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现代阐释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现代阐释　　

杨天宇　　

一、 引言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迄今为止，这一思想仍然以所谓的“传统形式”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并未专门、系统地总结他的宏观经济研究成果，这就使他的宏观经济思想仅以片断的形式零散地分布于多部著作中，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使得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完整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导致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不同解释。这种众说纷纭的状态阻碍了人们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解决现实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第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总结的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仅仅是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没有引申出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这导致缺乏可用于实证分析并具有政策含义的理论框架。这种陈旧的模式，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产生误解，以为这种思想仅仅是一种过时的理论抽象，缺乏指导现实的能力。马克思的思想也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被弃之不用。笔者认为，这些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与其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缺乏生命力，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既缺乏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没有找到可用于指导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形式。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理论上总结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并提出现代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含义；从实证上分析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并验证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政策含义。　　

二、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各种解释及其缺陷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特别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以Tugan(1913)、希法亭（1994）为代表的“比例失调论”，认为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产生于生产部门间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比例失调；二是以Luxemberg（1951）、布哈林（1982）和斯威齐（1997）等人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主张经济危机产生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跟不上产品的过度供给；三是以多布(1962)、Mandel(1968)和Mattick(1969)等人为代表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使资本家的投资活动缩减甚至停止，从而引发危机；四是以宇野弘藏(Uno,1980)和伊藤诚(Itoh,1980)等人为代表的“劳动力短缺理论”，主张过度的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挤占了资本家的利润空间，使资本家的利润率降至低于利息率的水平，导致投资缩减和经济危机。　　

上述解释虽然结论迥异，但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它们都依据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中的某个具体论点，来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二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均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最终的理论目的。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它们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解释有以下不足：第一，由于它们的理论依据仅仅是马克思的某个具体论点，因此只能解释有限的宏观经济现象，而对其他同样存在的现象无法解释，结果难以建立首尾一致的理论体系。第二，由于它们仅仅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理论目的，因此，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基本上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们难以提出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政策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理论仍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形式”上。要避免上述不足，就必须建立涵盖上述各种因素的、首尾一致而且能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现代形式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再生产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理论结构上看，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研究经济危机具有基础性作用。根据《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公式，在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只要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个部门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则宏观经济中的供给、需求均衡就会实现。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这个均衡条件是I(v＋m)＝IIc；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这个均衡条件是Ⅰ(v＋Δv＋　 　　　　　　　　　　　　　　　　　　　　　　　　　　　　　　　　　　　　　)＝Ⅱ(c＋Δc)。这两个均衡条件又可以分别引申出若干派生条件。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论证了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的条件。但是，这个均衡条件的意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正好相反。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变量的自发作用能够自动地产生趋向均衡点的力量，因此均衡点代表了“稳定”的均衡；而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变量相互作用产生的却是偏离均衡点的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1]。也就是说，马克思体系中的均衡点并不具有稳定均衡的含义。　　

从这种不稳定的“均衡条件”出发，可以很自然地引申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尽管与再生产理论联系密切，但二者的联系却仅仅表现为一些零散的论述，未能形成体系。我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总结：首先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理解为从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出发进行的推论，这些推论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其次，用几何图形清晰地表述马克思的全部宏观经济体系。具体来看，本文将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总结为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一：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的破坏意味着比例失调。　　

在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需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而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遭到了破坏，这时必然出现两大部类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就是说，马克思体系中的“非均衡”状态不仅仅是总量上的非均衡，而且是结构上的非均衡，即包含了部类、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因素。而且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比例失调的非均衡状态还包含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比例失调是经常性的，即均衡状态不是稳定均衡，而是经常容易遭到破坏的；第二，从比例失调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需要“强制性”地进行平衡，这说明实现均衡的过程可能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马克思指出：“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2]。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并不意味着两大部类内部的非均衡现象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如果第I部类的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即投资需求不足），则我们不能说它与第II部类产品的供过于求（即消费需求不足）无关。这一点与凯恩斯主义有明显区别。在凯恩斯那里，消费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收入，投资取决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由于二者取决于不同的因素，因此可以视为相互独立的。马克思的这种独特观点可以归结为推论二。　　

