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的李融荣先生上当受骗了
2010年5月19日
前言： 2010年3月21日，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召集32位学者及媒体工，在一起研讨“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希望能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找到一条出路。这些学者的研究搞出怎样的结果呢？他们并没有搞出什么新鲜东西，只是把胡锦涛总书记的“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结合论”发扬光大了一番，让人们认识得更加清楚罢了，这也算是“成绩斐然”吧。他们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至上的代名词，但是效率低下；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的同义语，却又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因而需要社会主义来校正和弥补。因此，他们断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已成为不可阻碍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引进市场经济、嫁接资本主义”。应当承认，这些学者的“结合论”或者“融合论”在当前理论界是很有代表性的，也是很有市场和影响的，着实迷惑了不少人。但是，谬误终归是谬误，它永远也成不了真理。
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绕不开的问题。而我们的这些学者恰恰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不知道天底下还可以有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还可以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效的市场经济，还可以有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完美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然生长物”，“是内生的而非嫁接的”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这些学者的研究及成果恰好反映了现今中国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也恰好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在这样的资源高度集中的国度里，真理必须服从权力。权力是掌握在领导人或者精英的手里的，所以领导人的观念就成了“真理”，而学者们的科学研究就是把领导人的观念以学术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它看上去更像“真理”。因此，学者们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只需把学者、教授、专家、权威的名头拿出来晃一晃就可以了，哪怕他对所研究的对象一无所知，也照样可以高谈阔论，作出似乎是唯一“科学”的结论来。这样缺乏真理追求的“科学”的盛行，或许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最大的悲哀。
有学者说“社会主义”这个词有很多种解释，人们莫衷一是，似乎没有真理可言。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有一个故事可以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从前，有四个盲人很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可他们看不见，只好用手摸。胖盲人先摸到了大象的牙齿，说“大象就像一个又大、又粗、又光滑的大萝卜”；高个子盲人摸到的是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是一把大蒲扇”；矮个子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腿，以为“大象只是根大柱子”；而那位年老的盲人摸的是大象的尾巴，于是嘟嚷道：“大象哪有那么大，它只不过是一根草绳。”四个盲人争吵不休，都说自己摸到的才是真正大象的样子。而实际上呢？他们一个也没说对。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大象只有一头，众盲人去摸，所摸部位不同，对大象的认识也就各不相同，因此有很多种说法。但是真理是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面前的实实在在的大象。“社会主义”的确存在很多种解释，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是因为人们的视角不同，考察的对象不同，认识结果也就不同。可是真理也是存在着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认识真理，并以此造福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人民。
为了让人们有比较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作为与学者们的“结合论”或者“融合论”的辩论，我把自己的旧作《机会主义的李融荣先生上当受骗了》一文再次网发出来，谨供大家参考。
正文：据网络媒体报道，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先生有两个著名的说法，其一是“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其二是“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根据报道，在过去李融荣掌管国资委系统的六年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增加到目前的5.5万亿，翻了一倍多，这似乎证明了 李融荣 先生的说法是对的。于是，人们产生一个疑问：难道马克思错了吗？
多少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以他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当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并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按照马克思的这个观点，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无疑是企业能不能搞好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因素。 李融荣 先生的说法与马克思的观点明显是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不由得人们不产生疑问。
一
为了弄清楚李融荣先生的“著名的说法”是不是真经，我们不妨首先探究一下他的认识的来源。李融荣先生一定以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实施“资本化”，即在国有企业建立按“资”分配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除了老板——资本所有人不同之外，其它都是相同的，因此 “企业能不能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关系”；而在“资本化”的条件下，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是企业一般规律的表现，因此才有“遵循企业发展规律，国有企业一定能搞好”之说。若非如此，他又如何能够得出这两个“著名的说法”呢？同时，他不遗余力热衷于中国国有企业“资本化”和“私有化”改制的事实，恰好也说明他就是这样认为的。
李融荣先生的这个认识实际上恩格斯早已揭露和批判过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是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国有化并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舆论把西方的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把美国奥巴马政府为拯救美国金融业而向美国金融机构大量注资，也说成是搞社会主义，其实是在混淆视听，蒙骗和愚弄善良的人们。而李融荣先生就这么糊里糊涂地上当受骗了，已经跌入资产阶级的国有企业“资本化”的陷井里去了，他的两个“著名的说法”完全是在为国有企业“资本化”张目，为他在国有企业进一步推行按“资”分配和雇佣劳动制造舆论。
那么，什么是真的社会主义呢？怎样的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著作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存在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特别时期和特别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者低级阶段。在这个时期和阶段，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说，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国有化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国有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因此，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一文中写到：“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国有企业，在于中国的国家政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是由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美国以及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不少国有企业，但是没有一家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所掌控，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的，并且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管理的。
