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范跑跑”与中国人的道德悲哀----中国是一个野蛮和劣等国家吗？
：方绍伟
范美忠近日在网上发表了“我的这两年”一文，再一次为他在地震中的行为辩解，高调指责“我们的教育太虚假”，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中国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之一”。范美忠的言论再次引发了争议，我想在这里谈三个问题：范美忠的“新辩解”到底错在哪？他的过错又是什么造成的？中国是否真是一个野蛮和劣等国家？（相关链接：奥巴马：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1，范美忠之过：失职与狡辩
范美忠的“新辩解”归结起来就是：我不高尚，但我很真实，骂我的人“满口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其实中国没有多少人能和我谈道德；当时全国的人已经感动得疯狂了，被媒体搞得失去了理智，可我不能为失责的政府买单；中国人思想劣等，所以道德野蛮，中国的伦理从来都缺乏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和自由选择的价值观。
范美忠的“新辩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社会道德有高尚、正当、低劣和卑鄙四个层次。我在“陈光标与马云的文化对抗”一文里说过，马云用“慈善自利观”来拔高自己的“就业慈善论”和贬低陈光标的“利他价值论”。如果说马云是通过拔高“正当”去贬低“高尚”，那么，范美忠则是企图通过捍卫“正当”、揭露“卑鄙”和拒绝“高尚”来为“低劣”辩解。范美忠就是利用一般人在这四个道德层次上的模糊而浑水摸鱼。
也就是说，如今“范跑跑”华丽转身成了“范跳跳”，可这种转化却只是从“行为上的失职”跌落到了“言论上的狡辩”，失职与狡辩都处在“低劣”的道德层次上。因为，无论是捍卫“正当”还是揭露“卑鄙”，都不能因此抬高他的“低劣”。少喊一声“同学们跟我跑”，就少掉了一截良知。别人的“伪君子”自然不是君子，可自己的“真小人”再“真”也是小人。当捍卫“正当”由于“挨不上”而捍卫不到“低劣”，“低劣”就只会因为这种失败的捍卫而更加“拙劣”。捍卫“正当”与揭露“卑鄙”之功，无以抵消“失职”和“狡辩”之过。
可是，中国的“假大空”如此的猖獗，已经到了范美忠的“我不美，可我很真实”反而显出其“美”的地步。只是，他通过捍卫“正当”和揭露“卑鄙”换来的同情，却依然不是从人们应该崇尚的“道德感”那获得的，而是更多的从人们憎恨“假大空”的“正义感”那偷来的。所以，范美忠的“拙劣”就在于，他更多地“诉诸避恶之心”而不是“诉诸趋善之心”。
“范跑跑”的“定格”依然没错，板上钉钉，狡辩只会把“范跑跑”弄成“范跳跳”，“范跑跑”的“案子”还是翻不了。人们认识“范跑跑”，只是因为他不知何为“失职”，人们只想知道他如何反省自己的行为；他当然可以捍卫“正当”和揭露“卑鄙”，但这只有在忏悔“低劣”之后才有意义，玩小聪明没用，用捍卫“正当”和揭露“卑鄙”来洗刷“低劣”行不通，到哪个朝代，缺德永远是缺德，就是“北朝鲜”垮台了也没戏，一码归一码，何况他说的那个“自由世界”更讲究的正是“敬业精神”和“职业责任”。他的那些“拥抱自由”的言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逃避自由”的遁词。所以抬出康德来没用，李钢也救不了他。关键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说得再漂亮也改变不了做得邋遢的事实。
2，范美忠的“低劣”是怎样炼成的？
范美忠的“新辩解”集中体现了存在于许多中国人身上的“道德逻辑”，他的“我没错，社会有错”，其实跟“我不想腐败，社会逼我腐败”是同一个套路，只不过少掉了“社会逼我”这一层。人们感兴趣的是：
“ 他说起”我不美，可我很真实“为何会如此理直气壮？
“ 他的”我没错，社会有错“的”道德逻辑“是哪来的？
“ 他为什么会老觉得社会不是用”尽职“而是用”高尚“来绑架他？
“ 他又为什么要”范跳跳“般地转移视线和调转枪口？
“ 到底是中国人什么样的”道德博弈“演化出了这样一种狡辩行为？
“ 为什么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却誓死不怕顶着全社会的批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范美忠所批评的”我们的教育太虚假“导致了他至今仍”死不知错“，还企图以”我为什么不借此机会传播我的观念呢？“去误人子弟。”我们的教育“的最大成果就是：谁都不去顾及”己不正，何以正人？“的道理。
中国社会向来书面文化发达，现实文化落后；文字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现实中”说的不是做的、做的不是说的“。在中国，规则和潜规则之所以可以并行不悖，那是因为书面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脱离的”阴阳逻辑“，其实也就是现实意识形态的逻辑。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狡辩“、”没有错“、”永远正确“，是有网友说的：“你和他讲民主时，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时，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时，他和你讲暴力;你和他讲暴力时，他才和你讲民主”。范美忠也学会了旁顾左右而言他，你跟他讲“失职”是“低劣”，他就跟你讲“虚假”是“卑鄙”；你跟他讲“狡辩”是“缺德”，他就跟你讲“自由”是“正当”。可见，范美忠正是那个“虚假教育”的“好学生”和“接班人”。
