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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捧美国--李锐从“两条路”到“一条路”乃彻底背叛之路

岳青山1959 · 2010-05-11 · 来源: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李锐从“两条路”到“一条路”乃彻底背叛之路  

      —评李锐“非毛反毛”(45)  岳青山  

《炎黄春秋》2010年第4 期,登载了李锐《向周有光老学习》一文(以下简称《学习》),是一篇反毛的新作。这个自称“老红军”,还是什么十七大“特邀代表”的人,究竟是怎么个“人物”?《学习》是他在沉寂半年之后一次新近的、彻底的暴露,很值得一评,以便对此人有新的了解。  

一、   从去三次“才认识美国”谈起  

当今世界,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自称“世界领袖”,奉行霸权主义,还自称“世界领袖”。各国人民,特别是共产党人,究竟怎样正确看待美国?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学习》中说: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这个国家,“建国二百年来,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就是说,李锐79年前,尽管在中国生活了足足62年,在革命队伍里也走过了41年,但对美国并没有认识。只有79年后,去过三次,终于发现新大陆,“才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原来是这么一幅无比美妙的“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回首中国,感到两个国家反差真可谓天上地下。  

李锐说什么对美国,79年后去三次“才认识”,按照逻辑推论,此前就是“没认识”。或者说是“认错了”。错在哪里?当然是错在受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迷惑”,“错”认了美国。  

   

原来,毛泽东和党中央长期以来,确是把美国看成世界上的第一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顽固地奉行霸权主义,肆意欺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毛泽东还时常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同李锐如今对美国的认知,无疑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美国观”。这种对立从哲学根源上看,则凸现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对立。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础;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认识和发展认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与此相反,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美国观”,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地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种“美国观”是经过社会实践验证了的客观真理。  

1840年,英国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威逼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只过四年,美国帝国主义以“利益均沾的原则”为借口,乘机威逼清政府于1844年2月,敲诈勒索到中美第一个不平等的《望厦条约》,进一步获取中英条约没有的侵犯中国主权的权利。诸如: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关于破坏关税自主的规定、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其他规定,等等。  

 1900年8月14日 ,英、美两国策划纠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像强盗一样,将北京洗劫一空,把圆明园抢光烧光,仅仅是强迫清政府赔款,总数竟在十亿万两以上。而我国清末人口总数也只有4亿1千多万呀!   

中国人民在8 年浴血抗战取得胜利后,亟须和平建设,又 是这个美国“出钱出枪”(多达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元),“蒋介石出人”,“帮蒋介石杀了几百万中国人”。(《毛选》第4卷,第1491、1506页)   

新中国诞生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又谁策动和组织“联合国军”,朝鲜挑起战争,并派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轰炸我国东北,妄图把新生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奋起反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结果打得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付出了100.9万人伤亡后,美国被迫“第一次在没有取得打胜的条件下”,同中朝鲜签订和约。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美国始终图谋长期霸占我国台湾,梦寐以求“台湾独立”。在中美上海公报被迫承认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表示异议”后,却又贼心不死,直至今日,还一次对台军售650亿美元之巨。这就公然把我国领土台湾纳入了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改鸦片战争后力主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竟又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闭”,(《毛选》第4卷,第1507页)对我国遏制、禁运和封锁长达二十多年,严重破坏了毛泽东早就确定的对外开放方针的实行,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美国观”,正是科学地概括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也包括世界上被压迫人民)一百多年 来同美国帝国主义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理论结晶。这是唯物 主义的反映论。  

那么,李锐的新“美国观”又是从哪里、怎么来呢?  

按照李锐自己的说法,这个“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理论成果,是从“三次去美”中来;所谓“才认识”,“痛改前非”,也是“三次去美”的结果。这当然不可能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只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实践论》就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这里毛泽东深刻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个基于实践的从感性飞跃到理性的辩证运动,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就是:“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毛选》第1卷,第290、291页)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李锐的“三访识美论”就是这样。  

   

诚然,李锐79年后是去过美国三次。问题在于,凭着这“三次访美”,是否可能获得有关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从而 做出科学的结论?  

