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左右派、改良与革命
--简评《袁庾华先生访谈录》
路河
民声网(www.mshw.org)
读过《袁庾华先生访谈录》一文,不禁唏嘘不已。袁庾华先生观点中,一部分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辩护,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的,这些内容基本上也是无数左派的共识,袁庾华先生的认识尽管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但是比起某些不学无数的某些左派网民来,其表述还是更加清晰、深入。另一部分是对政治自由理念的认同,对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同情、理解、声援,对于美国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幻想,对于这些理念和这些做法,稍有理智的左派都不会认同。十分遗憾:袁庾华先生因为缺乏对马列毛主义的基本了解,今天终于沦落到被美帝利用、与刘晓波之流汉奸同流合污的境地。
以下是对《袁庾华先生访谈录》一文中若干重要部分的点评。
【袁:首先,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我和顾准的女儿最近在昆明讨论:为什么顾准在74年提古希腊城邦民主?顾准认为,文革中的中国是世界的革命中心;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中断了两千多年的希腊民主得以重新继续。不过,当时希腊居民有公民权的不超过20%,但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95%的人直接行使民主的权利。西方的程序民主,我赞成用熊彼得或者邱吉尔的话来说:它是最不坏的东西,这是指在没有一种更好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而即使有了更好的、更实质的民主,程序民主也是必要的。但是,程序民主又是不够的。所以我在〈我们不要一个员警世界〉里面提出:就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您说的「大多数」左派,是你们学界看到的少数几个文人而已。我想,他们不会自称「毛派」,他们在大陆的民众社会中也基本没有影响。我的「民主观」和大多数底层毛派是相通的。
对自由派也被称为「右」的问题,我觉得它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国新左派和自由派在上世纪末大论战的时候,美国媒体介绍说何清涟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因为她批评政府和主流。大陆一些左派代表人物也认为她还有王力雄,应该算是左派。尽管他们反毛,但他们批判现在的权贵,他们甚至比左派起的作用都大。但是,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主张走英美道路;而英美道路在世界利益的格局中,代表了「右」的东西。】
路河评:
袁先生短短一段谈话,漏洞百出,其所展示的思想何其混乱不堪。
一、左派与右派根本分歧
袁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那么请问,有哪个左派或者右派根本性地、彻底地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左派右派及中间派都反腐败,这难道不是要调整利益格局?恐怕连现有的国家领导人都认为当前的利益格局需要调整吧。恐怕左派右派中间派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无原则地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
其次,左右派中大部分人都对现实极为不满,都认为现有的利益格局需要做根本性的、彻底的调整。
左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已经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这种阶级垄断必然带来阶级剥削。如果说,封建社会的腐败官僚其权力依附在地主阶级之上,那么今天中国的腐败官僚其权力则依附在大资本家之上,许多政府官员实际上已经沦为大资本家的狗腿子,或者自身转换成资本家的身份,其制定和执行的是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左派认为,由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导致的资本剥削和权力剥削,中国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中国土地上的自然财富、毛时代遗留的物质财富,都已经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国内腐败官僚阶级及国内新生资产阶级所瓜分。这三个阶级有个共同的政治代表,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简称资改派。左派认为,需要彻底颠覆这个利益格局,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
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左派内部有分歧。绝大部分左派认为,当前党内已经出了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他们掌控了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正是这批人将中国拖入一个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社会,他们信仰的是西方式的普世价值而不是马列毛开创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尚未完全掌控国家最高权力。这表现在,当前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中,虽然被资改派加进了不少资本主义内容,但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框架还在。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国资流失、工人下岗、教育医疗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按照当前宪法,是属于违法的颠覆政权的行为。资改派一直竭尽全力逐步破坏《宪法》和《党章》中的社会主义大框架,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工农是国家主人、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一直没能得逞,这证明资改派尚未攫取最高权力。因此,大部分左派认为在当前阶段,应采取渐进改良的措施,唤醒民众,联合党内政权内健康力量(爱国力量、亲社会主义力量),逐步使中国回归社会主义。
还有极少数激进左派认为,党内根本没有所谓健康力量,应采取革命措施才能挽救中国。这些激进左派大多是头脑简单的人物,如果他们的判断正确的话,中国早就应该发生苏联解体式、彻底实行西方资本制度的悲剧了,因为这样最符合美国及在华代理人的利益。
右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社会财富主要由企业家即资本家创造,工农等劳动者之重要性比起资本家来要小很多。但是,中国社会财富却被掌握政治权力的党的官员们所攫取。所以,他们也要做利益格局上的彻底性根本性调整,使资本家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
当然,右派口头上也会给工人、农民等劳动者以所谓的自由民主,但是正如像在美国和菲律宾等所谓西式国家里那样,“自由主义社会里,所有的人一律都有自由,但有的人-即资本家-更有自由”。(借动物庄园语:世界上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却更加平等)。