由李融荣先生的两个“著名的说法”可以看出，李融荣先生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自然他也就不知道如何真搞社会主义，因此他上当受骗跌入资产阶级的国有企业“资本化”的陷井是难以避免的，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如此说来，盲目相信李融荣先生的“著名的说法”，对他搞好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寄予厚望的人们，恐怕要失望了。
二
李融荣先生之错，错在不辨真伪，把冒牌的社会主义当成了真的社会主义，他的两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与李融荣先生的认识主张相反，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搞的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企业制度与西方的国有企业是根本不同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道理。
（一）搞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中国要搞怎样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问题在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一文中已经研究过了，在文中我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是中国必然的历史的选择，是由中国的现实的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的国情有两个内在的基本点：一是中国人口多、底了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现代性质的社会生产资料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劳动者劳动的需要；二是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我们的认识就是以此为根据而得到的。
马克思指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社会生产力之落后，根本性地表现为现代性质的生产资料还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劳动者劳动的需要。在这样的物质生产条件面前，为了谋生，劳动者不得不设法首先满足自己劳动的需要，不能不要求个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马克思说过：“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所以，个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是当前社会劳动者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是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显然，个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不是个别劳动者的意识和要求，而是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是客观的、普遍的社会意识存在，是不容忽视或者轻视的。
中国的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却是现代性质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已占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我们的国有经济现在几乎完全是建筑在现代性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众所周知，现代性质的社会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共同创造积累下来的劳动的结晶，并且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劳动者的集体活动，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劳动者的集体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因此，在社会生产资料面前劳动者是平等的，他们对社会生产资料实行个人占有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资料平等的个人占有呢？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测量。”（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因此，只有在劳动的过程中，以劳动者自己的劳动为占有的条件、手段和测量的尺度，才能实现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平等”的个人占有。劳动才是实现“平等占有”的唯一途径和“法器”。所以，实行平等的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是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诉求，只要不是站在资产者的立场上，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
要实现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不废除私有制，不首先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显然是办不到的。在社会生产资料不能满足全社会劳动者劳动需要的物质条件下，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要拿出来让全社会劳动者实行平等的个人占有，无异于与虎谋皮，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当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候，废除私有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确定无疑、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搞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随意的和无缘无故的，而是由中国的现实的基本的国情所决定的，是中国历史的必然的选择。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人人皆无生产资料”，而是“平等拥有生产资料”。所以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而且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由劳动者在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劳动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无偿的个人占有，即实行劳动者平等的个人“劳动占有”。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中国无论是政党还是政治人物，如果背离了中国人民的这一根本利益，违背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共同意愿和要求，都是没有前途的。
（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这是怎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呢？就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这一基本制度，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在企业劳动者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并且只在他自己劳动的过程中，实际是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通俗地说，就是“谁劳动，谁占用，生产资料就归谁所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自己所有，只存在于劳动者个人劳动的过程中，一旦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完成或停止了，他对生产资料的无偿的个人占有也就结束了，生产资料又回复到了社会公有（即国家所有）的状态。由国有企业的职工对企业的生产资料实行个人“劳动占有”，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就真正成了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就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隔绝状态变成了生产资料直接的主人，从而成了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完全的主人；企业劳动也不再是“资本化”条件下的雇佣劳动，而是劳动者自主的联合劳动。由此，一种新型的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出现了。
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这同过去有阶级以来的一切社会都是不一样的。而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经济形式，也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必要经济基础。没有这个形式和基础，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乃至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落到实处，而只能是一句空话。
