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集权 的 民主专制
与
资本集权 的 专制民主
山 泽
资本集权与政府集权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两种不同的统治模式，它们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实现统治目的的社会组织方式，两者都是在革除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将资本集权等同于民主、政府集权等同于专制，是资本集权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宣传策略，并通过扶植相关学术理论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资本集权与政府集权在历史上都是一种专制，都是为了维护某一或若干家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的集权统治方式。资本集权不通过政府垄断社会资源，因此可以在政治上推行所谓的民主制，而民主政府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非垄断化。这是资本集权用来混淆视听、魅惑大众的主要手段。
专制存在两层含义。
一是所有权私有，也就是组织的所有权归组织中的个人或少数人所私有。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存在个人和集体两种形态：个人专制分为世袭的皇权和非世袭的独裁，集体专制同样分为世袭的门阀和非世袭的内阁等权力集团。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是专制的本来含义，但是在欧洲近代以来资本集权发展出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将专制这一概念与集权和垄断的组织模式捆绑在一起，通过混淆概念使两者合二为一。这样就产生了专制的另一层含义，也就是：集中和垄断的组织方式。 所有权意义上的专制 与 组织模式上的集权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并非不可分割，是历史上资本集权为推翻集权政府的需要，而营造了这样的概念和理论。
民主也存在两层含义。
一是所有权公有，也就是组织的所有权归组织成员所共有，这是民主的本来含义。同样，在资本集权扶植的学术理论下，将所有权上的民主与分权和自由的组织方式相结合，使两者成为一体，创造了民主在组织模式上的另一层含义。所有权的民主与组织方式的分权同样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也并非不可分割。在资本集权的宣传下，分权的组织方式被视作保障所有权公有的必由之路，从而整合进入了民主这一概念。更极端的情况则是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制。而选举制不过是将贿赂合法化的选官制度，任何人如果想要成为候选人都必然需要接受大资本的扶植，从而成为其政治代言人。因此选举制毫无公平公正可言，更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
了解了以上概念成因，就可明白：集权不等同于专制，分权不等同于民主，集权与分权是组织模式，而专制与民主则是所有权模式，两组分属不同概念范畴具有本质差异。在一般的政治讨论中，民主一词常被偷换概念，专门指代分权的组织模式，而非所有权的公有；专制也同样被偷换为集权垄断的组织模式，而非所有权的私有。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只提倡民主制而反对公有制，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一种组织模式的民主，而非所有权的民主——也就是倡导分权组织模式的伪民主，而反对所有权共有的真民主。这种矛盾的形成已经揭示了所谓民主政治的分权的组织模式无法保障真正的民主所有权，却是维护资本集权专制的打手。
私有与公有的矛盾是所有制的矛盾，历史上所有权由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到逐渐分散到大众手中，这是私有制发展进化的结果。而分权与集权的矛盾则是组织模式的矛盾，事物由分散的个体逐渐形成高度组织化的集体，是组织模式进化的结果。这一进化过程在所有高级组织体中都可以观察到：如生命的进化史就存在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集团、再到拥有分化的组织和器官的生命体的逐渐复杂化的组织进化；人类社会的进化同样存在这样的过程，社会中的个体如同生命体中的细胞，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个体必然通过分工分化形成专门的功能集团，而社会结构愈加复杂就需要更高的集权以形成更高的组织模式。高级生命的进化史就是生命组织不断集权垄断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高级文明的进化史同样如此。社会要向更复杂的结构发展，就必然要求更高的集权和垄断模式，这是组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