认识到存在“阴阳逻辑”并不难，范美忠也看到：“我发现中国社会是一个假面社会。事实的存在与关于事实的叙述两者之间严重脱节。我们社会存在的真实和言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裂缝。我们嘴巴里言说的准则和实际的意图、行为之间有着极大的分裂”。难的是由此进一步看到，“狡辩”、“抵赖”、“死不认错”也成了我们中国人的行为规则。范美忠在行为上少喊了一句“跟我跑”，在思想上则少掉了一截“阴阳逻辑也养出了他这种阴阳人”。
中国人的“死不认错”来自于某种合情合理的理所当然，它妙就妙在你永远闹不清是“认为没错”还是“面子要紧”。汪晖们认错了吗？没有。唐骏们认错了吗？没有。刑拘《大迁徙》谢朝平的渭南警方认错了吗？也没有。强拆的“宜黄官员们”认错了吗？也没有。各地的截访者们认错了吗？还是没有。要中国人认错难，要犯了错的中国人认错难，要犯了错的政府认错最难。所以，中国人的行为规则就是：要错没有，要命有一条。你要范美忠认错，他心里只会说：“认错，认你个头！”
批判专制是一种本事，可范美忠少的恰恰是“批判自己”这个同样重要的本事，因为专制也从来不“批判自己”。专制历史传承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巩固专制文化，专制文化推崇专制道德，专制道德，无非就是“道德是用来要求别人的”的道德。当范美忠大谈“我们的教育太虚假”时，他竟然没意识的自己其实正是“这个教育”的牺牲品。当年离开北大时他把自己的老师骂了一个遍，轮到他自己当老师了，他反到觉得“失职先跑”根本不该骂。
范美忠说：“不是靠虚假的东西达到善的，虚假的东西营造不出美好”。可他没看到，他自己并不会因为真实而不丑陋。真实有两种，一种是“本色”，一种是“虚伪”。范美忠只看到社会的“虚伪”是“双重标准”的运用，却没能意识到他的“本色”也浸泡在“双重标准”里。
所以，范美忠这才愤愤不平地说：“我们这个国家成天在鼓吹什么崇高，我就觉得很邪门。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在道德底线以下。……中国有八千万人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在撒谎。……绝大多数腐败的政府官员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绝大多数教育工没有资格跟我谈道德。你们成天充当奴化教育的帮凶，应试教育的机器，摧残学生，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道德？还有那些炮制假新闻的人，一门心思做奴才顺民的人，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人，高喊崇高却还没为正义而死的人，甚至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人，他们真的有资格谈道德吗？”
这就是一个野蛮和劣等国家的象征，每一个“低劣”和“无耻”的人都可以象范美忠那样以“五十步笑一百步的逻辑”振振有词，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野蛮”和“劣等”正是“中国是一个野蛮和劣等的国家”的一种体现。“正当”和“高尚”就此失落在“你又是什么东西？”的对骂声中，也被掐死在“彼此彼此”的狡辩声中。
可悲的不是范美忠一个人能说“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可悲的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理直气壮得把这句话说出来：“你的屁股也不干净！”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一样：不辩解时丑陋，辩解了就象范美忠那样更丑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染缸之内，岂有洁白？
在中国，一个人不是因为堂堂正正而正确，却是因为别人杀人放火自己小偷小摸就正确，这是什么混帐逻辑？给范美忠的“新辩解”叫好的人难道潜意识里不是这个逻辑？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暴君出刁民”？范美忠们就是不明白，还有比他们所讴歌的“自由选择”更基础、更要命的东西---不能高尚，就不要偏离正当，否则就不要炫耀低劣不是无耻。
明明是自己没有“尽职”，范美忠却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硬是从事情中挖出政府在城建上的“失职”以及政府通过歌颂英雄掩盖“失职”，然后美其名叫“咱不为你买单！”政府在这里当然也活该，因为在城建上“谁吃了回扣谁心里清楚”，而且，“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这一损招本来就是政府给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谁还敢说“我们的教育好失败”？成功得很！
