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
——古希腊雅典奴隶制经济与民主制的关系
聪聪
摘要
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古希腊的雅典在梭伦改革之前，因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梭伦改革的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并不能平息因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斗争，雅典终于走到了个人独裁的僭主政治上来。而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反而达到了古希腊雅典建立民主制度以来最民主的阶段，公民不论出身贵贱，不论财富多寡，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究其社会历史原因，乃是因为这个民主制度是在希波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对外掠夺、扩张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大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度通过对外扩张、掠夺将内部矛盾转移到了海外，因而引起了国际间的矛盾斗争。伯里克利执政后不久，在全希腊境内出现的雅典与斯巴达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战争的失败导致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崩溃，其实根本原因依然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只不过雅典的民主制度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因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国际间的战争）罢了。
引言
号称民主制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是古希腊雅典自梭伦改革建立民主制度以来最民主的阶段。公民不论出身贵贱，不论财富多寡，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然而古希腊的雅典自从原始公社解体，进入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以来，就产生了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的私有）以及商品经济（这里说的商品经济不是指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而是指以小农生产为主导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是古希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黄金时期。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私有制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使城邦政府陷入政治危机、民主制彻底崩溃。那么，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为什么还能够存在，而且还发展到了极盛呢？究其社会历史的根源，乃是因为这个制度是建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对外掠夺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下面就从古希腊雅典建立民主制度说起。
一 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两极分化、阶级斗争与民主制度
在“荷马时代”的雅典，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公社开始解体，财产，特别是土地从公社所有转化为私人所有。与私有财产相适应，商品经济也发展起来。财产的私有，商品的交换破坏了原始公社时期的经济关系，代之而来的是以私有制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导致阶级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
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就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氏族贵族大量占有土地，另一方面产生了被称做“六一汉”的债务奴隶，并在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之旁产生了以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形成了三个派别：一派是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平原派；一派是耕种贫瘠土地的代表小农阶层的山地派；一派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海岸派。三个派别展开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亚里斯多德说：当时“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中心问题是债务奴役问题（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世界上古史纲》说：“雅典阶级斗争已达到公开暴动的严重地步” （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城邦政府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陷入政治危机。
普鲁塔克说：
山区的人主张极端民主制；平原地区的人主张采取极端的寡头制；海滨的人主张组成了第三派，主张采行一种中间性的混合制，他们反对前面两派，阻止其中任何一派取得优势。（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8页）
“山区的人”即山地派，“平原的人”即平原派，“海滨的人”即海岸派。所谓“山区的人主张极端民主制”，是说他们主张重新分配土地（普鲁塔克说：山地派的小农主张“重新分割土地”（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梭伦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9页），回到原始公社末期的民主制。从普鲁塔克的这段话中，我们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三派中的山地派和平原派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而海岸派的主张则是一种中间路线，是在调合前两派政治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斗争的结果是各个阶级、阶层相互妥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三派政治实力达到了某种平衡），三个派别选择了经营工商业的没落贵族梭伦进行调解，即所谓梭伦改革。
改革的内容中维护小农利益的条款有：“解负令”，解除一切债务，同时把出卖到国外为奴隶的人赎回。还有限制公民内部进一步贫富分化的维护小农利益的条款，如：“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禁止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等等。