右派认为,马克思和列宁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成为一个极权专制社会的根本原因。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及美国式政治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天堂。
其实,按照正常的自然历史逻辑: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垄断了土地,他们在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很少,却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权获得了农民大部分劳动成果,因此地主对农民有剥削。同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阶级也必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去剥削工人。所以社会主义者提出要消灭剥削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解放,必然要实行公有制。
当然,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右派并不承认这个逻辑,他们认为生产资料集中到资本家阶级手中是合理的,资本家是自由的,工人也是自由的,工人拿那点工资是他们自愿的,有自由签订的契约-劳动合同为证,所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这种观点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如果自由主义者一旦认识到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中,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会带来对工人阶级的剥削,那么这些自由主义右派会向左派转化。是否用阶级分析观点观察社会,是否主张反对资本家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这是左右派的根本性分歧。由此衍生出是主张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拥护毛泽东还是拥护美国的相关分歧。
二、左派右派的另一个重大分歧,如何认识官僚
最后,在对中国腐败的官僚阶级的认识上,左右派有重大分歧。
左派认为,一般情况下,上层建筑本身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在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官僚们要想获得长久的持续的稳定利益,必然要依附于从事生产的、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剥削阶级。比如,封建皇帝其实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和最大的地主。美国总统往往是资本家阶级的总代表或出身于大资本家家族。
左派认为中国当前官员的腐败行为分两类:第一,是一般性的腐败,是指官员对国库、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第二,是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大资本服务获得高额佣金或者直接变身成大资本家。在八十年代,第一种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腐败形式。但是自从90年代中国生产资料大规模私有化后,后者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前者。在毛泽东时代,民众对官员有广泛的监督制约权力,但是右翼势力为了推进改革,以及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进,这些监督都被取消了。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头面人物张维迎所断定的,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因此,当前中国腐败官员,从根本上看是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信仰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西方式美国式普世价值之类的政治哲学,一切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国资流失到党内那些自由主义改革派官员手中,这一近百年来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有力地印证了左派的判断。
而右派认为,腐败官员是极权专制社会的产物,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左右派在对时局的判断上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党内出现了叶利钦式的人物,而且都认为中国的叶利钦尚未完全掌控最高权力。右派们的目标是竭尽全力,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方向形成合力,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使叶利钦式的人物最终掌控大局,是苏东剧变在中国重演。
综上,袁所谓“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是一种笼统的、模糊的、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左右派中间大部分人都根本性地反对现有利益格局,左右派之中也都有一部分人主张采用激进手段、革命手段改变这个格局。但是左右派所代表的阶级完全不同,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也完全不同。总体而言,左派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更接近真实状态。而右派的头面人物,所阐述的完全是和真实历史颠倒而且在逻辑也狗屁不通的理论,他们本质上一群为西方及中国大资本家服务的骗子,而右派群众则是被右派头面人物所欺骗的一群智商低下的糊涂虫。
如果一个自称左派的人,没有基本的阶级分析观点,只能是闹出一个又一个的笑话。
至于说到何清涟,她在90年代在国内时,其基本观点和新左派曾有相近之处,比如激烈地批评两极分化、批判国企改革导致国资流失和少数人暴富等等。但是何清涟的这些观点都停留在现象层面,从来没有深入到历史和现实的深处,她也从未搞清楚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也从未透过这些现象看到历史和社会的本质。因此何清涟逃到美国后,迅速蜕变为极右分子,成为拿中情局高额薪水的著名反共学者。今天何清涟及秦晖等极右学者,在新左派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批判改革带来的那些弊端,比如两极分化和国资流失等,但是这些极右学者的观点却是,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极权所带来的,搞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极右学者也就只能欺骗那些糊涂虫而已,因为今天,谁不知道所有实行美国式制度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都是两极分化和中国不相上下的国家?
【陈:社会主义也有许多种,包括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谈「公平合理的分配」较多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者等,但他们所主张的「混合经济」不全盘反对市场机制,而主要是反对「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自由放任。在意识型态的层面上,您为什么有必要强调公有制?所以我还想问:您有多反对市场机制?多强调计画经济的必要?
