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研究综述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股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中国文艺界发端，并随后蔓延到思想理论界乃至全社会的，与改革开放相伴生并将干扰整个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在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一思潮总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出质疑、否定，甚至采取极端手段，企图将我国的改革开放引向邪路。对此，我们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因为我们与其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才保证我们顺利地走进了新的世纪。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的同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死灰复燃、乔装改扮，以学术化的面目积极地活跃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它正在吞噬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细胞，并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里面不乏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领导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以至于有些人一提自由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被冠以老“左”的帽子。这些情况都表明，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尤其是对其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变种的研究和批判刻不容缓。
一、学术界的研究概况
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度成为热点问题，但后来随着1989年政治风波的平息，对这一思潮的研究又冷了下来，与那些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念念不忘”西化中国的状态相比，我国学术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一）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的著作、文集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和文集主要有：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编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辑录》、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编写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文集》、华原的《痛史明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及其教训》、钟文主编的《反“和平演变”干部导读》、王霁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李崇富著的《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梁柱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赵智奎主编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梅荣政著的《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高瑞泉、杨扬等合著的《转折时期的精神转折——“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及其走向》、陈晓明、周宏、孙强合著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等，但是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专门论述的综合性专著只有梁柱主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一本，其他只是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安排为一章或者是一节。
（二）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论文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检索，截止至2010年3月，直接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题的论文共有396篇（含组编文章），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张运涛发表在1981年第4期《商业经济与管理》上的《提高对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的文章。以这篇文章为发端，学术界围绕着邓小平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并在1987年和1990年前后出现了两次高潮。这三百多篇文章中，有结合自己本单位、本部门工作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文章，蔡澄清的《芜湖一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学生加强法制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于1987年第3期《中国戏剧》的《中国剧协举行主席、副主席工作会议——戏剧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等；也有从学科角度出发来谈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本学科影响的文章，如唐纪夫的《试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伦理学研究的影响》、林华的《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法理学的影响》、杨诚的《必须清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等等；还有一些以短评或者是卷首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观点的，如1990年的《文学评论》杂志刊登了编辑部撰写的《卷首语》：《划清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学术问题的界限》等等，这些文章短小精悍、杀伤力强，但学术价值不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围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展研究的文章日趋减少，通过搜索我们只发现了9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站在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这样算下来只有7篇文章），主要有李强的《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陈前、吴敏先的《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等，而硕士与博士围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则为0篇。
二、学术界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本质、特征及其哲学基础
1.关于含义和本质
胡乔木在 1981年8月8日 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为什么说我们把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的自由，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这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其他各种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竞选自由、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自由等等，归根结底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这种思潮的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更多的则是围绕邓小平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断展开了自己的分析。
彭英、胡继慧认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思想和体制的自由化，即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和多党制，根本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2]
周绪红、周建辉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股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其实质是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搞全盘西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3]
黄龙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针对四项基本原则而提出的关于中国发展前途的另一条主张。它的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4]
在陈晓明、周宏、孙强三人合著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一书中，他们从方向和道路的角度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指的是一种倾向于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实践的思潮，其本质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背离四项基本原则，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因此，能否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事关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问题。”[5]
梁柱、张守民在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严格的政治概念”，它“作为一种思潮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到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竭力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6]
2.关于特征
黄龙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特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理论是政治上实行‘多元化’、‘多党制’，经济上的‘多元化’和‘私有化’。
（2）思想特征。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的思想特征，集中体现为以超政治、超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作为评价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模式的标准。……实质上，他们宣传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3）组织特征。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变社会主义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肆鼓吹在我国建立一个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些非法地下组织，一旦时机成熟，就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的组织活动，1986年的学潮和1989年的动乱，便是例证。（4）行为特征。主要表现在:利用书刊、新闻、演讲、研讨等手段宣传其政治主张，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利用大学讲台、在大学建立‘理论市场’和‘政治特区’；成立非法组织，并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用散布谣言等手段丑化党和政府的形象等等。”[7]
陈前、吴敏先主要从邓小平的论断出发，概括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基本特点：“其一，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鲜明的反共性；其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其三，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教条性；其四，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其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我们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腐蚀性。”[8]
3.关于其产生的哲学基础
孙伯鍨、侯惠勤参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一书的撰写工作。在这本书的第十七章中，他们在其原有的《试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哲学基础》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主体性实践哲学和‘全盘西化’论、‘新自由’论和‘新启蒙’论”。[9]