改革对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最为有利的是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并按公民的等级规定了可担任的公职（梭伦改革的等级规定是，按照财产的多寡划分为四个等级：年收入达五百斗者为“五百斗级”，是为第一等级；年收入达三百斗，能养一匹马者为“骑士级”，是为第二等级；年收入达二百斗，能养两头牛者为“双牛级”，是为第三等级；年收入在二百斗以下者为“日佣级”，是为第四等级。这一改革还按公民的等级规定了可担任的公职：五百斗级可担任司库、执政官及以下的一切公职；骑士级可担任执政官及以下的一切公职；双牛级可担任小官吏；日佣不得担任公职，但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前仅氏族贵族可以参加〕）。原属平民以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其中不乏巨富者进入政权核心中来担任高级官职（当然，山地派小农等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其中一些人也可以担任低级官职）。另外，改革还有一系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属移民的给与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门手艺；对度量衡和货币制度进行改革等等。
对于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来说，改革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他们的政治权力却被消弱。除了以上所述的部分官职被原属平民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和第三等级的小农担任之外，梭伦改革还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四百人会议（四百人会议由四个部落各出一百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等级的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了原先贵族会议（又称元老院）的许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进一步消弱了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权力。当然，氏族部落的残余仍很浓厚，部落、胞族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很重要，贵族会议依然是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保垒。在经济上，他们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没有受到重创，依然是雅典最富有的阶级之一。
显然，这场阶级斗争是海岸派与山地派共同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主导改革的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海岸派。就雅典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如果没有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没有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主张的调解，雅典或者实行氏族贵族寡头统治，或者按照山地派小农的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回到原始社会未期的原始民主制。然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贫富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依然会走到梭伦改革之前的状况。而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调解，也就是梭伦的改革，对于雅典稳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原则有二：（1）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内部的分化，缓和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2）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内部分化的原则下大力发展工商业，将因私有制、商品经济导致的雅典内部公民的贫富分化、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城邦政府的政治危机部分地转移到海外。
在梭伦孜革之后，代表氏族贵族奴隶阶级的平原派反对梭伦改革，而代表小农的山地派，虽然限制贫富分化的条款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没有实现。他们都对改革不满，阶级斗争依然继续。吴于廑、齐世荣先生说：
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议他（梭伦）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谢绝，以示他对城邦政治的忠诚，反对个人独裁。（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所谓僭主政治是说僭主依靠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支持，实行个人独裁。就形式上的专制、独裁而言，僭主与氏族贵族的寡头独裁统治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僭主大都主张发展工商业，是维护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利益并兼顾小农利益的，而氏族贵族的寡头则是维护氏族贵奴隶主阶级利益的）
建议梭伦“搞僭主政治”，说明当时的阶级斗争依然激烈。而梭伦因为平原派的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和山地派的小农阶层对改革不满，执政仅一年，在颁布了他的改革政令后就辞职，离开了雅典。也就是说，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梭伦改革——调合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民主制没有平息因贫富分化而导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充其量是把阶级斗争引导到调整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从而使各阶级、阶层的矛盾限制在相互妥协的范围之内。《世界上古史纲》说：
有时因为斗争相持不下，选不出执政官（约公元前589、585年）；有的执政官任职之后，霸占职位达两年两月之久。约公元前581年，三派因长期内争，不得不相互协议，改变宪法。执政官增为十名，氏族贵族（平原派）占五名，农民（山地派）占三名，工商业者（海岸派）占二名。贵族平民各占半数。（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其中约公元前589、585年“选不出执政官”和“霸占职位”都体现了梭伦创立的民主制度的危机；而长期的内争导致“改变宪法”，将执政官增为十名，尤其是“农民（山地派）占三名”则是各阶级、阶层在斗争中突破了梭伦改革的民主制的政治框架，根据各派的政治实力重新进行调整（梭伦改革规定：按公民的财产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的公民才可以担任执政官。而山地派的农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第一、第二等级，当然也不能担任执政官。而十名执政官中有三名是山地派农民，可见梭伦改革的民主制的政治框架被打破）。
