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怒斥《炎黄春秋》的反宪法宣传并驳张海文之谬

怒斥《炎黄春秋》的反宪法宣传并驳张海文之谬

——评《炎黄春秋》《“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

尽人皆知，《炎黄春秋》进行反宪法的宣传由来已久，最近又再度嚣张起来。该刊今年第三期发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海文写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就是其突出表现。对于这样的事，全国人民和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绝不能任其自由泛滥。

一、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前后》一文矛头直指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表面上看，张文是针对文革中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而写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这篇文章里发表了毛泽东当时针对学生中存在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用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队的办法解决问题的一个战略部署，是把文革重新引向正道的一个重大举措，张写此文的真正矛头其实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批判毛泽东、批判和党中央的；而《炎黄春秋》今天发表此文，其真正的矛头则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宪法的宣传。。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后来，在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正式的宪法。以后在1975年1月17日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举行的制定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8年12约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88年4月12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93年3曰29日举行的地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99年3月15日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于宪法都有所修正。但是，无论是1949年通过的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还是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正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经过7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不同的表述，但是，所有这9部宪法，对于“总纲第一条”的表述却极少变化：《共同纲领》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族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推介和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于1975年完全一样，没有任何修正；1982年及其以后的1993、1999、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将1975年和1978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又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其他没有任何改动。总之，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这一点，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直到以后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没有改动。但是，现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张海文和《炎黄春秋》杂志竟然胆敢对新中国成立62年来作为国家政体的基本准则的宪法的总纲第一条发起攻击，公开进行反宪法的宣传，其罪恶用心显然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性质，变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所绝对不能答应的，理应加以揭露，受到一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的人们的共诛共讨，使其阴谋不能得逞。

二、驳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不符合中共几十年的传统、经验”论

张文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种提法符合中共几十年的传统、经验？答：不符合。”

在这里，张文没有讲任何道理，就用“不符合”三个字对问题作了武断的否定回答。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应该说，中国人民与历代统治阶级的斗争由来已久，并不只是中共成立以来这几十年的事。但是，两千多年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和农民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说明农民虽然也有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革命性，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固有弱点，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工人阶级就不同了。现代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由于其受剥削、受压迫最深，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同时由于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又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阶级，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创造出崭新的生产方式，把革命引向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预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他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当然，在中国认识“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道理还是经历了一个很长过程的。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1921年，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成立后，人们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道理的。比如陈独秀在1923年4月25日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页）而在同年12月1日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里，他还说，“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也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力量。”“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同上，第236、238页）应该说，他在大革命中所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显然是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的了解分不开的。本来，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在其1905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里曾经作过明确的阐述。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彻底的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陈独秀对大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和俄国的新火星派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而与列宁的思想却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应过于苛求于陈独秀，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大革命时还没有中译本，只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6月才有了书名为《两个策略》的中译本出版。毛泽东也只是在1932年打漳州时才读到了此书的中译本，他读了后如获至宝，感叹地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看，就不会犯错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页）

