难有望从“源自语言本身的永恒的压迫体制”下求得解放。
新唯心主义及其所牵涉到的政治并非仅仅是无害的小事；它们放弃了政治责任，特别是在残酷的资本主义调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统治阶级反对社会变革的时刻，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它们也构成了重组群众抗议和反抗运动的障碍。然而，本文并非要对语言唯心主义——不管其名称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再次进行评论。我拟换一种思考方式，证明马克思主义能从事比仅对这些思潮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行攻击更多的工作。我拟阐明马克思主义有能力对语言及其在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类所有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判断，并阐明这一判断可将语言理解为诸多行为中的一种社会相互作用，这种社会相互作用取决于劳动与冲突的关系，即取决于阶级斗争。
社会劳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详细阐述语言理论，然而他们就这一问题所说的少数几句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思想认识错乱时，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明的唯物主义史观，并未否认意识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唯物主义史观一直反对意识、思想、观念形态脱离劳动、社会生产——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指责唯心主义对思想和语言的认真看待，而是诚如本文开头引文所示，指责的是唯心主义认定思想和语言是个“独立存在”。他们坚持认为，人的观念产生自其生活的整体状况。因此，观念和思想的形成“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交换紧密相连的”。他们认为这才是“现实生活的语言”。
人的生活之一大特征是社会劳动；我们在社会劳动中组织起相互联系的个人生产活动，以创造物质财富。人的劳动得靠意识，因而也就需要个人间的联系，交流、统一思想，协调社会劳动。而语言则是这一联系的工具——人的意识特有之要素。语言是人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人特有的一种意识。“语言和意识均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也为别人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 这一阐述虽然比较简略，但对任何一种想要认真看待语言而又不将其同人的一切实践活动脱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为理解语言提出了这个原则性的看法。幸运的是，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详细论证了这一阐述，从而使我们有了十分丰富的唯物主义语言理论。
符号、言谈和阶级斗争
这些论著中最为重要者当数V.N.沃洛希诺夫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年）。沃氏的著作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关于文学、艺术、语言和文化的一场大辩论期间写成的。这场辩论因为斯大林强化其独裁统治而偃旗息鼓。沃洛希诺夫本人也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失踪。然而近年来，沃洛希诺夫和米哈伊尔·巴赫金——对沃氏作品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的著作再次受到了人们的重视[3]。
三大主要论点是沃洛希诺夫语言观的基础。第一所有符号——从文字到交通标志——都是物质性的，均表现为某种物质形态。第二，符号实际上是社会性的，处于个人之间的接触上；没有相互交流，符号则毫无意义。第三，因为符号式社会性的，所以任何一种理解语言的方法得靠言谈这一手段，通过这一手段进行最大限度的语言交流。没有言谈，语言即无生命：一种没有交流行为的交流工具，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因此，语言的生命——其特有的活力——就在于言谈，即人们之间的口头交流。
但社会交流并非只是简单的言语上的接触。言谈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王国，是种社会关系多方面的联系。因此，符号即体现在普遍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种种关系上。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对语言和言谈具有极大影响。沃洛希诺夫写道：“符号的形式首先受制于包括所有成员在内的社会组织”。因此，言谈受制于等级制度和统治地位，以及对等级制度和统治地位的反抗。各群体均试图着力突出各自的用词，以表达各自的社会交往体验及各自强烈的社会愿望。这一点特别——而决非仅仅——适用于不同阶级关系的人们。因此，“符号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舞台”（第23页）。