那么，雅典的阶级斗争能不能长期地以调解的方式持续下去呢？事实证明是不能的。梭伦离开雅典（公元前593年）的37年之后，即公元前560年，阶级斗争便突破了调解的方式。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一卷说：公元前560年，雅典发生了政变，庇西特拉图以山地派为支柱夺取了雅典的内城——卫城，并在雅典确立了自己的政权。还说：“在同其他两个政治集团——平原派和沿海派（即我们所说的海岸派——引者注）——的进一步斗争过程中，庇士特拉妥（即庇西特拉图——引者注）曾两次被迫放弃雅典，而只是第三次借雇佣军的帮助并在农业居民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权。”（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6页）
此后，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实行僭主政治大约半个世纪，执行的国策，与梭伦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政治上，依然在削弱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权力；在经济上，对各个阶级、阶层实行的还是所谓“中间”路线，即：限制两极分化，大力发展工商业，把雅典的内部危机向海外转移。不同的是，他不仅限制贫富分化，还进一步“保护中农和部分小农的利益。他将从自己的政敌那里没收得来的土地分发给他们，为他们建立了便宜的农业贷款。”（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7页）不过这个“中间”路线在政治上是依靠僭主的个人独裁来实现的。在此期间，雅典的经济，尤其是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世界上古史纲》说：“公元前560—520年间，阿提卡出产的瓶已大量出口，抵达开俄斯、列斯堡、塞浦路斯、小亚、黑海沿岸和埃及，西方达到南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和法国南部。其他输出商品还有油、酒和银。输入则为粮食、木材、鱼类。”（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也就是说雅典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竟然是在独裁的僭主政治条件下实现的。
可见，私有制、商品经济导致雅典公民的贫富分化以及激烈的阶级斗争、城邦政治危机，并没有在各阶级、阶层相互妥协的民主制度以及公元前581年各个阶级、阶层重新进行调解中得到解决，终于在梭伦改革的37年之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条件下被独裁的僭主政治所取代。更重要的是，梭伦改革建立的民主制把因私有制、商品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后的各阶级、阶层依财富的多寡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公民内部远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充其量是一种相对平等的民主制度。那么继承了梭伦改革的民主制度，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并且“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所谓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何以能够存在呢？下面我们就来讨论。
二 伯里克利时代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民主制度
伯里克利执政正直希腊和波斯战争（以下简称希波战争）结束。伯里克利执政了十五年（公元前443—前429年）。他的改革或者说雅典民主制的极盛时期是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内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结果。而这个斗争过程是在克利斯提尼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是在僭主政治垮台之后发生的，大致情况如下：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27年去世，他的儿子执政。公元前514年庇西特拉图的仇家哈摩狄俄斯和阿里斯托癸同领导了反庇西特拉图之子的事件，公元前510年庇西特拉图的长子被逐出雅典，次子被杀。塞尔格叶夫说：“这次反庇士特拉妥氏族的运动，主要地从国外的政局变化可以得到解释。波斯人在小亚细亚得势，便引起庇士特拉妥的盟邦的势力之削弱。萨摩斯僭主吕波克剌提已死。雅典失掉了西革翁，而且雅典在色雷西亚的刻索泥折的领土又落入波斯的势力之下。那个时候，甚至在雅典内部，反僭主政治的运动也强大起来。”〔《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页〕也就是说，僭主政治是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才被打垮的，否则它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接下来的是克利斯提尼的民主改革。12年后，发生了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以下简称希波战争〕，雅典内部的阶级斗争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因此，在希波战争期间，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民主制被延续下来，雅典内部的阶级斗争才在民主制的框架下进行。因为克利斯提尼改革是波斯西进导致的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改革后，雅典内部的阶级斗争很可能受到波斯西进的威协而未深入展开就发生了希波战争，所以本文只在本注释中简单介绍僭主政治到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不做深入的讨论）的民主制框架下进行的，因此，我们要结合希波战争探讨在民主制框架下的雅典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民主制。
希波战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500年爱奥尼亚各邦暴动至公元前479年布拉底战役，这一阶段是希腊军队抵抗波斯侵略军并取得胜利的阶段；第二阶段为公元前479年末米卡尔海战至公元前449年战争双方缔结“卡里阿斯和约”正式结束战争，这一阶段是雅典军队向外侵略扩张，建立海上霸权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以希腊为胜方的马拉松战役之后，围绕着重点发展海军还是发展陆军的问题，各阶级、阶层展开了一场斗争。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寡头派、“双牛”级公民即小农阶层为了保护他们的土地，以及“双牛”级公民是重装步兵的主力，他们主张重点发展陆军。而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派和第四等级的“日佣”级公民（“日佣”级公民没有田地方面的顾虑，并且很多人都在工商航海业中谋生）主张全力发展海军。寡头派的代表人物是马拉松战役的名将阿里斯特，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太米斯托克利。民主派取得了胜利，阿里斯特被流放。从此，雅典建立了庞大的海军，为日后雅典的海上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阶段中，雅典的海军发展壮大起来，战争的性质从反抗波斯人的侵略演变为争夺海上霸权，此时外部矛盾减轻，内部矛盾突显出来，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异常激烈。斗争表面上是围绕着对斯巴达的政策展开的，其实是雅典实行民主制还是实行像斯巴达那样的寡头制的斗争。寡头派的领袖西门在斯巴达的支持下，于公元前477年将民主派领袖太米斯托克利流放，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获胜，西门当政。此后，雅典的公民大会及其民主政治机关，形式上还继续工作，但他们的活动却受到贵族会议（元老院）的经常监督（苏联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5页）。
