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按：该文原是《全球化和统观论的市场经济革命》（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一书中的《跋》。该书讲述的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已势在必然的全面新经济变革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该书确立的是一套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应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即统观论）的新经济理论；书中说明了近现代经济学在其创立者的古典经济学家之后，为什么形成了经济学理“二元分流”的片面发展情形；书中从一切经济学说基本的（市场）平衡理论方面，解析了以往无论是微观论还是宏观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货币经济理论等西方应用经济学说，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和相继地陷入了各种矛盾和危机——如，早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过剩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以及不久前发生并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正是这些理论偏离了事物本质的现象论立场而发生的价值错位和理论偏失；说明了一切市场经济的矛盾（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本质上也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剩矛盾的表现，并提出了统观经济学以人为根本目的“基础平衡”的新市场平衡理论（即：以建立人们市场关系普遍性的基础平衡来扩展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大自由空间，以建立人们自由权利普遍性的基础平等来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更大历史空间），并建立起以“全民基保”体系为平衡基础的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和设计；统观经济学的思想基础就是应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把人类自由王国理想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发展进程确立为一种“目标论-过程论”的辩证统一论的渐进主义和相对论的实践发展体系……
这篇《跋》正是关于人类世界观、宇宙观和人文观、价值观问题思考的一个也可独立成篇的科学漫谈。特在此单独辑出，并加了个《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标题（这是康德关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诗情话语），在内容上，也分别加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霍金‘统一论’的宇宙苍穹”和“从基督教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三位一体’的世界人生”。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霍金“统一论”的宇宙苍穹
在《全球化和统观论的市场经济革命》的书中，关于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统一论”。但要真正建立统一论的哲学思维，又常常是颇费思量的。
比如，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在完成了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后，也曾提出应解决“统一场论”的物理学终极革命问题。但爱因斯坦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晚年还感到似乎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场论，大约就是物理科学中的普遍定理或运动规则的基本理论。
18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牛顿力学定理也被称为地球物理学的场论，在牛顿的体系下，整个物理世界的机械运动似乎秩序井然，因此牛顿的体系也曾被认为就是物理学的绝对真理。
后来，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颠覆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真理地位。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超越了牛顿物理学“地球场论”的环境和条件限制，并被认为是物理学的“宇宙场论”。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形式又是“非场论”的——它的革命口号本身就是“相对论”。
比较一下牛顿的加速度公式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就很有意义。
牛顿公式：公斤×米/秒2。它表示在地球重力和既定时空形式下物理运动的加速度规律，也可“放之四海”地表示为如v/t2。在牛顿那里，虽然一切物理运动都表现为以加速度克服自然重力的运动，但它的运动法则却始终是以重力和既定时空的“地球场论”为条件和限定的。所以，牛顿公式表现为一种非自由的外求式的物理运动理论（在天体运动和宇宙秩序方面，还必须靠上帝的“第一推动”）。如果形象地讲，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爱因斯坦公式：E＝mc2。它的分式本身就是一个非设限的自由实体。爱因斯坦的理论破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形式，时空是相对的，运动速度极快时，时间可弯曲，达到光速时，时间将凝固（几乎不存在了）。爱因斯坦公式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内求式的物理运动理论。它的理论表现正是，物体在天体运动超引力的绝对形式下，质量的加速度运动就成了可以产生如公式所表现的巨大能量（公式中c的唯一理论限制就是光速，但光速被定义为绝对速度，并几乎可看作是∞的速率）。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公式，在理论上被定义为是超引力的绝对自由的运动形式。