需要着力指出的是，这一论点实质上不同于从某些方面看可能有点相似的后结构主义的阐释。例如，米歇尔·福柯认为语言是一种权力统治——尤其是具体表现在诸如医院、收容所和监狱这样一些社会公共机构上的权力统治——展示的舞台，而特别是在其晚年的一些著作中显然考虑到了反抗统治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以这些观点闻名于世。福柯之所以强调权力，意在批驳将社会关系归结为语言形态的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理论。他尖锐地反驳德里达时，指责解构只依文本行事，“而不顾及文字的含义在不同时间所发生的变化”。[4] 这一观点很有分量。然而福柯在否定囿于文本这一做法的同时，自己又陷入了言语这一条框之中。从总体上看，他那“知识动力”观实际上持有这么一种看法，即权力关系形成于“认识”人的实践中，通过“认识”人的实践而形成。而这些实践活动——将人们分类，对他们进行估量和考察——产生于言语范畴，人们在这一条框中被分成不同的思想和特征类别。结论是“人类的发展是一系列的阐释”。因此，福柯虽然对社会公共机构及其统治行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还是又折回到了他自己设定的论述决定论；他的这一决定论逻辑使他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即“人们”必然“超不出论述的范围”。[5]
就此再对雅克·拉康及其对精神分析所作的后结构主义之阐释作一评述也许是必要的。拉康强调潜意识的欲念及其决定因素这一点，往往被认为是对语言决定论的否定。然而由于拉康从语言上对潜意识进行了阐释，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他由于从语言上对潜意识进行阐释，从而就完全舍弃了物欲：这一物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弗洛伊德最为激进、最具有颠覆性的一面，即其获得性满足的肉欲（或曰性本能）论。弗洛伊德实际上认为这种本能起着社会性的中介作用，是种种易受影响、有倾向的表达方式。然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人的欲念乃肉欲产生之源，而肉欲又与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相冲突：这一看法与传统观点即认为欲念、语言和思想是完全独立存在的观点截然不同。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同其他事物一样是被压抑的肉欲持续产生之源。拉康断言，“潜意识就像语言那样有条理”。[6] 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说是完全的话）否定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拉康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弗洛伊德的理论失去了物质内容，失去了与人体的联系，重新又回复到了语言范畴。他在将人性说成是“受包括语言结构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时，就又将弗洛伊德的理论纳入了语言学范畴。因此，语言就同人体以及人们所从事的社会—物质实践分离了。拉康想要将我们关进监牢——在此语言“通过人”[7]进行表达。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说沃洛希诺夫。他坚持认为语言是社会冲突之所在，他这一观点就不会将我们限定在语言范畴了。如果说“符号”是阶级斗争舞台的话，这并不是说字词（抑或通常所说的符号）对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沃洛希诺夫反对天真的相对主义。与此同时，他也攻讦那些将字词和含义概念具体化的人，那些将字词和含义从活生生的社会交流和社会冲突中抽象出来的人。他坚持认为，就像我们在字典中看到的那样，字词理所当然地有着固定的抽象含义，然而言谈涉及含义和主题，主题关系到特定的社会群体成员为了表达其感受言谈时所使用的语调和所表示的着重点。人们在不同场合使用着不同的“言谈”方式，这不同类型的言谈有其自身语调、规范、词汇、行话等。因此，女秘书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与主管交谈时同在午餐桌上或下班后俱乐部的聚会上与同事们交谈时使用着极其不同的言谈方式。第一种方式的特色是明显的敬意和顺从。第二种方式讲起话来姿态就比较平等了，有时攻讦一下老板和主管，幽默一下。最后是第三种方式，往往使用一种比较规范的反抗性言论，其特色是团结（“姐妹们、兄弟们”）一直反对雇主。
对语言和言谈的这种认识，视人们属于不同性质的关系和从事不同性质的活动：在这些关系和活动中，不同的言谈方式使人们能够理解并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虽然那些行使权力的人可能会试图把一种独特的言论强加给他们的下属，但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场合的主导言论。然而，被压迫、受剥削的人们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言谈方式，这套方式强调社会体验的方方面面，强调反对态度，面对官方言论持否定态度进行自我维护。因此，按沃洛希诺夫的说法，符号所强调的重点是多方面的，可以不同方式着重表达不同社会群体的感受。然而官方言论——统治阶级的言辞体系——竭力否定符号所强调的重点之多方面性。统治阶级志在通过言论造就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因而就竭力坚持认为一套统一的含义和主题思想是唯一能够描述事物的方法。沃洛希诺夫写道：“统治阶级力图使意识形态符号具有一种超阶级的、永恒的特性”（第23页）。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力图使符号概念具体化，使符号具有固定、无变化的含义，使其能够具有单一的、统一的、永恒的含义。