中国国有企业必须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国有企业也能够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因为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与之相反，西方的国有企业尽管生产资料也归国家所有，但绝不可能让劳动者去实行个人“劳动占有”，因为他们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如果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存在的条件就不复存在了，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化”和雇佣劳动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它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就被损害了。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少数企业的“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而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却是资产阶级万万不可以接受、绝对不能允许的。“资本化”和雇佣劳动制作为资产阶级生存的必备的条件，是西方国有企业的必然的唯一的制度选择，在无产者要求实行平等的个人“劳动占有”的利益主张面前，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所以，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办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表现。显而易见，这一基本制度是与“资本化”和雇佣劳动制根本对立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否定。是否实行这一基本制度，是否让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是区隔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是检验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三）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是真正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必由之路和唯一出路。
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可以实行“资本化”，因为这不符合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工人群众所反对的。可是国资委主 任李融荣 先生却一门心思要在中国国有企业搞“资本化”，他明显代表的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他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呢？他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
在中国，主张国有企业“资本化”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代言人，他们大多以学者、专家、教授和权威的面目出现，常常打着改革的旗号招摇撞骗，“国退民进”就是他们的口号和标签。他们鼓吹国有企业“资本化”，并不是要搞好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而是要割断工人群众与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直接联系，把职工群众从国有企业剥离出去，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即为资产阶级瓜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另一类是机会主义者，代表的是极少数当权的所谓“精英”们的利益。他们并不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他们明白，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事关国计民生根本的大型国有企业绝不能落入国际垄断资本之手，否则，中国就将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他们苦于中国民族资本之弱小，缺乏接盘大型国有企业的实力，而不得不暂时承担起监管大型国有企业的责任。可是他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搞好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只好套用西方国有企业的“资本化”的管理模式。对于他们而言，国有企业“资本化”与“私有化”之间，只有一纸之隔，一旦条件成熟，这层窗户纸随时都是可以捅破的。他们主张国有企业“资本化”，事实上是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职工群众作为企业主人的基本权利，而维护的是精英们无代价、无风险地掌控和支配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超额占有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成果的特权和利益。李融荣先生不过是机会主义的一员罢了，他究竟代表和维护谁的利益是不言自明的。
机会主义的李融荣先生其实很无奈，他不得不维护精英们的特权和利益，因为他要在国有企业搞“资本化”，完全得依靠这些精英。李融荣先生虽然糊涂，但并未“糊涂透顶”，起码他懂得要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首先解决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无人负责的根本性问题，而他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灵丹妙药，就是实行“资本化”，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交给精英们管理和经营，由精英们对国家和企业负责，而对这些精英则施与高薪收买。李融荣先生的灵丹妙药是否真有那么灵验呢？他所依靠的精英们是否靠得住，是否真的对国家和企业负责呢？事实胜于雄辩，央企高管高薪不养廉的一个又一个事实和国企不务正业高风险的投资行为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央企高级管理人员领取天价薪酬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李融荣先生极力为他们掩饰和辩护，称“现在央企高管的薪酬定得并不高，年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左右”，但香港《东方日报》2010年1月11日文章指出：“‘平均薪酬’只是数字游戏，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其实远高于60万元，而且这只是公开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根本无法统计。事实上，近年央企高管的薪酬不断大幅上升，年增幅达一成四”，“在企业内，这些人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央企员工的工资本来就比其它企业员工高，因此央企高管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更大”。尽管央企高级管理人员领取天价薪酬，可是近年央企老总贪污受贿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贪污近2亿元，接着中核集团原总经理、党组书记康日新收受巨额贿赂的问题被查处，最近前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又被揭发“严重违纪”的问题。“而这些人都享有天价薪酬，公款消费更不受限制，可见高薪酬并不能阻止他们走上腐败道路”（见2010年1月11日香港《东方日报》）。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占据着国企高管之位的精英们为什么一个个都如此贪得无厌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私有化”和“资本化”，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精英们所要谋取的绝不仅仅是天价薪酬，而是要谋取私有资本，以使他们能够跻身于资产者的行列，这才是他们的根本利益和要达到的目的。而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转变为自己的私营企业和私有资本，对于掌控和支配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精英们来说既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不可企及的事情，这些年来中国的众多中小国有企业不是被“私有化”改制了吗？不是有不少的国企高管摇身一变成为改制企业新的私营业主了吗？在中国社会“私有化”和“资本化”的预期下，在资本逐渐主宰社会，决定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只要存在条件和可能，无论他是不是精英，都会想方设法谋取私有资本，甚至不惜挺而走险。所以，在中国“资本化”程度日益加深，“资本化”预期不断加强的社会环境里，精英们一个个走火入魔走上腐败的谋取资本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李融荣先生即使给与他们再高的高薪，也是阻止不了的。