如果形象地讲，它的理论内涵就如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爱因斯坦革命后，牛顿物理学的“绝对王权”时代就一去不返了。但爱因斯坦物理学并没有因此而“加冕称王”。爱因斯坦革命本身就是“相对论”的。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爆炸式发展的“并肩王时代”。人们公认，20世纪具有最重要影响的实际上是三大物理学的革命：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是研究物质最基本构成的微观物理学。甚至，爱因斯坦后来并不是因为他最伟大发现的相对论（很多人还无法理解相对论），而是他对光量子运动的重要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和太空时代。正是爱因斯坦关于物质高速运动会产生巨大能量的理论，使人们对一些可裂变元素的实用性研究，不仅很快就进入了人类原子能利用的时代，同时也进入了核武器威胁的时代。相对论的宇宙运动和时空相对理论则使人类具有了认识外太空物理运动的革命性跨越，并实现了卫星发射、宇宙航行和人类登月等一系列最伟大辉煌的成就！
但无论是人类原子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实际上都远远没有达到爱因斯坦公式的最高理论境界。比如，人类太空技术的卫星、飞船等，都根本没有达到超引力的绝对自由状态（也不可以“绝对自由”，而是必须按照引力和离心力平衡的原则确定在预定的运行轨道之上），甚至，在人们可以预期的未来也难以走得更远一些了。
所以爱因斯坦认为，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人类世界，相对论都还不是一种真正自由的科学理论，人类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也正是为了寻求一种对一切领域如声、光、电、磁、核等的各自场论，以及对一切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甚至实现世界和平等，都能够获得一种确立普遍均衡和稳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认识，爱因斯坦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要建立“统一场论”的物理学终极革命的目标。为此，爱因斯坦甚至还考虑，是否应在他的公式里加一个“宇宙常数”。
但这样一来，岂不是又画蛇添足地成了牛顿那个上帝的“第一推动”了吗？
而且，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思想首先就面临了各种量子论和微观物理学的挑战，在微观物理学的研究中，不断有人提出一些旨在说明各种微粒子运动总是存在非均衡性的所谓“测不准定律”。甚至，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的革命理论，也推论出光粒子（也是一种物质形式）运动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光在经过一些密度很高的巨大恒星（如太阳）时，会在它的巨大引力下发生轻微的弯曲——也即空间相对理论的所谓空间弯曲或空间塌陷了（这种光弯曲现象后来被人们在日食观测中证实）。
当然，这种光的轻微弯曲也曾被认为在宇宙的天体运动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后来，当黑洞理论出现时，问题才变得严重起来，因为黑洞理论认为，光在经过密度极高的黑洞时将被完全吞噬。
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思想，似乎仍然还是建立在宇宙总场态“恒稳定”的思维基础之上。所以，爱因斯坦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而且在他生前和身后，也不断有更多新理论、新发现，像是在证明他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和多余的。
1957年（爱因斯坦1955年逝世），两个年轻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因在基本粒子研究中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被实验证明，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关于宇宙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在宇宙黑洞理论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宇宙膨胀说、宇宙塌陷说和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等，而且据说，好多理论假说也正在不断地被试验和观察所证实。比如，宇宙膨胀说就被证明是成立的，因为射电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许多天体射线的光谱均存在“红移”现象（“红移”表示被观测对象离观察者越来越远去，“蓝移”则表示越来越靠近），“红移”证明一些宇宙天体（如银河系）正不断地外移、膨胀并变得更大（被形容为处于青春期和成长期）。还有一些宇宙天体则不断地收缩、塌陷并形成黑洞（被形容为处于衰弱期和萎缩期）……
但问题是，既然一切宇宙天体也存在“生、长、衰、亡”的生命运动，那么，宇宙天体的产生和死亡又将怎样发生呢？
正是这样，后来就有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按照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说法或逻辑，宇宙天体是在某一时刻的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的，然后就开始了以上的宇宙过程，作为天体 “部落酋长”的发光的恒星（作为“部落属民”的行星不发光，只接受光能），其在生长期的不断膨胀，正是一个将所蓄积巨大能量不断地释放的过程，然后慢慢地衰老、塌陷，并形成密度极高的黑洞，黑洞又不断地吞噬周围不断衰老、塌陷的其他天体，直到形成密度高得难以想象，体积浓缩到小得难以想象的一小点——被称为“奇点”，就陷于死亡，归于湮灭——也就是进入哲学上说的“无”状态了。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几乎在宇宙湮灭的同时，大爆炸也发生了，并诞生了新的宇宙世界，开始了新的宇宙周期，然后周而复始，往复不已。
但大爆炸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如果对这个问题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宇宙循环的第一次大爆炸岂不是将陷入康德的“二律悖反”？或通俗讲是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了吗？
