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需要做政治哲学的反思
：赵修义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眼下的这场20世纪大萧条之后最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提出了许多问题。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社会思潮的问题。危机发生之后，国际上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认为，它与自撒切尔、里根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不无关系。左翼学者如哈贝马斯认为，它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右翼的如索罗斯等也有类似的看法。这种分析的一个理由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决策都是离不开社会思潮的。如凯恩斯所说，“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更何况当代的有些实行家，是自觉地运用某种学说的。比如格林斯潘就在自传中坦陈自己与艾因•兰德的哲学有不解之缘。所以，从思潮的角度来反思和总结危机的教训，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这件事在中国也是必须要做的。无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脉动已经与国际上的思潮息息相关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影响深广，当今亦然。有些论者还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认为走出危机的出路还是要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还要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但是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已经开始。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要不要反思，而是如何反思。
笔者以为，不仅需要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进行反思，而且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进行哲学的反思。凯恩斯在大萧条时代写过一篇《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论文，其中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主张，认为自由放任主义最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哲学。他所说的政治哲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哲学”，相当于以往英国的广义的道德哲学。
在凯恩斯看来，这种哲学是由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提出和倡导的。最初在17、18世纪，哲学家为推翻国王和教士而提出了各种政治哲学，其中包括洛克、休漠、卢梭、佩利、斯密、边沁等人的学说。到了19世纪，这些各具色彩的学派汇合成了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潮流，几乎成为各派哲学和社会精英的一种共识。在19世纪的后期，这种哲学又受到了作为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这股潮流的基本信条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让我们自己干”，“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而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股思潮，强调的就是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式的自由竞争。凯恩斯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
那么经济学家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兴起于这个时期，受到这种哲学的导引，而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自然和谐的，从而为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论证。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都想说明，不仅“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而且“人的利益如不受约束就能和谐地彼此结合，就能促进公共福利逐步优先增长”。只要个人的利益追求不受到妨碍，自由放任，那么“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动机、所有的行动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这个结果是，所有的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而政府人为的干预和破坏则是人们利益彼此冲突的根源所在。
应该说，凯恩斯的这个考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所提出的“对思想观点进行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的命题，也是发人深省的。
凯恩斯在论文中对这种政治哲学和相应的经济理论做了一些哲学的分析。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揭示了这种学说所设定的几个主要的推论前提都是不可靠的。主要的结论是：第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天赋自由”的假定是不真实的。第二，世上不存在赋予权力的拥有者和获得者永恒保证的契约。第三，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相互一致是没有根据的。第四，说自利是开明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个人追求其目标的时候常常是太愚蠢、太懦弱。第五，经验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社会单位来行动的时候总会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此外，凯恩斯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所采取的假设演绎方法，也作出了哲学的分析。认为这些假设的一个特点是，它们之所以被采纳，“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前提之外，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还蕴含着两个不真实的假定：一个假定是，生产和消费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另一个假定是，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存在获得充分预见的机会。所以，严谨的经济学家在论证其观点的时候，后半段就涉及复杂性，而一旦涉及复杂性的时候，他们对上述假设就有所保留。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权威的经济学家，往往对自由放任主义采取保留的态度。即使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没有使用“自由放任”这个概念，也没有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教条，反倒是那些二流的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不遗余力地张扬自由放任主义。
凯恩斯的这些分析自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它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就经济学说来谈论经济学说，需要对它所设定的那些前提做出哲学的分析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对包括自由放任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评判。凯恩斯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说上有所突破，不仅为走出大萧条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制度上的调整，与他从哲学上对一度作为经典理论的自由放任主义做出的反思是分不开的。今天要走出危机，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做出认真的分析和反思，包括哲学上的反思。
