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简明大纲》

引子

毛泽东为身后的世界留下了两个巨大的遗产。他的第一个遗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者，他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个国家共存。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这三者在历史上的意义极为深远。应该说，它们在今天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去探索和回味。

毛泽东的第二个伟大的遗产则是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涵首先是关于世界观的。它明晰地回答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与人存在的意义这样的哲学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关于方法论的。它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提供了智慧的工具。毛泽东思想所影响的首先是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然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和时间界限。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曾以其超凡的个人魅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教科书。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西方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我愿意引用现任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南特威希的话来描述这种影响。他说：“我从十五六岁开始就对毛泽东感兴趣。我记得很清楚，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第二天第一堂课刚好是历史课，大家停止上课，悼念毛主席。我当时致了悼词。当年联邦德国（西德）的许多年轻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①]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2009年5月在对部分美国高中生演讲时，称自己最钦佩的两个哲人偶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特蕾莎修女。她以他们为榜样鼓励学生们树立信心，敢于挑战貌似不可克服的难题。 她引用毛泽东的例子说：“在1947年，当毛泽东面对如何夺取国家政权的挑战时，蒋介石拥有所有城市， 拥有所有军队，拥有所有空军，拥有一切可能的优势。人们问（毛泽东）：你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克服所有这些难题？毛泽东回答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并且赢得了胜利）。。。”邓恩的讲话赢得了学生们热烈的掌声。[②] 尽管几个月后美国的右翼势力对邓恩的演讲进行了强力的攻击，但邓恩的观点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今天在哲学层面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　　

目前国内有关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资料极为缺乏系统的整理。本文是以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为主要脉络，系统整理了国外研究和介绍毛泽东思想的若干代表人物的简明排序和主要观点，希望以此对国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做个普及工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这句话来形容曾经过度浸泡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之下的中国人之容易忽略毛泽东思想的某些重要性，是再合适不过了。让我们放开眼界，看一看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对于今天我们检讨中国社会现象，检讨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章   红星照耀中国：国外关注毛泽东的最初阶段

国际上对毛泽东最初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杂志即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俄文译文。同年6月，《共产国际》英文版又刊登了该文的英文译文。杂志在介绍这篇文章时称：“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③]1929年9月， 中共红四军八大前后，毛泽东身染重病。一时谣传毛泽东已经病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逝的消息，于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1000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做出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④] 　　

1934年，共产国际出版了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小册子。年末，它的英译本也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同年8月，共产国际出版了题为《经济建设与分田运动》的“毛泽东文集”。1935年12月1日发行的《共产国际》杂志第33期和第34期合刊上，在“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专栏下，刊出《毛泽东---中国穷苦大众的领导者》一文。193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出版了具有一定影响的《1927年-1935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一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在西方都没有产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⑤] 直到1937-1938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才真正震惊了整个西方。　　

《红星照耀中国》自1937年10月在英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以来，先后以20多种文字多次再版，一再脱销。由此世界第一次出现了“毛泽东热”。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而赛珍珠本人也认为，在斯诺非同一般的记述中，每一页都是意义重大的，是用英文写出的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述，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打开了西方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窗口，而且成为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经典参考书。[⑥]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愉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描述的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⑦]　　

《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影响力，首先是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是如此的可歌可泣。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写的故事活着。…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 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本书描写的对象----口述的。”这也正是本书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西行漫记》全书大篇幅引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其中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时间最长，报道篇幅最大，占到全书的五分之一，成为其作品中最核心和最引人入胜的内容。毛泽东第一次深入讲述自己生平的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窑洞的烛灯下，毛泽东对斯诺讲述自己和中国革命的故事，其中有许多内容连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都是第一次听到。斯诺自己如此来描述这部分内容的成书过程：“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力求准确是有名的。…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 除了对耐心的吴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并没有把它作文学上的加工。”[⑧] 本书成功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本书斯诺个人的世界观。斯诺本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西行漫记》“很像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眼光写出的一部中国共产党运动史…通篇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毫无掩饰的钦佩。”[⑨]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于具有贪婪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阶层都存在着广泛的反思，从而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共同的情感基础。斯诺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观：“给我以社会主义逻辑的影响的不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也不是毛泽东。”而是主张和平主义缓和渐进历史观的萧伯纳。他说：“正是萧伯纳使我相信，人类的进步能够超越相互掠夺的阶段，… 合作可以取代现有弱肉强食的经济制度。”[⑩] 正是这一基础，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本质的人道主义内涵，并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最为广泛的共鸣。　　