可以说，集体的形成和进化是以个体对自身权利的放弃为前提的，个体自由丧失得越多，集体的集权程度越高，组织结构就越复杂，集体功能就越强大。个体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原则组成集体，为实现这一原则却不得不放弃自身利益而成就集体利益。个体通过自我否定以建立集体，是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高级博弈的必然结果。可见，集权和垄断是组织体向高级方向进化的必然产物，而自由分权则只能退化到野蛮的原始状态。资本集权之所以要在社会中推广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于保障自身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成为社会中绝对的垄断力量，防止具有竞争力的其他集权组织特别是政治组织的存在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并不是生命进化的唯一方向。进化是双向的，组织体不但向更复杂、同样向更简单的方向发展。结构最为复杂的人类并非地球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生命的另一最高形式——结构最为简单的病毒，与人类处在生物进化的天平两端。病毒虽然与人类在结构水平上存在数量级差异，然而人类无法彻底消灭病毒，病毒却可轻易杀死人类，在人类灭绝之前病毒也绝无可能灭绝。两者只具有组织程度差异，在进化水平上并无差别。生物进化论及其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欧洲古典社会理论，受限于北欧民族的后进性和自我中心的幼稚世界观，天真地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向上向前单线进化的。实际上，在社会发展中，文明的退步比文明的进步更容易发生，既不存在必然前进的趋势，也不存在固定的阶段和模式。集权和垄断并非社会组织唯一的发展模式，这只是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同样可以通过分权和解体退回到史前的野蛮状态，这显然不是文明社会所应关注的，如同作为人类应该关心如何更好地生存，而不是致力于如何使自己退化成为病毒。
对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而言，一是反封建化，二是反野蛮化，这两者自两千年前起到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世界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展的主要指导原则。反封建化的核心在于防止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也就是防止社会权力的私有化，以此保障社会权利的民主共有；反野蛮化的核心在于反对组织模式的分权和自由化，以强调利益节制的理性主义取代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自由主义，防止集体组织的退化瓦解和功能失调，也就是通过对社会权力的集权和垄断以形成更高级和更高效的组织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中国的政府集权与西方的资本集权之间的矛盾，已不仅仅是民族利益之争，更是一种人类社会向文明还是向野蛮方向发展的道路之争，这一矛盾将最终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形态！
现代西方号称民主政治社会的资本集权统治模式，是一种专制民主。所谓专制，是所有权的私有化，也就是垄断社会资源的金融大资本的最高所有权以世袭制掌控在少数犹太金融贵族家族手中。这些真正的垄断者是隐形的，也不会担任任何公开的政府或企业职务。在当代流行的所谓富豪榜只是平民阶层的富豪排行，其中只是白手起家的打工者或非世袭的小资本家。金融贵族与中下层资本家的差别在于，后者的财富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前者的财富则无法用数字衡量。因为，实业资本所拥有的财富是商品经济中有限的实物，而金融资本所拥有的财富则是货币本身，也就相当于拥有货币所能购买的所有事物。金融贵族如同专制政府中的皇权，后者通过实际占有的所有权，而前者通过虚拟工具的所有权，同样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绝对垄断地位。这种专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必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一种分权的组织模式。
西方的民主政府并非不存在对幕后操纵的金融大资本的反抗，美国总统的高刺杀率就是证明。只是这种分权的组织模式保证了民主政府的极度衰弱，既无法有效控制任何资源，又将全部精力消耗在党派斗争之中，而贿赂合法化的选举体制更使各门各派充满了资本的代理人，从而使其不能对私人资本形成真正的挑战。所以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专制民主，是以分权的低效退化的政治组织模式保障私人资本世袭专制的政治体制。欧洲近代以来金融资本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性质上相当于中国战国以来政治皇权建立的集权帝国，两者都是通过革除封建制度、消灭贵族政治以实现最高统治家族的单一垄断地位。将中国传统的政府集权视作封建主义、将资本主义革命视作民主运动，都是荒谬不经的概念乱用。
人民需要的是所有权上的民主共有和组织形式上的集权专制，这也是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髓所在。民主专制的政治模式中，民主指的是所有权的公有，而非组织模式的分权；专制指的是集权和垄断的组织方式，而非所有权的私有。在民主专制政体中，是个人还是小集体作为统治核心并不重要，这不会影响政府集权的民主实质。
