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在我们社会树起个人主义的价值标杆?
何由之
《中华魂》2010年第8期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同志：
最近，我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读到董健教授《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一文（见复印件），感到这真是一篇令人惊讶的奇文。这位标明是南京大学前副校长的教授，毫不隐晦地全面肯定“个人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之政治伦理、道德伦理的价值基础”，认为个人主义“和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不是一回事”；认为“‘国家’、‘民族’、‘集体’、‘党’是反个人主义者所用的主要依据”，“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当权到共产党主政，都批判个人主义，都党国至上”；由于我们反对个人主义，弘扬集体主义，实际上建立的仍然是一个“臣民社会”，也就是他所说的“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无公民社会可言”；甚至认为今天我们社会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是个人主义被否定的结果，等等。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总之，他是把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作为“普世价值”，要求我们加以确认和推广。我作为地方学院的一名青年政治理论课教师，真不知道这位前副校长在位的时候，在我国著名学府的南京大学是不是就推行他的这一套思想，如果那样做，会对青年学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对青年人负责吗？现在一些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出现了迷惘和困惑，对国家前途、人民命运和集体事业表现冷漠，我们在思想教育中究竟要坚持什么样的导向，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这个问题希望能进一步得到前辈的指教。
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青年教师田姝
复信
田姝老师：你好！
《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和《董文》复印件，读后非常赞同你的看法，特别是你作为政治理论课的青年教师具有敏锐的眼光和高度责任感，使我感到钦佩。读了这篇奇文，我再一次感受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大背景下，一些人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失掉了信心，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往往拿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和追求开刀，到西方去窃取他们所需要的“圣火”，学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它们打扮成惠及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加以推销。这确是令历史悲哀的一种现象。这位南京大学前副校长为了褒扬个人主义而提出的种种问题，诸如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个人主义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否定了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是虚假的，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个人主义的遗产以推动我们公民社会的建设，等等，如你来信所说，这些关系到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要坚持什么样的导向问题，是应当加以辨析的。
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吗？
《董文》和此类文字的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论证他们提出的问题时，总是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方法，来论证阶级社会中的各种思想和现象。这种反历史、反科学的方法，注定了他们结论的荒谬性。把个人主义说成是一个完全正面的概念，具有普世的意义，便是一例。
我们不妨先看来自西方权威性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个人主义的定义，它写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创造这个词的法国政治评论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把它形容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它使人们仅仅关心自己家庭和朋友的小圈子”。就连创造这个词的人都不把它看成是完全正面的概念，而我们这位中国的学者也太超前了。严格地说，个人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随之产生的思想体系。它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而且是一种关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对于这样一个全面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而去抽象地肯定、赞扬并要求人们照搬它的一套呢？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个人主义有多种多样的阐释，但基本的、核心的说法，就是强调个人本位或个人中心的思想。这种个人主义所内含的个人的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先进人物用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口号。他们强调，人是生而平等的，生而自由的，因而要承认个人本位、个人中心和一切为了个人的目的。虽然这些口号在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中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把它们说成是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则是违背事实的。这不但因为根本不存在天生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而且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一类的个人本位的思想，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的，他们要求的自由是剥削自由和贸易自由，他们要求的平等是等价交换和契约平等。因而，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道德原则，而且也是表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一种基本理论。他们总是用天赋人权、契约论等等理论来表现对个人自由、平等的尊重，用虚幻的人性与人的价值的理论来掩盖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从而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正是用这样的理论，通过他们建立的制度、法律和种种手段，一方面在与对立阶级的斗争中夺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在本阶级内部分配权力和利益。毫无疑义，这些才是体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如果否认了这种历史的、阶级的实质，而把它抽象成所谓普遍的人性原则，就根本违背了历史事实，是虚伪的、骗人的把戏。
这里应当指出，我们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否定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更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否定自由、平等的口号，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善于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并加以改造创新。比如，无产阶级接过自由、平等的口号，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具体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内涵。无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是不受阶级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平等，是真正为全体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同时他们又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94页）这深刻表明了这两者的根本的质的区别。所以，我们所不赞同的，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一类口号抽象化，变成空洞的人性和人性要求，从而要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社会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就是《董文》所表现的特点，为此，它还不惜用歪曲历史和现实的办法，来强化自己的观点。