一心一意想要谋取私有资本的精英们是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他们是靠不住的。精英们要谋取私有资本，就不可避免地要以损害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即使不贪污受贿，也会以其它方式进行利益输送，谋取个人私利。香港《东方日报》指出“因为央企高管的薪酬与业绩挂钩，部分企业竟不务正业，大举投资房地产市场赚快钱，令企业经营风险大增。”而据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披露，国际金融危机中68家央企不务正业，涉足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浮亏114亿元。他们的这些行为表明，精英们并没有多少对国家和国有企业负责的意识，为了谋取私有资本，他们甚至可以不顾国有企业的生死。更加奇妙的是，精英们不负责任的经营行为几乎不需要承担什么个人风险，李融荣先生的“资本化”的制度设计是精英们只负盈不负亏，即使造成企业严重亏损，只要不严重触犯法律，至多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并不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所以，精英们谋取私有资本可以毫无顾忌、不择手段地进行，只要价钱合适，他们随时可以出卖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不错，这些年来国有大型企业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对国家经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这并不能作为精英们负责任地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证据，因为“这些企业的发展关键，不是靠高管们的英明决策，而是靠国家政策支持的垄断地位，正如有人说，只要高管不是傻子，央企都会赚大钱”（见2010年1月11日香港《东方日报》）。因此，指望精英们对国家和国有企业负责，依靠精英们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只会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不负责任的精英们迟早是要搞垮国有企业的，这样一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李融荣先生的“资本化”的灵丹妙药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国有企业无人负责的根本性问题，反而有可能把国有企业推向不负责任的危险境地，其最终结果就是走向“私有化”。由此我们认定，国有企业“资本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是错误的，是背离了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遭到日益觉醒的工人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是没有出路的。2009年7月下旬发生的吉林省“通钢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资产阶级图谋搞垮和瓜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精英们又根本靠不住，因此，要搞好中国国有企业，只能依靠中国工人阶级，唯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与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目标相一致的，是真心实意要搞好中国国有企业的，是唯一靠得住的。而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国有企业实行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生产资料，就必须让职工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只有忠实地代表和维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把职工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人翁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搞好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才是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希望所在，除此之外，别无它路。
（四）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及现代企业制度是全新的、先进的，必然造就中国国有企业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我们怎样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呢？就是坚持、巩固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让职工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在国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化”。其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确立适合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
1、中国国有企业的基本经济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一文中我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所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基本经济关系：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者共同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实行个人‘劳动占有’，劳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
中国国有企业的劳动产品不是归资产者（国家或者政府）所有，而是归生产者所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搞的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虽然归国家所有，但是由劳动者在劳动中实行无偿的个人“劳动占有”。劳动者运用他们在劳动中无偿占有的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品，理所当然是归劳动者自己——生产者所有。具体地说，由个体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直接归个体生产者所有；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由集体劳动共同生产的产品，归生产者的集体所有。尽管这时劳动产品仍然属于个人私有的范畴，但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产品私有根本不同的是：这时劳动产品归谁所有不是取决于是谁的生产资料，而是取决于是谁的劳动。
在劳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的基础上，由社会从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中扣除以下的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
第一，用来补偿在生产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进一步满足劳动者劳动需要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第四，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管理费用；
第五，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公益服务设施等；
第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扣除这些部分并没有改变劳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的归属，因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这一切，是用来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的。在完成了这些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劳动者所得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成果，至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也就实现了。
中国国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由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明显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不同的。之一，企业的劳动者是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不是资本的奴隶；之二，企业的劳动者都是平等的，是因为共同劳动联合在一起的。而中国国有企业就是劳动者自主联合劳动的载体；之三，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完全属于企业劳动者自己的。企业制度乃是企业基本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只有认清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我们才能确立适合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2、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怎样的现代企业制度呢？
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有三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 它是企业职工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为企业职工个人“劳动占有”，而生产的产品又归企业职工自己所有，因此，企业全体职工完全享有对企业生产资料和物质产品进行管理和支配的权利，必须在企业实行职工民主管理。由企业全体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并且受企业全体职工监督的企业民主管理机构，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决策和权利机构。
