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万是个什么概念？
——也与黄尔文同志商榷
先说几句题外话。近年逐渐淡出论坛，这并非因为自己已经学够了，或者论坛上已经没有值得关注和学习的东西了，而是发现自己的学习与实践脱节了，有成为消遣的倾向，所以强行克制。对当事人而言，学习成了消遣是一件非常可怕可悲的事情。我们知道，“瘾”不仅仅是指烟瘾、毒瘾，它指一切能麻醉肉体和精神的东西。而精神瘾病与工作热情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产生的效果：是对己对人对社会有益，还是相反。
因此，在我只能一无所为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清醒的痛苦，也不愿意选择玩弄文字游戏来转移痛苦、消磨生命。
黄尔文同志的系列文章《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前几天偶然看到的。类似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本无意置喙。可是当７０００多万党员大军在我眼前再一次晃动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强行咽了咽快要溢出来的唾沫，想弱弱地说几句心里话。
可能因为我家里有太多的党员的原因，我现在开始对“党员”一词都有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反应。我知道这是很不对的，但显然这事不能首先怨我。我四兄弟中有三个是党员，包括我父亲，有四个。先说我的党员父亲。
我父亲生在旧社会，十三岁给地主打长工，只念过年把私塾。据我父亲说，他入党那会还是解放初期的秘密形式。如果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那么秉公而论，我父亲还是对得起党章中的部分条款的。他吃苦耐劳，吃苦在前，廉洁奉公，乐于助人，这有他脚底比石头还硬的茧子为证，有别人对他的口碑为证。但这些或主动或被动获取的成绩比起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来，就微不足道了。就见识和品味而言，父亲不会超过一个普通的农民伯伯。说白了，父亲是靠了较好的制度才成为一个比较合格的人的。假如他晚生几年，贪污腐化不一定与他无缘。因为每当母亲抱怨他当时太老实时，他的回答是：“你不知道那时抓得有几严！”此外，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几乎一切都有公家包办，歪门邪道成了脱裤子放屁。比如我们的住宿、学费、医疗等等，有哪一样需要个人去操心呢？
老共产党员我父亲尚且如此，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兄长们就可想而知了。老大老二均托了毛时代制度的福，继承我父亲的衣钵，在父亲的单位混饭吃。打拼，钻营，入党，尽管啤酒肚的大小随着宦海沉浮不稳定，但总算靠各方面的裙带关系勉强混了个小脸圆，得到一个屁股级别。光混碗饭吃，谋几个小钱也就罢了，嫩胳膊扭不过大腿，制度使然；我也不至于会对党员的称谓发生条件反射般的反应。问题在于，每当我这个非党人士对他们提起共产主义、理想之类的字眼时，他们就会对我发出嘲笑。只要他们的所谓官运处在一线春风中，他们的嘲笑就会变成恶毒的讽刺和悍然的打压。至于新近入党的年纪与我较接近的老三，为了往上爬，也是没有办法才入的党。我曾直接问老三，假如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你会冲锋在前么？答复颇有新闻发布会的风格：没有几个党员会这样做。
除了这四个直系党员亲属同志外，我身边还有许多姻亲党员。比如前生产队妇女组长我丈母娘就是在五十多岁时被劝进党的，因为上面规定要增加女党员的数量。我姐夫是在部队入的党。０８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有意去汶川志愿一下，结果遭到我家党员们的激烈反对。当时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居然下意识地说出了这么一句：“亏姐夫还是一个党员呢！”结果受到炮兵党员我姐夫的一顿猛烈炮轰。当然，他没有直接把炮口对准我，而是对准了党组织：
“不错，我八十年代部队入的党。可是，几十年来，除了年年交党费，我得到了什么好处？！九几年厂里搞‘富余’，我被列为首批‘富余’对象……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开过一次党员会。好事轮不到，坏事少不了。这次汶川地震，又交了一次六十块钱的所谓特别党费！”