这种反思不仅仅是学界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还涉及广泛的社会舆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之所以成为潮流，如梁启超所说，乃是国民“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凯恩斯在分析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欧洲流传的情况时指出，一些二流的经济学者的教科书和一些专门从事普及教育的人士，已经把这种自由放任主义观念灌输到公众之中，以至于“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和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并且确实已经进入了幼儿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说。按照这种学说，个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以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击败那些低效率者，并把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对于那些低效率者、失败者则不应给予任何的同情和怜悯。生活的目标就像一些长颈鹿那样，是不断地啮取树叶，直到够得上最高的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而所谓的自由放任就是让那些长颈鹿自行其是。凯恩斯的这个分析也为美国在大萧条发生前后的历史所印证。当时胡佛总统所主张的、一度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就是一种被命名为“粗矿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要旨是：聪明能干的人总会在美国出头；而一般的民众则只有感情而没有头脑，不会想办法，只会乱花乱用，怨天尤人；失业群众是罪有应得。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思潮，对自由放任和生存竞争的推崇在一些地方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凯恩斯认为，这种学说之势力可以“比之于其种宗教”，因为可以让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而一旦某种学说成了像宗教那样的东西，就会带有极大的情绪性。对它的冷静的思考和辨析，实践和事实的检验，都会被置之度外。这样也就丧失了科学所必需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
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也达到了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那样广泛传播的程度。哈贝马斯于2008年11月在德国《时代》周报的访谈中指出，芝加哥学派的学说，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被转化为现实的权力。由于苏联的解体，在西方导致了一种胜利主义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经济政策，被吹嘘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必定附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人人要成为竞争者，而在“竞争社会的自由猎场上，强者可以把成功看作个人的成就”。那些成功的经营管理者的闲言碎语被当作金科玉律，他们则觉得自己是精英，“在精神上比其他的社会阶层高出一等”。
这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所面临的国际上的思潮背景。尽管我们一直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东西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到处泛滥。只要看看各式各样的广告，就可以明白。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标志。凡是豪宅、香车以及各色各样的顶级奢侈品，都在使用这样的广告语，这就在不断地告诫人们，只有在市场中牟利最多者才够得上“成功人士”的标准，凡是与这些高档的奢侈品无缘者，则不论对国家对民族有多大的贡献，无论他们默默地为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做出多少努力，事实上都不属于“成功者”，潜台词则是他们都是不成功的“失败者”。于是“强势”和“弱势”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就成为权力话语，广为流传。还有就是高价的早期教育的广告“赢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点上”也是铺天盖地。其意蕴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场生存竞争，号召家长们把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培养成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并把这种观念植入幼儿的心中。看来，凯恩斯当年所说的将自由放任主义的观念当作“婴儿的乳汁”的事情，当今中国也有人在付诸实施了。
这种观念在一些干部中则表现为所谓的“三个依靠”的观念，即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据此观念，就会去亲近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好像惟有企业主才是最值得尊敬和依靠的社会力量。有的时候还会把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的政策解读为政府要帮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劳动者和改革中那些“最少受惠者”的诉求则置若罔闻。在他们的心目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那是一种低层次的行当，普通劳动者只是一些平庸之辈，没有能力在竞争中胜出。至于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则被自命为“精英”和“强势者”的某些官员视为无足轻重的“弱势群体”和经济发展的包袱。于是就把落实国家对他们实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救助的政策视为自上而下的恩赐或者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麻烦事，非但不尽心尽力地去体察民情、舒缓民困，反而对下层百姓的诉求百般推倭、敷衍塞责。这就使得他们实际上把“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了。
至于学界，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展开争论，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有的论者信奉某种观点几乎达到了凯恩斯所说的“宗教”的程度，凡事都从一些抽象的原则进行推论，而无视客观的事实。如有的论者就多次断言：只要有货币有市场何需担忧中国会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石油。有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论者，往往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前提的分析，根本不屑一顾。至于网络上各种情绪化的言论更是令人担忧。
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做冷静的、理性的哲学反思。也许危机之“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将各种矛盾尖锐地充分地展现出来的时机，对这场源发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及其思想根源——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深入的反思，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指力，推进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寻求科学的对策，奠定一个扎实的学理基础。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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