对于此，后来是英国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在1927年12月提出了所谓反物质的理论，认为整个宇宙世界的平衡实际上是可观察到的正物质世界和对应的反物质世界之间的平衡，而且，反物质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海洋一样充斥于宇宙世界的所有空隙之处，在正常情况下，正物质和反物质似乎是相安无事和谐相处的，但当正物质的宇宙天体死亡，并浓缩到质量极大而体积极小的“奇点”（“无”）状态时，这种正物质和反物质的平衡就破坏了，根据正负电子发生碰撞时就会发生爆炸的原理，这时，正物质存在形式的负电子和反物质存在形式的正电子相撞，大爆炸就发生了。
但正负电子的相撞，实际上应是所有能量消耗后的湮灭状态，怎么会爆炸出一个新宇宙来呢？
反物质说的信者又以所谓“电荷宇称不守恒”的理论解释说，大爆炸时虽消耗掉了绝大多数的正物质和反物质，但由于存在“不守恒”，遗留下的少部分正物质就构成了如今的物质世界，另外，真正更为巨大的宇宙能量实际上始终是以看不见的“反物质海洋”的形式充斥宇宙的……
关于狄拉克是怎样建立他所谓反物质的理论，后来，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在中国中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什么是反物质？反物质的存在是由保罗·狄拉克在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他注意到，相对论的公式，质量都是乘平方的，也就是说等于m×m，也等于-m×-m，狄拉克问-m是什么意思？从而推导出反物质的理论。也因此在1933年12月12日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表示拿诺贝尔奖是很容易的。”
这一切听起来真是有些难以置信！
但理论物理学家们似乎还是为人们建立起了一个还算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逻辑。
后来，又据说不断有科学家也在观则和试验中发现了少量反物质粒子的存在……
但在自然和宇宙的探索中，仍然还有好多玄奥的问题总是在困扰着人们……特别是那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关于宇宙存在形式的自然科学的终极难题，正所谓：宇宙是绝对性的无限存在，但任何存在又必然有一个客观的界限，宇宙这个无限存在是否有界限，如果没有，那它怎样存在呢？
世界和宇宙存在形式的时空问题，实际上触及的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不同文明的人们都始终在苦苦地思考并试图解决的关于世界和人自身本质的哲学本体论的真理问题。
但关于世界和宇宙存在形式的时空问题，当年，康德正是以上述诘问的方式建立了他“二律悖反”的哲学批判，并建立了他关于物自体“不可知论”的第一批判哲学（康德体系包括三大哲学批判）。
爱因斯坦提出“统一场论”的问题，正是与人们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相关，只是如今，人们的思维基础已不再是那种宇宙形态的“恒稳定”论，而是宇宙变化论了。
宇宙存在形式的问题正是一个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终极难题！
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为大多数的人们回避，并采取了一种不面对、不争论、不探究的实用主义态度。
然而，“不可知论”并不能为人们解惑，如果科学在这里退却，统治人们世界观和宇宙观，乃至作为人们现实生活原则的就只能是神学，甚至是迷信和形形色色的“八卦”。
后来，是那位身有残疾却思想睿智、意志坚强，被人们广泛尊崇为自爱因斯坦以来最杰出理论物理学家和思想家的史蒂芬·霍金教授挺身而出，并勇敢地来面对了这个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终极难题。
霍金提出一种弦论和膜像的理论学说，一方面对黑洞和宇宙大爆炸等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析解，同时也为克服物理学终极难题的“时空悖论”作了积极努力。霍金认为，宇宙论的问题，最终只能是从微观的量子理论研究中而获得解决。他的弦理论大约就是量子物理学建立分析的一种所谓宇宙波函数的数学工具，膜则是以理论抽象方式而建立的一张有弹性的大网，宇宙世界着床其上，并“生老病死、脱胎换骨、生生不息”的多维图像。霍金还认为，传统的时空形式是三维和四维的，在相对论中，时间可以弯曲和凝固，而量子理论的时空是十维或者十一维的，物质和宇宙更是可以自由切换并任意折叠，因此宇宙也是没有边界和完全自由的……
说句老实话，本人对霍金教授的理论尽管感到十分好奇，但却始终有些云里雾里，不甚了然，再加上数学知识的欠缺，所以实在无法想象那些十维、十一维的世界，甚至哪怕五六维的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只是觉得，仅就微观世界的无限（可分）性而论，即使不懂太多的深奥数学，只要有点辩证的哲学思维，也会是坚信不疑的。在此，不妨举个简单生动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大约是在1963年左右，毛泽东从一份叫《自然辩证法通讯》的杂志上，读到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文章，并以其哲学思维的立场，而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再可分粒子的观点十分赞赏。其后多次召集一些人谈论了上述文章和问题，谈了以下的一些观点：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①]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②]
但问题是，光有微观世界的无限可分性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论是世界论还是宇宙论的科学，都必须面对，或者说是根本就绕不过那个宇宙整体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以上那个关于宇宙存在形式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终极难题！
这其实也是一个在整体世界和具体事物之间建立平衡关系的统一论问题。
一切也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要是没有个体性原则（个人自由原则），就是一种“无世界论”，但要是没有统一性原则，只有（个性）自由的无限性，那就是一种“坏的无限”。
要是光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二者应是“对立统一”），世界必然是七斗八斗，乱相纷呈，或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两极分化）。
关于经济学和市场的问题，也同样如此，以往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正是一种“无世界论”，所谓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则是一种“坏的无限”。