……听得我很惭愧，倒好像是我很对不起姐夫似的。我想起了党员大哥们的恶毒攻击，说我不过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一个小人得志，其实更凶的东西。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啊，是什么个人动机在支持一个人为共产主义献身呢？它使我不得不深入思考“党员”存在的意义。我为什么要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共产主义的人必须加入共产党吗？ “共产党”究竟是咒语还是戴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又或是一纸资格证书？理想变成了负担，还能成为激情的源泉吗？不错，党员的身份确实可以唤起人的责任感、义务感、使命感、自豪感，但责任和义务，是否必然要对应着权利？责任越是重大，对应的权利就越重大？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是在为天下奴隶的解放而牺牲，那么，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就会记下一笔账，埋下一粒预备收获的种子。结果，革命成了投资。一旦革命成功，共产党组织便很快、很自然地成了收获利益的工具。然后天下成了党天下，而且必然是其中极少数党魁的天下。它们不是在花丛中笑，而是在金字塔顶笑，狞笑。
可以说，在今天，除了在历史资料、影视剧和文艺作品中看见过伟大的共产党员外，在现实中我没有遇见过一个让我心生敬意的散发着党性光辉的党员。我想，这大概就是七千多万党员中大多数的庐山真面吧。不过，尽管我的亲人党们不够格，但谁要是说他们都是坏人，我是不能同意的。但如果说他们都是好人，我也不赞成。一个既不好也不坏的人是什么人呢？庸人。所谓庸人，也就是一个既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既干好事也干坏事的人。唯其如此，他们才须要先觉悟者的引导、同化。
不是吗？我的兄弟党们固然马尾穿豆腐不用提，现在就连黄尔文同志这样优秀的、理论功底深厚的党员，也在文中把新一轮亡国灭种危机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广大无产阶级。黄尔文同志哪里知道，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哪怕像漫山遍野的野牛一样多，也敌不过组织起来的几只狮子。有人会说，问题就在这里，谁让他们不组织起来呢？可是，他们怎样组织起来呢？他们过去一直被灌输以某某“光荣、伟大、正确”，现在仍然在被灌输“大多数是好的”，这样，他们不愚蠢才真是天大的怪事！他们能怎么办？不听话？那就是反党、反革命，就是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引起军阀混战的千秋罪人……文革余孽的诅咒更在变本加厉。不听话行吗？当然，听了三十年话的结果呢，还是罪人：谁让你们不学杨佳不学邓玉娇呢？如果无产阶级都是邓玉娇，都是黄汉升，都是杨佳，那么就不会有悲剧了！这种语言是多么熟悉呀，对了，宗教就是这样教育人民的：如果大家都行善，恶人还会有吗？如果我们都能以德抱怨，他打了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伸过去，他强奸了你的妹妹，就立刻把姐姐送过去，ＸＸ还会硬吗？表面看来，宗教宣传不抵抗，黄尔文同志宣传反抗，黄尔文同志是正确的。可大家只要仔细一瞧，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宗教和黄同志都用了一个逻辑预设：假如……都……。而这种预设可以通用于一切事物，举个例子：假如人人都是岳飞，汉奸还会有吗？宋朝还会灭吗？新中国还会诞生吗？多么荒谬啊！在现实中，这个“假如都”像物理学里的理想模型一样，是不存在的。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是符合科学的。由于分工和个人的实践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必然有前后深浅之分。所以，永远不要希望每个人都是无所不知的圣人，尽管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这是两回事。所以在反动派魔鬼要吃人时，就需要由先觉悟起来的先锋队员们首先站出来战斗，反过来推卸责任，说什么广大无产阶级愚昧无知，大有恨铁不成钢，死了活该之忿！若果真如此，那么请问：每年上万起的群体性事件是什么？又是谁被关在那人满为患的囚牢里？又有谁能忍心指责那无数被资本的魔鬼吞噬了的天真烂漫的少男少女们？！花季少年惨遭摧残，经验丰富、有水平有觉悟的大多数先锋队员却尊而且寿，天理何在？！尔文同志为什么不在这里运用一个“假如都”呢？假如几千万大多数好党员都及时站出来说话，极少数的败类的奸计还能得逞吗？当然，我们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我们宁愿相信大多数无权无职的党员们实在也是水平、修养、能力所限，无法作为，也决不相信他们是在故意躲猫猫。因此，本着一个起码的道理：不知者不罪。也就算了。尔文同志却独出心裁，一定要广大无产阶级受害方埋单，这个法官就当得太离谱了。君不见，一个并不奇怪的事实是，真正的反暴急先锋、受害对象们都不是那些应该冲锋、吃苦在前的党员。