统治阶级尽管竭力为之，但也难以完全阻止强调符号的非官方言论的存在。沃洛希诺夫不十分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然而答案似乎很简单。所有的人类劳动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性的。历史上不存在一种个人独自支撑生产的生产制度。直接生产者们——不管是农民、种植园奴隶还是雇佣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和在劳动之余的交往中都是相互合作、同心协力的。他们在这些场合避开其剥削者的直接控制和监管进行交流。换句话说，由于官方言论理解不了受压迫者的整个生活感受，因而发展出了非官方的言论。受压迫者们的一系列社会交流全部或部分不受其统治者的直接干预。他们在这些“生存空间”里创造、发展出了表达官方言论拒不理会的感觉、情绪、思想、观点和愿望的言论（或曰言谈方式）。
符号所强调的，是各不相同且相互对立的而不是单一的重点；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十分明显。沃洛希诺夫认为，“各意识形态符号中根深蒂固的矛盾难以完全暴露出来”（第23页）。但在社会危机或革命暴动发生、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受到否定时，这些矛盾就立即暴露无遗了，统治阶级的言论受到了反叛民众的质疑，他们要求非官方的反抗性言论拥有多多益善的社会生存空间。这是民众暴动具有（借用列宁的话）“受压迫者的节日”性质的原因之一；在控制、审查制度逐渐失灵时，抵抗、反抗行动和言论有了巨大发挥空间。暴动狂乱期间出现的天翻地覆景象并不是一时产生的，是受压迫、被剥削群体为了表达其感受、统一（尽管并非易事）其反抗步调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言谈方式之产物。
因此，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性，从而也就有力纠正了新唯心主义大力倡导的一些固定不变的、非历史性的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唯心主义对语言的论述即使似乎在强调论述的历史性——福柯以此而闻名——也全然是非历史的。对唯心主义者们来说，历史似乎只是一系列的论述演变、一种无关联的一个接一个的语言范式，而不是身处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充满活力的人们中间之交流和冲突所导致的一种连续发展变化的进程。沃洛希诺夫将我们引入深处紧张而又矛盾重重的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中间之充满生气的交往、交谈这一领域。因此，他将重新又将历史、社会交往和阶级斗争引入了语言研究。然而他的分析仍显空泛，需要使其完善充实、更加具体。这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关注受压迫、受剥削群体中创新、发展出自己的言谈方式之社会实践的性质；其二，关注他的研究分析所具有的政治实践意义。关于第一点，我要指出一批丰富的历史著作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实践和论述中的反抗辩证法。而关于第二点，我要论及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里阐述的一些有关语言、觉悟和政治组织的主要论点。
剥削与反抗文化
沃洛希诺夫的符号多重点观被一些人误解了；他们将其释读为含义乃随机而生，无一定之规。这一释读使语言和言谈脱离了人们在生存环境的形成与变革中所处的复杂关系，从而产生了唯心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一释读没有认识到非官方的（或曰替代的）言论源自实际的社会体验，特别是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体验，这就指出了上述释读之谬误。为了更加有力地捍卫沃洛希诺夫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到社会史中取得许许多多的重要事实根据。一大批重要历史研究著作表明，反抗性言论通常主要产生自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侵吞剩余劳动成果所进行的反抗活动。
关于普遍存在于民间故事、通俗歌曲、宗教仪式、民间谚语等等中的反抗形象最令人关注的特色之一，是颠倒剥削关系。剥削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盗窃——某人被盗窃了。大众文化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是颠倒剥削关系：盗窃偷盗者——雇主、地主或工头。
美国南方种植园奴隶编的精灵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位史学家指出：“这精灵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享用从其强敌那儿偷来的食物。”[8] 这些以动物拟人——主人和奴隶——的故事一再传述，逐渐正式形成了一种反抗文化：盗窃主人不仅得到宽恕，而且受到了赞扬。再者，这些故事不是什么荒诞、不现实的东西；这些故事构成了现实存在、奴隶们竭力维护的盗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在18世纪初英国失去家园的农民（贫雇农和自耕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诚如E.P．汤普森在其佳作《辉格党人与狩猎者》和《公共习俗》这样的一些作品所揭示的：从事各种犯法、违规活动（诸如偷猎——“偷盗”刚被圈起来的公地上的鹿、野兔、鱼等）的人们公然反对财产权新定义及对其习俗的限制。丰富的大众文化确认这些犯法、违规行动的正当性，否认富人行为的合法性，激励人们全力抗法。这种大众文化有自己的语言、词汇和符号，留有许多书面资料（墙报、歌曲、恐吓信等等）。[9]