爱因斯坦是一位终身都在期盼世界和平和负责任的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所以才不揣冒昧地提出了“统一场论”的物理学终极革命的问题。霍金同样是一位有高度责任心和高度理论勇气的伟大科学家和思想家，所以才不顾自己残疾在身并迎难而上地选择了要去攻克那个也许与诺贝尔奖根本无缘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终极难题（因为眼下和近期的将来，都几乎可以肯定将没有人能为之作出明确的试验证明）。
一切真理的结论，都应是将浩瀚复杂、朦胧繁琐的东西变得简单明了、清晰明白。譬如，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公式。又如，关于市场和经济的基本法则，最终被马克思简单清晰地表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商品的价值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而上下波动并得以调节的。
但霍金教授那些弦论和膜像的十一维世界却太深奥、太玄乎了，以致大多数的人们根本听不懂，也难以形成一种正确和严肃的理解，还有就是，他关于宇宙论的问题最终只能是从微观的量子理论研究中而获得解决的考虑，因为排斥或回避了宏观论的视野，所以本身就不是一种统一论而是解构论了。
另外，霍金教授那些可给人以启迪的研究和理论，由于不乏某些繁琐哲学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或者说是形成了某种瞒天过海的理论模糊——试图排斥或回避人们的宏观视野，而以微观的量子理论来说明整个宇宙世界无限性的问题，正是一种理论模糊的“瞒天过海”——因此，它会给那些或是浪漫天真、或惯于穿凿附会、甚至处心积虑地宣扬现代迷信的人们都留下可以自由想象、任意发挥甚至胡思乱想、胡言乱语的很大空间。如，穿凿附会在量子科学的招牌下，形成了各种所谓时空隧道可让人们超越时空地自由驰骋和往返于世界和历史的既往、当今和未来，多维世界可自由折叠、跨越、创造和自由出入，生命意志是可任意激发和无限扩张的能量等，既像是浪漫主义的科学幻想又像宿命哲学的奇谈怪论；还有一些更是把多维世界和时空相对的理论演绎成了一套纯粹是现代迷信的“八卦”和“马甲”，于是，什么意念超越，遁地缩天，灵魂不灭，肉身转世，精神即物质，物质即精神等的一些东西，也在科学的旗号下被鼓吹成了所谓生命科学或气功理论之类的新人类价值观……这样，当然会造成相当一些人们的思想蛊惑甚至志乱神迷。
由此可见，建立统一论的科学世界观和宇宙观，对人们的科学进步和社会关系发展而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定位，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宇宙和世界本质的统一性、无限性、绝对性的问题（也是一切事物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并不应是任何的形式论，而是一种科学辩证的统一论。
好了，关于宇宙存在的统一性、无限性、绝对性的问题，即使在人类现有科学认识的水平上，似乎也完全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更简明的解释：整个宇宙世界的统一平衡性实际上是可观察到的正物质世界和对应的反物质世界之间的运动着的平衡；任何可以被实际观测到或是理论表现出的正物质世界都是有界限的，整个宇宙绝对性和无限性的本体（本质），正是那个人们无法看见，但已知道并承认其是无所不在地存在着的所谓“反物质海洋”的物质性；整个宇宙也并不是一个个自我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星系（如我们身居其中的太阳系、银河系）的无机排列，而是一个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统一的开放体系——就如像地球上正在全球化的“统一市场体系”——并且是一个物质能量（如像商品）可自由穿越（时空）和交换转移的“开放市场体系”（所谓的时空隧道不过是如此吧），在整个宇宙的“市场开放体系”中，整个宇宙体系平衡的本质表现，正是在作为能量交换“一般等价物”的光粒子（或量子）运动形式下，不同宇宙实体能量释放和转移交换的过程（也包括大爆炸）；总之，宇宙天体的宏观运行以及通过能量释放和转移交换而表现的微观物质运动，正是在伟大的宇宙平衡法则之下，不断地建立宇宙统一平衡性的无限存在形式！
（后续：《从基督教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三位一体”的世界人生》的下文部分）
[①] 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辩证法”词条（语出《庄子·天下篇》），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②]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02～103页，三联书店，1986。
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按：该文原是《全球化和统观论的市场经济革命》（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一书中的《跋》。该书讲述的是当今全球化时代已势在必然的全面新经济变革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该书确立的是一套关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应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即统观论）的新经济理论；书中说明了近现代经济学在其创立者的古典经济学家之后，为什么形成了经济学理“二元分流”的片面发展情形；书中从一切经济学说基本的（市场）平衡理论方面，解析了以往无论是微观论还是宏观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货币经济理论等西方应用经济学说，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和相继地陷入了各种矛盾和危机——如，早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过剩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以及不久前发生并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正是这些理论偏离了事物本质的现象论立场而发生的价值错位和理论偏失；说明了一切市场经济的矛盾（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本质上也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过剩矛盾的表现，并提出了统观经济学以人为根本目的“基础平衡”的新市场平衡理论（即：以建立人们市场关系普遍性的基础平衡来扩展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大自由空间，以建立人们自由权利普遍性的基础平等来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更大历史空间），并建立起以“全民基保”体系为平衡基础的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构想和设计；统观经济学的思想基础就是应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把人类自由王国理想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发展进程确立为一种“目标论-过程论”的辩证统一论的渐进主义和相对论的实践发展体系……
