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之于马克思：高山下的一堆粪土
左志博 刘一锋
●赵磊：
今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何易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马克思说，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这个社会关系，与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条件”，或者张五常所说的“局限条件”，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们先请何易讲一下他的问题。
●何易：
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社会关系”与现代经济学中所提到的“约束条件”，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想说一下，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某个问题，首先必须要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现代经济的基本框架里面就提到了我所提出的问题：约束条件是什么？那么我是基于三篇文章，一个是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基本研究方法》，另外一个是钱颖一的《现代经济学》，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当然，对这个问题说的最透彻的是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第一卷，包括前面从人性自私开始说起，他的核心在第一章的“科学方法”中。
现代经济学说“约束下的最大化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首先是“经济人假设”。我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个假设。我赞同弗里德曼的观点和张五常的观点，认为这仅仅是个假设。那么他们的基本框架是什么呢？简单说：有一个假设，再加上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是可变的。
比如，田国强在他的基本框架中提出了五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界定经济环境。赵老师提到的环境，我认为这个环境就是一个“约束”问题。田国强原话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对一个相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说明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结论自然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接着田文有个括弧，用来分析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长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确定的，如果说我们给出了不同的约束条件，给出了不同的环境状态的话，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之后田国强又有一段话总结说：所有的经济人的经济特性，便组成了经济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他所提到的经济环境是什么了：这个经济环境，微观经济学是把它们作为约束条件的，比如说人们的偏好是什么，在这个约束条件下，我们来看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另外，张五常说的“局限条件”，科斯把它称为“交易成本”，我感觉是一致的。钱颖一的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的分析的框架主要是三个，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其中，就有三个前提假设，原话是：“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是基于三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做经济决策时，他们的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下，现有的制度内，现有的技术约束条件下，他们希望自己的利益越大越好”。实际上，这句话，把他说的“约束”，以及张五常的“局限条件”和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讲得很清楚了。
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关系又是什么呢？社会关系，我的理解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就是人之外的东西，这个在制度经济学里边，就是被称之为“制度”的那个东西。那么，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我认为就是这个东西，他讲的就是制度，制度下的人的行为啊，等等，这就是人的本质。
现代经济学认为，在某种约束条件下，比如说天下雨了，我们是不是要打伞啊，于是，就产生了打伞这样的行为。因此我认为，“约束条件”与“社会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意思。
●赵磊：
刚才何易举了三个人作为例子。田国强和钱颖一写的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另外还有张五常和他的《经济解释》。这三个人在“现代经济学”中非常有代表性，何易的解读基本上没有歪曲这些人的思想。那么，他们对约束条件、局限条件的理解，与马克思讲的社会关系是不是一回事呢？何易认为，二者没有区别，约束条件与社会关系就是一个东东。
真是这样吗？我先听听大家的看法。
●左志博：
刚才何师兄谈到弗里德曼的看法，弗里德曼说过，评论一个经济理论的关键，不要看他的假设，要看他的推导，要看他的逻辑，在不考虑假设的情况下，他的逻辑，他的推到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很成功的理论。
●何易：
这个是张五常的观点，应该不是弗里德曼的观点。
●左志博：
你刚才说过，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他在序言里说到，他所解释的就是马歇尔的那本《政治经济学》，就是用他的语言和逻辑来解释。
●何易
话也不能这么说，他不反马歇尔，但不是用马歇尔的语言，或者是逻辑。他自己想建立一个经济学体系。
●左志博：
在序言里，他是想用它的方法来解释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说解释通俗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那么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十条假设，整个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十条假设上面的。
●何易：
那是经济学的十条基本原理，原理与假设是两个概念。
●左志博：
