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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

谢富胜  李安 · 2010-02-13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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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  

谢富胜  李安  

摘要: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下,企业内部分工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互差异。两类分工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共同发展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市场规模也逐渐扩展。这种扩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和创新速度,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划分为参数不确定性、战略不确定性和结构不确定性,从而形成相应的静态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动态不完全竞争三种市场结构。  

关键词:社会分工、企业内部分工、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市场规模、市场结构  

   

The Dynamic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Scale – A Marxian Economic Framework  

   

Abstrac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and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ur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Under capitalism,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ur substantially enhanced firms’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ed the difference amongst them.The two kinds of division of labour is interacted developed jointly based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 market scale expands progressively. And this expansion exhibits significant stages and great uncertainties. 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ness and pa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se uncertainti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arametric, strategic, and structural uncertainties,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three corresponding markest structures: stationary perfect competition,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dynamic imperfect competition.  

Keywords: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ur,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Market Scale, Market Structure  

   

在世界历史上,市场的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很多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高生产率,而劳动分工受市场广狭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增长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①]杨格提出分工增加了生产的迂回性,从而使得企业获得了比未分工状态下更大的报酬。这种“迂回生产”取决于市场规模,但市场规模又取决于生产的数量,“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②]施蒂格勒提出产业的生命周期引起了产业分工在垂直一体化和垂直非一体化之间的螺旋变化,并将市场协调下的复杂劳动分工(即垂直非一体化)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③]  

斯密、杨格和施蒂格勒的理论实际上都将社会分工下的市场协调看作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分工、市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有启发意义,又存在一些问题。斯密认为分工是一个一般性的范畴,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的”,因而将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等同起来[④]。这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从交换角度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杨格那里,报酬递增来源于产业分工带来的供求扩大,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实际上说的是“社会分工一般地取决于社会分工”,而并没有考虑到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突破市场规模的限制,促进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施蒂格勒强调的是市场本身协调社会分工的作用,同斯密一样忽视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技术进步在分工动态中的意义。二者都只注意到了外延式的分工扩展过程。[⑤]  

马克思从技术或生产力进步入手,通过区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马克思那里,企业内部分工取决于能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技术,其目的是为长期生存发展提供潜力。社会分工最基本的问题是市场规模促进企业内部分工的最低要求问题。在阐明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如何通过竞争下的模仿、扩散最终导致相对剩余价值提高的动态演进机制之后,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以交换为媒介的交互作用,是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促进市场规模扩张,并赋予企业内部分工以新的内容和形式的。  

一、社会分工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  

作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的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劳动的划分和劳动者的分配。前者是劳动本身的分化和独立化,是劳动进行的方式,表示的是不同的劳动领域;后者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各种劳动职能上的固定,是社会成员参与劳动的方式,表示人与劳动职能之间的关系。在劳动本身分化和独立化的基础上,劳动者参与劳动的不同固定程度和协作方式使分工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两个层次。  

社会分工是按照社会生产的不同种类划分的劳动分工,包括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一般的社会分工是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即工业、农业和商业等大类;特殊的社会分工是各个部门内部的分工及相应的劳动者的职业分配。社会分工是不同社会形态都具有的一般性分工。随着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建立,企业内部分工作为一种特殊性分工发展起来。它在劳动过程的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企业内部分工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工序分工主要是一种技术上的结果,是某一企业内部劳动过程中不同操作的划分及劳动者在不同操作上的岗位分配;职能分工主要是一种组织上的结果,表现为劳动过程中的命令与服从、概念与执行关系。  