我们也能从汤普森的著作中注意到，阶级斗争和反抗的形式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也并非是局限于生产上的斗争。汤普森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开始，力求说明阶级是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在社会生活中艰难迂回向前发展的。阶级的这种发展体验具体表现在语言上和文学中、在劳动中、在酒馆里、在家里、在歌里、在性关系上、在公开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的仪规上。汤普森在向我们描述人们进行阶级斗争时，使我们看到一幅劳动、性关系、性行为以及种种反抗交织在一起的景象。除此之外，阶级斗争犹如经历的体验这一看法还要我们认清劳动、剥削和反剥削是如何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又是如何决定着劳动、剥削和反剥削的。然而由于我们是生产者，我们自我发展或受制于人的主要方式是劳动，因而以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就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而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就是这被盗窃和力求颠覆（或曰改变）这一盗窃行为性质的经历、体验和感受。
虽然现代工厂工人在一些做法上不同于种植园奴隶和18世纪的农民，但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匈牙利，另一件发生在数年后的密歇根州弗林特市[10]。《工人国家的一名工人》的米克洛斯·哈拉兹蒂在书中描述了匈牙利工厂的生活情况，引导我们走进了一个“我们”和“他们”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花时间为自己干活是主要的反抗形式。这种反抗表现在工人们自己的语言里：
他们、那些人、他们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曾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或任何一个曾同工人做过比较深入交谈的人，肯定都明白这些词的含义。……那些人意指同一种人：下命令、做决定的管理人员、主管及其管理代表——他们即使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依然是接触不到的（第71页）。
哈拉兹蒂描述的工人为计件工。他们在完成定额后利用时间为自己生产物品，而后将其偷带出工厂拿回家。他们为这种完成定额后的自由生产活动创造了一个词：“干私活”。干私活给他们的工作日带来了无穷乐趣。“干点私活是要偷偷地、冒着很大风险干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只是一种可以自由地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形式（第142页）。”“我们干私活，才赢得了掌握机器的权力，才从机器手里赢得了我们的自由（第143页）。”然而私活是要大批量制造的话，就得有种合作精神，有些切割和整型活只有靠合作的工友在他们的机器上才能完成，而将物品偷带出厂也往往需要其他工人帮忙。“干私活……需要合作，自觉自愿的合作。”无疑，“几乎所有的友谊都是从合作干私活开始的”（第143、144页）。
合作、友谊、团结、自由创造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干私活时所需要的。干私活不是小小不然的反对行为；干私活与反抗活动密切相关。干私活具体表现了反抗价值感和反抗态度，反映了一种社会合作和工人控制生产的观念。诚如哈拉兹蒂所说，干私活“是种典型的抗议运动”（第143页）。
更能说明问题的一些例子出自于本·汉珀的杰作《铆钉头：装配线上的故事》。汉珀叙述了设在弗林特的通用汽车公司运货卡车和公共汽车厂装配线上工人的体验、感受，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为时间而斗争的重要情况。交给通用汽车公司的时间是从生命中夺取的时期。汉珀叙述的颠覆性做法之一是“两人同班制”：两个工人结对干活，一人干半班，轮流休息。休息时间可用来睡觉、阅读、写作，甚或溜出工厂干出自己想干的事。读了汉珀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及其合因能够从公司“偷回”被盗的部分时间而甚为欣喜。
汉珀在叙述他被调至铆钉装配线后同一名新合作工友结对同班干活时写道：
又像1978年那样了，干四小时活，领八小时工资。当你在公共休息室里看到卢·惠特克将一个曲线球打到右场高台而失效冲着屏幕狂吼时，再次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有好手在照料，就比较放心了。看棒球赛就好像比干体力活有意思多了。
他又写道：“我特别喜欢用计智胜那些指甲洁净、额外收入肮脏的管理蠢货们的想法（第191页）。”
汉珀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丰富的反抗文化。他没有理想化地描写事物，他对分歧、对立、胆怯、犹豫也作了描述。但在这么一些事上通力合作的：提前收工、让专横的工头或监管员走人、要求对他们讲点人性，哪怕是给装配线单调的生活添加点妙趣也行啊。