这篇《跋》正是关于人类世界观、宇宙观和人文观、价值观问题思考的一个也可独立成篇的科学漫谈。特在此单独辑出，并加了个《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标题（这是康德关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诗情话语），在内容上，也分别加了“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霍金‘统一论’的宇宙苍穹”和“从基督教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三位一体’的世界人生”。
……（续《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再到霍金“统一论”的宇宙苍穹》的上文部分）
从基督教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三位一体”的世界人生
在文化社会学的领域，作为哲学本体论的“真理统一论”问题——即关于世界本质的统一性、无限性、绝对性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后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所谓“真理现实性”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最早却是作为一个宗教哲学的问题被提出和确立的，它就是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中的所谓“圣父-圣子-圣灵”是“圣三位一体”的说教。它甚至还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护教圣条。这里的“圣灵”就是所谓宗教最本质的上帝的“仁爱”精神，它是贯穿始终的。对信徒们而言，“圣父（上帝）”是精神理想绝对完美的象征和保证。它正是以其上帝的人格化的形象，并许以天国的乐园而作为其文化表现形态的，也正是这样，从而使人们获得在信仰上的一种可以感悟和追求的精神寄托。“圣子（耶酥）”则是关于配享天国的现实追求中，在道德和行为实践上“现身说法”的具体榜样。
基督教中“圣三位一体”的说教看似十分荒谬，但却是基督教宗教文化体系的真理现实性（即统一性）的重要基础和保证。这个体现了上帝统一性、无限性、绝对性的三位一体的所谓真理体系也是不容置疑的，并是一种靠封建专制的宗教权威来独断地建立的宗教哲学，所以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是“独断论”哲学。
这种情形在中世纪统治一千多年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才开始动摇和逐渐地改变了。
最早对宗教思想权威形成挑战的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发现——即被称为“哥白尼革命”的“日心说”的重要发现。
“哥白尼革命”所表现的正是西方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思考和科学精神。
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公开发表了他《天体运行论》的科学论著，从而创立了日心说的理论。日心说的提出是天文学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它引起了人类宇宙观的重大变更，并极大地冲破了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教条，触动了教会统治基础的神学世界观，给了旧宗教神学的权威以致命的打击。
在此之前，从公元二世纪以来，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地心说”就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地心说”认为，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人们连地球是个“球体”的概念都没有)，日、月、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运转的。因为“地心说”是和基督教《圣经》故事的传说中，关于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间万物的“创世说”的权威性解释相一致，并由具有意识形态权威和政治统治权威的天主教会予以确认，成为教会在自然事务方面的官方学说。所以，“日心说”的新发现，其影响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具体科学问题在认识上正确与谬误之争的问题，而是将动摇作为人们精神思想和社会生活统治力量的宗教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根本。
以文艺复兴为发端的自由主义新文化革命以来，一方面，人们对关于世界本体的神学独断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使之成为了一个科学认识论（即可以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对世界本体论的认识又不断地陷入了各种矛盾和困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上那个关于时间和空间，也即关于世界和宇宙存在的无限性和绝对性总是陷入二律悖反矛盾的困惑，这一切的困惑不仅反映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自然哲学方面，也同样反映在人们价值理想构建的精神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切方面。
正是这样，围绕世界存在的哲学本体论认识和自由主义新文化体系构建的价值真理问题，整个西方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革命），就大致形成了两个批判性构建的体系化发展周期，以及后期各种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三部曲”发展。[①]