推论二：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之间有因果关系。　　

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曾经用棉布生产为例指出，某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会通过产业链条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写道：“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绽和织机的生产者、铁的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3]。因此，棉布之类的消费品过剩将导致所有上游产业的生产过剩。这样，当解释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时，就不能不考虑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问题。而如果考虑到上下游产业的关系，则生产过剩和投资需求不足就需要从消费品生产中找原因。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上述产业链关系，上游产业的生产规模是由下游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规模决定的。如果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则消费品的过剩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到几乎所有的上游产业，使产业链条上的所有行业陷入生产过剩之中，与生产过剩相随的是各个产业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是亏损。而上游产业的生产过剩，意味着生产资料的过剩，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就是投资需求不足。可见，生产过剩的传递是通过社会再生产链条进行的，其顺序是消费资料→生产资料。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说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消费需求不足将引发投资需求不足，使全社会出现生产过剩。显然，此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解释，即为什么会出现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消费不足论”者提出的解释是“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赶不上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度供给”。其代表人物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在于，为了进行积累，资本家要把部分未被消费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以扩大生产，由此而增加的产品就给购买者提出了难题：资本家不需要消费它们，而工人们没有能力消费它们”[4]。根据这种说法，消费不足不仅与过度供给有关，而且与收入分配有关，因为之所以会出现“资本家不需要消费，而工人没有能力消费”的现象，根源在于两大阶级的收入差距。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它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依据，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5]。其实这种结论即使不从马克思出发也可以得到，比如后凯恩斯主义者温特劳布就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平均储蓄倾向差别的角度，同样得出了收入差距抑制消费需求的结论[6]。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问题：假定收入差距和过度供给确实能导致消费不足，并通过上下游的产业链关系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把自己的供给规模扩大到过剩的程度？须知，如果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长期不振，则厂商必然会从各种市场价格信号上得知这一信息，从而不会将生产长期维持在供过于求的水平；同时，假如厂商知道他的商品已经过剩，他完全可以将资本转移至其他产业以回避风险，从而使市场供给减少，最终重新实现供给、需求的均衡，这也是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之一。也就是说，如果厂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则即使全社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下降了，厂商的供给规模也完全可以通过“以需定产”而随之下降。如果供给、需求以同样幅度下降，则“需求不足”就不应该出现。所以，仅仅考虑收入差距和过度供给因素，是难以解释生产过剩的形成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入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中一再强调的信用关系因素，我们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总结为推论三：　　

推论三：信用关系创造的虚假需求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掩盖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的信息。　　

这个推论意味着，市场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完全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是由信用关系造成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信用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两种信用形式可以通过资本家之间的赊购赊销、银行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借贷关系等方式，为支付手段短缺的资本家提供支持。不过与此同时，信用却在为经济危机准备条件。首先，经济繁荣时期的信用扩张有可能使供给扩大到超过需求的水平。在繁荣时期，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厂商也将力求扩大供给以满足需求增长，但如果加入信用扩张因素，则所有的厂商和销售商都可以通过信用增加自己的支付手段和购买力，从而在上下游产业的厂商之间、厂商与销售商之间“创造”出大量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假需求。如果厂商依据包含“信用创造的需求”的虚假市场信号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则供给增长将超过需求增长，形成事实上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对此曾指出：“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利用，也就是等于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7]。不过，这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将不会立即以爆发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在信用的支持下它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只要信用关系不发生破裂，厂商就可以继续依据虚假的市场信号扩大生产规模。显然，此时信用关系所创造的虚假需求掩盖了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的信息，并传递出了错误的市场信号。而正是由于错误市场信号的引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会把自己的生产规模维持在供过于求水平。　　

除信用所创造的虚假需求之外，商业投机也对虚假需求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繁荣时期需求旺盛，商品价格有所上升，因此投机性交易和对商品的囤积将会因为对未来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而出现。投机性的囤积通过减少商品供给加剧了价格上升，因此它可以在生产实际上已经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刺激生产的增长。这种商业投机也是在信用的支持下进行的。马克思指出：“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所以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8]。　　