袁:我想,涉及到一些能够发挥个体积极性的地方,还是应该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但涉及到国计民生一些重大问题时,就不能交给个人。比如说医疗问题,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绝不能交给市场。】
路河评:
袁的意思是,只要能能够发挥个体积极性的地方就要搞私有制,但是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能私有交给个人。这种提法和官方的提法有接近之处。但是,公有制就不能发挥个体积极性吗?毛时代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不能提高个体积极性吗?如果,八级工资制太死板、差距不够大,可以再适当拉开,为何要将很多产业彻底私有化呢?再有,什么属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什么不属于?公交系统,常常被认为属于不重要的产业,结果很多地方搞私有化市场化,结果一塌糊涂,不得不被逼着走公有化的回头路。零售系统,常常也被认为属于不重要的产业,结果外资超市垄断了整个消费商品终端,这成了导致通货膨胀和民生凋敝的大问题。所以,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基本上大部分产业都是和民生相关的,哪一个被国外的或者国内的资本家控制,都会出大问题。
【陈:但您的一些左派朋友今天可能会说:这些是西方式的自由权利,只不过是西方价值而不是中国价值。照其逻辑,主张这些「西方式」权利或价值的人,几乎就是「汉奸」了。
袁:毛主席也讲过这些基本权利,甚至多次讲到结社、集会的权利。文革大民主时的结社不需要向任何部门登记,你自己发表个宣言就算登记了!文革时期1975年的宪法,还又加上了两项权利:一个是大民主的权利,一个是罢工的权利。这是1950年代宪法所没有的东西,在文革中加上了。但在文革结束之后,1982年就把这些又取消了。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认为是共同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保障。所谓「汉奸」,在外国军队没有进入之前,能当汉奸的就只有那些有权力能出卖国家利益的。
陈:您怎么看〈零八宪章〉要求保障基本权利的那一部分?
袁:我不赞成〈零八宪章〉的主要观点,它的反毛观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所反对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有表达己见的权利,更反对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
袁:「3」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停止对三种人的政治迫害:一个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一个是「六四」分子,一个是「法轮功」人员。这三种是完全不同的意识型态。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三种呢?因为这三种是制度性的政治迫害。直到今天,很多单位在入党、提干的事情上,都还要先审查当事人的亲属中有没有这三种人。
对这「三种人」的后二种人的迫害,海外已有很多宣传;但恰巧忽视了第一种人,也就是造反派这个最大的受迫害群体。一个当时人口只有2300万的云南省,对造反派的判刑达5万人之多;而现任省委书记在地方志上写的是判了20多人。在浙江,1970年代末仅在看守所等关押场所,整死的就有2000人。江西一个抚州市就枪毙了20多个造反派;福建泉州一个公社(乡)就枪毙了4个造反派;浙江两个造反派领袖张永生、翁森鹤被判无期徒刑,已服刑30多年至今还有5年(在中国判无期徒刑,实际执行一般不超过15年)。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刑事犯罪,是对群众做过很多好事的人。在清查造反派中被牵连、「被批斗」关进「学习班」(变相监禁)的,很多省都有几百万人之多;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还极其凄惨。】
路河评:
这个姓陈的提问者简直是别有用心。怪不得会采访袁。或许陈根本从来没看懂过左派是如何批判西方式民主自由。
一、中国的民间政治势力