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的文化批判和理论发展时期，构成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一个批判性构建的思想发展周期。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对旧宗教神学批判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形成了所谓理性哲学的新文化思想体系构建。但此时理性文化观念的世俗化发展，却仍然是不彻底和不完全的。所以，这一文化时期不过表现为，只是世俗文化发展一个初始的过渡阶段——即思想观念上的“自然神论”阶段。正是由于理性自身的理论表现尚不充足，所以，在形成新思想体系构建的文化形式上，最终不过是把旧神学的宗教哲学重新确立为一种所谓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宗教，“理性”思想也日益地保守化、教条化了。这一思想时期的文化结果，就是人们通常所说欧洲17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在人们思想领域形成“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新独断论”统治时期。这个思想体系的表现是：把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如以上关于时空和宇宙存在无限性和绝对性等问题）仍归之于“上帝”；满足于把过去“绝对君主”的旧上帝变成了“立宪君主”的新上帝，并比喻为一个“建筑师”，说他完成“创世”后就不再干预世事，而是让世界依自然规律而行；还说现在的世界已是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了，既定秩序中的一切也都是上帝“前定”并天经地义的，如，猫吃老鼠或老鼠被猫吃就是这样……
这其实是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建立起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后，在思想文化形态上趋于保守化和教条化，并形成了对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新禁锢的一个文化发展时期。因此，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还须要进一步地突破这种“新教条”的束缚，并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阶段，就是我们所谓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批判性构建的思想发展周期。它是指18世纪以来，从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的这样一个文化构建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也是自由主义的市民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思想启蒙运动促进和形成了这一时期自由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并最终导致建立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关系和理想王国的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德国的古典哲学则被认为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总结。
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一是以康德批判哲学的“哲学革命”形式，彻底地清理和批判了一切形式形而上学独断论（或教条主义）的思想统治，二是黑格尔以辩证法的思想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被称为是市民资产阶级文化观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可以说，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观念，作为一个完整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是在黑格尔那里第一次以唯心主义的形式而达到了它的顶峰。
古典主义哲学的开启者康德把哲学的对象划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部分，并用诗一般的语言说道：有两样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②]
在这个基础上，康德又以他确立的辩证逻辑的思想武器，建立了他的三大哲学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哲学批判，讲的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论问题，并以“二律悖反”的辩证逻辑清理和批判了一切形式独断论的教条主义，认为人的认识能力（知性）是有限的，永远不可能认识作为自然本体的那个“上帝”，所以“上帝”是不可知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第二哲学批判，讲的是人们社会伦理的实践理性问题，并表示，上帝作为人们的道德立法又是不可没有的，为了保持人们对道德命令的敬畏之心，因此还必须假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第三大哲学批判，讲的是人类美学的问题。
康德的三大哲学批判被认为是表现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市民文化观念的“真、善、美”和二元论哲学的思想体系。
康德二元论哲学所表现的正是他哲学自身和他那个时代的矛盾。但尽管这样，康德还是一直在致力于建立一种哲学的统一体系，这一切的表现就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努力地把一切自然与道德，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确立为一种可以在美学艺术的形式中来展现并唤起人们美好生活激情的东西。但康德哲学的美学形式论的统一努力却是勉为其难和软弱无力的。