国有企业实行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是企业职工自己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和组织方式。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企业经理负责制，恰好相反，是要在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和监督下更好地实行企业经理负责制，企业经理必须对企业全体职工负责，必须对企业民主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经理以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只能由企业民主管理机构来任免，并接受企业民主管理机构的考核与监督。企业的重大问题必须提交企业民主管理机构集体决定。
要在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国家首先必须把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授予企业全体职工生产和经营，由企业的全体职工承担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殖责任，确立企业全体职工的主人翁地位。随之而来，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改变了，国有企业不再从属于政府，而是一个个独立的社会生产经营单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职能，一是向国有企业的职工，最终向全社会劳动者无偿地提供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二是清产核资，审计监督，确认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殖，并以行政和专政的手段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三是承担对国有企业及职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第二、 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其生产完完全全是商品生产。即使没有私有资本的参与，即便没有其它所有制经济成份，中国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也能够获得充分而深入的发展，其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之所以完完全全是商品生产，在于国有企业的劳动产品是分属于各个不同的生产者或生产者的集体的，是归生产者私人所有的。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社会劳动分工愈来愈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其它人的劳动产品生产和生活，国有企业的职工要获得其它任何人（包括其它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品，都只能以自己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相交换，即是说在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甚至在国有企业内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也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国有企业是无处不在的。商品生产是国有企业物质生产的一般经济形式，商品交换是国有企业劳动者社会联系的必要经济纽带。所以，中国国有企业必须毫无保留地发展商品生产，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是商品经济制度。
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虽然是商品生产，但却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尽管它们都处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其一、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对社会生产资料实行个人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它们都不是商品；其二、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是在国家的有效控制、引导和调节下进行的，是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的要求的。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归国家所有，主要由国家投资生成，因而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通过对企业的投入和其它经济、行政手段，国家一方面能够直接扩大和调整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改善社会商品的供求关系，对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进行正确引导和宏观调控，达到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的目的；其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全体职工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整个社会而言是为了满足全社会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这些本质的区别之外，国有企业的商品交换在生产者之间进行，不仅存在于企业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业的内部，存在于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企业生产的全过程，这也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所达不到的。鉴于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它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截然不同，我们说国有企业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单位。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
第三、 国有企业实行岗位竞争、优胜劣汰的劳动用工制度。
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企业职工自己当家作主，劳动成果也完全归企业职工自己所有，这在其它任何企业都是办不到的，因此，中国国有企业无疑是社会劳动者劳动的首选之地和向往之地。可是在中国当前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有企业并不能满足所有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生产资料的要求，而要满足部分劳动者个人“劳动占有”生产资料的要求，就必须在企业内实行定岗定员。如此，它所提供的劳动岗位必定是有限的，因而社会范围内劳动者对国有企业岗位的竞争是激烈存在的。所以，国有企业实行岗位竞争、优胜劣汰的劳动用工制度势在必行，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中国国有企业是劳动者联合劳动的载体，劳动者联合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优质产品，只有具备良好劳动技能，能够生产优质产品的劳动者，才能通过岗位竞争参与到这个联合体中来，才能为这个联合体的其他劳动者所接受、所联合，才能上岗劳动。因此，一个劳动者能否成为企业职工，能否上岗劳动，取决于企业的其他职工，即取决于企业的全体职工，是由企业职工民主管理机构决定的。而在企业职工民主管理制度下，实行岗位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劳动用工制度对于每一个企业职工而言都是公平和公正的。
循着这些基本特征，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建立怎样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中国国有企业无论是基本经济关系还是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全新的，在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任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曾出现过。因此，我们构建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我们自己的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民主化”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国有企业柳暗花明的光明前途是完全可以预言。
