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在经受百年苦难之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是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深刻的两个事件。它是伟大的革命，是伟大的史诗；它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是人类精神的丰碑。完成这些成就的，是一支卓越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及其后继者。
1927年8月1日 ，一声枪响划破南昌城头无边的沉沉暗夜，宣告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全新军队的诞生，从那时起到现在，这支军队铁血天下，雄风万里，历经血雨腥风的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惊天动地的八年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三年解放战争，创下了世界战争史上一系列彪炳千古的军事奇迹，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用枪杆子打出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块曾经彻底消灭了黄毒赌黑等邪恶肮脏现象的干净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贵贱的人间乐园。这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被发挥到极致，也留下了人民军队的重要管理大法：刚性管理法则。
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现在几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的座右铭。这就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指挥权的解决使这支军队在为谁打仗、靠谁打仗、打什么仗、怎样打仗等一系列问题立即明朗起来。党指挥枪，恰如军事管理的一盏明灯。
厚实的东方智慧，使毛泽东得以登临世界军事思想的绝顶。1946—1949年间，他所指挥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双方用兵之数量，其战争规模之宏伟，超越了20世纪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全部战争，也超过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切战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之兵圣凯撒、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不过如同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其妙，他实际是运神思于方寸之间，而操胜负于万里之外！其军事指挥艺术之高超，其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整体运用配合之巧妙，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伟大的军事家。
马列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大同思想不谋而合，并在毛泽东的大脑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中提炼成一面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亿万中国人民自愿汇集到这面大旗下为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基、立身之本。在迄今为止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毛泽东缔造了一个最有效率、最有力量、最优秀的组织。这个组织从零开始，它不是中国政府最大遗产的继承者，不是精英组织，最初甚至只是个非政府组织，但就是凭着几个人、一面旗帜、一个信仰开始了艰难征程，最终，把原来欺凌过我们的列强全打了一遍，成就了东方不败的神话。毛泽东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高度重视军队建设。不管有人骂毛泽东是“匪”也好、“寇”也罢，还是说他逃跑主义，事实是在他领导下的红军就是走过了草地、翻过了雪山，把这支经历过血雨腥风考验和洗炼的钢铁部队，带到了陕北，重新建立了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而依靠以这支部队为核心建立和壮大起来的部队，拖跨了小日本，打败了蒋匪军，最后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创新开启了中国人按自己的方式创造历史的时代。毛泽东硬是把一群穿草鞋的农民，打造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具有刚柔兼济本色的管理吗？
红色管理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百年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到一起，并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发力。无论时光顺流还是倒流，也不管是在哪里，中国面临的问题都是同质的。而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当属毛泽东解决的最好。毛泽东在军事管理中屡创奇迹，四渡赤水就是典型的样板。四渡赤水重新改写了红军的历史，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由此改写中国的历史，同时也奠定了毛泽东在世界革命史、军事史、战争史的崇高地位。军事管理奇迹就这样被毛泽东在谈笑间创造出来。作为一名领袖人物，毛泽东总能洞见变化的趋势，并能有效地管理、顺应这些趋势。而他一手缔造、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屡创佳绩，并在几十年的发展壮大中，始终保持着持续而强劲的生命力。毛泽东胸中自有百万兵，善于并敢于以弱制强，用兵如神，其高超的战略战术成为永远的美谈。
这支军队为什么有如此惊天力量？毛泽东主席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这就是一代伟人的文风。说的何等酣畅淋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谈及人民军队，我们仿佛就会感到一种庄严与神圣，就会有一种洪亮的声音在回响：“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军事封锁和军事威胁，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重塑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踏着滚滚烽烟多次征战：50年代北出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西击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争，60年代南下越南的抗美援越战争、击退苏联侵犯的珍宝岛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强暴，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一系列的伟大战绩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也打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威风，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这一系列征战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几十年的安全环境，后来所谓“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和平。这就是强者的刚柔相济逻辑。
毛泽东正确地解决了人民军队怎样才有力量，怎样才能无敌于天下的问题，这就是以“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并在这个宗旨下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方针、原则、纪律、制度、战略战术。例如：党指挥枪的原则，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再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践不断证明，坚持毛泽东为人民军队确定的宗旨及相应的方针、原则、纪律、制度、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有力量，就能用同势甚至劣势的装备打败敌人，无敌于天下。这是基于毛泽东独特的建军思想——人民战争的思想，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主要表现在人民为本和军民一体化的梯次军事建制上。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毛主席还充满信心地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毛泽东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在《八连颂》中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今天，令西方列强望而止步的，正是毛泽东高超的人民战争思想。军民关系，实际上就是军队的社会形象。毛泽东时代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非常好的。谁都知道“亲人解放军”的说法。毛泽东有句名言说，如果一支军队被视为老百姓自己的军队，那这支军队将无敌于天下。现在军队的社会形象并不好，你看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军车，毛泽东时代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不可否认，美国的军队固然也是一个优秀的组织，但是，在军队组织系统的管理方面，他们比人民解放军略有逊色。于是就有了美军三次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他们既学习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也学习解放军的组织建设。越战后，美军士气降落到最低点，统计表明越南战争美军死了5万多人，其中军官5600多人，竟有1000多人是被士兵的黑枪打死的。这就是许多管理学术士顶礼膜拜、口口声声必欲学之而后快的西点军校杰作！官兵关系到了这种地步，其管理之糟糕程度可想而知。美军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的士兵打死我的军官？检讨的结果是，官兵不平等，上下沟通出了问题，所以他们就学习解放军的官兵关系，学习解放军怎样沟通。但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官兵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实现有效沟通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永远理解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军之本！譬如，毛泽东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整风运动的形式，为组织的有效沟通和净化提供了成功的范式。这样看似简单的范式，西点军校能学得了去吗？