继太米斯托克利之后，厄非阿尔斯特成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派领袖。公元前462年，厄非阿尔斯特乘西门带兵支援斯巴达镇压奴隶暴动之机，采用贝壳流放法将西门放逐。并通过公民大会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贵族会议的一切权力（包括监督宪法执行、控制行政长官行动等权）被剥夺，保留下来的司法权也只剩下涉及宗教传统及杀人犯的审理。按照苏联古希腊学者塞尔格叶夫的说法，厄非阿尔斯特的这次改革，把贵族会议（元老院）掌握着的城邦最高权力转给了三个民主机关：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32页）。公民大会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直接民主制，所有公民都是大会的成员，可以参加讨论发言和行使投票表决权。五百人大会属于行政机构，职责是制定公民大会的议程，并落实公民大会的决议。陪审法庭是雅典的最高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其权利也掌握在公民的手中。改革之后不久，公元前461年厄非阿尔斯特被他的政敌谋杀。
此后的雅典政治制度以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具体情况史料有缺，详细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但十二年之后，即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之际，伯里克利代表工商业奴隶主民主派又和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政治较量。伯里克利的政敌、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寡头派首领，据塞尔格叶夫说是墨勒西亚斯之子修昔的底斯（不是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很可能厄非阿尔斯特死后，掌握城邦大权的就是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修昔的底斯。伯里克利战胜修昔的底斯，并将其流放之后掌握了城邦大权，走上执政的岗位。伯里克利执政后，首先巩固了厄非阿尔斯特的改革，即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陪审法庭继续为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次做了一系列补充性质的改革，如：扩大陪审法庭的人数；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没有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担任官职者皆以抽签方式产生；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发给工资和补贴等等。显然，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是厄非阿尔斯特与伯里克利两次改革完成的，而无论贵贱、无论财富的多寡，在政治上，雅典公民一律平等的奴隶制社会中的最高民主阶段则是在伯里克利的民主改革后完成的。
在此期间，尤其是雅典的海上霸权建立以来至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商品经济还发展到了雅典奴隶制时期最繁荣的黄金时代。据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二卷说，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拜里厄斯港变成古代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输入拜里阿斯港的有黑海北岸、埃及和西西里的粮食，黑海沿岸的咸鱼、蜂蜜、蜂腊、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迦太基和波斯的地毯，东方国家的各种香料、芳香油和其他奢侈品，非洲的象牙，埃及的麻布衣料和帆布，埃特鲁里亚的靴鞋和青铜器，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造船木材、松香和大麻，塞浦路斯的铜，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拜里厄斯港还从不同地区输入奴隶。在所有这些物品中，雅典本身只需要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商品就地转卖，换装到别的船上，运往其他城市和国家。转口业使雅典大发其财，不论进出口货物，一律征收2%税金，另外还征收各种交易税。……雅典往外输出手工艺品（特别是陶器）、葡萄酒和橄榄油。拜里厄斯港的总贸易额达2000塔兰同，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0—41页）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也说，公元前5世纪：“雅典当时是希腊各邦中经济最发达的，不仅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总数和工农业生产居全希腊之冠，它的产品还远销整个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5页）吴于廑、齐世荣先生在概括公元前5世纪希腊商品经济时还说：
公元前5世纪时，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这样一来，尽管古代奴隶制经济始终不脱自然经济的总范围，古代国家也无不以农为本（雅典也不例外，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希腊社会中的商品经济的比重已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267页）