袁所说的“所谓「汉奸」,在外国军队没有进入之前,能当汉奸的就只有那些有权力能出卖国家利益的”是十分可笑的。今天,那些受跨国公司雇佣,鼓动中国政府实行产业开放和金融开放,使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都是汉奸。那些受中情局雇佣,意图分裂西藏、新疆的民主人士都是汉奸。那些受美国雇佣,意图配合体制内的叶利钦,从体制外鼓动亲美言论,组织《零八宪章》式活动,意图颠覆中国仅剩的社会主义成分的人都是汉奸。中国的叶利钦当然是最大的汉奸,但是单个的叶利钦并不可怕,他在民间的那些知识分子粉丝,更是能量巨大的汉奸群体。那些主张对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反毛反社运动之类的颠覆活动采取强硬措施的,恰恰是党内体制内亲毛、亲社会主义、反美、爱国的力量。而党内那些高唱政改、高唱资本自由的叶利钦们,恰恰是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反毛反社运动的总后台。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会给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们以民主自由,党内的叶利钦们也不会给民间的社会主义者及毛泽东思想信仰者以民主自由,事实上今天那些镇压左派的掌控权力者,比如大力镇压、压制、要求封闭等左派网站的官员,恰恰是高谈民主、自由、政改的叶利钦式的自由派高级官员。
当然,对于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运动的头面人物和其群众应该分开了对待。一些反共群众本身来自底层,他们受美国及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诱骗走上反共反社会主义道路,成为美帝及中国叶利钦的炮灰。左派只能在同情的基础上分化这些人,使之成为拥护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左派,而不能无原则地和他们合作。
袁所说的文革造反派是最大的受迫害群体,这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南方系控制的中国主流媒体及美国控制的海外媒体是有意忽略这一点的,因为美国清楚,这些人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这种忽视,绝对不是“恰巧忽视”,袁妄图呼吁美帝控制的海外媒体来关注造反派这一最大的受害群众,竟然忘记了美帝的本性,实在是可笑至极。
当年大力反对文革的,既有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等人,也有赵紫阳、胡耀邦、万里、李锐等人。今天,邓力群为代表的老左派早已经开始回归毛泽东,并重新开始认识文革,邓力群等人的思想在党内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陈云、李先念晚年念念不忘的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毛泽东,警惕的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不改。而今天,李锐等人早已沦为《零八宪章》式的汉奸。
袁却要联合李锐等人去争取民主自由,去冲击邓力群等所谓党内健康力量,这不是智障吗?
袁试图将毛泽东思想信仰者和美帝豢养的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们混同一类、结成统一战线,妄图幻想联合美帝势力去争取民主自由,简直是与虎谋皮。美帝正好利用你们这些民间的激进力量去冲击和打击党内的健康势力爱国势力,最终肢解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要知道,这些党内主张打击台独、藏独、疆独以及《零八宪章》运动的健康力量,恰恰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同情劳动人民的力量。一旦美帝阴谋得逞,到那时,留给中国劳动者的,绝不是民主自由,而是更加惨烈的剥削和镇压。这已经是历史上多次上演的惨剧。
袁公的这种思维,有点像当年的蒋公。当年蒋介石就认定共产党是最大的敌人,因此消极抗日,因此一直主张联合美帝甚至联合日帝去消灭共产党。即便是抗日战争爆发与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也多次一面和日本秘密谈判媾和,一边和日军相互配合,发动了多次反共高潮。今天的袁公认为整个专政机器是最大的敌人,因此要联合党内的叶利钦、联合美帝、联合《零八宪章》们,联合台独、藏独、疆独们去推翻专制,谋求自由。其逻辑形式和当年的蒋公如出一辙,都是由于一己之私而出现的偏差。
假如一个人在改革开放年代受了点迫害,就不对执政党做辩证分析,不顾一切地要联合美帝、攻击党内亲毛爱国反美的健康力量,甚至攻击主张与党内健康力量联合的其他广大左派群众,比如攻击张宏良,这和李锐们因为毛时代受点迫害就不顾一切地反毛反社会主义有何区别?
