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的思想和领导方法
等若干问题的断想
毛主席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实践和理论的巨人，他的成功几乎就是人类的奇迹，他的失败所具有的恢宏、深邃和复杂性也是任何其他的政治家所难望其项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大、深刻和预见性，以及由性格决定的那种横绝一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神奇结合的操作和实践方式都给人以永恒的回响和启迪。笔者认为，毛主席的成功除了历史和社会的机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特环境与氛围，另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他个人的素质，这种独特的内在素质，再经过时代的艰苦环境的磨砺与打造，使他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独一无二的领袖，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功。
毛主席的成功一是决定于它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实践、矛盾以及辩证法的分析和运用方面。实践的观点决定了他的认识论，即他在六十年代提出的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矛盾和辩证法的观点则代表了方法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方面，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相互转化，还有相互转化的条件及这种条件的创造。二是决定于他分析社会的方法，正如他多次说过的，他从马克思那里首先学来的就四个字，就是“阶级斗争”，它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绝不等同于单纯强调所谓的阶级斗争），从而确立在一个时期之内的朋友、敌人、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力量。虽然这种方法在包括现在在内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到质疑和批判，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种更科学的社会分析方法出现则是不争的事实，或者不过是字眼上的回避罢了。三是决定于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独特的辩证认识，革命和建设的交织错落，对激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不舍追求。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造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鞍钢宪法”的思想和逻辑的基调。四是决定于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民的本能把握。
我之所以在讨论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之前提出如上的四点，主要是想说明这四点正是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将他和一切政客、权术家、阴谋家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之一。总而言之，他是既有形而上之道，又有形而下之器、之术。既有目的，又有方法，一位真正的“内圣外王”的大政治家。以下简略说明和分析的毛主席的思想和领导方法主要涉及器和术的问题，即方法的问题。
1、毛主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事务，注重提炼思想的方法，注意总结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特点一是使他善于进行战略预测和理论指导，把握事物的转折点，准确地认识时代和事物的本质，体现出极有弹性和特色的领导节奏。另一方面使他培养了一大批有雄才大略的干部。形成了一个有战略思想并能有效地贯彻实施的领导集团。（他选拔干部的标准除了能干公道外，更注重有一套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陈云同志曾谈到，毛主席在延安曾三次对他说要学哲学，他一生注重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他读史书时，对人物的分析方法也是多次加批注，说“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极为重要的”。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对所谓“大本大源”问题特别感兴趣，在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之后的相对安定时期，他便深入地研究哲学问题，并把自己研究的结果迅速的讲授给红军的高级干部，《矛盾论》、《实践论》正是这一时期他的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它主要回答什么是正确地认识？怎样才能获得正确地认识？怎样才是认识分析事物的正确方法？他说：哲学就是认识论，舍此没有别的。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对哲学问题一直给予高度的主意，不论是对哲学著作的批注，抑或是找有关人士的谈话（例如找于光远和周培源谈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更不计他的批示、谈话和报告中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论述，或是他的相对短篇的著作（例如《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甚至在他的风烛残年会见杨振宁谈物理学问题也显现出对于思想方法和哲学意义的不可遏止的探索兴趣。有关分析、分析方法和哲学问题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本能的一部分。无论他是在分析历史、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时，最关键和重要的方法就是巧妙和灵活的运用实践、矛盾和辩证的观点。在这里实践的意义就是要深入和真切地了解所要分析的现实，没有这一条，再好的方法和逻辑也等于零。矛盾和辩证的观点就是要全面地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在诸多的矛盾中抓住最主要的矛盾，又在主要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在此基础上，运用辩证的观点研究矛盾的发展方向和规律，研究矛盾转化的条件，研究量变到质变的条件，从而做出战略性的部署和准备。而最引人兴味和值得研究的就是如何在事业进程中准确找到并牢牢把握这个转折点，进行指导思想和战略的调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有些是凭经验和直觉，如他的读史批注“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事往往有如是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在这方面解放战争的过程就是一个极为生动的例子，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之快，即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但敌人感到不可思议，即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而毛主席对此早已胸有成竹，毛主席此时的战略思想是：不要等到我们的作战力量超过敌人以后再来进攻，而是要不失时机地从内线作战转为外线出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向敌人进行战略进攻，使革命战争尽快的发生伟大转折。类似这种战略思想和领导特点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也许非常简单，但在当时似乎违背常理，与许多言之有据、四平八稳的战略构想大异其趣。从分析此类事件的特点来看，毛主席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注重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他以矛盾发展的眼光来将其中的各类因子和因素的发展线索进行分析综合，决不看静态的“局势”而是看动态的“走势”，并善于从看似消极的事务中看到积极的因素，采取相应超前的决策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控制权，即主动权。其实所谓主动权从哲学上讲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并做好矛盾的转化。毛主席一生最重大的胜利看上去都似“险胜”，但其实是胜而无险，所谓“险“是别人的看法，他自己是算定了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有很大把握的，他本人正是在这种“险”与不险的心理撞击中体验“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激越情怀，这最是毛主席天才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能力的集中体现。所谓“预见”，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至“文革”，毛主席总是在全面地分析各种矛盾、元素的基础上来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当然这种分析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掌握各类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他从这种分析与综合中来发现事物的“走势”，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几乎所有大变革时代的宠儿都具有这样的思维特质。正是在这种宏阔的视野中，他注重领导人民的力量，更注重人民的力量，并由此推演出他的一整套极为精辟政治思想（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思想；如何确定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如何确定主要的打击力量等）。这是他高出古往今来政治家和思想家、独属于他的风仪独标的绝世风采。他的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战略战术就不是所谓的“能人”或“权术”所能解释和诠释的，从而具有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伟大力量。这也正是思想和方法的力量之所在。