人民解放军创立之初，组织成员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无产者、城市流氓无产者，但正是这些普通人成就了这个伟大的组织。解放军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对党对人民的绝对忠诚使绝大多数人即使在革命低潮时也不离不弃。人民解放军这个武装集团与其他组织系统一样，在组织建设中一方面不断敏锐地接受外部环境刺激，始终对环境和对手保持高度的警觉；另一方面，适应环境变化，在自己内部不断进行变革，始终使组织保持高度活力。红色管理巨大的成功背后，还隐藏着并不被人关注的组织力量。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如何将人民解放军打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并使这个组织系统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呢？这种巨大力量的重要来源，在于它的组织结构设计，它把党的建制设置到了最基层的连排一级，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团长、师长想把军队变成自己的军阀部队或是想哗变，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军队是党的，不是某个人的。在这种组织原则下，叛军和叛将现象很少，即使有个别叛变问题，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带走队伍。就是使像张国焘这样的党和军队的创始人，叛走时也连一个人都带不走。而这种组织设计的实质，其实是将信仰力量的最大化渗透，连一个班里都会设置党小组长，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价值观管理”的非常典型和精彩的案例。
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是其驾驭战争智慧的又一体现。有了人民的支持，人民解放军就无往而不胜。明白了这个秘密后就不难发现，当国民党在围剿红军时，实际上是在和整个根据地的军与民共同作战。所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两党之间的战争，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著名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人数上相差不多，但共产党却有着数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所以陈毅元帅不无幽默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毛泽东向来重视并善于运用民众的力量，他认为革命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一定会爆发出让一切反动派胆战心惊的力量。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毛泽东都是不惮于放手发动群众，不惮于充分依靠民众力量的，对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对蒋介石如此，对一切反动派都如此，对党内的腐败分子亦如此，结果无一例外地他都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敌人打的落花流水。
管理者，当宽严相济。《吴子·论将》曰：“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心威于刑，不可不严。”黄石公的《三略》云：“将兵还令，赏罚必信。”有铁的纪律才有铁的军队，是铁的军队，才可能有所向披靡的战绩。军队无纪律约束，如散沙一盘，怎能克敌制胜？组织系统的制度是规范成员行为的根本，是让众多成员行为协调统一的基础，简单一致才能产生执行力。军队的执行力是最好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死都要执行，就因为制度严格。这样的军队无疑会永远有无敌的力量，无敌于天下！
人民解放军虽然是一个军事组织，却具备了组织的普遍含义，她的成长为我们启示了一种比“学习型组织”更高级的组织模式，那就是生命型组织。所谓生命型组织，就是把组织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自己的结构、系统，还有理念、精神与灵魂；并能通过不断的学习与修炼，然后发展和壮大。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生命型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破译生命型组织的基因，获益颇多。任何生命型组织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是为人民服务，有了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就无往而不胜。其立意何其高远！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反对单纯的军事路线呢？原因就在于要把组织从一个农民部队、一个游击部队，缔造成一个人民军队、一个强大的生命型组织。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从上到下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而且在各级班子中还配有“政委”，政委的重要作用就是宣传解放军的各项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和提升解放军的生命力。不仅如此，为了永葆人民解放军这个组织系统的活力，毛泽东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通过岁岁年年的思想教育活动，逐步地把自由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歪风邪气从组织中清除干净，为组织的良性成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重温历史，我们深为我们的生命型组织——英雄军队而倍感自豪。我们不应该、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年代，以及那些曾经如火把般用生命点燃黎明的先烈。青年女诗人海田的长诗《雪傲枫红》，展现了这个生命型组织的灵性：“一个完整的人/必定拥有灵魂的信念/我思忖生命的属性/心灵的轨迹/在一枚红枫的对应下/灵魂的坐标/和奔跑的颜色。”字里行间，闪烁着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生命之光，共同组成了彭雪枫作为抗日将领和普通人的形象、性格、风貌，凸现了人物的崇高境界和品格——“信念在这里抵达执著/精神在这里浇铸丰碑”。一个由个体生命组成的生命型组织跃然纸上。
游击战本来是技战术，而在毛泽东那里，却发展成战略原则——游击战原则。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自豪地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些，都是充满革命首创精神的原则，是红军游击战争经验的结晶。面对如鱼得水、驾轻就熟的游击大师毛泽东，蒋介石哀叹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同，避实就虚，随心所欲；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外战争史上首次将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地位，主导全国军民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游击战争。毛泽东胸有成竹地指出，弱小的“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与毫无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败退现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敌进我进，在华北、华中开辟敌后战场，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的敌进我进方针，使游击战争不再主要是在内线作战中从属于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实施大规模独立作战，在战略上与内线作战的正规军进行配合。游击战争由此被真正提升到了战略地位。这既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理论的一大创新。于是，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战争奇观：在正面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内线作战的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节节失利，而在敌后战场上，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进攻作战中迅速推进，放手开辟抗日根据地，开辟出广阔的敌后战场。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著作，成了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经典。