你认为假设只有一个吗，只有经济人假设吗？但是张五常的成名，就是因为他通过推翻一个假设，或者是加了一个假设，发现了佃农理论；最后斯蒂格利茨通过系统研究，并因此得了诺奖。张五常的成名，其实是得益于他对于假设的研究。
●何易：
我们要分清楚假设与约束条件是两回事，张五常，包括现代经济学，改变的是约束条件，而不是假设，你说着说着就把假设给变了。
●左志博：
你说环境约束包括弗里德曼的研究方法，你的意思是说可以不考虑假设，争论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赵磊：
我们还是把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集中一下：“经济人假设”中的约束条件，与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两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何易认为，就是一回事，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比马克思人性观的还要高出一筹。因为：西方经济学先有一个经济人假设，然后再给出一大把约束条件；而马克思呢，他只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社会关系”。
问题的要害在于：“社会关系”与“约束条件”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左志博：
我认为这不是一回事，约束条件这个词是从数学界提出来的，我查了概念，就是说，解释线性规划问题的时候，已知的必须遵守的前提条件，称为约束条件。后来，在把经济学形式化的时候，也就是把政治经济学里面的“政治”去掉的时候，人们把数学引入到了经济学。于是，在经济学中大量引入模型以及数学方法，约束条件也就进入到了经济学中。
●何易：
你刚才说的线性规划的问题，刚好是我本科十分感兴趣的问题了，我本科读的是数学，这是运筹学里边的东西。运筹学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实际上你看一下运筹学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他是从社会学里面衍生的，而非社会科学从运筹学中借鉴的。
●肖磊：
刚才何易谈到马克思的人性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所问的问题，事实上自利和最大化都存在，这个假设都存在，那么可变的就是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包括制度，也可以包括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关系，你是想引出这个问题来。
●何易：
实际上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左志博：
利己是约束条件，利益最大化是个函数。
●何易：
完全错误！利己是假设，不是约束条件。
●左志博：
那什么是约束条件呢？
●何易：
约束条件叫极限，也可以叫成本。
●左志博：
你说的“极限”也好，“成本”也好，都是建立在利己的假设之上的。
●何易：
我可以是利己，也可以是利他！我再给你提一个问题，你在《》上关于赵老师的那个问题做了一个质疑，就是用利己来分析范跑跑，这是一个分析的工具，并不错啊！可我也可以用“利他”作为前提假设啊，如果说利他也行，利他这个假设也很好用，那我也可以用利他作假设啊。但是约束条件，对不起，范跑跑就是遇见汶川大地震了，你能不能变？不能变！这个就是约束条件。你的前提假设是可以变的。这个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鲁保林：
我们在谈到约束条件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讲的：理性的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但这个约束条件并不是对人性的解释和说明，而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是用“社会关系”来解释人性的内涵，而不是用来解释“约束条件”。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西方经济学中的“约束条件”是比较抽象的，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的、具体的。
第三点，西方经济学提出“约束条件”是为了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讲“人性”、讲人的本质问题，不是为了探讨资源配置，而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人的本质丧失的问题。
●何易：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马克思解释的人性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有的。但是我想提一个问题，现代经济学实际上不讨论人性是什么，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个，你说西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是抽象的，那是不可能的啊。西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是很具体的，你只是拿了一个特殊的东西，比如你觉得人的偏好是抽象的，那只是很小的一个东西。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实是很大的，对于范跑跑的行为，现代经济学就是要解释他的行为，这个时候地震就是他的约束条件，具体吧？你能说我抽象么？现代经济学中，约束条件是可以无限大的。
●鲁保林：
我也查了一些文献，供大家参考：西方经济学所提到的约束条件有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技术约束，比如一天只有24个小时；第二个，制度约束，比如法定工作日每天8个小时；第三个，预算约束，就是我们微观经济学常见的约束。
●何易：
这个我承认是课本上的东西。但具体的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的，现代经济学做东西完全不是这样来做的，这只是课本上的东西。
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我还是要说，马克思我不会、我不懂，因此我不去谈他。而关于现代经济学，我们可以看看马歇尔的第一章，在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资源配置只是一方面，况且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比如张五常就说：经济学是来解释人的行为的。
●赵磊：
刚才保林谈了三个问题，我觉得何易可以好好思考思考。
何易说：“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不考虑人性的问题”。这未免言过其实了，其实很简单，包括钱颖一的那句话，或者说他做的那个假设：“人，基本上是自利的”——实际上，这就已经包含了他对人性的看法。
“人性”这个问题，他们是回避不了的。就算回避了“人性”这两个字，他们也回避不了，就像即使回避了“男性”这两个字，你能回避“爷们儿”的现实存在吗？实际上是一回事嘛。
就算我们不谈人性，只谈假设，好吧，那么是什么“假设”呢？不就是“人基本上是自利的”的那个“经济人假设”嘛！实际上，“经济人假设”就是在纠结人性嘛。
●肖磊：
我补充一句吧。实际上张五常也不是不谈人性的。2003年，张五常在全国各地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就经常提到人性。并且，他的看法是：人性是“永恒自私的”。
●何易：
