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的伦理观

　　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既定前提的，但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从未批判地考察过这种前提，更没有否定这种前提，而是把这种前提条件下产生的道德看作是永恒的、普遍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观作为批判形态的伦理观，在对资产阶级伦理观进行法哲学批判、颠覆其形而上学基础的同时，又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视阈中的批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权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等道德观念的相互关系，把对资产阶级伦理观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揭露其本质和历史。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克服资产阶级伦理观的缺陷，找到实现真正的道德的理想途径。

　　一、所有权、自由与平等三位一体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把交换主体之间的交换活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和平等等原则称之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他说：“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因为在简单流通的基础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个人成为某种商品的所有者，这就是通过付出新的等价物，所以，在交换之前就存在的商品所有权……就表现为直接从商品占有者的劳动中产生的所有权，而劳动则表现为最初的占有方式。”“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表现为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通过流通而实行第二级占有。”[1]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只有通过流通，即通过自己的等价物的转让，才能成为占有他人劳动——他人的等价物的基础。所以，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私有者，不管是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私有者，主体才能成为流通的主体，他们也只有通过自己劳动的转让才能占有他人商品即他人劳动。 因此，私有权是流通的前提。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在流通中自然就会得出一个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王国。”“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上面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2]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范围内通过对“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考察，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商品所有权规律与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内在关系，概括地说，就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和平等等伦理道德的内容，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和“天然”特征。这种自由与平等不是“自然人”的普遍的人性，不是某种不证自明的先验的东西，更不是所谓的“天赋人权”，而是市场经济商品所有权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产物。

　　二、劳动与自由的分离

　　“自由”一直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大力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最高道德价值之一，并且“自由”也曾经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是这一极力鼓吹自由、平等的阶级，在取得了经济和政治统治权后，却肆无忌惮地剥夺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把资产阶级鼓吹的所谓的“自由”、“平等”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对“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之后，又进一步深入到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之中，通过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真正关系，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有了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也就是“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定是经济规定，是个人借以互相发生交往关系的规定，是他们的社会职能的或彼此自己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3]。同样，这对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劳动力的买与卖来说也是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和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工人相遇，彼此作为身份相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两者由于其自然需要不一样，就会发生上述所谓的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这是符合所谓的人权原则的。他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4]

　　在深入地分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作为资本承担者购买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劳动者之后，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对于工人来说就是被迫出卖劳动力，把自己的皮让出来，让资本家来揉；而对资本家来说，就是随心所欲地支配工人的劳动能力。很明显，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就是资本的自由和劳动者的不自由。这是因为，“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5]当它在流通领域内被货币的所有者买到的时候，当它成为资本本身存在的前提的同时，也就成了资本本身的附庸，成为资本保值和增殖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6]。

　　马克思指出，当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大规模地替代劳动力以后，“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7]。然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颠倒了工人和机器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关系，从而使工人在机器面前丧失了自由，并且也打破了劳动的自然界限和道德界限，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全面堕落。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改变了工厂工人的命运，暴露了资本反人性、反道德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资本以前主要使用的是成年的男工，那么，在使用机器从事生产后，资本雇用的就不仅仅是成年男工，而且还雇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这样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人道德的堕落，主要表现为妇女和儿童的道德堕落。妇女和儿童道德的堕落，从根本上摧毁了社会道德的基础，摧毁了社会文明的基础。这无疑是社会的悲剧，是机器发明和应用的悲剧，是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悲剧。它以妇女、儿童的血和泪，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上揭示了资本反人道、反文明、反道德的客观事实。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8]。在这种劳动条件下，劳动工人想要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就明显地完全暴露出来了。由此可见，劳动与自由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资本的博爱精神与劳动者的苦难

　　“博爱”与“自由、平等”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主义而提出的政治口号，也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们大力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最高道德价值之一。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等级交换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在斯密、穆勒等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就是为社会创造了“幸福”；因为有了资本，资本家才有了利润，地主才有了地租，工人才有了工资；惟其如此，人人各得其所，共享幸福和快乐。这就是资本的“人道”，资本的“博爱”。因此，资本的精神就是人道精神，就是博爱精神。 但是，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博爱”也与“自由”、“平等”的口号一样，都是骗人的。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有阶级性的。

　　在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最集中地体现了资本的剥削本性的现象莫过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罪恶，描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苦难，以强烈的义愤谴责了资产阶级鼓吹的资本的“博爱”精神。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实质是大土地所有者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资本与土地的合并，导致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结合，并将广大的自由劳动者变成了无产者。然而，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却被资本的“博爱精神”掩盖着，被利润、地租、工资等假象掩盖着。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同一个过程。生产资料和劳动相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如果说，劳动者形式上的“自由”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博爱”精神，倒不如说，正是这种“博爱”蕴藏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一切苦难。

　　如果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一切苦难的根源，那么，欧洲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羊吃人”运动——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则具体地展示了自由农民的苦难史。它以血腥的事实，无声地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扬的“博爱”精神，揭示了资产阶级“博爱”的实质——大土地使用者对农民野蛮的剥夺。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10]。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对这种野蛮的剥夺作了具体生动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研究，在中世纪，农民与封建主一样，拥有对自己土地的权利，而到了15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到了16世纪初，由于对“货币”的追求，由于“货币的权力”，特别是由于毛纺织业的直接推动，导致了封建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这种残酷、野蛮的剥夺，“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把广大的劳动者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人民一次又一次被无情地剥夺，一次又一次被残忍地驱逐，最后，人民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自由。“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亚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而“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11]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真相，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掩盖下的“田园诗式”的生活。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这个“无产阶级”就是“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为了惩治这些“自愿的”罪犯，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资产阶级制定的这些荒唐、古怪而又血腥的法律，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用来惩治劳动者，保护资本的原始积累得以顺利进行的法律。“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2] 这些法律就充分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无耻行为和资本“博爱”掩盖下的虚伪本性。

　　事实证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也就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的形成史，其本质归根到底就是资本剥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血泪史。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同时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相分离的过程，而生产资料和劳动相分离的过程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一切苦难的根源。马克思指出：“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无比悲愤的笔触写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3]资产阶级始终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确证和维护其权力的合法性。事实上，资本主义在政治、法律形式上实现了自由、平等的权利，却掩盖了现实生活中极端不自由、不平等的非人的生活实质。“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无产阶级）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4]

注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48页，第19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95页，第202页。

　　[4][7][8][9][10][11][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04—205页，第427页，第306页，第822页，第823页，第836、842页，第843页，第870—87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3—9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