3、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先进的，其竞争优势是其它企业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搞好，但不是在国有企业“资本化”的基础上，而是在国有企业“民主化”的基础上。按照国有企业“资本化”的办法，无人负责的国有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只能依靠垄断经营才能生存，这或许就是 李融荣 先生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较强行业退出的真实原因。而我们在国有企业“民主化”的基础上搞好中国国有企业，依靠的不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垄断地位，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先进性，依靠的是国有企业“民主化”所造就的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企业人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首先就表现为企业人的优势和人才的优势。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能够实现劳动者个人劳动价值的最大化，因而是社会劳动者劳动的首选之地和向往之地，在岗位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劳动用工制度条件下，只有最优秀的劳动者才能参与到国有企业中来，才能成为企业职工。所以，中国国有企业是人才的聚集之地，职工队伍由最优秀的劳动者所组成，其整体素质之高是其它企业无法达到的；之二、中国国有企业的全体职工（包括经营管理人员）作为企业的主人，是有觉悟的劳动者，他们自己当家作主，完全为自己进行生产和经营，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高度负责，其主人翁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空前的，是其它企业无法相比的；之三、中国国有企业实行企业职工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管理制度，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完全归企业全体职工所有，在职工中“按劳分配”，它所营造的人尽其才、团结协作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其它企业所没有的。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其竞争优势又直接表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优势，表现为中国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先进性。在中国国有企业，商品交换在生产者之间进行，不仅存在于企业的外部，而且存在于企业的内部，存在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生产的全过程，因而国有企业以商品交换为纽带连接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经营方式与其它企业相比是更加先进的。在企业全体职工（包括经营管理人员）高度负责，人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的基础上，中国国有企业组织之严密，管理之科学，关系之协调，生产经营的效率之高、质量之优、耗费之省、效益之大，是其它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
如上所述，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于企业制度的创新与革命，源自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是其它企业无可比拟的。有了这样的市场竞争优势，中国国有企业一定能够搞好，其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三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李融荣先生的国有企业“资本化”的路，这是冒牌的社会主义的路，是通往资本主义的路，其最终结果就是国有企业走向“私有化”；还有一条是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国有企业“民主化”的路，这是真正充满希望的社会主义之路，这条路通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除剥削与压迫，实现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中国目前仍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包围之中，国内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我们能否消灭私有制呢？我们如何消灭私有制呢？我们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究竟在哪里呢？当我们对中国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更加深透之后，我们的回答是：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充分发挥中国国有企业在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上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用经济手段逐步淘汰私有经济，最终消灭私有制。这就是我们通往共产主义的现实之路，它就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主张中国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国家的政治意志，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是由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是不可置疑的。其次，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先进的，有着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完全能够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发展壮大起来，是经济的自然法则的不二选择。中国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能够达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统一，能够达成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能够达成生产与消费的统一，能够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
在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同时，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在当前仍然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仅仅依靠公有制经济还不能满足全社会劳动者劳动的需要，同时社会生产也不完全是现代性质的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因此，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状况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发展和壮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它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将逐渐缩小，这种状况最终是要结束的。
中国以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就必须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现阶段必须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路，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单位。因此，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环境是十分必要和至关重要的。在商品生产作为当前社会物质生产的一般经济形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市场必然要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的积极作用。
那么，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内生的而非嫁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然生长物：
第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为主体，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国国有企业及其它公有制企业都是相互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单位，它们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第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第三、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社会商品生产单位相互联系的必要的和唯一的经济纽带；
第四、是由国家宏观管理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制定市场规则，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利益。
第五、是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市场经济。
综上所述，中国要搞真社会主义，而不是搞假社会主义；要以社会主义方式搞好中国国有企业，而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要全心全意依靠中国工人阶级搞好中国国有企业，而不是只依靠极少数的“精英”。 李融荣 先生如果真想搞好中国国有企业，就必须改弦易辙，从资产阶级的国有企业“资本化”的陷井中爬出来，站到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中国国有企业搞社会主义“民主化”，让职工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如果真是这样，李融荣先生还是可以救药的。
201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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