赵老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上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经济学的方法。第一，我们不讨论方法论；第二，还是不要讨论人性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无意义的。
●肖磊：
可以。你说的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方法认为，假设不重要。张五常好像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的，包括科斯对这一点都有不同的意见。
●赵磊：
这样讨论下去，好像离我们今天的主题越来越远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人性问题，我顺便插一句，张五常有句名言，说他反驳马克思很简单，只需“三招两式”，他就完胜了。他很自信地说，只要问问马克思：“人性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马克思就立马丢盔卸甲了。
瞧瞧，纠缠人性这个“无意义的东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何易所崇敬的张五常大师。
下面的讨论最好回归我们的主题，不要离题太远。
●刘一锋：
我觉得何易的看法很好。我感觉，他所阐述的是这样的：就是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就是人所处的客观环境、社会环境，而你所处的这个客观环境怎么样去描述呢？这个描述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必须借助抽象，而西方经济学就用约束条件来讲。通过约束条件，西方经济学把客观环境抽象化、具体化了，我理解何易是不是这样的看法？
●赵磊：
照你的看法，马克思的“假设”（按何易的规定，我们是不能提“人性”这两个字的），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西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其实是一回事。你是不是想说：我们没有必要用马克思的提法，就用现代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那些东西，或许更科学一些呢？
●刘一锋：
我感觉，他们其实都是在描述人所处的客观环境。马克思描述的客观环境主要的是指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包括制度方面的东西。
●赵磊：
或者，就类似“制度约束”之类的说法？
●刘一锋：
对。而西方经济学所说的“约束”，就是刚才所说的“制度约束”啊，“成本约束”啊等等。可能再多加一个约束，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就如田国强说的：那是“经济环境不同的界定所得到的”结论。现在的经济现象太多了，如果还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来解释的话，就会很乏力，或者很不清晰。
●何易：
他是赞同我的观点。
●赵磊：
你有同盟军了。就是说，一锋也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和西方经济学的约束条件没有区别，相反，“约束条件”这个概念更清晰一些，更好把握。
●刘一锋：
但是，我并不是说马克思是错误的。那些批评马克思的人，比如张五常，比如凯恩斯，都是看过马克思的书的。
●赵磊：
严格地说，张五常并没有看过马克思的书，或者从来也没读懂马克思的书。他和何易比较像，他们都“没看懂”。张五常自己也承认，他说他“看不懂马克思的书”，这是张的原话。何易是“没看过”，张是“看不懂”。
现在我总结一下：刘一峰赞同何易的观点，小左谈到何易观点里的一个问题，鲁保林分析了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的区别，肖磊就人性假设的问题要与何易PK。那么，我也谈谈自己的观点吧。
主流经济学、或者说现代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上提出了“约束条件”这个范畴。何易刚才说的没错，在现代经济学里，约束条件是很具体的东西，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无限变化，这个我同意。
那么，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人的约束条件，这两个范畴，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各自确立了与利己或利他的相关性：马克思认为，利己或者利他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而经济人假设则认为，利己或者利他在具体环境中，要受到技术约束、制度约束、预算约束的影响。
●何易：
赵老师，还要区分一点：你所讨论的利己或者利他，你是从人性出发，还是从人性的表现出发？
●赵磊：
利己或者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已。
●何易：
那不如我们直接说“行为”更好。
●赵磊：
都可以。我只是用一个你能理解的概念来表述，就像你禁止我用“主流经济学”，而指定要我必须用“现代经济学”的字眼一样。只要我们使用的概念是统一的，不影响理解就可以。
我刚才说，二者都是在说与人的行为的“相关性”，这仅仅是他们相同的地方。我要强调的是：这两个范畴在各自的相关性中的地位、作用，是大相径庭的，甚至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区别表现在以下三点（编者按：数学推导从略）：
第一个区别，是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区别。在马克思的人性观中，社会关系这个变量是一个内生变量；而在经济人假设中，约束条件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在马克思的人性观里，“社会关系”是决定人性的内生因素；而在经济人假设里，“约束条件”仅仅是影响人性的外生变量。
第二个区别，是嵌入与割裂的区别。马克思把人性看作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东西，“人性不在环境之外”，人性与社会关系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而经济人假设把人性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
●何易：
你这个是“人性”呢，还是“行为”呢？
●赵磊：
我用“人性”，你不允许，你非要我用“行为”。好吧，为了你的偏好，我现在用“利己”这个说法，可以吗？我接着说：
经济人假设把“利己”从约束条件中抽象出来，认为社会关系仅仅是影响利己的约束条件，“利己不在环境之中”。这个“利己”与“约束条件”，其实是互相割裂的。请注意：变化的仅仅是“约束条件”，而“利己”则是永恒不变的。
问题是，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割裂”的做法，他认为：人性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是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的。顺便说一句：我给你讲的是区别，而不是价值判断(对还是不对)，因为你说你对马克思不了解，我就给你讲讲马克思的观点。
第三个区别，是历史范畴与永恒范畴的区别。马克思认为，人性是不断“生成”的范畴；而“经济人假设”则把人性看作是永恒的范畴。