例如，它用“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有着根本性区别”这样的命题，来否定新中国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这里所说的公民社会显然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臣民社会则是指封建专制社会。唯物史观的常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它不但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使人民群众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成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种历史的进步，还只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还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这位在这里有意隐瞒了一个基本事实：只要社会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占有就不可能有实际上的平等，从而把这种带有很大虚假性的公民社会看成是完全确立了个人本位的独立、尊严和价值，抹杀资产者和雇佣者之间存在的剥削和被剥削、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并把这种公民社会看成是我们必须奉为神明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这还不够，这位还不惜把台独头目、随后堕落成为台湾最大贪污犯的陈水扁上台，看作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就是通过非暴力手段，通过民主和理性把权力进行了交接”（该转引李慎之语），也就是建立了他所希望的公民社会。时至今日，竟然还请出这样一个历史小丑来体现这样的大转折，这个转折也太不值钱了。其实，这不过是他论述的一个引子，随之就图穷匕首见，把矛头直接指向新中国，特别点明“毛泽东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无公民社会可言”。这就奇哉怪也。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哪一个和暴力无关，为什么他们建立的社会就是充满人性、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而只有人民革命——使亿万群众翻身解放，少数压迫者被赶下历史舞台的革命，注定了只能建立一个“传统的臣民社会”。这不单是历史的无知，而是十足的历史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一种迷恋西方的痴狂症。
又如，为了证明个人主义的普遍价值，这位还把我们党和国民党等量齐观，说什么“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当权到共产党主政，都批判个人主义，都党国至上”。并说，“‘国家’、‘民族’、‘集体’、‘党’是反个人主义者所用的主要依据。”这里涉及国家、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故意抹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都把它们说成是党国至上，无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国民党在蒋介石集团把持下，践踏人权，屠杀群众，是信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政，正因为这样，它最终失掉了人心，被原来弱小的人民革命力量所推翻。而共产党始终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与广大人民同命运、共呼吸，血脉相连，最终赢得了人心，赢得了胜利。我们并不否认党在一个时期犯有错误，包括对人民民主和法制的伤害，但一个郑重的党是勇于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也因此会获得人民的谅解和拥护。这样性质根本不同的两个党，有意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谴责，当然，蒋介石已经是一个死老虎，的真实目的，是用以衬托新中国并不是一个“确认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至于所要求的“现代的和谐社会”，则是“我们现代正在争取、还没有达到的现代公民社会”，也就是以西方为模式的现代公民社会。这就是现在某些人的梦想，不过这位前副校长的梦意更浓一些罢了。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我们时代的旗帜
我们不但不能照搬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也反对以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价值导向。我们时代需要高扬的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
个人主义是着眼于抽象的人，把个人绝对化、空洞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这说明，个人是作为阶级成员加入到某一阶级集体中去的，从而在这个集体中获得一定的自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在所属阶级的整体利益中分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重要表现。
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要求决定了它与集体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主义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也体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和道德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真实地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包括个人利益的实现形式。这种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辩证统一的真实性，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标榜的“虚幻的集体”、“冒充的集体”严格区别了开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诋毁的那样，无视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相反，它强调必须尊重和重视个人利益，通过有效手段将集体利益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利益主体上去；同时它又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反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只有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辩证统一的关系，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所蕴含着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体现在我们的理论上，也融入国家的相关政策中，是再明白不过的。
然而，《董文》为了全面肯定个人主义，说“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讲究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时候，个人主义还是一个体现着人之现代化追求的价值”，“个人主义还是一个正面的价值”，而完全不讲当时先进分子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正确认识。事实上，李大钊在1921年1月5日发表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就指出，“社会的学说的用处，就在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限问题。凡不能就此问题为圆满的解决者，不足称为社会的学说”。他批评个人主义“是极端主张发展个性权能者，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他指出，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两个事实，而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一说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说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离开社会，也无所谓个人。他还说，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而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而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都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而是活的机体。所以他认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才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才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参看《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4页）这难道不是对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很好说明吗？怎么能够说五四时期先进分子只是把个人主义作为追求的正面价值呢？