一个真正奇怪的事实是，等我等广大草根阶级真的有些清醒过来的迹象的时候，一下子就不知从哪儿钻出来7000多万先锋队员，并像上访的人遇到截访一样，这些“7000多万大多数是好的”先锋代表们说，娃子们，不要乱来，要相信咱7000多万大多数。你们不知道，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战斗，文斗。我们可以说得上是无名英雄。战斗的成果有目共睹，比如，现在还是五星和镰刀加斧头旗，宪法的主人翁提法没有变；还有，建国60大庆游行队伍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知道不？娃娃们啊，你们的尿布还刚刚干，不知道国际国内、党内党外斗争的复杂性呀……我们这些7000多万大多数卧薪尝胆、斗志斗勇三十多年不容易啊，现在正当出大成果的时候，你们这些二愣子可不能乱来，要不非四分五裂、大流血不可！操长缨缚苍龙还得靠我们这些资深党员同志。擒贼先擒王，只要咱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贼王给轰下台，就能四两拨千斤，力挽狂澜，治大国如烹小鲜了……
可是我们这些屁孩不禁要按住怒火再弱弱地问一问：老爷爷，就算老佛爷开恩——死了，贼王抓住了，那光绪小儿的圣旨能管用吗？荣禄、张之洞、袁世凯、吴佩孚、张作霖们能答应吗？那些磨刀霍霍的特区汪伪们能答应吗？XX园的大地王们能答应吗？金融大鳄们能答应吗？……就连穷老汉在街上走慢了碍着人大代表的车，人大代表都要不撞死大爷不罢休，就连毛主席在世，文革都差点发展成全面内战，何况……这样一搞，还不得天下大乱，还不得军阀混战，还不得准备当亡国奴？或者，一句话，还不得重新洗牌！只不过是时间更晚了，让美帝准备得更充分了，我等再多跳N次楼、多受N次矿难罢了。反正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零散的死亡不觉多。哪怕三十年来被压迫致死的人数有一千亿也不在你们的统计表内的。你们所谓的千百颗人头和大流血，从来就不包括自杀、矿难、肺夕病、污染致死、各种癌症死亡率的。只有你们的命才最珍贵，不青史留名是不行的。什么四分五裂？谁的国家？你去和杨佳、杨元元他们谈谈国家安全、民族崛起和他们的生死问题看看，什么最要紧，看看他们不打落你的槽牙来才怪！每年几十万人自杀、几百万人自杀未遂，火化场死于非命的尸体络绎不绝你们统统可以为了所谓的国家稳定忍一忍、放一放，奥巴马们放个屁你们倒是一丝不漏地闻到了，忍无可忍了。现在历史不是肯定秦始皇的功绩吗，那么要是美帝真如当年的强秦，中国被灭了又有什么可惜！替外国统治者效劳叫汉奸，那么替本国统治者效劳又叫什么呢？他们与汉奸有什么两样呢？同样是被强奸，本国人和外国人不同吗？不去千方百计首先制止直接行凶者，再去抓幕后的指使者，能获取人心吗？是啊，人都死了，哪还有什么心呀！这就是据说当年河南灾民欢迎日本侵略者，痛击汤恩伯军的原因。现在的民族精英们，是否也在干着汤伯伯的蠢事呢？
当然，话说回来，革命有分工，要是黄尔文等同志适合搞分化瓦解外交工作，尽管去搞好了，我们一定配合。但千万不要再作惊人之语了，革命的死敌和罪魁从来都是那些大官僚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更不要大包大揽，拿只有统计报表意义的７０００多万说事，把广大人民的命运押在所谓“和平争取”的“可能性”赌注上，从而误国误民。争取工作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方面，或者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此而已。老百姓的心里都有本账，谁出了力，出了多少，谁干了坏事，干了多少，谁不作为，等等，到时自有公论。
最后，我想补充一些我个人关于党员的思考。据说，毛主席曾痛斥，有些人闹革命，不是为了天下所有被压迫的人翻身，而是为了自己翻身。我对最后一句有一点引申。实际上，只有真正认识到没有共同幸福（翻身）就没有个人幸福（翻身）、个人幸福与共同幸福是融为一体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得到这种认识的人，才不会觉得自己的追求是在为他人献身，是在吃亏。相反，他才会一以贯之地全力以赴，才会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一种不幸，因而更不会自命不凡、高人一等，摆老资格。如果说，在将来的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中不能没有政党组织（我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那么，我们也一定不能将党员的称号变成一种具体的资格。我们永远是，也只能是一支向着共产主义理想进军的自觉自愿自为的志愿军战士！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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