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作为分工的两个层次,既存着许多共同点,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之间的共同点给出了详细的分析。第一,马克思认为二者都“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⑥]一个起点是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分离,即各个经济部门的分离、各个经济部门内部的分离和在企业内部生产同一商品的操作的分离。另一个起点是相互分离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导致了进一步的分离。这种相互联系在社会分工中表现为商品交换,在企业内部分工中表现为生产商品的不同操作的相互依赖。第二,二者都以一定的“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为物质前提。[⑦]没有足够的人口数量和空间上的人口集聚,社会分工是没有意义的。类似地,不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者,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也不可能产生。第三,作为协作的特殊形式,二者都需要某种“内在联系”把相分离的部分“连结起来”,以体现人类劳动的社会性。[⑧]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⑨]第一,对于社会分工来说,分工意为具体劳动的分立。各类劳动是相对完整而独立的;劳动者分工主要是不太固定的职业分配。因为社会分工“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所以直接劳动过程的结果是完成形态的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媒介”。[⑩]对于企业内部分工来说,劳动分工是片面、局部且相互不独立的;而劳动者相对固定地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因为企业内部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所以“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11]第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企业内部分工的有组织性,这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对于社会分工来说,以劳动产品的买和卖作为联系的媒介,各种独立的劳动才能作为社会整体而存在。劳动者及其生产资料在部门或行业间的分配,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自发地形成彼此之间的比例体系。因而,“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不同生产领域的……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2]在企业内部分工中,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劳动者的集体产品,各种特殊劳动直接在资本指挥下协作生产同一种使用价值。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性、统一性和齐整性,资本家必须确立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威,“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13]并“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14]通过企业内部分工,工人之间的分化、竞争和等级制削弱了联合起来抵抗资本家的权威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了资本家及其雇用的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综上所述,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绝不是“分工一般”在主观上的差别,而是在客观上完全不同的两个分工层次。社会分工中的比例数“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隐藏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它为自己开辟道路并通过灾难来克服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即商品生产者“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在企业内部分工中,“先是由实践而后是由思索确定的比例数,作为规则支配着从事每一种特殊职能的工人人数”。[15]这种本质上的差别,才是企业内部分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与劳动生产率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在既定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不同种类的产品。在社会分工下,不同的劳动者从事着不同种类的劳动,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微观个体或单个生产单位从事不同种类劳动的时空限制,使人类的总体能力向各方面扩展。社会分工在满足人类多方面需要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劳动的范围和种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A能得到更多的谷物,B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16]  

社会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是以不同劳动者生产不同产品的效率差别以及交通运输工具、信息交流手段的发展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资本家追求越来越大的价值增殖,进一步使以企业为微观主体的不同行业或部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趋于动态不平衡的发展过程。社会分工产生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越来越取决于不同企业内部分工和技术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 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17]随着资本主企业的产生,其内部分工的发展不仅成为其本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通过普遍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工作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作为整体的企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相互差异。  

借助于莱琼赫夫德的分析方法,我们用一对简化模型来说明企业内部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18]假设5个工匠生产一种相继经过5种工序完成的产品。在未分工之前,每个工匠(从a到e)均承担生产活动的所有工序(从工序1到工序5)。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内部没有分工条件下的生产  

   

                                        

在图1情况下,每个工匠以他自己的速度来工作,每个工匠在各种不同操作上有不同的技能水平。实行分工以后,每个工匠只执行一种固定的操作,a执行工序1,b执行工序2,依此类推。整个生产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企业内部分工条件下的生产  

      