我们选择的事例——还可以挑出许许多多同样的事——遵循着某些反抗逻辑。这些事例表明：生产者们力求彻底改变受剥削的状况，力图悄悄地从侵吞他们的劳动果实、剥夺他们的自由、抑制他们的生命活力的人那里为自己取回点东西，通常创造语言用以表达并引导他们的反抗活动。因此，反抗语言决不是人为地随意胡诌生造的。许多最具表现力、最具生命力的语言是对劳动和剥削体制所做出的反应——往往也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反应。用解构主义者们爱用的话说，这是“赌博”。这是嘲弄、摆噱头、另类娱乐，然而这也是为生计、为生命以及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非常严肃的斗争。
葛兰西论语言和支配权
然而，如果说被压迫者不完全受官方言论影响的话，如果说他们创造出丰富的反抗者的言论并采取激烈的反抗统治者的行动的话，我们又如何解释统治和剥削的长期持续性呢？意大利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就语言和支配权所做的论述，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很有帮助。
葛兰西着力阐述这么一个观点，即承认主导思想——统治阶级思想——的支配地位，然而这一支配地位从来就是不那么稳固的，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与“反支配权”的思想和心态不和谐的关系。
葛兰西否定知识分子优越感，认为“人人都是‘哲学家’”。[11]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所用的语言隐含有“种种特定的观念和思想”，每个对自己（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世界——都有自己的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世界观并未根据其基本原则做过系统阐述。而我们则根据言谈潜心研究种种对事物全面进行考虑的观点。
然而这些世界观通常维持不了多久，这些世界观通常是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混合体。因此，大多数工人吸收了种种源自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和观点。同时，诚如我们所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又使他们采取背离主导世界观——至少是主导世界观的某些方面——的行动。因此，研究单个工人时往往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
他的理论意识实际上很可能是与他的实践行动相左的。人们也许会说，他有两种理论意识（或曰一种相互矛盾的理论意识）：一种蕴含在他的行动中，这一意识实际上使他在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中同其他工人团结一致；另一种表现在面上（或言谈中），这一意识是他过去盲目接受下来的（第333页）。
工人阶级意识的矛盾性是种不断变化着的现象。工人阶级原本就没有统一的意识。在一组工人中，有些人会差不多全盘接受老板、主管、政府首脑等人的思想、信念，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差不多全盘否定这些人的思想、信念。人们会发现大多数工人处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但他们的意识不是一成不变的。重大事件（群众性大罢-工和游行、工人运动等等）的发生，再加上有组织的反抗思想的宣传活动，会使人们变得异常激进；而失败、挫折和反抗言论的消失又会使人们变得非常保守。
不管这种情况发生在何时何地，葛兰西都认为工人阶级意识的矛盾性是会永远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固有特征就是，统治阶级竭力从意识形态上赢得对其统治的认可（而这种努力通常相当成功），同时工人们的生活经历——他们对剥削和统治的反抗——导致他们采取与主导思想格格不入的行动，而这行动无疑又体现了否定主导思想的世界观。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努力阐明体现在这种反抗行动中的世界观，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形成思想体系。这一观点使葛兰西得以根据普遍存在与被压迫社会成员的经历、行动和语言中之种种矛盾探讨革命政治学问题。
他认为，革命政治学的研究得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理念着手。这种实际生活理念涉及所有这些（大多是不那么外露的）反抗心态和看法。马克思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之路；因此革命思想不可能是从外面引进工人阶级运动的某种异国理论。革命思想与工人阶级是不可分割、有机相连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任务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反抗行动合情合理的、必然的结果。因此，革命政党必须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必须同工人们同呼吸共命运，讲他们的语言。与此同时，革命政党还必须成为一支将反抗行动变为不断自成体系的纲领的队伍、一支否定工人们所接受的传统主导思想（爱国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等等）的队伍——指出这些思想有悖于反抗剥削和压迫时所维护的利益和所表达的意愿。近年来流传着唯心主义者们对葛兰西所做的阐释；然而他坚持认为，振兴这种群众性的反支配权运动不能仅停留在文化层面上，不能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持异议的知识精英们的活动。他提出，反支配权是通过政治斗争——经济反抗行为和意识形态争论相结合的运动——进行的。换句话说，对被压迫者们来说，“对自己的深刻认识是通过对‘控制权’进行斗争达到的”（第333页）。他坚持认为，“政党”的作用犹如反主导世界观的“历史实验室”；政党是“被视为实际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熔炉”（第335页）。
