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重新阅读法农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
英刊《新左翼评论》第57期(2009年5—6月号)发表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纪念弗朗兹·法农的文章，文章在20世纪50、60年代反殖民主义斗争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对法农的代表作《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进行了重新阅读，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主义在精神分析学框架内对法农的引用遮蔽了法农著作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沃勒斯坦认为，法农的思想对于我们思考21世纪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仍有借鉴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我无疑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弗朗兹·法农在他的第一部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这样写道。那是反殖民主义斗争方兴未艾的时代。法农1925年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曾是法国诗人艾梅·塞泽尔(Aim6C6saire)的学生。“二战”期间法农加入了盟军部队参与作战，战后在里昂学习医学和精神病学。他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之一《黑皮肤、白面具》于1952年出版，这本书对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犹如发自心灵的哭泣，诉说一个黑人被投进一个白人主宰的世界的种种经历。1953年，也就是阿尔及利亚爆发独立运动的前一年，法农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h利达(Blida)精神病院工作。他很快就被他的阿尔及利亚病人讲述的苦难故事激怒了。带着对这些人处境的同情，他辞职前往突尼斯，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PRA)工作，并开始给革命力量的正式刊物《圣战者》撰稿。
1960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派遣法农出任驻加纳大使，当时的加纳事实上是非洲团结运动的中心。临时政府要求他不但要巩固与加纳之间的联系，而且要加强与正在寻求独立的非洲各国民族运动力量之间的联系，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经常经过阿克拉。1960年正是在阿克拉，我第一次遇到了法农，并就世界政治形势作了深入交流。他既为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感到鼓舞，又被他所观察到的运动中领导者的种种局限而感到困扰。那些运动的种种弊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得到了深入阐述。随后不久，他得了白血病，他先后到苏联和美国求医，都没有好转。我在华盛顿的医院里见到了他。在那儿，我们探讨了美国新兴的黑人权力运动，他对此很感兴趣。他对美国的世界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他说：“美国人不想寻求对话，还在唱独角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他倾注了主要的精力加紧撰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这本书在他死后以《全世界受苦的人》为名出版。有幸的是，他活着读到了让一保罗·萨特为这部著作写的、让他觉得精彩无比的序言。书名取自世界工人运动歌曲《国际歌》里的歌词。1961年，法农英年早逝。
正是《全世界受苦的人》这部著作(而不是《黑皮肤、白面具》)使法农享誉世界。1968年，形式各异、种类繁多的世界性的革命运动达到巅峰，这部著作成了革命者的《圣经》。在1968年最初的革命火焰熄灭后，《全世界受苦的人》被束之高阁。20世纪80年代晚期，各色人物和后殖民主义运动又找出他的第一部著作大加引用，许多观点与法农的原意相去甚远。正如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的“导论”中所写的，要想解决黑人种族隔离问题，所需要的远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能提供的。弗洛伊德提出有必要把先天本能分析推进到本体论解释的层面，而对于法农来说，所需要的是社会学解释。尽管《黑皮肤、白面具》在后现代主义经典中作为核心文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但在其出版30年后，它再也无法对身份认同政治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了。相反，法农在该书的结尾部分表达得很清楚：
“有色人种的不幸在于他们受过奴役。
白人的不幸和不人道在于他们在某处杀过人。
他们甚至今天还在理性地设计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但是我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如果有可能永生的话，我没有权利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追溯既往的赔罪世界里。
我这个有色人种只想做一件事：但愿人永远不要被工具控制。但愿人奴役人的社会永远消失!但愿我有可能发现人并热爱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
黑人不存在，不比白人更多。”
不管法农曾经是什么，但他都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带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还带有一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更主要的是一个投身革命解放运动的斗士。尽管他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但至今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著作中受益。《黑皮肤、白面具》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最后祈祷：我的身体啊，使我始终成为一个提问者吧!”正是基于这种审视精神，我才对法农的思想对21世纪的影响提出了反思。