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由于信用所支持的供给增长超过了真实的市场需求，所以有一部分商品将注定成为过剩商品。尽管在信用的支持下，一定时期内这些过剩的商品资本的周转可以保持顺畅，但一旦信用出现收缩，则由信用票据支撑的虚假需求就会消失，从而使厂商的大量“以需定产”的商品供给成为过剩商品。马克思就此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危机的基础”[9]。而信用扩张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商业银行为了维持资产的流动性，或者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迟早会紧缩银根。一旦银根紧缩，则信用和商业投机创造的虚假需求将消失，大量商品因供过于求而滞销，商品的价格和厂商的利润率将大幅下降，厂商将难以按期偿还贷款或清算汇票，导致一系列企业破产；这又会迫使银行家或企业为避免风险而进一步收缩信用，马克思指出：“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者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10]。这将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这就形成一个从繁荣到萧条的经济周期过程。这里需要指出，信用只是给“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厂商不断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的欲望，仅仅信用的扩张和收缩不会导致经济周期，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11]。　　

如果我们把上述推论二与推论三联系起来，就可以解释生产过剩的形成。信用和商业投机制造了虚假的消费需求，消费品厂商因此将生产规模维持在供过于求水平；一旦信用收缩，则厂商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从需求角度看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品的过剩又将通过社会再生产链条传递到上游产业，使各行业均发生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上游的投资品行业本身也存在信用和商业投机创造的虚假需求。当信用收缩时，投资品行业本身的虚假需求也将消失，这将加剧投资品行业的生产过剩。由于这时的生产过剩是全局性的，即所有行业都已出现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因此任何厂商就无处（也来不及）转移资本了，因此也就无法重新实现供给、需求的均衡。只有危机和萧条阶段之后，厂商的大量积压存货和过剩资本逐渐消散的时候，才有可能通过转移资本、固定资本更新、调整生产规模来重新实现均衡。　　

图1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在图1中，假定(a)图中的E_c点、(c)图中的E_I点，分别代表了第II部类（消费品）和第I部类（投资品）的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b)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A点代表了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下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d)图中的E₀点则代表了符合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的借贷资本市场均衡，均衡利率为r₀。如果企业不满足于均衡条件下的利润而试图继续扩大再生产，而这种扩张冲动又得到了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的支撑，则宏观经济的所有变量都会偏离均衡条件，产生以下三种情况：一、(a)和(c)中的消费品产量和投资品产量通过(b)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互相联系，其中消费品生产规模对于上游的投资品市场规模起决定作用。二、在信用扩张的支撑下，第I、II部类的需求曲线分别从I_D和C_D向上移动到I´_D和C´_D，即产生了虚假需求。虚假需求诱使企业提供的产量分别由均衡条件下的I₁和C₁增加到I₂和C₂，而这个产量其实是供过于求的。同时，企业将通过资本积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上移动，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由A点移至B点，形成比例失调。三、企业扩大再生产或商业投机的冲动加大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使借贷资本需求曲线L_D向上移动到L´_D，信用规模因此由均衡条件下的L₁增至L₂，即产生了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支撑了两大部类的虚假需求。借贷资本需求的增加导致利率不断上升，当升至最高点(例如r₁)后，银行和企业将被迫紧缩信用，从而发生危机，即高利息率将是繁荣的结束和危机的开始，因此马克思指出：“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12]。信用紧缩后因虚假需求消失，两大部类的需求曲线将强制性地回到均衡水平，结果产生了C₂－C₁的过剩消费品和I₂－I₁的过剩投资品；同时，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也会强制性地由B点回到A点，结果产生了B－A的过剩资本[13]。强制性地恢复平衡之后，利率回落到均衡的r₀，此时开始了以再生产不活跃为特征的萧条阶段，因此“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14]。只有到企业出清存货、偿清债务，而且过剩资本因折旧报废而消散的时候，才有可能经济复苏并开始下一循环。　　