去看看波兰团结工会那些工人的悲惨下场吧!而在当年,不仅是在波兰,在苏联也有不少工人受美国宣传误导,他们支持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仇恨克格勃,反对克格勃组织的苏联八一九政变、嘲笑利加乔夫等人是苏共特权集团,而苏联一解体,叶利钦们就拿这些基本群众开刀,普通工人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们生存状态惨不忍睹。而历史也已经证明,叶利钦们和利加乔夫们,究竟哪一方才是腐败的寄生虫。
二、自由是有阶级性的
袁不仅迷信美国的普世价值,甚至把毛泽东时代说成实行美国普世价值的时代。看看如下对话:
【陈:但您的一些左派朋友今天可能会说:这些是西方式的自由权利,只不过是西方价值而不是中国价值。照其逻辑,主张这些「西方式」权利或价值的人,几乎就是「汉奸」了。
袁:毛主席也讲过这些基本权利,甚至多次讲到结社、集会的权利。文革大民主时的结社不需要向任何部门登记,你自己发表个宣言就算登记了!文革时期1975年的宪法,还又加上了两项权利:一个是大民主的权利,一个是罢工的权利。这是1950年代宪法所没有的东西,在文革中加上了。但在文革结束之后,1982年就把这些又取消了。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认为是共同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保障。】
其实,历史和逻辑一再地证明:自由民主都是有阶级性的。有资本家阶级的自由,便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在文革大民主时期,工人进行捍卫社会主义的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活动,是有充分自由的。但是如果有人明目张胆地主张资本主义的文化和制度,那是一定会遭受无产阶级的铁拳的镇压的。所以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多么反动的势力,都必须打着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在文革时期,民主自由权利已经是有史以来最普遍和广泛的了,但是仍然没有超越阶级的界限,变成超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曾谈到:
<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总而言之,西方政治制度及政治机构,其本质就是用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家阶级对美国劳动者和全世界劳动者进行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个本质是所有左派的共识。
三、如何认识美国社会
我们也可以具体地谈谈西方社会有多自由。
当然,可能西方社会有一些支零破碎的自由。比如在2000大选中,美国选民们可以在小布什和戈尔这两个资本家走狗之间自由选择一个来统治自己,结果在福罗里达州,作为该州州长的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大肆作弊,因此小布什和戈尔选票相当。于是,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来裁决是否重新计算投票。结果,5名共和党大法官选择站在共和党布什一边。于是,小布什就当了总统。就连哈佛著名的法学教授德肖微茨这个当年辛普森案的辩护人也看不下去,他写了本畅销书《联邦最高法院如何劫持了2000年大选》,强烈地抨击5名保守派大法官的职业操守。小布什在任期间,恶行累累,甚至公开撒谎欺骗国会欺骗全国人民,声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将美国人民拖入了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数黑皮肤的人、黄皮肤的人、拉美裔人、底层穷人为了一点钱去参军去上伊拉克前线,他们命丧伊拉克。他们的模糊血肉,却是布什集团、切尼集团等石油军工企业获得高额暴利的合法的、自由的、程序正义的代价。而在美国这样裙带关系盛行的社会,背景不凡的小布什,却没收到任何惩戒。试问,这样的支离破碎的自由,有何意义?
再比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月上任时仍然持有与国防和生物科技相关的私人公司的大量股票。其中包括吉利德科学公司的大量股票,该公司拥有克流感专利权。2005年7月,五角大楼购买了价值5800万美元的克流感,几个月后,卫生部宣布,要订购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克流感。如此官商不分,让人叹为观止。2006年,拉姆斯菲尔德宣布辞职前三周,布什签署了国防授权法,该法规定遭遇公共健康急难,总统可调用军队实施隔离检疫并确保疫苗供应。这对吉利德等制药业是大好消息,短短五个月,其股价上涨了24%。2001年1月,吉利德公司的这支股票大约7.45美元,拉式卸任时,这支股票每股价值67.6美元,一共上涨了8.07倍,单单从这支股票身上拉式获利4000万美元左右。
再比如,切尼和哈利伯顿公司的丑闻,让切尼成为几乎所有美国平民都痛恨的官员。在一个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如此腐败的、全民公恨的官员竟然可以长期担任美国副总统,这也算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奇观。哈利伯顿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服务商之一。切尼担任副总统后,仍然持有18.9万股的哈利伯顿股票,还有50万股尚未执行的认股权。伊拉克战争前,这家公司的股价为10美元,三年后涨到41美元,暴涨了四倍多,直接原因是切尼力主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所带来的大量石油服务市场和美军后勤订单。
美国人民可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去监督和惩罚布什、切尼、拉式等人的腐败行为?美国社会为何如此?
在美国类似的腐败案例举不胜举。据人民日报社《 环球人物 》杂志(2009年第5期)《美军500亿贪腐窝案》一文报道,负责伊拉克重建工程的美国陆军后备役上校科蒂斯·G·怀特福德,与承包商串通一气,贪污了500亿美元。除此之外,尚有1000多亿美元的伊拉克战后重建资金不知所终。
我想,不要说毛时代,即便是改革时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敢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名目张胆地、堂而皇之地大搞权钱勾结式的腐败吧?