中国哲学中有一个永恒的命题，即事物的变化是事物不变的规律，恰如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发展规律一样。而军事、商业竞争中竞争各方的实力也是如此，没有不变的优势和劣势。这种变化，恰恰就是竞争胜负的关键，不断的追寻、促成这种变化趋势就是竞争的本质。兵无定势，打无定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是毛泽东对运动战的通俗解释。战争中，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然而，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事实中总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紧密，有时不好打；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要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和全部奥妙，就在这里。如果说攻敌所必救，那么作为运动战的具体形式——走，则是运动战的最完美体现。1964年，毛泽东在和罗瑞卿一起回忆作战体会时曾说：打仗没什么，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三十六计上也有“走为上计”的表述，它是力量悬殊的竞争中，弱势一方的唯一正确选择。运动原则一般是通过走，即运动来调动敌人，消耗敌人实力，并在走中寻找、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机会。在敌我力量发生局部变化，有利于我时，则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毛泽东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大力气，亲自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80多年的历史，人民解放军始终把教育培养干部作为组织建设的根本。也正是这个干部教育培养制度，使得人民解放军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名帅、名将如云，而且从来都不缺领军打仗的人。毛泽东对麾下的如云战将可谓如数家珍，了如指掌。
人民解放军有先进的激励机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人民解放军这个优秀组织系统内，人人学有榜样，行有方向。一个士兵回忆，参军到部队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争夺“小红旗”。班长为了鼓励11名新战士能整理好内务，用红纸制作了3面小红旗。每天早晨，大家评比，谁的被子叠得规范，就把小红旗放到谁的床头。为夺得这面小旗，11名新兵展开了竞赛。现在想起来，他们正是从争取获得各种“小红旗”开始成为一名真正军人的。激励机制让人人成为先进。在战争实践中，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确保了这个组织系统的高效运行。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历来有“大学校”、“大熔炉”之美称，在培养人才方面成效显著，经验丰富。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培养了无数的有志之士；人民军队还是个大熔炉，她锻造了无数的钢铁战士。人民解放军能够由“土八路”升华成今天的正义之师、威武之师和胜利之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把一个武装集团建成了一所大学校，把一个武装集团建成了中国最具文化特色的组织。建国前后，毛泽东麾下“谋臣如云，战将如雨”，随便拉出几位，都能独挡一面，打出一片天地。现在社会上到处热炒“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其实，毛泽东一上井冈山就有把军队办成一所大学的思想。1939年，抗大总校开赴敌后办学，并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随营学校、陆军中学、专业学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总校连同各分校先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10余万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抗大培养的干部支撑起迅速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沿用抗大的办学模式，在各大战略区组建起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等学校，源源不断地为部队培养、输送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进而也为建立全国政权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建国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院校建设，把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视为和平时期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亲自审批了刘伯承同志提出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把军事学院的成立称作是我军建军史上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50年代初，我军先后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体系。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军脱下战袍，走进课堂，补习科学文化知识，总结带兵打仗经验。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基层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占68%，无法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现状，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将补习文化列入正式的训练科目，要求三年内，一般战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高小水平，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达到初中水平。为此，全军调配了5万多名文化教员，成立了近百所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学校，遵照“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建立起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等一系列教学制度。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中央警卫团，也办起了文化学校，毛泽东还亲自给战士们动员、讲课。当时，整个军队就像是一所大学校，许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完成了中小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成长进步打下了基础。事实证明，建立学习型组织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并不是什么彼得·圣吉的首倡。在毛泽东那里，既有系统的学习型组织理论，也有多年成功的实践。1966年5月7日的“五七指示”说得更明确，要把人民解放军办成一所大学校。当时毛泽东强调说，这个问题我们讲了几十年了，只不过现在应该做得更好。刚建国接手大城市时毛泽东就说，人民军队要办成大学校，这样我们就不愁没干部。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培养模式，现在没有一个管理学校比得上。李凯城大校讲道，援越抗法的时候，中国给胡志明派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顾问团，而韦国清在军史上地位并不高，在会打战的将士中排不到前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中等级别的顾问团指导着越南把法国人打败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者中的强者，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跪拜。看来，毛泽东确有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方略，提出了许多前人无以伦比的军事谋略理论原则。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谁也不会否认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功。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力量之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迄今为止，人民解放军的所有重大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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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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