最后需要指出，有两个因素未包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一是多布（1962）等人提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本文在推论二中已经将厂商周期性的利润率下降因素包括在内，但这与平均利润率下降有区别。平均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性的因素，它难以用来解释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伊藤诚曾正确地指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可以与剩余价值量的提高同时并存。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量将和资本积累将继续增长”[15]。因此不会阻碍资本积累并导致投资下降。用公式表示，平均利润率P´＝　 　　　的下降，并不等于剩余价值率　 　　　的下降。相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将会提高剩余价值率。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把“平均利润率下降论”包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　　

还有一个因素是宇野弘藏（Uno,1980）等人提出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挤压利润空间的理论。我们认为该理论不应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原因有二：第一，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四种解释中，只有“劳动力短缺论”不能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明确依据。马克思确曾指出过工资上涨会引起利润率下降，但从未将这种情况与危机的产生原因联系起来。第二，该理论试图用利润率和利息率的此消彼长解释投资缩减和经济危机，如伊藤诚认为：“利息率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增加了不平衡。这两者的相反运动阻碍了实际积累过程，并限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长”[16]。而这是与马克思的利息理论相对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17]。因此利息率的变动依存于利润率的变动，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劳动力短缺论”无法包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很多国外学者与本文持相同看法，如Fine和Harris（1979，p77-80）就把“劳动力短缺论”归类于新李嘉图主义学派。　　

四、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现实意义。从上述理论体系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从传导机制来看，还是从对现实的解释力来看，马克思的体系都具有凯恩斯体系所没有的优越性。　　

（一）货币政策。　　

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表示为M↑→i↓→I↑→Y↑。即货币当局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变动法定准备率来扩张货币供应量，导致市场利率下降。随着利率的下降，资本品的投资者向资本品的生产者增加订单，扩大投资支出，增加国民收入。该传导过程完成之后，货币政策的净效应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来考察这个著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将会发现它是难以实现的。我们已经指出，经济衰退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厂商在繁荣时期依照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来决定生产规模。在信用收缩之后，由于虚假需求消失，厂商的过剩资本难以转移，过剩商品难以销售，因此发生危机。而在这个危机期间，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恰恰相反，厂商的大量过剩资本和商品，已经使得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18]。在这个时期，不是资本不足，而是滞留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数量最大。而且，这种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是全局性的。本来这时生产资本已经过剩，若投资者还要继续投资，则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势必更加严重，投资者也将遭到新的亏损，因此同样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将会相当低。可见，在衰退时期按照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实现经济复苏，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货币政策无效。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另一条传导机制。在衰退时期，由于信用紧缩而导致虚假需求消失，许多企业因商品销售困难而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将引起货币信用危机，即厂商都不愿再以赊销方式出卖商品，而只要求以现金支付；银行为避免风险，不愿再发放贷款。厂商为清偿债务而不得不低价抛售商品，引起价格下跌。现金需求的急剧增加又将导致利率上升、证券价格暴跌、银行挤兑等连锁反应。可见，这个连锁反应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衰退时期缺乏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危机时期，接受贷款是为了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交易”[19]。而要缓解衰退，显然需要增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马克思对此有很好的说明：“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多样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就会加剧恐慌”[20]。若中央银行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厂商的支付手段，则将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偿还债务，避免一系列不利的连锁反应；同时，厂商资金的流动性增加。这不但避免了企业的破产，而且增加了企业进一步资本积累的能力，因此具备了增加投资的可能性。上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表现为：信用扩张→厂商出清存货或偿还债务→厂商资金流动性增加→破产减少或投资能力增加。依照这条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货币政策是有利于经济复苏的。　　