但是，“我们的教育”最成功的，恐怕还得算“阶级斗争教育”，它已经潜移默化地“遗传”成一种“黑白思维”。过去是“敌我界线”，现在则只有“自由与专制”两极。所以，你再缺德，只要往“自由”那一靠，再骂上几声“专制”，同情分立刻暴涨，似乎缺德就不再缺德了。相反的情况是，不管是什么理由，只要你批评过“自由”，你再批评“专制”也没有，这个奇妙的逻辑叫“批评专制是维护专制的铺垫”。“黑白思维”至此境界，岂止是“野蛮和劣等”的问题？
范美忠始终没明白社会只要求他“喊一声”而没要求他去“扛钢筋”，你能“扛钢筋”是高尚，你不能“喊一声”就是“失职”。一个只具“儿童心智”和需要“被启蒙”的人想去启蒙别人，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政府的宣传是有“牺牲小我的暗示”，但范美忠的“过度解读”告诉我们：“螺丝钉精神”的教育的确很失败，因为“事业接班人”教育是“子民逻辑”，其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人们不是从“正当”走向“高尚”，而是相反地象范美忠那样从“正当”走向“低劣”和“卑鄙”。所以有“雷锋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假，范跑跑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的真”一说。如果“我也有权利首先保护我的生命”可以用“低劣”为代价，那它最终同样可能以“无耻”为代价。
“牺牲小我”教育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漂亮话是说给其他每个人听的，我永远例外；一旦受教育者走向了“低劣”和“卑鄙”，教育者就又只好继续强化“牺牲小我”的教育。这就象奴隶主要奴隶“时刻准备着”，结果每个人心里都只“时刻准备着自我”，你说这种制度下的范美忠还能不野蛮和劣等？更可悲的是，在政治腐败上早已是“全党无耻”的中国，那还顾得上在社会腐败上的“全民无耻”？如今，在经济腾飞的歌舞升平之中，难道不是假冒伪劣与坑蒙拐骗共舞，强取豪夺与贪污腐化齐飞？
3，中国是一个野蛮和劣等国家吗？
范美忠在编造他现场没讲过的话时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
范美忠固然贪生怕死，但“现世主义”却是中国人的永恒信仰。所以，他的“我只知道自己在面对极权的时候也不是冲在最前面并因而进监狱的人”绝不是偶然的。专制与自私必然互为因果，这是一个“死循环”：当一个制度需要改造的时候，当改造这个制度需要牺牲自我的时候，每个人想的都是个人权利，每个人想的都是自由选择，每个人想的都是别人的责任，每个人想的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道德，每个人想的都是先捞为快，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能更好地搭上便车，每个人想的都是为自我私利而头头是道，每个人想的是康德而做的却是“范跑跑”，这是怎样一个野蛮和劣等的国家？
不均衡的繁荣是一种贫困，不道德的繁荣是一种更大的贫困，而没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自由只会落空。中国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身置其外时能看到丑陋，身在其中时却都是理所当然的理性选择。所以方舟子们会活得很穷、死得很惨。打出假来又能怎么样？这个制度下的假你还能打得完？
谁也迈不出“吃点亏”这一步，谁也不愿迈出“先出善着”这一步。一动到自己，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第一反应都是：“凭什么是我？”个人的集体行为有难以克服的“外部性”问题，所以文化只能靠制度去改变，所以动文化只能靠先动制度，如果政府不能认识到，如果认识到又无所作为，这个政府就有大问题。当大家被“中国崛起”的热浪蒸得鲜血沸腾时，一个个停留于书面上和口头上的“精神巨人”（包括我和你），是否就一定能看清自己不过是“小圈子道德”熏陶出来的“行为侏儒”？大家是否都在等制度改善之后再去行善？又有谁敢去先改善制度？
合理的“损己利人”一定有一般人无法觉察的“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优势，否则人类不可能进化成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但是，国家主义的“道德说教”却只会毁掉自愿选择的扩散，生产出更多的小人，这正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悲哀。中国最大的产业不是消费品制造业，而是道德小人的批发零售业。
也许，大家的区别只在于：有人认识到了，有人还没认识到，而有人又象范美忠那样没认识到却自以为已经认识到了。无论如何，中国是否依然是一个野蛮和劣等国家，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能否真正摆脱“认识到但被决定”。被什么决定？被无法动弹的制度体系所决定，而无法动弹的制度体系又被无法动弹的的制度文化所决定。
范美忠逃过了“失职”，又差点逃过了“狡辩”，当代中国人却逃脱不了不尽的道德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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