三、驳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不符合党章”论。

张文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不符合党章。党章规定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体现。清华的一个学生党员诘问工人师傅：‘我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领导？’工人讲不出理，毕业给他发配到最穷、最苦的地方。”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但并没有制定党章。《纲领》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共有15条，对党的组织章程、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个纲领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C·M·维尔巴编的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第197至199页收录了这两个版本的译文）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一大党纲的上述译文里用了“劳动阶级”，而没有使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中共建党之初，陈望道是根据《宣言》1888年的英译本和据此译本翻译的日译本进行翻译的。1888年 的英译本是为了在美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翻译出版的，当时美国工人的理论水平较低，恩格斯和穆尔在校译时没有把Proletarie照直翻，而是译成了working men；而日本人在翻译时也没有将working men译为工人，而是译成了“劳働者”。陈望道在进行中译时，参考了日译本，也将该词译为“劳动者”。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劳动者”一词指的就是工人，没有后来才出现的更宽泛的含义。这一点，还可以从《一大党纲》的另一版本的译文得到说明。该译文说，“一、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知道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这里用的就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劳动阶级”。
由于从二大开始到六大为止的党章中不包含纲领部分的内容，所以这方面的内容都是由《宣言》等文献来表述的，所以从党章里是看不出党的性质来的。也正由于如此，——从二大到六大制定或修订的党章并不包括说明党的性质的文字，因此说工人阶级领导不符合党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在二大到六大的党章里没有任何涉及党的性质的规定。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在二大到六大党章的第一条，也与党的性质有关。如二大党章第一条的文字是，“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意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同上，第139页）“三大”第一次修正的《党章》和“四大”第二次修正的《党章》第一条的文字都是“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意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见上书，第144、150页）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正的《党章》将第一条修正为“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这，均得为本党党员。”（同上，第156页）“六大”党章在加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的内容，关于党员的条款也增加了相应的内容：“凡承认共产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同上，第167页）但是，这些规定虽然也与党的根本性质即它的阶级性质有关，而就其本身来说，还不足以说明党的根本性质。这是因为有关党的性质的文字是在《宣言》或其他文献中表述的。
比如二大对党的性质的规定就是通过《宣言》和《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两个文献来表述的：《宣言》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在《对于时局的主张》里还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应该说，这两段话集中地说明了中共的阶级性质和它在无产阶级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只是从七大开始，党章不表述党的性质而由别的文献来来进行表述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就是说，从七大开始，党纲作为党章的“总纲”被置于党章第一部分，专门论述党的性质和纲领即奋斗目标，而不再通过其他文献进行表述。“七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同上，第179页）“八大”党章的提法基本上同于“七大”，只是在文字上略作精简，省去了“有组织的”四个字。（同上，第195页）“九大”党章的变化是恢复了“二大”《宣言》的提法，将“七大”“八大”党章中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重新改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同时继续沿用了过去一直强调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十大、十一大都继续沿用了九大的提法。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谈谈近年来编写的一些党建读物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如有一本介绍历史上党章的小册子写道：“本来，七大特别是八大党章根据我国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已经正确地用‘工人阶级’取代了‘无产阶级’的提法，已经对国内主要矛盾做了正确的表述，但九大党章重新使用无产阶级的提法，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倒退；特别是把我们党说成是一个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组织，把阶级斗争强调道极点，把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党的性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更是一个历史的倒退。”（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编著：《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从一大到十六大）》，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其实，问题远不像该书的编写者所说的那样。显然，这需要我们将其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作进一步的探究。
本来，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一个同义语，用哪个名称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比较而言，无产阶级这一名称较之工人阶级这一名称是一个更能科学地准确地反映其阶级性质的科学用语，而工人阶级则是一个比较接近口语的通常的说法。我国七大和八大党章使用工人阶级而未用无产阶级根本就不是因为中国阶级关系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或有了什么“新特点”，七大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连新民主主义也没有取得胜利，哪来什么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八大其实也只是继续沿用七大的提法，与所谓阶级关系变化完全无关，只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提法比“无产阶级”的提法更通俗易懂，说起来容易上口罢了。如果真的用“工人阶级”的提法“取代了”“无产阶级”的提法，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壁矛盾的问题》里，毛泽东还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9页)在这里，讲了那么多“无产阶级”，而不用“工人阶级”来“取代”呢？足见这个所谓的“取代”说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说国内主要矛盾，八大决议那段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是陈伯达搞出来的。