显然,是绝无可能。  

按李锐日记的讲法:第一次去美,是78年5月“随中国能源代表团访问巴西和美国”。这种来去匆匆的“能源”专业参访,对美国社会的“内部联系”、“本质”和“规律性”,恐怕连边都没能沾到,更遑论对美国“二百年”的调研做到感性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 第二次,是89年1月底,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演讲”,第三次是93年5月,“再次应邀赴美国讲演”(28和31日,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和美国克罗拉多“1936-1963年中国党和国家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研讨班讲话”)李锐这两次“应邀讲学”,被美国人看中和赏识的,决不是在社会科学哪个领域,有什么“造诣”,仅仅是,也只能是因为其标榜“毛泽东秘书”(实则只是毛泽东说的“通讯员”。顶多算个“通讯秘书”,时限仅19个月)的特殊身分,竟充当反毛的急先锋,美国主子高兴,“应邀讲学”以资奖赏。李锐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试问:在这两次“应邀讲学”外,李锐又是否想过,乃至作过一点点社会调查?就算是“想过”社会调查,美国老板能慷慨解囊“买单”?  

可见,李锐的“三次访美”,来去匆匆,除了在车中看到两旁的花花世界,在“反毛演讲”听到回报的掌声,望见官员与教授“坐前、坐后”,乃到品到美式西餐的味道之外,所得“感性材料”,当然不可能“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至于对美国“二百年来的历史”、社会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做系统的、周密的和深入社会调查,李锐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美国“才认识”,做出的美国“建国二百年来,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新结论 ”,难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头脑中固有的”?   

可见,李锐的“三访识美论”,是十足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二、   无耻鼓吹捧美国,充当资本主义的卫道士  

《学习》对美国的无耻吹捧,达于致极,令人肉麻。那个美妙无比的“最新最美的图画”,实质上是把美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吹捧成“人民资本主义”。依据又何在?《学习》中提出了“三个一”的所谓论据,这就是“一个统计资料”;“一句金口玉律”和“一种听讲坐次”。  

李锐的这种“美国观”荒诞无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先看,所谓“三个一”的论据  

《学习》提出的第一个论据,即“一个统计资料”。李锐说什么79年后,我去过美国三次,“才认识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有一个统计资料可以说明,即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占70%(德国人上占12%,犹太人占18%,中国大陆一个也没有)。”  

这个“统计资料”果真“可以说明”美国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吗?当然不能。。  

李锐在此犯了形式逻辑讲的“推不出”的错误。诺贝尔奖得多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表现该国尖端独创发明的成果,但决不能以此判定、证明其“图画”的新旧美丑,即各国社会制度的本质。再说,“诺贝尔奖”的评定,能谈得上“客观、公正、公平”吗?西藏的达赖59年叛乱外逃,长期分裂祖国,梦想西藏独立,不是也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吗?按照李锐的逻辑,岂不证明他在西藏搞的那种惨无人道的农奴制,乃至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也是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奥巴马上台,扩大阿富汗战争,超过小布什,不是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是不是又一次“证明”了美国“确实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呢?如果说,毛泽东领导的前三十年,大陆诺贝尔奖“一个也没有”,就说明了“中国走上了绝路”,画出了“最旧最丑的图画”,那么,这三十年大陆同样是“一个也没有”,李锐凭什么又说,全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呢?此外,世界上“一个没有”的国家多得很,能说都是画的“又黑又丑的图画”?李锐“一叶障目”,攻其一下,不及其余,实在是“形而上学猖獗”!   