最后是黑格尔在批判、改造和继承了康德辩证逻辑体系的基础上，主要从精神哲学到历史和社会哲学的所谓真理统一性方面，以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而完成了作为市民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一个庞大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黑格尔还把他所谓“绝对精神”（自由主义真理）的现实性确定为就是人们的私有财产权，并把真理普遍性即人们财产权力的普遍化确立为在资产阶级自由国家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下可以不断地实现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把真理确定为价值目标和历史运动相统一（即“目标论-过程论”）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整个旧的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第一次达到了它的顶峰”。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判了黑格尔真理观的绝对精神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观念论的神秘主义。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是按照现实的历史逻辑来推演真理，而是按照一个杜撰的精神逻辑来演说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也正是黑格尔体系最终不能正确地解决历史发展的自由真理（即他所谓个人财产权利的普遍化发展）问题，并最终陷入矛盾和“流产”的根本原因。
黑格尔主义“流产”之后，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发展就进入了我们称为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革命的“余波期”，即表现为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判解构和非体系化、狭义化的发展时期，并且，再也没有了任何完整的体系化发展，而是沿着一条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文化思想路线，最终陷入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黑格尔之后，真正确立起一个完整科学文化思想体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继承和超越、发展。
至此，就建立真理统一论的文化思想体系构建的形式而言，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有趣的比较：
最早是基督教虽很牵强，但毕竟确立了一个所谓真理统一性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构建的哲学努力中，黑格尔也有一个真理统一性的“三位一体”：“自由国家（圣父）-市民社会（圣子）-私有财产权的自由（圣灵）”；
马克思主义同样建立起了一个真理统一性的“三位一体”：共产主义理想（圣父）-社会主义运动（圣子）-人的自由本质（圣灵）”。
以上基督教的真理统一性只是一个虚幻的彼岸和天堂寄托。
黑格尔真理统一性的哲学虽然具有很强烈的历史现实感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思想，但却本末倒置了，所以最终陷于流产了。
马克思主义同样具有强烈的历史现实感，并是把现实的历史作为出发点，然后按照历史自身的逻辑来认识和确立历史发展的真理问题。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提出应从人们“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也就是社会主义（相对于个人自由主义）——的意义上，通过对人们经济社会关系的整合和调整来最终地确立人类自由王国（即真理）的实现问题。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仍然把保障个人自由作为实现普遍自由的条件和基础——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至理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经济学含义和体现，也正是我们所谓统观经济学中属于制度经济理论或产权经济理论的重建个人或私人所有权的问题。
本书关于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进行价值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统一论”。
但在建立和表达统一论的一些具体分析时，又常常感到很难用一个日常词语就作出全面的表达。
如在一篇关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表达时，就不得不始终都采取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本质论）”的语言形式，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又不得不以注释的方式说明道：我们在文中须要强调的一个思想就是，按照建立真理统一论的思想，“本质论”和“价值论”的概念，在理论的含义上应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整个的分析和论述中，却始终用括号标注的方式来把两个词语同时地加以表现，这是因为，这两个词汇在人们以往的使用中仍然是存在某种区别的，譬如，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总是说这是“事物的本质”，似乎认识的基础是直接地建立在事物的客观性之上的；而“价值”则主要是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在形式上，它表现为一种主观性的选择，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形式上的主观选择，仍然是以社会客观性的存在为基础的；所以，既从对不同领域问题有区别的分析需要出发，又旨在强调它们理论本质的完全一致性，故我们在文中始终把这两个词汇同时地加以表现。
还有就是，在本书中经常出现一些似乎很重叠和俳比的累赘表述用语，如，“一般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或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正是因为“经济模式”和“社会制度”在一般人们已形成的认识中，似乎前者的内涵往往是某种客观机制的表现，后者则往往是主观设计的因素更多一些，按照统一论的思想，我们更需要突出的正是以上二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方面……总之，这种“繁体字”式的语言方式的确让会人感到有些不习惯和不自在，但对于笔者来说，任何一个单一的表述，又总像会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所以，才作了那种“重叠”的无奈表示。