因此，葛兰西对语言、支配权和政治斗争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从现实政治层面对沃洛希诺夫的语言多种含义观进行阐释。这是因为葛兰西的相互矛盾意识论是一种阐释沃洛希诺夫观点的理论根据，即受剥削阶级的成员（由于身处从属地位）讲用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也讲体现在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的人）的不同关系、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实践中的平等语言。葛兰西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学的主要观点，是努力统一这些反对行动，这是一个围绕具体争端进行实际斗争的问题，这是一个努力阐明体现在要求团结、合作和平等的民众语言中的世界观，并使其上升到理论自成体系的问题。
语言与解放
最后这一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语言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索，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活经历的独特性。语言同意识一样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语言深受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紧张关系和矛盾的影响。新唯心主义没有看到这一点。唯心主义将语言看做是“一种抽象的语法分类体系”（巴赫金语），而不是将其理解为“意识形态极其强烈”、“充满矛盾、关系极度紧张”的领域，从而也就妨碍了我们对语言、生活、历史和社会间关系的理解。新唯心主义也许会声称自己懂得意识形态、冲突、矛盾和反抗，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老唯心主义还后退了一步：不仅将语言抽象化，实际上还将社会本身也说成是一种语言体系。
巴赫金认为，言词“进入争辩激烈、关系极度紧张的异族语言，不同价值判断和感情语调的环境，与其中复杂的相互关系不断碰撞，受到了一些人的接纳，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排斥”。……言词和话语从来就不是中性的，总是处在一种充满紧张关系、斗争、冲突的特定环境之中的。作为“一种抽象的语法分类体系”的语言也许会被认为具有独特性——研究特定对象。但这是“在脱离所有活语言特有的、连续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对之进行研究的。
因此，语言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我认为，语意仅体现在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上，这些其他人生活在具体的、结构性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本身则是在不断变化着，这些社会关系包括统治与反抗的斗争、力量和权势平衡的变化。因此，语意也具有历史性，深处于社会关系不断变化的、我们着眼未来时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语言向我提供的并非是单一的语法关系结构和语意体系。我运用语言时必须重视不断相互冲突且发展变化着的主题、着重点和语意之社会和历史背景。我所选用的言词、我所应用的说话方式与我在这一背景下的立场有直接关系。通常总是有用以陈述我的经历、立场和意愿之非传统方式的。巴赫金所说的“意识感到自己必须面对不得不选用语言的必要性”[12]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我举一个平凡小事为例，即最近报上登载的一篇关于棒球俱乐部联合会主要运动员罢-工的报道。体育新闻记者写道：“替补运动员——你如果不喜欢委婉的说法，可以称他们为坏蛋或破坏罢-工者——已开始了春季集训松松垮垮的首次训练。”[13] 记者在此向读者们提供了多个选项。他提供了替补运动员、坏蛋和破坏罢-工者让我们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显然不是中性的，是受社会、政治影响的。根据我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看，这一点适用于所有言词，适用于所有言谈（活语言）。