（王耀文、王保春：《陈伯达报时以后》，《百年潮》）我记得，当时理论界对这个提法就有一些议论，人们对于这种生产关系跑在前面、生产力落在后面的说法都不大能够接受；而且过去讲主要矛盾，都是讲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具体，能够了解一个社会在一定是时期的特点，而这里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比较抽象、一般，不大能够看出一个一个时期的特点。后来这个提法也就不提了。《毛选》第5卷出版后始知，毛泽东早在1957年10月9日就曾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里明确指出，“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经提出过一个“新提法”以代替七届二中全会的旧提法，但是，那个新提法在当时参加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后来已不再使用，怎么能够拿来作为根据呢？实际上，那个取代七届二中全会“旧提法”的所谓“新提法”是陈伯达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里提出来的，由于事先未及充分讨论，毛泽东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切正式的场合都使用“无产阶级”这一名称。比如在《共产党宣言》里，虽然也使用“工人阶级”这一名称，但是，在《宣言》的一切重要场合如标题或结尾的口号里都是使用“无产阶级”而不使用工人阶级。在其他著作里，当作为专有名词时也是用“无产阶级”而不用“工人阶级”，如经典作家都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从不说“工人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也称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而不称“工人阶级”。总之，无产阶级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或比较正式的说法，震荡长这样一个比较庄重的文献里，使用“无产阶级”无疑是更为适合的。
至于说到强调阶级斗争，这更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一贯的传统。人们都知道，《宣言》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注说的，“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而在《宣言》的结束语里，更是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产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公民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半个世纪后，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倒退倾向》一文里针对伯恩斯坦的错误权限，差不多是又一次重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同一思想：“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一道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现在再回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问题上来。1968年，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两派武斗、全面内战的局面，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宣传毛泽东思想，解决学校长期存在的派性和武斗问题。这在当时条件下本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是，张文却借一个清华学生党员之口，大肆攻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极其傲慢地“诘问工人师傅”说：“我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你连党员都不是，怎么领导？”实际上，这个“诘问”极其狂妄，与其说它是针对一位工人师傅的，不如说它是针对决定派出工宣队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当然，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一决定也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这种意见应该也只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向上反映，而不应该在行动上公开地进行对抗。
张文为了贬低这位工人师傅，还说什么“工人讲不出理，毕业给他发配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我们要问：工人真的“讲不出理”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当时组织工宣队都是挑选的比较优秀的工人，进驻学校前还组织了学习，他们怎么会“讲不出理”呢？这位工人师傅至少清楚，他们进驻学校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行使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使命。但是，遇到这样一个来者不善、蛮不讲理的学生党员，他并没有与之置辩。他记住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教导，避开了这个学生党员的锋芒，不去争这个一时的得失。这正体现了这位工人师傅的宽阔胸怀和高度的纪律性。至于张文说这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最穷和最艰苦的地方，其目的是要说明那位工人师傅对他进行了打击报复。但是，了解过去大学生毕业分配情况的人都知道，每年毕业分配，都有许多学生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一般学生都有这样的觉悟，难道学生党员反倒没有这种觉悟？一般学生能够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为什么学生党员去那样的地方工作就是受打击报复呢？实际上，当时周总理在国家计委关于“老五届”毕业生分配方案的请示的批示，其分配方向就是：“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这与那位工人师傅又有什么关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应该说，在危急紧要的情况下派出工人阶级去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这种情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1918年7月，当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加强了对苏俄武装干涉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向乌拉尔地区进犯，英国和法国也在北方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德国则准备派一个营到莫斯科“保护德国大使馆”，国内的富农和白卫分子更积极准备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正处于危急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想到的首先就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列宁说，“如果工人的先进队伍明白自己的责任，拿出全部力量来，组织大规模地向农村进军，那么觉悟的工人就能够在目前实现这项任务，就能够把贫苦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就能够战胜富农并把他们彻底打垮。”他认为，“除了彼得格勒工人之外，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俄国其他地方的工人都没有彼得格勒工人那样有觉悟。”他还再三强调说，“革命正在危急中。只有彼得格勒工人的大规模进军才能挽救革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90、491页）在列宁的号召之下，数十万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终于用两年多时间战胜了14国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值得信赖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阶级是和现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是最先进的阶级，他们大公无私，顾大体，识大局，是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阶级，也是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的阶级。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四、驳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不符合建党原则”说