在重读他的著作时我一直很困惑。首先，书中作出的强烈声明有多少是法农觉得完全有信心的、客观的，尤其是当他心中对某些人充满不满时?其次，书中的声明如何贯彻始终。有时在表述强烈声明数页之后，法农又流露出对如何实现既定目标的迷惘。和萨特一样，我还困惑的是：他的著作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探讨统治阶级，而是论述“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一也就是法农眼里的有色人种的?法农一直对残酷而又充满优越感的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但他对那些仅仅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而维护不平等、不人道世界的有色人种感到更加愤怒。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对法农的思考：暴力的使用、身份确认和阶级斗争。
是什么让《全世界受苦的人》这部著作产生这么大的冲击力，引发毁誉参半的关注?那就是该书第一章与暴力有关的开卷语：“民族解放，国家复兴，恢复人民、共同体的国家地位，不管用什么词汇或者新的描述，去殖民化都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
这是分析、观察的结果还是政策导向?答案可能是二者兼有。或许连法农自己也不清楚在这两层意思中哪个为先，或者这根本无关紧要。社会的根本变革离不开暴力，这个思想并不是新近出现的。19世纪各种激进解放传统证明，特权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手中的权力的。权力需要从他们手中夺取。这种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变革中“革命路径”和“改良路径”之间的假定区别。然而在1945年之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差别却越来越模糊。因而，暴力的使用不再作为社会学上的分析而是作为政策导向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说曾取得权力的“革命运动”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改良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也并不比它强。因此如何对待暴力政策也出现了矛盾心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就曾经历了这样的轮回。费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阿尔及利亚共和国l临时政府”总统(1958—1961)，他政治生命的前30年是以改良者的形象出现的，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和他领导的运动走入了死胡同；他于是断言：如果阿尔及利亚不想成为一个永远被奴役的殖民地，暴力起义是唯一有意义的战略。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中，法农似乎把使用暴力的政治策略归纳为三点。首先，在摩尼教的殖民主义世界里，它来源于殖民者持续的暴力行为。
其次，这种暴力行为改变了被殖民者的社会心理和政治文化。“暴力实践使被殖民者成为一个整体，每一个体都成了一个大链条的连接点，形成暴力有机体的一部分，开始对殖民者的暴力作出强烈反应。各个小团体相互承认，未来的国家已经不可分割。武装斗争动员了人民，也就是说，把他们抛向一条共同的道路、一个方向。”
第三点似乎跟第二点的乐观基调有些矛盾。该书的第二、三章写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爆发期间，所以这两章沉迷于对“暴力”的描述。第二章《自发性：优势与弱点》对民族主义运动作出了普遍批评。法农认为，它们固有的缺陷是：太过于关注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因素，比如城市工人阶级、技术工人以及公务员——也就是极小一部分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政党对农村地区的人民表现出一种极端的不信任……欧化的农民形象让人想起了工业化城镇中的工人。”
正是这些固有的缺陷标志着这些运动无法成为“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不能以欧化的工人阶级为基础，而必须依靠背井离乡、被阻隔在城市边缘的农民。“正是在这些人群中，在城市棚户区的人群中，在流氓无产者的核心中，离叛者才发现了指向城市的矛头。那些流氓无产者、背井离乡者、饥饿的游牧部落，组成了自发的、最激进、最革命的武装力量。”
在讴歌了游氓无产者后，法农把着力点转到一度掌权的民族主义运动性质的分析上。“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也不是一个方案。如果你真心希望你的国家避免衰退，减少停滞和不确定性，那么就应该迅速采取步骤，从民族意识过渡到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上去……仅仅依靠民族主义作为大众精神食粮的资产阶级不但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而且会陷入一系列的灾难中。”
至此，法农把叙述点转到身份问题——亦即我的第二个论题上。在讨论的开始，法农就认为，那些傲慢的古代文明再也无法给现代人以精神食粮；它的作用仅在于让遥远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合法化。殖民者的首要责任是使文化种族化。“那些欧洲人从未停止过用白人文化来填补因其他文化的缺乏而留下的空白。”法农认为，黑人传统文化认同“如果不是抗议白人藐视人类逻辑的对立面，也是情绪化的产物”。然而，法农继续写道：“这个历史性约束给非洲人带来了文化，主张文化的种族化……并最终把他们带人死胡同。”法农坚决反对把文化认同剥离于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的任何企图。在第四章《论民族文化》中，他写道：“如果相信可以创造一种黑人文化，那就是忘记了黑人正在消失这一现实……永远不会有黑人文化这样的东西存在，因为没有一个政客觉得他有责任让黑人共和国诞生。问题的关键是要知道这些人将给他的人民一个什么样的处所，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他们对人类未来具有什么样的设想。只有这些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无关紧要的。”
