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３０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基本形成。与此相伴随的一个现象是，特殊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期待稳定，但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总是束缚它们的手脚。于是他们纠结各种势力，散布一种谬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了紧要关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云云。其实，改革的确已经进入一种紧要关头，即改革已经进入共产党能否变质为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化派所期望的那种改革能否继续的紧要关头。只是立场不同的人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期待而已。从自由化派所散布的言论中，笔者看到了它们的两副嘴脸：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迫不及待地希望推翻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解放它们的“生产力”、“剥削力”、“统治力”，将其既得利益彻底合法化，以便高枕无忧，邪恶嘴脸暴露无遗；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与现实社会已经如胶似漆，社会动荡对其更不利（《共产党宣言》不是已经指出嘛：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原因应该就是这个。），他们迫切需要平稳“过渡”，趟过“深水区”就大功告成了！这种阴险嘴脸更是可怕！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国内以鼓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闻名”的《炎黄春秋》杂志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已成功挤入为特殊利益集团做代理，当传声筒的行列。它们时常发布一些贴近自由化派、贴近大资本家、贴近帝国主义，为其主子们所喜闻乐见的宏论，提出各种瓦解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
最近，在该杂志今年第８期上，刊登了其编委会骨干成员，同时顶着 “中央党校教授”漂亮帽子的杜光的文章《我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以下简称“杜文”），竭力讽刺污蔑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再一次抛出了自由化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基本纲领。杜文看似为人民指“明”了方向，其实是把特殊利益集团的路指明了，却要人民群众在黑暗中永世不得翻身。虽然，杜文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就拿几年前散布“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的谢韬们来说，哪个“水平”在其之下？可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经常的、反复的，昨日有谢韬，今日有杜光，他们不厌其烦，我们怎么能够厌烦呢？
一
杜文开篇即提出：“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极有必要回头省思存在的问题，以寻求更好的发展路径。”此话何等正确，可是我们能指望杜光会给出什么良方吗？显然不能，杜光们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基础统统掏光、挖光才会罢休的！杜光及其所吸附于上的《炎黄春秋》一贯主张的所谓“发展路径”不就是私有化那一套吗？
杜文在谈所谓“中国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模式”时首先拿农业的的合作化开刀，意思是由于没有确立“破除集体经济、全盘私有化”的目标模式，所以农村改革慢慢吞吞。杜文还无不带着一种讽刺的口气说：“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包产到户才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并美其名曰农业生产责任制。”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虽然这种带有“包产到户”性质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偏离了农业合作化的方向，但是农村土地的集体经济属性毕竟避免了资本化的侵袭（在今年２月《半月谈》杂志刊登的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专访中，陈提出要“警惕大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带来的问题”，笔者认为光警惕是不够的，要彻底揭露杜光们要将农民生存的底线掏空、挖光的“目标模式”）。其实，经过３０多年来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经验，农业不走集约化（当然，这种“集约化”主要是指生产经营方式）是很难致富的。关于农业问题，邓小平同志的“两个飞跃”思想（即邓小平１９９３年谈到的“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事实证明，凡是真正坚持农业合作化方向的，农业必然发展、农民必然致富、农村必然繁荣。（参见：《南街村等提前实现邓小平“两个飞跃”的构想》）杜光们这些以前习惯打着小平同志旗号搞自由化，如今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翅膀硬了，时机成熟了，就开始有要把邓小平旗号抛弃的迹象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近年来多次直接打出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覆灭的赵氏集团旗号看出来）。表现在农业问题上，就是他们全然不顾小平同志的这“两个飞跃”思想，尤其是后一个“飞跃”所强调的“发展集体经济”。
杜文在洋洋得意、如数家珍似的叙述我国经济体制怎样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忘发了一个牢骚：“但是，为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反而模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事实真的如此吗？按照权威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这让笔者想起了负责经济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鸟笼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好比鸟笼，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运行方式好比笼子里的鸟儿，鸟儿在鸟笼里可以任其自由飞翔，但是不可以飞出鸟笼子。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这一理论不完全相同，但是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目标，也能避免服用新自由主义毒药后的剧烈反作用。
二
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杜文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当确立有利于人民，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目标，而不是让少数人暴富，多数人奴隶般生活的什么目标。再看看杜文，到了金融危机早已肆虐全球的今天，还死活抱着私有化、自由市场理论（荐《证大集团董事长：自由市场经济是一条奴役之路》一文）等西方教条。简直是死不悔改，不带着花岗岩脑袋见阎王就决不善罢甘休！
当前，虽然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面临着重大抉择，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在党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过去证明过这一点，前苏联的教训也提醒我们这一点）还是有的，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瓦解的，所以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能够幸福生活的政治基础还在。