张文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符合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不符合。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19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后，成立了第三国际。中共就是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建立的，从一开始就遵循着列宁的建党原则。
张文还说，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列宁说：“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1920年4月，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1965年版第4卷第209页。）列宁又说：“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夏，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问题的发言》，《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5页。）

在张文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学说，也就是列宁的建党学说，而列宁的建党原则，也就是他所引用的两段列宁语录，显然，这种简单化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学说或建党原则，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则就有数典忘祖之嫌。

我们知道，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就讲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哲学把无产阶级动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罢哲学动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担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这句话虽然不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讲的，但是，对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缺少至关重要的。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的一个标志，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考茨基曾以“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来概述《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且给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下了一个定义。列宁对这一概述或定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社会民主党不能只是为工人运动服务，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体’这里用的是卡尔•考茨基的定义，它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它的任务是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呵护科学水平的上在迎信念结合起来，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一句话，就是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67页）

应该说，这个“两结合”的思想不仅为列宁所高度评价，而且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广泛接受。斯大林在其所领导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在讲到了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劳动解放时“对于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局限，书中说，”‘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创立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实行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列宁曾这样指出。在俄国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溶成一体，并把‘劳动解放’社所犯种种错误纠正过来的任务，只得有列宁来解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外国文出版局1949年版，第28页）

毛泽东后来也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斯大林和毛泽东说到实际上也都是“两结合”。可以说，这个“两结合”乃是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学说的基石。

当然，要实际地解决建党问题，还是一个需要长期摸索的艰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列宁与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马尔托夫的可以自行宣布自己是党员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也和孟什维克的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错误的策略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列宁写出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多篇论著，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策略基础。这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贡献，是列宁留给今人的一个十分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倒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在议会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预算，列宁更与这些机会主义者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下决心组织第三国际，组织新型的革命的共产党，极大地加快了世界革命的进程。

但是张文却之列宁关于建党学说的大量论述于不顾，将列宁的建党原则归之于这样一段话：“群众是划分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

应该指出，张文的引用是不完整的，为了正确理解列宁的论述，需要把那些没有引完全的部分也一并引出来：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为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 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一位语言学家，此处指他的“世界语方言”——引者）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应该说，列宁的这段话并不是专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学说的，而是针对当时德国共产党左派内部一些患有“幼稚病”或患有“孩子气”毛病的人说的。这些人缺乏常人的智慧，却想标新立异，搞了一本名为《德国共产党（斯巴克联盟）的分裂》的小册子，提出什么“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这样一些极为低级的问题，列宁说他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到了不可思议和无可救药的地步”。在列宁看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把群众专政和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才是对的，即：当受剥削的劳动群众大多数和处于特殊地位的剥削阶级的阶级专政之间是对立的；而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对立。列宁认为，这是“谁都知道”的“起码的常识”，是“简单明了的道理”。显然，这并不是刘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张文把这样一个“谁都知道”的“常识”和“简单明了的道理”说成是列宁的建党学说，这不是对列宁的称赞，而是对列宁的贬低。

当然，张文还引用了列宁对于英国工党讲的一段话。但是，这段话也不是讲究当原则，而不过是以英国工党为例，说明决定一盒正当性质的，并不单纯是它的阶级成分，关键还是它的纲领和路线所代表的阶级。这个论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论述，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但也不能把它作为建党原则。

五、驳所谓“从此知识分子与地富反坏右并列”的“臭老九”论

张文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第十二条。）以前只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现在无论是反动权威，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有贡献的，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都是资产阶级；“文革”前只说解放前培养的老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连建国后17年培养的大专学生也都是资产阶级的，统统成为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17年毕业的大专学生有近200万。从此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并列，成为工、农、兵、地、富、反、坏、右、之后的“臭老九”。

在张文笔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完全不同的，到1968年，所有知识分子都成了与地富反坏右一样的阶级敌人。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要问，究竟在哪一份中央文件上将知识分子定为“臭老九”过？如果拿不出这样的文件，张文就是在造谣，《炎黄春秋》就是在传谣。须知：造谣和传谣都是犯罪，是需要负刑事责任的，那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啊。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读过清华68届毕业生王良生写的一篇题为《我所亲历的“臭老九”的来源》的文章，那是一部分学生们自己因为有一些不满情绪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该词反映了当时有些青年学生有“破罐子破摔”的思想，也反映一些人有“孤芳自赏”的劣根性，因为这里所说的“臭”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乳。实际上，“臭老九”一说根本与毛泽东关系。“老九”一词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八大金刚”用来称打进匪窟的杨子荣的。威虎山本来有“八大金刚”，杨子荣打进去后就成了“老九”。由于在百鸡宴这场戏里杨子荣与胡标出现了“有他无我”的冲突，戏里就出现了一句“老九不能走”的台词。后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1968届毕业生工资待遇问题的批示里很幽默地写了这样两句话：“人家都说老九臭，我说老九不能走。该给他们转正了，不能再为难这些穷秀才了。”在这里，在字里行间，人们看到的是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关心，哪里有什么歧视和排斥的意思？！几年后，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与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引用了“老九不能走”这句台词，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指王海容、唐闻生）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这次说的“老九不能走”正式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431页）。在这里，也是别人说 “老九臭”或“臭老九”，而毛泽东说的则是“老九不能走”。显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有分析的，并没有全盘否定。他讲话的精神恰恰不是否定知识分子，而是需要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嘛。张文把全部知识分子都说成是与地富反坏右“并列”的“臭老九”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前不久，中央台播放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了解放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种种伟大成就。难道说，这些伟大成就都是作为阶级敌人看待的知识分子做出来的？这说得通吗？