实行分工以后,为了产品生产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必须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莱琼赫夫德指出,在操作工程要求、所使用的工具、人数和产出不变的条件下,仅仅是劳动过程的重组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我们可以从企业内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般意义和资本主义企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般来看,企业内部分工的结果主要表现为既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操作分割来看。操作或工作划分得越细,每项操作就越简单、越可能被标准化,从而免除因动作“不科学”而消耗的多余时间。第二,劳动工具是适应劳动需要而改进的。在没有分工的条件下,工具大都具有多样用途,并可用于不同的具体劳动过程或同一劳动过程中的不同具体操作。分工使劳动日益多样化和专门化,工具随之分化和专门化。同类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个别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劳动划分和相应的工具专门化、简化,使操作处理速度加快,生产效率提高。第三,从协调劳动的复杂性来看。劳动分工使劳动规模扩大,因而不断增加协调劳动的复杂性,协调劳动本身也逐渐独立化并在规模扩大的基础上经历着概念和执行的分离。概念活动本身的进一步分工确保了劳动协调的连续性、同时性和统一性。第四,从劳动者分工来看。与劳动或操作分割相适应的劳动者操作职能的专门化,使劳动者从事的操作愈加简单。固定从事简单操作提高了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和技能,节约了劳动者在不同操作之间进行转换所必需的准备和调整时间。同时,这使劳动者学习操作的时间缩短,从而有利于劳动经验的累积。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单个和结合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从资本主义企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来看,“由分工即劳动的这种社会存在形式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不再是工人的生产力,而是资本的生产力。”[19]资本的生产力不仅表现为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般过程,而且——最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同样或更多数量产品时资本的节约上。第一,从不变资本的节约来看。假设序贯操作的每一阶段需要一种工具。在未分工以前,每一工匠连续使用5种工具。当他使用1种工具时,其他4种皆要闲置。而在分工以后,每一工匠只需要1种工具,所有工具都同时被使用。在分工状态下,“各种不同过程的相互补充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进行了,结果是商品在一端开始生产时在另一端就会获得完成形态”,从而减少了处在中间状态的存货,节约了生产过程中以半成品形式存在的流动资本。[20] 第二,从可变资本节约来看。“分工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力,只是由于它使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了,使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21]在未分工时,熟练劳动力同时从事着简单的操作,简单劳动的成本也要按照熟练劳动的耗费来计算,劳动力成本高。分工之后,每种简单操作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同要求分配给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分别承担,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可变资本的数量。分工使操作专门化、简单化和标准化,降低了劳动者学习某种操作的时间,使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学习费用下降。分工在数量上规定了每种操作的工人小组人数的相对比例——在对社会劳动过程进行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量的规则和比例性,减少了人力浪费。分工提高了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工人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使得同样规模的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工人。  

三、两类分工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分工动态  

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二者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不是无限的,而是依赖于技术进步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企业内部分工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其进一步发展依赖于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内部分工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多样化和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社会分工也不断扩大。  

1、企业内部分工受社会分工的限制  

资本主义企业是在一个资本家雇用相当数量的工人进行生产时才产生的。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手工工场内部分工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手工工场内部分工既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能满足扩大的市场需要,又有利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树立权威,从而迎合了资本家的需要,这种劳动方式逐渐固定下来。[22]  

不仅企业内部分工的产生以社会分工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而且其进一步发展也受社会分工发展的限制。假定在上面的图2中,5个工人中的一个(比如操作4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一半的闲置时间,那么产出增加一倍使用9个工人就可以了。生产的工序如图3所示:  

图3 企业内部分工条件下生产扩张时的工序  

      

分工使生产过程细分为更多的基本操作。与劳动分工相适应的劳动工具专门化、简化和机械化允许操作4采用机器。但是当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工人有一半时间闲置时,当然不能由半台机器代替。只有当社会分工导致的市场扩张允许产出增加一倍时,通过再开动一条生产线,这台机器才能得到充分利用。进一步假定在图3中,5种操作的每种操作都细分为两种,某种操作可以被机械化。在旧的市场规模下,新机器可能有90%的时间闲置。如果社会分工扩展后的市场规模允许生产规模翻10倍,那么生产过程中的纵向序列分工就能更有效率。也就是说企业内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也受社会分工发展的限制。  

社会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被分成的种类越多,不同部门之间的分离越扩大,因而通过交换相互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也越大,交换的增长使得企业内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正是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企业内部分工才能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分工体系演变到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分工体系,又从机器体系分工进一步演变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2、社会分工随着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不断扩大  