当然，本书虽然在涉及统一论理论表述的某些语言形式上，似乎多了一些不够简练的“繁体字”，但在关于统一论、特别是在统观经济理论思想形式的表述上，却始终坚持的是“简体字”式的分析。比如，始终坚持的就是“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统一论”，并把“统一论”的核心直接了当地表达为就是“平衡论”的思想和内容；因此，无论是对以往的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及统观经济理论自身的分析，也都是建立在对基本平衡理论或平衡公式的方面，并力求做到直截了当，一目了然，对各种理论面临的不平衡矛盾、且主要是逆势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如经济过剩的危机），则主要坚持从其理论偏失的价值错位方面去分析原因并寻求解决之道。
最后想说明的一点是，好些经典的、重要的、出自先贤大师或是当代大家的哲学、经济学的重要论著，其中自然是包含着很多丰富的深邃思想和重要的理论内容，但人们在阅读时，又常常会感到非常高深、晦涩、繁琐、枯燥，有些地方甚至很难亦步亦趋地完全“弄懂”。本人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甚至在遇到一些好像是怎么也过不去的“坎”时，还会感到怵自不安、自惭形秽——就像《卖拐》里的那个范厨师一样。其实，读书学习和研究问题的要领，正是孔夫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后来多少有些感悟之后，才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永远也不必要、甚至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都“弄懂”，而是还要有一点批判思维。
比如，对充满辩证法思想的《易经》，它的核心就是一种变异的思想，若你硬要把它的每个卦象都死记硬背地“弄懂”，并去“套现”，以预知未来和成败吉凶，岂不就成了迷信八卦了吗？
又比如，亚里士多德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在建立认识工具的形式逻辑方面的伟大贡献，是后来的人们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概念和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一些粗糙和神秘主义的地方，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认识工具体系还有很多缺陷；后来，康德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进行了改进，在康德所谓“纯粹形式”的时空概念之外，又建立起了旨在对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必然性进行综合判断分析的一整套“范畴”分类，即包括“量、质、关系、式样”四类，每类又包括三项的所谓“四类十二项”的辩证逻辑体系，并形成了矛盾运动一般规律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正-反-合”的所谓“三一式”）的思想认识；黑格尔的逻辑学又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康德“矛盾律”和“三一式”的辩证法思想，并把各种思想综合分析的范畴体系确立为一个更完整、更合理的有机统一的辩证逻辑体系。
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正是按照严格的“三一式”的思维模式排列起来的。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系统排列是：“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每一部分又分别为：存在论——“质-量-度”；本质论——“本质-现象-现实”；概念论——“主观性-客观性-理念”。
这种构成和排列绝不是出于随意和偶然，而是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思维和矛盾推演的一般形式。黑格尔辩证逻辑体系的推演结果，就是他提出的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即：质量互变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运动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形而上学观念论的神秘主义。
正是因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真理是一个杜撰的“绝对精神”，所以，他这一部分的思辩就形成了许多繁琐哲学和故弄玄虚的神秘主义成分。
这一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得多了……然而，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③]
以上所要表明的正是，我们的一切学习和研究都应保持一种科学的辩证思维和革命的批判精神。
[①] 这个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革命的“三部曲”发展，正是笔者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共三部）的专论中进行了系统分析的内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的“三部曲”具体为：《“第一周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对旧神学批判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二周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从思想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革命》；《“余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传统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潮和学说》。
[②] 这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结论”部分的开篇语（不同版本的翻译在语言上略有不同；以上引自改革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一些学者教授组织编译的《康德文集》；笔者认为这个译文较好）。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92、493页（《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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