（二）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那里，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的乘数效应来实现的。而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财政政策也应该重新理解。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政府支出不仅具有乘数效应，而且投资及其所引致的消费会吸收厂商的过剩商品，增加厂商的支付手段，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这个效应是被凯恩斯体系所忽视的。第二，由于凯恩斯主义没有明确区分衰退的“危机”和“萧条”时期，因此难以把握财政政策的时机。在马克思那里，“危机”是指繁荣刚刚崩溃的那个阶段，此时信用紧缩导致了支付手段奇缺，利率大幅提高；而“萧条”是指“危机”过后的再生产停滞阶段，此时生产已经停止下降，但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仍然存在，因此企业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少，利率降至较低水平。如果在“危机”阶段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增加货币的交易需求，从而提高利率。我们已经指出，危机期间本来就已经缺乏支付手段，此时利率提高必将加剧支付手段的短缺，阻碍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从而加剧衰退。这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挤出效应”。只有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才能避免上述副作用。　　

（三）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衰退时期是同时存在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过剩商品出清了，过剩资本却仍然存在。若资本过剩，则厂商即使出清存货、偿清债务，投资仍然会亏损。换句话说，这只是解决了“积压存货”和“资金紧张”问题，而没有解决“开工不足”问题。此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而继续扩张货币供应量，则由于过剩资本而导致的投资乏力，将有可能出现“滞胀”，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如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坐等过剩资本的折旧和报废，则衰退持续时间就会延长。对于过剩资本问题，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他指出：“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21]。“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22]。危机之后的固定资本更新，将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并进而增加消费需求，这有些类似于乘数效应。企业之所以要更新固定资本，是希望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过剩资本的激烈竞争中获胜。所以，此时尽管资本过剩，但通过采用效率更高的机器来更新固定资本仍是有利可图的，这就可以解决资本过剩引起的投资乏力问题。政府如果采取以下政策，将有助于企业的固定资本更新：第一，加速原有固定资本的折旧，刺激企业的固定资本更新。第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固定资本更新提供技术供给。第三，对资本投向新兴产业的创业期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由于新兴产业不存在过剩资本问题，对此类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起到与固定资本更新同样的作用，而且不需要以淘汰原有资本为代价。可见，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我国宏观调控实践，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解释力。在1997－2002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我国政府虽未实行专门反周期的产业政策，但却自觉地实行了反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我们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来评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我们将发现政策效果不尽人意，见表1：　　

表1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从表1可以看出，1997年－2002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倍，名义利率下调了3.69个百分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增加了2倍，但在此期间物价指数仍然持续负增长，始终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虽有增长，但波动幅度较大；代表企业投资增长的企业实收资本增长率则在多数年份是下降趋势。可见，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导机制来看，尽管我们不能说政策无效，但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出发来考察政策效果，结果将完全不同，见表2。　　

表2  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效果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从表2可以看出，同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效果却完全不同。1997－2002年，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我国工业企业普遍出现了负债率下降、产销率上升、流动资产周转加快等局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策所预言的结果，即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偿还债务、增强资金流动性，最终的净效果将是企业投资能力增强。所以，2003年开始我国投资的大幅度上升，从凯恩斯主义来看是突然的和难以理解的，而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则正是多年扩张性政策的累积效果，因此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这说明，对我国宏观经济来说，马克思体系比凯恩斯体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五、总结

本文将零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宏观经济思想的零部件，以一种逻辑一致的方式“装配”在一起，并利用几何图形进行了重新表述。这个重新表述的体系基本上涵盖了马克思所强调过的各种因素。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体系同其他理论体系的对话。而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将更加容易地理解马克思体系相对于西方各流派的优越性。这说明，与其说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不如说我们没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而一旦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形式，则马克思主义将会恢复其应有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　　

3、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希法亭：《金融资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5.Fine, B. and L.Harris, 1979, “Re-reading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6．Itoh, M., 1980, “Value and crisis”,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7. Luxemberg, R., 195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n.　　

8. Mandel, E., 1975,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9. Mattick, P., 1969, “Marx and Keynes”, London: Merlin.　　

10. Tugan-Batanowsky, M., 1913, “Les crises industrielles en Angleterre”, Paris: Jiard & Brieve.　　

11. Uno, K., 1980,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righton: Harve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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