（二）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李强认为，“邓小平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创立者和重大实践活动的领导者。在我们党的文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从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算起共有32篇，在这段时间，资产阶级自由化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有8篇，占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内容涉及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和文章比例很大，有52篇，占43.7%，几乎占到一半。《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查询‘四项基本原则’有44条记录，查询‘资产阶级自由化’有30条记录，查询“自由化”有36条记录。这样的比例和频率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和《年谱》中是没有的。”“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刚一露头，邓小平就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3年，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宣扬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潮。邓小平对此不但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要求主要的当事人公开澄清错误和写出检查。1987年，鉴于胡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重大失误，邓小平同意胡耀邦辞去党的中央总书记职务。1989年，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关于动乱性质的判断及果断采取措施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10]
陈前、吴敏先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如何才能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头等重要的大事始终高度重视。他在反复强调要防止‘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对来自‘右’的干扰,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给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也一直保持高度警惕,针对到底有没有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根本谬误何在？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反对和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等诸多问题,他都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战略高度给予了长期深入的思考。可以讲,他的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立场相当坚定,态度十分鲜明,见解极其精辟,思虑非常深远”。[11]
2.邓小平明确指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张晓红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一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他在这方面论述很多,特别是他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落脚点,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对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提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想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他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项重要任务”。[12]
彭英、胡继慧认为，“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与长期性。在他的文选中多次提到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同志发表的重要论断，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和危害，指出了党和国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方针，以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思想武器”。[13]
3.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初就敏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观点高度一致。其中有林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坚持邓小平理论的角度，正面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并引出了邓小平理论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关论断。他认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宣扬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越来越放肆地宣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揭露：‘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14]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腐败的关系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腐败现象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存在是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刘翠萍认为，“腐败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共生现象。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同任何腐败现象是不相容的。近几年来腐败现象的蔓延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她还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腐败现象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本质上又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都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危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惩治清除腐败是我们党一贯的立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抵制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的侵蚀，才能有力地遏止、清除腐败，而惩治和清除腐败就使自由化丧失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同盔军，削弱了自由化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腐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15]
沈学明认为，“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相互依存，又互为因果的。一方面，腐败现象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以下简称自由化）泛滥的土壤和温床；另一方面，自由化又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和条件。”他接下来提出了两点原因即“首先是因为，腐败现象和自由化具有许多共同点。”这其中他又提出了四个方面，“产生的根源相同；严重的危害相同；问题的性质相同；斗争的长期性相同。”第二个原因是“自由化助长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直接冲击反腐败斗争。”最后他认为“实践充分说明，自由化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政治思想根源，是对反腐败的严重干扰，实质上是政治思想上的腐败。只有把反腐败和反自由化恰当地结合起来，才能标本兼治，有效遏制各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16]
（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途径和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黄龙认为当代西方国家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渗透的途径和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开动种种宣传机器，利用种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第二，在经济领域，首先在理论上他们鼓吹经济‘多元化’，其次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经济合作和‘贷款’等方式，利用贸易关系，把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纳人资本主义轨道；第三，在政治领域，首先在理论上鼓吹‘政治多元化’，他们利用我们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渲染夸大，丑化和攻击共产党，降低共产党的威信，使广大青年学生失去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其次在组织方面，努力寻找其政治代理人，不断地培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另外，在对待我国的青年留学生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费尽心机，委托有关高等学校、基金会、科研机关、企业公司、新闻出版等部门和社会上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等给那些自认为‘有希望的青年人才’，提供各种‘深造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使他们受到西方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社会政治观点的薰陶，在政治上和生活方式上都完全西方化，妄图把他们变成回国以后的义务宣传员和政治代理人。”[17]
（五）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方针
周绪红、周建辉主要选取和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措施并认为“首先，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有科学的分析。其次，我们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最终要用我们的发展来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此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胆地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决不能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18]
黄龙认为，“第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全国人民的“向心力”和党员干部“反腐防变”的能力。第二、在经济领域里，要千方百计同心协力搞好经济建设，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第三、要努力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威信和战斗力。第四、要深人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转变教育观念。”[19]
三、目前研究的不足
目前学术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研究，视域较窄，尤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尚待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含义的界定，现在距离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下定义已经快30年了，这三十年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变化很大，但我们对它的含义的界定仍然停留在邓小平的层面上，对其学术性含义的研究不深；再比如更多学者仅仅局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对这一思潮与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这一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研究的较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演变，尤其是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变种、及对变种的评价鲜见于学者的研究，即使研究也是从思想政治的角度去研究，而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角度，尤其是从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论争的角度去研究的很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思想方法研究的不够；
[参考文献]
[1]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2][13]彭英、胡继慧：《始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法制与社会》，2006，（9）.
[3][18]周绪红、周建辉：《再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湖南大学学报》，1999，（12）.
[4][7][17][19]黄龙：《当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中国青年的影响及其对策》[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12）.
[5]陈晓明、周宏、孙强：《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9]梁柱、张守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M].人民出版社，2002.
[8][11]陈前、吴敏先：《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J].《政治学研究》，2007，（1）.
[10]李强：《邓小平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3）.
[12]张晓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5）.
[14]有林：《邓小平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中华魂》，2004，（8）.
[15]刘翠萍：《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社会腐败现象》[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
[16]沈学明：《反腐败斗争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J].《中华魂》，2004，（11）.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