顺便补充一点，马克思讲的这个社会关系，它的变化的基本方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是按照一定的内在规律来变的。那么，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的演进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决定论者”。
●何易：
你说的是“行为”，还是现代经济学所说的“假设”？
●赵磊：
归根结底，你我讨论的是“人性”。为了满足你的苛求，我也可以用“假设”这个词。马克思认为，“人性”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现代经济学“假设”的人性，其实就是“利己的倾向”嘛，钱颖一的那句话，你刚才都读给我们听了，为什么还不认帐呢？
我现在不用“人性”，就用“假设”。马克思把人性看作一个不断生成的范畴，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不但是历史的，而且还不断变化。而经济人假设呢，它认为约束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了，你说它纯粹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变量，换句话说，变化的只是约束条件，而这个“假设”——其实，我更喜欢用“人性”——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利己”，却并不发生变化。
所以，在主流经济学那里，这个假设是永恒的范畴。这一点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总和与你所说的约束条件，两者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有相同的地方——我也讲了两者相同的地方；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我给你指出的上面三个区别。
我把这两者做个比较，指出了两者客观存在的三个区别。这三个区别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总和与经济人假设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而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这里不讨论，但他们确实是有区别的。另外，这三点区别也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刘一峰：
赵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社会关系制约着人性，人性又制约着社会关系？
●赵磊：
但愿你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两个东西：人性是一坨，社会关系是一坨。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整体，马克思的人性就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当中的。
●何易：
马克思根本就不往利己、利他那方面扯。
●赵磊：
马克思的人性观，是把人性“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嵌入”，这是社会学的术语。人性与社会关系，就像一杯牛奶，里面水乳交融，无法分离。而在西方经济学眼里，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联系是可以分离的。变化的只是“约束条件”，而这个“人性”——何易用“假设”，而我愿意用“人性”——这个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马克思的人性与社会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分开的；西方经济学却把人性从约束条件中抽象出来，变成了两个独立的东西。抽象出来之后，才有了“硬邦邦”的约束条件，而马克思认为根本不能抽象，人性从社会关系中扯都扯不出来嘛。
很多人接触马克思，都会产生你那样的想法，好像马克思的人性观，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一回事。但是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比如张五常之于马克思，高山下的一堆粪土而已。
●何易：
赵老师，我怎么觉得，您刚才讲的第一个区别和第二个区别是一回事啊，第二是第一的一个具体化而已。
●赵磊：
一点还是两点，其实不重要，只要能更方便大家理解。另外，我也用了数学表达，最简单的，人人都能看懂。上面三个区别我用数学符号来表达，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化”，各种“约束条件”一眼就看明白了。你把这些区别看成一点也可以，总之两者的区别，这里能够清楚地把握了。
●何易：
您的分析我听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人的行为具体是怎么生发出来的？我可以这样描述：从自利的假设出发，然后再加上约束条件的变化，最后得到了他的行为。那么，他的行为和前面的东西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约束条件会不会影响人性呢？就是我所说的假设，那肯定是影响到了人性的嘛！因此，马克思的人性观与经济人假设，这两者是一样的。
●赵磊：
问题是，按你的逻辑，经济人假设在内部就会出现一个悖论。经济人假设认为，不论约束条件怎么变，人性都是不会变化的。你刚才也承认，约束条件变了，人的行为就会改变。那么，A变了，B就会变，按马克思的逻辑，既然都发生变化了，你为什么非要把它抽象出来呢？
西方经济学认为：“利己”这个行为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说：什么人性“利己”、“利他”，其实都是扯淡嘛；利己或利他，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作出的不同的反应而已。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钱颖一，如果他和马克思面对面，马克思问他：你的“人性自利”的假设在一千年之后会咋样呢？钱颖一肯定会回答：“一千年以后的人性依然如此，人永远是自利的”。如果马克思接着问：“那一万年之后呢？”他肯定会回答：“一万年之后还是今天这个样子”。马克思就会嘘他：“呔！一万年之后的人性，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啰”。二者的区别就在这。
其实，人性的这种进化和变迁，根本用不了一万年呐。
●何易：
把人性看作永恒不变，这个肯定是有历史局限的。我用您的一个例子：当人类完全驾驭了自然力的时候，那个时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能就失效了。但是，也就是像您的推理所提出的那样，到那个时候，马克思的逻辑也就完蛋了。
●赵磊：
看来，你并不明白这两种“完蛋”的区别所在，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的逻辑。但是，你的第一句话已经接近马克思的逻辑了。而钱颖一要和你叫板的，恰恰是你的第一句话，即：“当人类完全驾驭了自然力的时候，那个时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能就失效了”。这话从你的嘴里说出，很好啊。
你说一千年之后就要换另外的范式了，在这一点上，你已经是马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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