除斯诺之外，相继来到中国并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作出报道的还有：厄尔·利夫，史沫特莱、斯特朗、尼姆·韦尔斯、韩素音、王安娜、贝特兰等人。他们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影响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的最初阶段，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二章   毛主义的提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二阶段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二阶段与最初的阶段并不具备传承的关系。它们之间最根本的界限在于立场的不同。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胜利。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迅速上升的政治力量作出评估和判断。正是在这一时机，费正清的研究中国问题作品和他募集资金筹建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应运而生。费正清的两部中国问题研究代表作品是：《美国与中国》（1948年）， 《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1952）。尽管这两部作品并不是毛泽东研究的专著，但是费正清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培养造就了一个优秀的毛泽东研究团队，而对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个团队。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对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他坦言：“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负有国家义务。”[11] 他的主要学术研究指向十分明确，就是服务国家和政治决策。而美国政府也承担了资助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部分义务。 [12] 费正清及其弟子们这种半官方背景，为这一阶段国外的毛泽东研究与早期国外对毛泽东的关注划定了一条清晰的界限。

1951年，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了专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受到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国外“毛泽东学”的奠基之作。正是在本文中，史华慈第一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um）这一后来为西方学者通用的名词。那么究竟什么是毛主义呢？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它主要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不是所谓“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13] 史华慈认为, 毛泽东的思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并没有完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背离。但是，史华慈并不想停留在对两者的连续性的揭示上，他强调的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和核心原理-----共产党与它的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上。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应该是现代大工业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或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而毛主义实际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它的主要阶级基础建立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之上。因为从1933年中国共产党权利中心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后，中共就失去了它的工业无产阶级基础，同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失去了任何联系。中共在与城市工人阶级不发生任何重大联系的情况下，存在了大约20年时间，其间城市工人阶级在完成革命过程中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由此，史华慈勾勒出了“毛主义”的如下内涵和本质：“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的群众基础上… … 这是毛主义战略的核心。”当然，史华慈在肯定“毛主义”对农民的高度注重和依赖时，并没有由此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工人党”，而是一个“农民党”。因为所谓农民政党注定是要建立一个农民所追求的小农社会，并向往纯朴自然的中世纪般的田园生活，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表现出天然的反感和厌恶。而“毛主义”虽然也把农民的利益作为革命的目的之一，但它始终强调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社会。[14]

“毛主义”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提出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在客观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界50-60年代，正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风生水起之时，绝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并没有达到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最高阶段”，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适时地为这些国家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教科书，其影响实际上超过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而毛主义顺理成章地在广泛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指导思想，直到今天。

1960年1月，费正清的另一位学生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创办大型刊物《中国季刊》。美国“毛泽东学”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魏特夫在《中国季刊》第1、2期连载长达29页的文章《“毛主义”的传说》。魏特夫，亦名魏复光，全名卡尔·奥古斯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美籍德裔犹太人。早年曾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30年代中期与共产主义决裂，对社会主义苏联持坚决敌视的态度。1935年曾来华研究中国问题。1939年移民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魏特夫加入了美国“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样持坚决的敌视态度。 魏特夫《“毛主义”的传说》直指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概念，认为毛主义概念的提出，已经给美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恶果”。[15] 魏特夫认为：史华慈提出的“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毛泽东的战略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实施的，并无任何独创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种“主义”。他提出，列宁在总结1905-1917年的革命经验后，也曾说过，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战略中，农民应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可以作为革命的主要战斗力量。列宁还坚持认为共产国际应该在所有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建立这样的苏维埃。因此，在魏特夫看来，毛泽东关于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实践直接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毛泽东的独创。

针对魏特夫的观点，史华慈以《“毛主义”的传说的传说》为题撰文回应。史华慈认为，马克思、列宁虽然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但从未给予他们以革命主力军的地位。毛泽东不但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把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放在了农村。史华慈承认，列宁确实提出过“俄国中亚地区农民苏维埃的经验可能适用于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区的”的观点，但是，列宁所说的“经验”强调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苏维埃知识在理论上而非在实践上坚持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事实上，中国的农民苏维埃在1933年到1947年的很长时间里都是脱离工业无产阶级的。所以魏特夫不承认他们之间差异的说法显然是有问题的，说“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一致也是站不住脚的。[16]

史华慈与魏特夫的这场辩论在国外毛泽东学界称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第一次论战”。这场论战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客观上增加了“毛主义”概念的影响，推动了毛泽东研究领域在毛泽东文献的文本学研究等方面的深入发展。

（第二章完。 下一章：“四海翻腾云水怒：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鼎盛阶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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