再者，语言向我们提供了解释语意——涉及未来、表明现在超然于我们经历之外的种种可能性的语意——的根据。而语言向我们提供的许多根据源自过去的，仍与我们有关联的，仍留存在我们语言、文化和经历中的语意。这是因为人类跟语言一样均处于“历史发展”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能使我们了解过去，同时又能使我们展望未来的原因。过去的经历——得失、胜利、败北、欢乐、悲哀——可说明现在的境况，可向现时的人们提供灵感、经验教训和希望的根据。我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能了解过去——而语言则帮了我的忙，这是因为语言是个人和历史的记忆储存库，不仅能使我经年长久有种自我感觉，也有助于我利用历史记忆确定自己对待未来的态度。我可以回忆杜桑·卢维图尔和与殖民政权作战的奴隶大军、1871年巴黎公社的社员们、1917年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1937年弗林特的静坐示威者们、1956年的匈牙利的暴动者们、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和工人们……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储存”于语言也就是留存于历史，留存于“历史发展”进程。我们的生活是历史存在物，并不排除种种可能性，而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忆及过去，展望有别于现在的未来。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只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之储存库，也能够记存反抗统治的斗争，能够面对和组织反抗活动。
这样理解语言就意味着人们会同新唯心主义者们相反，将解放说成是种有意义的思想了。这样理解语言就意味着不管环境有多么恶劣，解放总是可能的；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实践活动和我们的语言具有表达人们之间各种关系及其所做之事的主旨、着重点和意愿之功能。只要有支配权、统治、剥削，就会有反抗和颠覆行动，语言中就留有这反抗和颠覆行动的印迹。语言不是监狱，而是斗争之所在。毫无疑问，斗争一定会发生，而斗争在极其重要的机构——工厂、监狱、军队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是会非常激烈的。然而不管我们的斗争会在何处进行，语言——社会经历（留存在记忆中的社会经历）所属的这类领域之一——就会在那出现。而那些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的人肯定能从语言中找到表达、阐明和协调他们为一较好的世界而斗争所需之言词、语意和主题思想。
[1] 雅克·德里达：《解构及其对立面》，文载理查德·卡尼主编的《与欧洲大陆当代思想家们的对话》，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第121页。
[2]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6，第43、49页。
[3] 我将不对巴赫金是否写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一些章节，乃至全书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我认为这本书主要是沃洛希诺夫撰写的，同时也承认巴赫金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将标注所有引自沃氏之作文字的页码，这些页码均采自沃氏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
[4] 米歇尔·福柯：《我的身体、这张纸、这堆火》，文载《精神错乱史》，巴黎，1972。
[5] 米歇尔·福柯：《尼采，血缘，历史》，文载唐纳德·F.布夏尔主编《语言，反记忆，实践：米歇尔·福柯文选和访谈录》，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52页；福柯：《知识考古学》，阿兰·谢里丹译，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2，第76页。
[6]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四大基本观念》，阿兰·谢里丹译，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79，第20页。
[7] 雅克·拉康：《文选》，阿兰·谢里丹译，纽约，W.W.诺顿出版社，1977，第284页。探讨弗洛伊德思想激进意义的最佳著作（本人观点）是赫伯特·马库斯的《性爱本能与文明：弗洛伊德哲学探索》，纽约，佳酿出版社，1962。
[8] 阿莱克斯·里希特斯坦：《他们被加上盗窃癖的恶名：道德经济、奴隶管理和法律》，文载《社会史期刊》，1988年春季号。
[9] 见E.P.汤普森：《辉格党人与狩猎者》，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75。《公共习俗》，伦敦，默林出版社，1991。
[10] 见米克洛斯·哈拉兹蒂：《工人国家的一名工人》，哈蒙兹沃思，企鹅出版社，1977。本·汉珀：《铆钉头：装配线上的故事》，沃纳出版社，1991。本文引用所注引文页码分别采自这两本书。
[1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纽约，国际出版社，1971，第323页。本文所注之引文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2] 所有巴赫金的话均引自其《对话鉴赏》，卡里尔·埃默森和迈克尔·霍尔基斯特译，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第271、272、276、288、295页。
[13] 拉里·米尔森：《劣等运动员开始闹着玩》，文载多伦多1955年2月20日《全球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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