《学习》搬出的第二论据,即克林顿的“一句金口玉律”。说什么“有这样一件小事:克林顿到西安参观,碰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谈起话来,男孩子在电视中见过克林顿,就说你是克林顿,你领导美国。克林顿说错了,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李锐的意思很清楚:“这一句话说明”美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而是“人民资本主义”;中国相反,虽说是社会主义,实则是“封建专制主义 ”。  

这个所谓“一句金口玉律”的论据,又能否成立?当然不能。  

李锐在美国老爷面前,真不是一个地地道道其的奴才。老爷发了话:“不是总统领导美国,而是人民领导总统”。于是就信以为真。原来美国不是“总统领导人民”而是“人民领导总统”!这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美国总统及其官员都成了人民的“勤务员”。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实在大错特错!因之,《学习》鼓吹这种“人民资本主义”,“什么都自下而上”。他说“我在美国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什么都自下而上,尊重个人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这是荒唐到了极点。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从原始社会改变以来,“人是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克林顿说“人民领导总统”,那所谓“人民”又指什么?如果这“人民”是指资产阶级,那倒是实话实说,在美国确是资产阶级领导总统,美国总统实质上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俾。  

倘若以为,在美国是广大工人和农民“领导总统”,那只能是一个“创吉尼斯记录”的大笑话。试问:如果美国工人阶级“指令”总统,劳动创造世界,不准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剥削与压迫工人,总统能应声照办?如果美国工人阶级“责成”总统,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得欺压和侵略他们,总统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如果工人阶级组织起来造反,实行马克思主义,“对剥夺者必剥夺”,这个被“工人领导”的总统,不会坚决秉承资产阶级的旨意“无情镇压工人”?其实,用“人民”、“全民”、“人本主义”来掩盖社会的阶级的区分和对立的客观现实,原本是资产阶级愚弄百姓的“祖传秘方”。只是过如今加了许多“最新最美的”创新罢了。  

同理,所谓“美国什么都自下而上”,这“下”又在哪里?如果“下”指资产阶级,亦属真话。如说“下”是劳动人民,则是骗人的鬼话。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克林顿无视国际公法,在公海上横蛮霸道强行“搜查”我国“银河号”货轮,在侵南战争中竟野蛮地用导弹炸我驻南使馆,难道这是“自美国的工农而上”的吗?  

此外,还应当看到,美国总统的“言”,与“行”、与国家性质、与社会制度,是不决不能简单等同起来,混为一谈的。否则,又何须“听其言,观其行”?我国周代的政治文诰就曾提出“民为邦本”,周武王讲过“天视我自民视,天听我视民听”,封建王帝还讲过“民贵君轻”,这些话比起克林顿的“人民领导总统”更“以民为本”,为什么在中国,“说明”的是“专制主义”,在美国“说明”的是“民主资本主义”?   

《学习》摆出的第三个所谓论据,即“一种坐次”。说什么“ 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国去,人家都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际会议里有许多美国大官,他们也是学者。可是他们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们中国正相反,大官坐前面,教授坐后面。”这就表明了美国确实“尊重知识和人才,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这样“一种坐次”果真能表明美国确实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吗?当然不能。  

在美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现人家“教授坐前面,大官坐后面”,欣赏和学习倒亦无可非议。只不过就凭此小事一桩,以“一孔之见”,就得出美国“才认识”,那就荒谬可笑了。国际学术会议的“一种坐次”,同美国“这个国家”、美国的基本社会制度,谈得上有什么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单就会议“坐次”而论,你李锐对美国开会的“坐次”是否作过全面的调查 ?只是特例,还是“国策”?美国大政方针的“决策会议”,又是何种坐法?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从华盛顿到奥巴马,他们召开的会议是不是也“坐在后面”?否则,又怎么说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么,要怎样才能“正确认识美国”?为什么李锐一类,乃至我国的一些官员,在对美国的认知上闹出一串在笑话?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第二、只有唯物史观才能提供正确认知美国的“锁匙”。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始终解不开、走不出社会历史这座大“迷宫”。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唯物历史观,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人们提供打开正确认识社会“迷宫”的方法论“锁匙”。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长期研究发现的唯物史观作出过经典的概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  