不仅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且,随着企业内部分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造成劳动操作的分化、独立化,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受到企业内部分工发展的影响。  

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企业内部分工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大,要求或者“直接扩大”流通范围,或者在流通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来扩大与生产增长相适应的分配、交换与生产性消费,以创造出实现新价值的条件。[23]这一趋势要求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一切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旧生产方式转变为价值生产而生产的新生产方式,使现有劳动不断分化为专业劳动,使世界各地的劳动都尽可能地变成直接依赖市场的片面劳动,从而创造出一个直至囊括全球的广泛的社会分工体系。第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副产品”是劳动力和资本不断从旧部门游离出来。在旧劳动领域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只能用于开发新的劳动领域。这就要探索自然界,发现物的新的有用性,发展新的具体劳动,创造新的需要和消费方式,向劳动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一系列新的生产部门。“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日益丰富的体系”。[24]第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增加了剩余价值,也增加了靠剩余价值生活的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25]在社会产品中剩余产品量增长的同时,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从而增加和扩大了奢侈品的生产部门。  

企业内部分工对社会分工的另一个影响是不断扩大的企业生产规模会使企业内部分工直接化身为社会分工。在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的情况下,曾经在一个企业内生产的同一商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被当作彼此互相独立的不同商品来生产,从而过去属于同一领域的劳动,现在分解为不同的劳动领域。机器的采用使企业内部分工从手工劳动分工演变到机器体系分工,不仅最终使工业与农业相分离,而且,由于机械技术的特性,发展了工业内部的社会分工体系。“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26]一方面,机器体系的应用和工艺流程上的进一步分解使同量劳动所加工的材料数量日益增大。“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27]半成品生产和零部件生产的专业化体系逐渐形成。另一方面,机器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机械制造业及下属部门的出现。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边际技术改进和创新累积到一定程度逐渐导致了大的技术变革。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催生了一系列崭新的生产部门,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企业内部分工及其生产环节的专业化和独立化。  

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出现之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分工“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的,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产生。”[28]推动分工两个层次动态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改进、技术创新累积产生的技术变革制约着两个分工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共同演进过程。  

3、技术进步与分工动态  

分工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劳动的个别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和劳动交换关系的不断变化呈现出一个动态运动过程。在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社会生产在孤立、分散的地点上进行,社会分工只局限在有限区域之内。由于交往技术的不发达,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普遍的社会分工体系。劳动交换是通过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进行的,“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29]随着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手段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渐突破了区域的限制,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普遍的社会分工体系。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产生以来,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部为了积累而控制雇佣劳动的动力作用下,企业内部分工演变的一般规律是:分工首先把人变成“机器”,然后又把机器变成“人”,即从适应手工劳动分工需要的工具变革演变到适应机器体系分工需要的劳动职能分离。企业内部某一个工序中发生的以机器为标志的技术进步引起了各工序之间的不平衡:一个工序阶段的加速发展会给其他一个或几个工序阶段的生产施加压力,从而要求其他工序进行相应的创新以矫正这种不平衡。机器在企业内部各工序的应用,相应地对与最先应用机器生产的行业相联系的前向和后向部门产生了巨大压力,促使这些行业也相应地进行创新来矫正这种不平衡。在新的不平衡的矫正过程中,原料、动力、机器的新生产部门又逐渐产生了。机器在交通、运输部门的应用,扩展着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生产联系——所有这些都不断扩展着社会分工体系。当社会分工内部各行业、地区、部门或企业内部分工工序之间在新技术基础上达到大致平衡时,这种技术创新引起的分工动态作用才基本稳定下来。  

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又与企业内部分工之间产生了新的矛盾。通过技术改进、创新来解决矛盾的做法累积到一定程度将引起新的技术变革,不断导致企业内部分工——行业分工、地区分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间新一轮的动态相互作用过程。使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在一个更高水平的技术条件下达到新的大致平衡。这种动态作用使社会生产各环节、各产业部门、各地区、各国家之间逐渐建立起在分工基础上的全面劳动交换关系。  