其最后要旨是极力反对身份政治。“如果一个人通过他的行为被人们所认知，那么我们就会说，今天知识分子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设他的国家。如果这一建设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揭示了非洲人民的渴望，那么它就是十分必要的，并有着发现和鼓励普遍价值的意义。因此，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是，正是民族解放运动才让这个国家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国际意识是在民族意识内部成长起来的。”
在《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结论部分，法农在评价非洲发展道路(即“非欧洲道路”)问题上走得更远，他以美国为例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在成功赶超欧洲后，成了一个怪物，其社会的堕落、病态和残暴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法农看来，非洲不应该尝试“赶上”欧洲，并成为第三个欧洲。正相反：“人类期待于我们的不是此类模仿，这些东西几乎不值一提。如果我们要把非洲变成一个新欧洲，把美洲也变成一个新欧洲，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交给了欧洲人。他们会比我们中最有天赋的人做得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想让人类进一步发展，发展到与欧洲所展示给我们的不同的层次，那么我们就必须善于创造和发展……为了欧洲，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人类，同志们，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创造新人类。”
在这两部著作中，法农的思考都围绕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展开，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基本困境，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困扰着反体系的思想，并有可能影响到下一个世纪。对欧洲普遍性的拒绝，对于拒绝泛欧洲的主导地位及其在现代世界体系结构中的话语霸权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奎加诺(AnfbaI Qui-jano)所说的“权力的殖民性”。但与此同时，那些一直致力于为平等世界而奋斗的人，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社会主义的渴望者”，对法农所说的“民族意识陷阱’’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我的第三个论题——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在法农的著作中被集中讨论过，但它却是法农世界观和分析的核心，因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长大的一一无论是在马提尼克岛，还是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他所掌握的语言、所从事的工作，无不浸渍着马克思主义前提和词汇。但与此同时，法农与他的同事们又强烈批判、反对他那个时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艾梅·塞泽尔的《论殖民主义》一书经典地描述了为什么殖民地知识分子(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不再投身共产党，而是采取另外一种阶级斗争模式。在这些辩论中，关键的问题是：哪些阶级在进行着斗争?长期讨论的重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类别。当时的基本论点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两个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并主导了历史发展的阶级是都市工业资产阶级和都市工业无产阶级。所有其他的集团都濒临死亡和解体，因为它们日益分化成两大对立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法农写作的时代，很少有人把这看作是对实际情况的翔实总结。当时城市工业无产阶级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人口的多数，总的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除了锁链，什么也不会失去”的集团。因此，大多数运动和知识分子都在探索不同的阶级斗争框架，以便作为社会学分析和激进政治的基础。许多人提出了新的历史主体后备军，认为它们将成为革命活动的先锋。法农认为新的历史主体是去部族化、城市化的流氓无产阶级。但他在描述“自发性陷阱”时，又对此表示了怀疑。
最后，我们从法农那儿得到的不仅仅是热情和政治行动的蓝图。他杰出地描绘了我们所面临的集体困境。没有暴力，地球上受苦的人将一无所成。但是，暴力虽然是一种疗法，也是有效的，但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打破泛欧洲文化的统治，就不可能进步。但随之而来的对特殊性的主张是僵化的，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陷阱”。阶级斗争是中心，但我们要认清真正在进行斗争的是哪个阶级。没有组织起来的流氓无产阶级最终将自生自灭。
正如法农所预料的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从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其他某种社会形式的长期过渡阶段。这是一个斗争过程，结果难以预料。法农可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他确实预感到了这些。他的著作就是例证。我们能否协力进行斗争以建立更好的世界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正确应对法农所提到的三个困境一～应对困境，以知识分析的方式处理困境，同时在道义上致力于法农曾经为之斗争的“反异化”政策，以充足的政治责任感面对我们的现实世界。
[郑英莉：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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