实际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看得很重，他们求贤若渴，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尚未归国的海外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回国，并在国内大力开办大专院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怎么会把他们通通看作是与地富反坏右一样的阶级敌人呢？最近播放的《东方》，讲到国家用于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十多个农民一年创造的价值，而国家用于一个留苏生一年的费用则相当于一百多个农民一年创造的价值，劳动人民是用勒紧裤带的办法来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和留学生的啊，国家怎么会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敌人呢？！

当然，那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过去长期为剥削阶级服务，难道他们将那么完美，就不需要进行改造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讲到了钱学森自觉进行思想改造的事，讲到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连毛泽东都表示要向他学习，这又有什么不好？现在不讲思想改造了，知识分子感到轻松了，没有压力了，但是，各种各样的坏事也就应运而生；用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制造假论文、假成果、假分数的事此伏彼起、层出不穷。许多知识分子早已斯文扫地，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是这三十多年不搞思想改造、大搞自由放任的结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过去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不错，倒是现在的政策是大有问题的。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在我看来，和过去比，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记得我读书时，厦大校长王亚南、北大校长助理严仁賡、东北艺术剧院院长安波一道接受缅甸总理吴努邀请赴缅担任联邦教育部专家，帮助该国进行高校建设，后来又赴印度参加加尔各答大学200周年校庆。回国后，王亚南曾经和大家谈到了他的南亚之行。他比较了印度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在印度，官员待遇高，而知识分子待遇低；而中国则反是。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的工资比我们教育部长（当时是高教部长）的工资还高，说得印度的同行都羡慕不已。两国的学生也不同：印度的学生一心想当官，很多都选学法律；而中国的学生想的则是建设国家，更多的人对科学和工程有兴趣，选学理工科的占了多数。经过了这么多年，情况显然已发生变化。现在的情况与当年印度的情况变得非常相象：当官的工资大大提高了，而知识分子的待遇则相形见拙，远不能与当官的相比；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也大不如前，而争当公务员变成了首选。前不久读《王震传》，当年毛泽东曾要王震管过工资工作，并对王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高过我毛泽东的工资”。现在怎么样呢？院士的工资只相当于副省级，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副厅级，而且公务员的工资几年前就大涨了一番，而教授们至今还不见动静。如今人们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已故副委员长、民进领导人雷洁琼1994年在瞻仰毛泽东故居时的感言说得好：“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许多事只靠口号是没有用的，只有用自己行动才能凝聚人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的侍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多地向革命的前辈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吗？

当然，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工人阶级。在宪法里，工人阶级还是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他们现在还像一个领导阶级吗？过去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那些劳动模范们，他们进人大，进政协，当市长、当部长、党副总理，当副委员长、当副主席，是何等的风光？过去工人们进工人疗养院，进工人体育馆和工人文化宫，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现在经济发达了，领导人玩起了网球、高尔夫球这些贵族化的玩意儿，但是有没有为工人再修建一些医疗体育和和文化的设施呢？恐怕两国去修换的一些设施都已经改作他用，工人早已不能能继续享受这些福利设施了。过去工人们上报纸、上电台，媒体上到处看到他们的活动，听到他们的声音，现在还看到他们身影和听到他们的声音吗？过去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少不了工人老大哥的形象，但是，在今天的小说、电影、戏剧里，还有多少工人的形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曾经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今天却大大地萎缩了，大批工人下岗，昔日的领导阶级成了个体户，成了需要救济的贫民，当年的那种光荣感、自豪感已经荡然无存。至于在不断膨胀的私营企业里，工人们更是饱受剥削之苦。他们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工伤事故不断发生，由于不堪忍受其苦，以致跳楼自杀一时竟然成风。人们要问：我们的国家还像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建党90年，建国62年了，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现在居然有人无视宪法的尊严，公开地在杂志上批判“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而有关部门竟然对这样的杂志、这样的文章大开绿灯，难道我们的国家真的要变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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