四、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结构深化  

分工条件下产品交换的必要和私人利益的形成,使产品交换形式采用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商品交换关系随着社会分工的发生而产生,同时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扩大为广泛的市场交换关系。一方面,商品交换的深度——使用价值同价值形式的分离程度——取决于社会分工的水平。[30]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了劳动分工的物质存在形式。[31]分工越发达,具体劳动的种类越多,投入交换的商品品种和数量就越多,商品交换的规模就越大。因此,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是在历史的互动中共同演进的。  

1、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  

市场规模扩展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二是彼此独立的行业的增多。[32]而消费者和行业数量都是随着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动态相互作用而逐渐增大的。在消费者数量基本不变的条件下,行业数量由于分工的动态作用也可能增加。[33]  

随着技术尤其是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口通过商品交换被吸收进社会分工体系。这不仅进一步扩展了行业的数量,而且也扩展了消费者的数量。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的生产者本身越来越无关紧要,从而使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越来越依靠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然后购买他人的劳动产品来获得自己的消费资料,消费者范围和消费领域不断扩大。同时,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使某些工序越来越分化、专门化和独立化,使产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不断增加——许多新的行业由此产生,而且人类的需要即消费的产品系列也不断扩展。  

与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商品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在社会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商品交换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发展程度,使市场规模的扩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1)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和随后的机器大工业早期,虽然在大多数商品上使用价值和价值还没有完全分离,但是生产与消费在特定经济活动主体那里已经分开,但尚未在整个社会完全分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分工已经出现并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有限。用来交换的商品局限在一些商品上,主要包括家庭用品、制造家庭用品的原料、生产和交通运输工具和用具以及早期的动力设备、纺纱设备与机床等。  

(2)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最终使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新材料和技术加工设备的发展,工业内部逐渐分化出了重化工业和加工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实现了工业部门内部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的彻底分离,同时也促进了实现商品价值部门和进行价值形式变换部门的发展。社会分工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独立行业的数量都急剧扩大。电力、新材料和高精度技术加工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动了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和劳动相对过剩。过剩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把一切物品的生产都转变为商品生产,使这些使用价值和价值实现了彻底分离。在此基础上,资本开始浸入原来由家庭自己进行的各种服务活动,并将各种服务也转变为商品。同时,资本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扩展着新的行业领域,从而使一国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不仅物质需要和服务需求,而且表达感情的生活方式——都通过市场来解决。  

(3)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发达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进一步依赖市场,而且使某些欠发达国家也开始逐渐纳入资本主义全面分工体系。企业内部分工开始大规模地突破一国范围而在多国进行着地域分工。跨越国界的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动态作用不仅使消费者,而且使相互独立的行业数量从全球范围来看进一步扩展了。随着原先欠发达国家逐渐演变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也开始越来越依靠市场。不仅交换的深度,而且交换的广度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很大的发展,市场规模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极大的扩展。  

2、市场规模扩展中的不确定性与市场结构  

企业始终是在一定的社会分工体系即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内活动的。其产品价值能否实现决定于其支出的私人局部劳动能否转化为社会劳动。这一实现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私人劳动的结果与社会需要不仅在数量,而且在质量、品种上相适应;二是技术和劳动支出各不相同的私人劳动之间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分工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促使这两个条件获得满足的机制是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但是,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竞争决定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极具偶然性和任意性,即企业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外部竞争环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变化。市场规模和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增加既定的主导性企业适应外界竞争不确定性的压力。当这种压力导致其内在缺陷日益恶化、价值增殖能力下降时,某些企业将进行技术创新,其内部分工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获得应对外界不确定性竞争的能力。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分工动态交互作用和市场规模扩大所产生的外部不确定性,可以根据技术创新的系统性与否和创新速度的快慢区分为三种类型,相应地存在三种市场结构。[34]  