还借助胡适写过一篇《易卜生主义》的文章，说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中，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正面的道德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立、自由、自主，强调个人反抗‘社会’的压迫”；说胡适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鼓励在中国兴起个人主义价值观”，否则，“必须还会回到臣民社会中去”。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臣民社会不承认‘个人’，所有的人在统治者心目中都是工具化、非人化、奴隶化的，都是他们暴力夺取和维护独裁政权的炮灰。中共有一位元帅曾经说过：‘我打仗就是往锅底填柴火’。填的这些柴火就是士兵”。姑且不论这种歪曲及其阴暗心理，这里只说他所鼓吹的易卜生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不是就能够建立起那么美好的社会呢？鲁迅同样写过一篇有关易卜生戏剧的文章：《娜拉走后怎样》，娜拉是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它的基本剧情就是娜拉这位女主人公当初是满足于她所谓幸福的家庭生活的，后来她觉悟了，自己不过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于是她走了，只听得关门声，就闭幕了。这个剧本表现了易卜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的猛烈抨击，鼓吹个性解放，他的作品五四时期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的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斗争起过积极的作用。鲁迅在讲演中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他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他说，为娜拉计，她走后最要紧的要有钱，就是经济，否则免不了堕落或回来；他又指出，“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这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分析是何等的深刻，所以他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参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165—170页）这是对那种以为靠个人主义就能够建起美满的现代社会的梦呓的有力批判，也指明了改造社会、实现个人价值的真正出路。相比之下，胡适的文章仍然停留在对所谓易卜生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赞美上，并把它作为济世良方塞给中国人，这就显得这位博士在社会问题上过于肤浅了。而《董文》却把它奉为圭臬，作为在今天中国推销个人主义的权威性依据，这就失去了一位中文系教授应有的历史分析能力，就更显得鹦鹉学舌般的浅薄和无聊了。
总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是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价值导向；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实际上是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阶级谋私利的价值导向。我们从公有制、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私有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不同序列所表现的利益从属关系中，就会明显看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同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原则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的这种对立已不只是表现在不同的伦理道德原则上，而且必然表现在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走向上。那种全面肯定、颂扬个人主义，企图用个人主义原则取代集体主义原则可能导致的后果，也就十分清楚了。
要充分认识个人主义的危害性
应当说，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产生是适应了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它作为奠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显现出来，成为社会前进的阻碍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就证明了这一点。
个人主义作为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对社会特别对青年会产生严重的误导和可怕的后果。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是最基本的，反对把群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以利己主义作为追求的目标。个人主义的极端形态是自我中心主义，或者叫极端个人主义，它反对平等，把自我看成至高无上，这就容易把人特别是青年引向邪路。我们并不否认个人主义也是人生的一个动力，但这种动力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自私使人目光短浅，利己使人心胸狭隘，这种人往往小有成就就骄傲自满，止步不前，稍有挫折就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以个人为中心就不可能正确处理“小我”和“大我”、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可能在集体中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人际关系，而是把时间和精力用来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甚至损人利己无所不为；这种人缺乏高尚的人生目标，难以具备抵御各种诱惑的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容易滑向人生追求的反面。所以，个人主义不仅会妨碍和扼杀人的情感、理性和才华的全面发挥，而且这种个人主义走向极端，还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而我们时代所要求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科学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是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利符合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摆脱了个人主义的羁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每个人应当成为“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7页）这深刻指明了人生应有的正确取向。正如古人所云：“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集体主义对个人具有精神解放的社会意义，它使人高屋建瓴地审视社会和人生，正确地树立科学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向、方法和途径，在集体中追求卓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进取精神；它会使人志存高远，有远大而崇高的奋斗目标，胜不骄，败不馁，百折不挠，乐观进取；它使人无私利之心，有助人之诚，从而形成有助于人才成长的融洽互助的友爱集体，在集体的事业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奉献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美好的生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价值观相比较，借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不同境界吧。
从上述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我们特别是作为教育工，应当给社会给青年提供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应有的社会责任，也关乎一个人起码的社会良知。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大学教授、前副校长却如此美化、推销个人主义，甚至把这些年来由于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理想信念丧失而造成的腐败现象，也归结为过去集体主义教育压抑了人性的结果，这真是颠倒是非黑白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好了，我们的交流就到此为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祝你在教学和研究中不断进步！
以心相通的老年朋友何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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