所有权公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专利，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纳粹主义，同样进行过成功的实践。以集权政府为手段的组织模式要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是退化成维护私有统治权的专制政府，一方面要防止政治权力的私有化和世袭化，一方面必然通过垄断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使政府成为社会财富的最高拥有者。这样，作为社会最高所有权拥有者的国家却不归任何个人或家族所私有，其所有权自然归全民共有，这样的政治模式就是民主集中制或国家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
也正是因为如此，两者都成为西方资本集权所深恶痛疾的对手，被极力妖魔化宣传打造成为撒旦的象征。虽然纳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政治理念上相似，但两者却针锋相对，因为纳粹主义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将由犹太人主导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作犹太金融资本颠覆各国民族政府的政治阴谋，如同之前犹太金融资本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是对各国民族政府的颠覆一样。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国本土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也与本民族利益相结合形成了如毛泽东思想等独立派系，为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主专制制度是政府集权和资本集权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虽然距其最终实现还尚需时日。资本集权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翻集权政府，消灭了皇权和独裁，反而促使政府集权更早进入了民主专制政体。而中国的政府集权经过三千年的进化，通过无数次革命，已彻底消灭了政治贵族和世袭大资本，这使当代中国最具备建立民主专制体制的社会条件。即便资本集权在未来能够统一世界，其自身也必然通过内部革命推翻世袭金融贵族，将所有权归还民众。只是资本集权的进化不过三百年，而其发动的资本主义革命只是消灭了贵族政治，却并未消灭贵族制本身，原来的欧洲封建贵族都转化为世袭大资本，与犹太金融资本一起，占据了资本集权统治体系的上层，资本皇权是否还需统治人类千年才能最终破茧化蝶实难预料。
政府集权比资本集权更容易接受社会监管。因为政府是公开的可见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也是民众可以触及的；而资本集权则是隐秘的、无从查知的，对其组织结构只能通过阴谋论式的臆想进行推测，连最高权力拥有者是否是人类都无从知晓，这也是阴谋论中产生外星人统治人类理论的原因。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使任何对资本集权的社会监管都无从谈起。资本集权的统治者更通过扶植前台的民主政府作为安全气囊，吸纳一切民间的攻击，而不需要象政府集权中抛头露面的贪官那样整日担惊受怕。政府集权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反封建化，而资本集权则将腐败合法化将世袭制度化，创造了一个腐败的清廉社会。革命是对集权体制最后的监管，然而人民可以因为政府的暴政揭竿而起，却不会因为金融资本的掠夺去攻打银行，而即便打下银行也不过得到一堆废纸而已。
集权的组织方式要想真正保障人民的权利、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以防止政治权力的私有化为主要原则，这可以通过以科举制产生平民官僚和对权力的分化和监督等政治体制实现。对于健康有效的集权模式，一是要保证权力的集中，使决策不受干扰；一是要保证对权力的监管，防止其私有化。而这两条原则相互矛盾对立，是维持健康的集权所最难经营的地方。
从政府制度设计上考虑，可以通过精英和民众共治的方式以保证两条原则的成立。通过公平考试制度而非变相贿赂的选举制产生的政治精英负责权力的决策和行使——因为决策必须专业而高效；而由民众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负责对权力的监督，通过类似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监督权力行使者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和其他违法的行为，并依此罢免官员——因为监督必须由利益相关者进行才真正有效。这样，政府官员包括最高领导者的任命都通过官僚体制内部产生，维持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而民众阶层的各级人民代表组织则拥有对官员包括最高领导者的罢免权，被罢免者将永不录用。人民代表组织中的成员不能由任何政府公职人员和大资本家担任，并需维持广泛的职业和财产构成，要特别防止私人大资本对人民代表组织的操纵，不使其退化成为西方权贵资产阶级的议会组织。将政治体制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任命权与罢免权分开，打破集权政府或议会单一政治组织对权力的垄断，以此既能保证权力的集中又能防止权力私有化，使权力的行使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独立于集权政府之外的人民代表组织除了拥有政府的人事罢免权之外，还必须拥有国家最高军事决策权，这是保证集权政府不退化成为皇权和官僚资本专制政府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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