以唯物史观作指导,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深入解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内在矛盾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就造就“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资本家“雇佣劳动”,遭受惨重压迫和剥削。“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骨骼的东西。”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进而“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的时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样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马选集》第3卷,第423、428、429、431页《资本论》第3卷,第961页) 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的困境,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因之,“资本独占,成了和这种 独占在一起,并在这种独占下开花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资本论》第3卷,第 964、965 页)    

这里讲的是“一般资本主义”,至于美国资本主义是不是《学习》所谓的“却是一个例外”,会永葆资本主义“青春”?这显然是反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  

让我们重温一下1887年恩格斯的《美国工人运动》吧。他说:1886年2月,美国社会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因此,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国引入的植物,它决不可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那个时候,越来越近的阶级斗争已经呈现出它的巨大阴影。……这就使这些群众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特殊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血统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一定会同经过六十年的分歧才成为欧洲战斗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相一致。这个纲领宣布,最终的目 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行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提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马恩选集》第3卷,第255、258页)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资本主义社会画出的“两个必然的图画”。  

第三、看一看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的“美国破产帝国图画”  

今年4月,美国前总统里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发表了一篇题为“破产的帝国”的文章,也为美国画出了一幅“图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旁证,打了李锐一记重重的耳光。  

这位美国前总统助理是这么说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华盛顿再也不能对全世界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在入不敷出的同时做出这样的尝试实属愚蠢行为。对美国的传统军事威胁基本上不复存在然而美国仍继续充当全球应急中心。极度活跃的外交,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按任何尺度衡量,美国的军费开支都大得惊人。美国的军费开支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现在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美国人均军费开支为2270美元。多数欧洲国家大大低于1000美元。如果再加上五角大楼之外的防务开支,美国2008年的军费开支为835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人均2700美元。美国目前的国债是12.7万亿美元”。“山姆大叔当前的净负债,超过美国人的净资产。”帝国面临破产。(《参考消息》 2010年4月22日 )  

综上所述,在我们面前,摆放着三幅“美国图画”,构成三种“美国观”:李锐在新近《炎黄春秋》所画成的那幅“最新最美的图画”;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资本主义“丧钟响起来了”、“两个必然的图画”;乃至道格·班多的勾画出的美国“帝国破产”图画。只要把这三幅“图画”简单地比较、对照一下,那就鲜明地、尖锐地、活神活现地凸显出李锐这个马克思主义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奴仆的丑恶嘴脸。   

   

   

   

三、   污蔑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只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老调重弹   

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在概述自己的“新美国观”时,为何要援引毛泽东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的“一张白纸好画又新又美的图画”这句话?显然是包含着险恶的用心。 一方面,借以肉麻地吹捧和宣扬美国;一方面则是藉以恶毒讽剌和诋毁中国。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那一幅得意的狡诈鬼脸,大家看:毛泽东提出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自己没能画成,倒由美国画好了。  

李锐在《学习》中咒骂新中国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并且恶狠狠地胡说这就如同“邪教”。他说:克林顿在西安说,不是我领导美国,是美国人民领导我,“这一句话说明美国跟中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美国原是“人民的民主资本主义”,真正的“以人为本”,实现了“民主和科学的理性原则”。与此相反,“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明,‘三纲五常’的传统,居高临下,大家养成眼睛向上的习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领导,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大搞个人崇拜(英语里的个人崇拜—persom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词)。这就不是‘以人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学的理性了。”  

   

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李说一直咒骂新中国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只一过这一次更加恶毒,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污蔑成“邪教”罢了。只不过此类攻击和污蔑,中国人民感到很耳熟,原来这只是60年前美国帝国主义咒骂中国的老生常谈!   