从太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公元前477年）到伯里克利执政（公元前443年）的三十多年时间里，阶级斗争的形势较梭伦改革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梭伦改革时，主导改革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即调解三大阶级、阶层或者说三大派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其结果，因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贫富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在民主制的条件下获得解决，雅典终于走上了个人独裁的僭主政治；而希波战争期间及战后，则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争夺领导权，政权在代表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寡头派和代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派手中反复更迭，而第三等级（双牛）的小农和第四等级（日佣）的贫民没有像梭伦改革前后的山地派小农那样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活动于政治舞台，而是站在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一边反对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这表明，这一时期因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公民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雅典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阶段没有扩大贫富分化因而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呢？拙见以为，这是因为雅典海上霸权建立之后直至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对外掠夺和扩张。
雅典海上霸权建立之后，“雅典同盟”入盟各城邦在战时交纳的盟金后来都被雅典纳入自己的囊中。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不许盟邦退盟，并强迫各盟邦交纳税金。更重要的是，雅典军队在境外作战，每次胜利都会掠夺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介绍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时说：在雅典“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又说：在雅典“手工业作坊可按使用奴隶的规模分为两大类。大作坊使用奴隶约20—30人，最多可达100余人。小作坊使用奴隶在5—10人之间，作坊主一般就是公民中的第三等级的手工业者，往往参加劳动，此外也有只用一二名奴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在雅典，使用奴隶最多、最集中的行业是国有矿山的采矿业。例如著名的劳立温银矿使用奴隶多达1万人以上，由采矿奴隶主分片承包管理，全用奴隶下井开采，奴隶有业主自置者亦有租用者。出租奴隶的多来自中上阶层，往往是大奴隶主。例如雅典首富尼西亚斯就有出租奴1000人之多，但他自己不经营矿业，奴隶全用于出租。……在家庭劳务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则几乎包括所有等级的公民。不仅第一等级之家奴仆众多，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中也不乏用一名家奴者……”（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265页）虽然我们不知道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奴隶总数增加了多少，但从第三、第四等级的部分公民也使用奴隶来看，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奴隶数量剧增是没有问题的（这些奴隶可能是战争的俘虏，也可能是买来的，但归根结底都是在战争中掠夺来的），结果导致雅典公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减轻。而雅典的对外扩张和掠夺导致的雅典经济大发展乃是其阶级斗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伯利克利时代雅典较梭伦改革后的雅典社会通过工商业部分地转移内部危机来说，内部的阶级斗争要缓和得多。而“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的状况转变成雅典公民对奴隶的压迫、剥削和对外的扩张、掠夺。因此，以对外掠夺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是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得以建立的前提。如果没有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对外掠夺、扩张导致的奴隶制经济大发展，雅典内部依然会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其民主制度将被彻底打碎。
当然，私有制、商品经济导致的贫富分化，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雅典依然存在着大量的无法生存的贫民。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说：伯里克利改革之后，“在民主派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情绪：城市贫民渴望能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对已经进行的温和改革很不满意。伯里克理斯（即伯里克利）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来缓和反对情绪的增长。例如，雅典曾投了大量资金兴修公共建筑物，这种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雅典贫苦公民得到工资。公共需要的开支不仅靠国家拨款，而且吸收私人资金。……在这时期，在盟邦领土上建立的军事殖民区也比从前大得多了。这样做马上达到了三个目的：使雅典霸权范围内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据点经常受到宗主国的监督；雅典的无产公民（被送到军事移民区的主要是贫民）能够得到土地；最后，由于贫民的迁移，就削弱了公民大会中过激反对的力量。”（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4页）这就是说，雅典内部各阶级、阶层的矛盾依然存在，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深化，为了防止出现城邦内部，或者说民主制度的政治经济危机，必然要进一步将危机转移到海外。这种转移必然引起国际间的矛盾斗争。伯里克利执政后不久，在全希腊境内出现的雅典与斯巴达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战争的失败导致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崩溃，其实根本原因依然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斗争，只不过雅典的民主制度将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因贫富分化导致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国际间的战争）罢了。
无论如何，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民主制绝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绝对完美的理想的制度，它是建立在私有制、商品经济规律支配下的，在希波战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以对外掠夺、扩张为特征的奴隶制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奴隶制经济的大发展，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根本就无法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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