(1)参数不确定性。由于社会分工的扩散,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同地区和部门的产品需求具有较大的差异,适应产品需求的差异,生产过程中某些局部环节经常需要改变,即技术创新是非系统的,但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因此这种参数不确定性是在一个已知框架中的已知变量的变化。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市场规模相对说来还是很小的,市场竞争基本上是静态的完全竞争。  

(2)战略不确定性。当社会分工扩展到一国几乎所有部门和地区范围内时,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产品需求在一国范围内几乎是同质或标准化的。当一种标准化需求市场饱和后,另一种新的标准化需求又重新出现。这种变化需要以突变的方式重新安排整个生产过程,即技术创新是系统性的。创新及其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相关部门。但由于新的标准化需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技术创新的速度比较慢。因此战略不确定性意味着在已知的边界内产品需求的突然变化。在这种不确定性条件下,市场规模很大,技术创新的突破性和跳跃性使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格局。  

(3)结构不确定性。当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市场规模不仅扩展到国内一切领域,而且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很多领域时,标准化产品需求在很多方面已经饱和。市场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交换深度——同类产品的差异需求不断增长。不仅产品需求变化要求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或相关部门发生变化,即技术创新是系统性的;而且由于产品差异需求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技术创新的速度很快。因此结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未知范围内产品需求的动态持续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规模表现为互相关联的细分市场。技术创新的动态持续性使市场处于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  

五、结语  

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工厂内部分工这一劳动方式的经济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种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分工与市场规模是在历史的互动中共同演进的,二者实际上是在一定时期内人类社会自身运动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企业内部分工取决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取决于企业内部分工。理解这一相互作用机制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条件下技术进步的动力。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个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的。只有从资本主义企业劳动过程内部的工序分工和职能分工出发,才能说明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总是伴随着技术和内部分工的发展。“在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35]。类似地,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在电力和流水线等创新的基础上,不仅直接劳动过程分工出现了进一步深化,在间接劳动过程——管理部门——内部也出现了脑力劳动的再分工[36]。  

第三,只有从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之间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动态变迁入手,才能科学地解释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基础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市场规模就无法扩展,市场结构就无法深化。  

   

   

参考文献  

1、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  

2、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R. Beamish, Marx, Method,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  

4、G. Becke and K. Murphy, “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4).  

5、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6、谢富胜:《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  

7、Gorz, Andre,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Harvester Press, 1976.  

8、R. Langlois and P. Robertson,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9、M. Corsi, Division of Labour,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vebury, 1991.  

10、N.   Rosenberg  , “Adam Smith o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wo Views or One?”, Economica, 1965(5).  

11、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  

   



[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6页。

[②] 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贾根良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③] 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9-30页。

[④] “没有看到分工同机器和简单协作一起不仅仅在形式上改变了劳动,而且由于把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在实际上使劳动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9页)。

[⑤] W. Lazonick,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97.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8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2页。着重号为所加。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5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分工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机构内部分工的本质差别。

[15]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5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7-398页。

[18] A. Leijonhufvud, “Capitalism and the Factory System”, in R. Langlois (ed.), Economics as a Process: Essay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06-209.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9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7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0页。

[22] 马格林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固定下来不是因为其技术效率,而是因为它有利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树立权威。(马格林:《老板们在做什么》,柯唱、李安译,柳欣、张宇编:《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卷.第1辑:总第1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9-20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3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5页。

   

[30] “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同一程度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31]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综合,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综合,即表现了社会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6页。

[33] 例如,当纺纱和织布从家庭工业和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后,被释放的土地耕种者构成了纺纱者和织布者市场。同样,纺纱和织布的分离使二者作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相互独立。它们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相互独立,并通过交换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作为商品发生关系。

[34] R. Langlois and P. Robertson,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35]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1页。

[36] 可参见布雷弗曼的杰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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