可是，这一切引起了杜光等死不悔改的自由化分子天然的嫉恨，他们决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他们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搬出马克思的一句话：“一个社会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生产关系，在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母胎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其实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哪里是杜光的发明呢？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特征，创立了列宁主义，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也曾遭到第二国际考茨基“庸俗生产力论”的攻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在苏联建立起来了，尽管它面临很大考验，但其巨大意义已经为历史证明。对于打着庸俗生产力理论的旗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恐怕前苏联人民更有体会。
杜文还套用小平同志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搞不清楚”这句话为自己壮胆。果真如此吗？按照杜光们的解释，有了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似乎什么玩意都能算作社会主义了，私有化是，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也是，否定党的领导可能也是。其实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并不难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本是明摆着的，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搞不清楚”的问题（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论述呢？），而是指具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模式还是有待进一步探索。
杜文这株大毒草的恶毒之处还在于它恶毒攻击革命左派（革命左派并不是极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天然是左派，杜光这撮子自由化分子总想着把这个界限搅得像潭浑水，以便他们扣帽子），恶毒攻击党章明确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杜文说：“其实，改革派的领导人只要离开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高举我前面引用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理直气壮地宣告改革就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为了‘到达社会主义’而必须‘经过’的民主主义，就可以驳倒极‘左’派的责难。”多么猖狂啊！笔者倒是觉得杜光先生还在《炎黄春秋》写文章是屈才了！杜光有驳倒毛泽东思想的能耐干嘛还不亲自行动呢？恐怕是怕落得一个和其“难兄”李锐一样的下场吧？（参见：《揭露反共分子李锐真实嘴脸的两篇好文》）
三
奠定了所谓中国现阶段改革还是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杜文终于揭开了自由化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全部纲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和社会“平等化”。实事求是讲，这四大纲领，除了经济市场化，是的的确确反映杜文真实意思，其他四项无不带着资产阶级虚伪性。
谈到所谓“经济市场化”，笔者已经很麻木了，懒得再谈这类问题了，新自由主义对全球的危害不需要多谈了，有的网友谈得还更好。笔者这里想谈谈杜文抛出的亚当·斯密关于自由市场的名言。
记得在以前，自由化派人士大多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马克思主义还是１００多年前的玩意，哪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啊？！可是他们一想到私有化，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亚当·斯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２００年前的理论来作武器。这岂不更是可笑吗？当然，杜光这些人是聪明的，自从碰壁后，他们走向了一条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为主要方法，实质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他们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通过自己捣鼓，阉割马克思主义灵魂，炮制出的“恩格斯晚年思想”。其实这种谬论不值得再多说了，谎言重复一万遍还是谎言。笔者倒是觉得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杜光及其追随者们好好思考亚当·斯密晚年为什么想烧毁《国富论》（参见：《亚当·斯密晚年为什么想把＜国富论＞付之一炬》）。
所谓“政治民主化”欺骗性也是十足。杜文继续兜售近年其主子制作出的“普世价值”毒药。杜文说：“民主成为普适性的价值，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事。”可是稍微有点常识性的人都应该明白，人是分阶级的，不同阶级的立场不同，价值观也不同。世界上哪有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呢？当然，正如著名反伪斗士（近年来成为反“普”斗士）司马南先生所说的：“比如民主，就抽象理念而言，你吼着说它是普世价值，我安然做我的俯卧撑；你说它是最重要的生活伦理，我干脆自己出去打酱油。”关键是这些兜售“普世价值”毒药的杜光们非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普世”的，我们非搬用不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深深明白，有了人民的真正幸福。他们时时刻刻想着把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之内，永远动不了财富的一根毫毛。就拿自由化分子的精神祖国美国来说吧，两极分化（参见笔者旧文《简评＜炎黄春秋＞＜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一文》最后引用的数据）长期得不到解决，照那种“民主”下去，只能是永远的游戏，哪有什么人民民主可言？对此，一些苍蝇子可能会嗡嗡叫：人家政治多清廉啊。其实这是莫大谎言，是美国强大宣传机器长期渗透下使我们一些善良群众产生的错误认识。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建国２００多年，拥有巨大物质总财富，却长期没有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不是腐败是什么？大资产阶级（现在主要是那些大金融资产阶级）过着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无比优越的生活，而其他人过着工薪阶层式的紧张生活，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也许一位叫史塔克的美国中产阶级（其实这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具有点经济学价值罢了）可以教训我们可爱的杜光先生：
The commun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The capitalist cr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gulli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greed.（参见：《＜史塔克宣言＞：被美国和谐的219撞机事件主驾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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