中国当前确实是腐败透顶,但是中国当前的腐败,恰恰是改革开放学习引进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破除了原有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结局。进一步学习美国的程序正义,只能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根深蒂固。
四、如何认识程序民主、程序正义
袁先生多次谈要学习美国的程序民主、程序正义。袁说“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西方的程序民主,我赞成用熊彼得或者邱吉尔的话来说:它是最不坏的东西,这是指在没有一种更好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而即使有了更好的、更实质的民主,程序民主也是必要的。”
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民主、程序正义本来是应该和实质民主、实质正义合一的,是用来实现实质民主和实质正义的,但是美国资产阶级搞的所谓美式程序正义程序民主,恰恰是违背实质正义实质民主的。比如,美国的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说到底是富豪才玩得起的金钱游戏,其本质恰恰是维护垄断资本专制秩序的邪恶程序,是维护资本专制的制度。再比如,美国资本主义的律师制度,律师也以赚钱为目的,谁有钱谁有势力就可以请高级律师去巧言善辩、将有罪辩成无罪,有产者、资本家也就成了特权者。中国引进美国这种程序正义后,出现了无数李庄式的黑律师,黑心资本家和黑社会也在黑律师的帮助下猖狂无比。
总而言之,真正的程序民主、程序正义,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实质民主和实质正义。假如,一套自封的所谓的程序民主程序正义,带来的恰恰是对实质正义和民主的损害,那么这种所谓的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必然是虚假的需要被重新修改设定的。比如美国式的那套政治制度和程序,就是在极大地损害实质民主和实质正义,极大地维护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美国式的制度和程序,只能称作专制制度和专制程序。
即使是最好的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仍然不能彻底保障实质民主和实质正义,这是因为人类所设计的制度和程序不可能是万能的,在复杂的社会运作中一定会出现漏洞和种种不适应,因此需要依靠人的道德和信仰来保障实质民主和实质正义的实现。另外,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的设计者也必须是那些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高尚的人,不能有一己之私,否则很可能像美国开国元勋,如奴隶主头目华盛顿之类,设计出一套邪恶的伪善的制度和程序。最后,程序民主和程序正义需要向完美的状态不断进化,这种进化的动力本质上不能依靠人的自私欲望的驱动,推动程序和制度向完美状态发展的,只能是信仰和道德的力量。
因此,只有信仰和道德,才是实质民主实质正义的根本保证和根本动力。程序和制度,仅仅是一种十分有用或者十分有害的工具。
随着中国美国化进程的逐渐深入,从毛时代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再到今天,程序和制度越来越完备,道德和信仰越来越沦丧,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却在逐渐提高。当中国民众和美国民众及印度民众、菲律宾民众一样,对腐败的容忍度越来越高,甚至都认为政客必然要腐败的时候,我们将再也没有机会去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了。
我们反对中国的腐败,没有必要去美化美国。铁一般的事实是,美国社会、印度社会、菲律宾社会的腐败程度、两极分化程度并不比当今中国轻。盲目地美国化,只能南辕北辙,使中国越来越黑暗。
绝大部分中国右派及少部分自称左派的人士如袁先生,都对美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之所以存在这些幻想,是由于基本上国际传媒、国内传媒大多都被美国资本和亲美知识分子掌控。这些国内外的媒体,对美国历史及当今的阴暗面报道非常少,而重点妖魔化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这些人都是美国中情局信息战的战俘。实际上在美国,有大量的信仰马列毛主义者不敢公开身份,一旦他们公开共产主义信仰,必然被FBI、CIA等机构盯上,甚至终生遭受各种或明或暗的迫害。美国那些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主义者、毛主义者几乎都被那些自称捍卫自由的机构如FBI、CIA等整肃干净。连美国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因为意识形态上接近社会主义、同情工人等底层群众,也不能免于FBI的毒手,被FBI监控、迫害多年,直至被驱逐出美国。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因为倾向社会主义,在他在世时被FBI列为头号“危险反动分子”,遭到长年抹黑与监控和迫害,甚至其家人都难以幸免。所谓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究竟在哪里?
的确,美国庇护下的独裁走狗如蒋介石曾在台湾和大陆大肆屠杀民主进步人士、李承晚朴正熙的韩国屠杀了近四十万左派韩国人、美国支持的苏哈托在印尼镇压了几十万民主人士,美国支持独裁者皮诺切特所杀的智利数以万计进步人士到今天也难以统计确切数据,至今美国所支持的独裁政府如沙特王室等仍然是当今最腐败黑暗的政权。这些独裁政权作为美国的走狗,当然学到了美国的独裁本质,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被美国常年吸血,因此阶级矛盾比美国更加激烈,人民的反抗越激烈,美国及其走狗政权的镇压也越残酷,所以看起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没有美国那么多的民主自由。但是,如果因此反而去美化独裁头子美国,迷信美国式的民主自由,那不是愚蠢透顶吗?
附文: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
:陈宜中
(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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