毛泽东早就回敬了美国帝国主义对我政府的这种无耻的污蔑和攻击。  

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尖锐指出:“艾奇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对的。这个政府是对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力。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错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同上书,第1502页)  

 1949年6月3日 ,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曾指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污蔑人民政府是独裁政府,‘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向着帝国主义走狗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放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选》第4卷,第1475页)   

他还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发须臾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弃之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同上书,第1502—1503页)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国家的实质本来就是阶级的工具,为什么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敢于公开坦承,而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无不极力掩盖?这因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多数专政少数”,手中有真理,理直气就壮。而李锐一类不管把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乱坠,实质仍少数剥削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专政,理亏难为认账。正如毛泽东所说:“资本主义国家正好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有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竟是总是理亏的。“(《毛选》第5卷,第158页)  

 “   

   

当然,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对广大人民群众,则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李锐污蔑毛泽东领导的共和国前三十年全无“民主”。其实,有党以来,哪一个人有毛泽东那样实行广泛民主的气质和决心?哪个敢于提倡并长期实行“四大”?更不消说哪个敢像在文革中那样号召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同全国人民一道“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古今内外哪有这样广泛的民主?现在,毛泽东时代写入宪法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如“四大”、“游行”被删了,上访“违法”,游行“有罪”,百姓被迫只好“集体散步”,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所以,如今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怀念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民主生活。 12月6日 ,《南方周末》发表了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和科协主席周光召的专访。他就深深怀念“那个时候,没有上下级概念,没有干部、群众的区别,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军人的区别,大家都是还可以一条心:要把核武器做出来。”抚今思昔,他感慨:“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也没有人敢讲话了。”  

这是历史真实的生动写照!  

   

   

星移斗转,六十年过后,李锐一样咒骂我国的人民政府是“独裁政府”、封建专制,等同“邪教”。如此污蔑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在令人发指!   

   

四、   从“两条路”到“一条路”乃彻底背叛之路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怎样?世界会向哪里发展?  

这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来说,原本来清清楚楚、无庸置疑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振聋发聩地昭告世界“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又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恩选集》第3卷,第263、285页)  

 1957年11月6日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文集》第7卷,第315页)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世界各国或迟或早都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前途,就是社会主义“一条路”。  

这在我国,这是写进宪法和党章了的白纸黑字。  

否定了这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党。  

   

现在,我们且看近二十年来,李锐这个“老红军”、“老共产党人”、十七大“特邀代表”,又是走的什么“路”呢?   

1993年5月,李锐第3次去美国,跑到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作“非毛反毛”的演讲,在无耻吹捧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还曾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还要说这句话,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选社会主义,不选资本主义。”(《手记》第382页)这一个“美丽的表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怎么一个疯狂的“反毛专家”、资本主义的狂热鼓吹者,竟又公开宣称如果要我选择,“我选社会主义,不选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暂不管。但李锐此时此刻在口头上、表面上还是承认摆在中国和世界的前途有“两条路”:社会主义的道路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之路也并非是全世各国必走的唯一道路。  

   

然而,时过境迁,17年过后,李锐的《学习》一文,标记其“与时俱进”到了“新境界”。说什么:“中国的前途怎么看法”?世界的前途怎么看法?“中国的前途跟世界的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下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  

同一个李锐在17年后说:如果要我选择:“我选美国资本主义”。世界上“本来有两条道路,现在只剩只有一条了。”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世界各国,“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这样一来,李锐就从“两条路”走到“一条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条路,从17年年口头“选社会主义”,走到公开的“选美国资本主义”,并且断言世界各国“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  

。这“一条路”是一条彻底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党的背叛之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类聚”。每个赏入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李锐这么个人既然公开宣称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只有美国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为何又要死死赖在中国共产党内?  

我更百思不解,党中央又是何缘故不仅容许李锐一类赖在党内,还在十七大请其“特邀代表”?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0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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