2、注重抓意识形态，注重抓思想，抓宣传，。善于同各方面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社会主义的体制决定了它必然把意识形态的问题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的那一天起，他就必须要同一个发展了几百年的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进行持续的斗争，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从来都在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挪用一部分观念和设想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而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或更陈旧的社会制度中脱胎而出的，在它的身上存在着旧社会的多种痕迹。而在这两种意识形态持续斗争和渗透的背后，则代表着政权和阶级的具体利益，因此，这种斗争必然带有对抗性质。而意识形态的特点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往往引起连锁的多米诺骨牌反应。作为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历和经验的毛泽东，它对于意识形态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有着极为深刻地认识。所以就必然会对意识形态斗争具备一种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高度敏感性。关于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干预，反右斗争，四清运动直至“文革”都是这种状况的集中反映。
3、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了解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并在这种需求的基础上来制定政策，懂得进步和退步、坚定和妥协的道理，懂得“阶段和过程”的道理，从而使自己的阵营尽可能的团结和巩固。同时尽可能地去瓦解敌对的阵营。力求使骨干和朋友越多越好，力求使最主要的敌人越孤立越好。他的所谓“打招呼”、“当头棒喝，然后和光同尘”、“先树立一个对立面，然后推动工作的发展”都是这样的道理。
4、善于总结经验，抓住典型，以点带面。注重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在做群众的先生，从而有效的指导各级工作的开展。他是既有指挥千军万马的雄才大略，又有具体的、实际的，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令人钦佩。
5、知人善任，善于用人。强调意识形态、思想方法，强调公道、能干。并深知哪些人是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应该放在什么岗位？
6、统筹全局，驾驭全局，善于造势，以势促人。这里的关键就是创造一种含有某种导向和暗示的“客观”形态，人在一种即使本能排斥但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原则指导下必然走进“预定”的地域，这地域正是规划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一种极深极高的艺术，操作过程中需要极佳的平衡艺术，这尤其体现在对合作阶级的态度上，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毛泽东曾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论关于如何让猫吃辣椒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强迫猫将辣椒吞下去，周恩来认为应该用肉片将辣椒包起来让猫吃下去，毛对这两种方法都不赞同，认为强迫和欺骗的方法都是不妥的。他的方法是将辣椒抹在猫的尾巴上，当猫感尾巴灼痛，自己便主动用嘴去将辣椒舔掉，猫一方面在客观上吃了辣椒；另一方面又为解决了自己尾巴的灼痛而兴奋。
7、善于在各种工作中找出重点和关键关节，不抓则已，抓住就不放，聚精会神，全力以赴，。一抓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件事情做完了，再根据新的情况，转移到新的重点中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注意抓好主次搭配。他在抓思想和态度问题的重点时也是有独到的观点，例如，在统一战线时强调独立自主，在独立自主时强调统一战线。
8、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善于在困难时看到光明，在顺境中想到忧患。有预见，有预案，能从看似最糟糕的局面中找到积极的因素，能从最太平的环境中预感到隐患。善于“借力”，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坏事为好事。深知“转化”的力量，努力创造转化的条件。一种根深蒂固的辩证头脑和深沉的乐观主义思想在“态度”问题上的光辉展示。
9、心宽、气壮、胆大。既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开创气质，又具有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后发制人的深沉胸怀。特别善于后发制人。在审时度势中将这种双重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10、虚怀若谷，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显得大气，别具人格魅力。
11、能文能武，武能打仗，文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博览群书，博闻淹洽，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能自如的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他通晓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分析历史的方法，具有历史和哲学的高瞻远瞩（他对历史的分析深度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无人企及），从而能够打通与整合各种问题和知识，从而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
12、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斗争求团结。深谙对立统一的真谛。从人际关系的小事到政治、党派、军事斗争，都能够娴熟的运用。看似有悖常理，实际上则是无往不胜的法宝。真正值得研究。
13、他通晓各种学说和理论，并深刻地理解这些学说和理论的不同适用范围，他懂得何种道德标准隶属于何种实践领域。在利益和原则的关系问题上，他不会轻易做出孰轻孰重的判断，这要取决于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导演时代变迁的伟大人物最善于确定这种微妙的界限。就毛主席而言，在统治的范围内，一般唯原则是重，尽管有策略。在统治的范围之外，则往往利益考虑在先（指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例如，他曾真诚地想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后来的弃苏联美，也都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当然，如果仅仅是毫无转换价值的所谓“利益”，最后只能成为无根的浮萍而自生自灭。这里的关键，是他懂得并善于操作“利益”与“原则”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的艺术是保持党、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不把大权最终交给林彪以及后来的……，而宁愿挑选中间派，因为他明白，所有观点都会过时的，都是一种工具而已。单一的理想主义，单一的意识形态，单一的思想意识都会断送一种本来会兴旺发达的事业。所以，在他那里，除了几条根本的原则（那是他的“上帝”和“道”），他往往都会力求使政策和策略保持足够的弹性，这正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实际上也永远不会意识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都在为既维护“文革”的正确性，又拓展革命所允许的思想和实践的空间而斗争、而痛苦。他是躺在“道”与“术”的永恒矛盾之上告别这个世界的。这也正是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几无例外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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