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走出西方民主的围城
世界民主，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按其字面之意就是人民主权，简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确切地说就是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和公共事务决策，进行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马克思主义从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是统治阶级的民主这一事实出发提出了更为科学的定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谁敢逆天下而行，谁敢冒天下之不韪？所以民主是号角，民主是旗帜，民主是方向，民主是战胜对手的锐利武器。所以，社会主义拥戴他，资本主义也热爱他。六十年前，随着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高歌猛进，无情鞭笞资本主义民主的有限、虚伪，直让资本主义只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功；三十年前，资本主义民主狂飙突进，毫不留情地指责社会主义民主的独裁、专制。至今则是西方民主称霸全球。中国的学术精英、资本精英、政治精英中也有那么一批人在摇唇鼓舌、蠢蠢而动，恨不得将美国之鹰挂上天安门城头、“自由女神”立在天安门广场。普罗大众见到两（多）党竞争、议会代议、任期限制、三权分立的西方选举，也不禁热泪盈眶、振臂高呼：（西方）民主啊！你来得快些、更猛烈些吧！以《南方周末》、《炎黄春秋》为代表的民主先生，以教师爷自居，痛恨国人不要西方民主，竟然效法卢梭、孟德斯鸠，对国人重新启蒙。看来西方民主是有它的魅力，是有他的独特之处。但我们既要当中国和尚，更要当印度和尚，深入研究一下西方民主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会发现西方民主竟是这样虚伪、有限和糟糕。
（一）民主在西方长期是个坏东西。
西方民主有2400年的历史，资产阶级民主也有500年的历史。但是西方民主2300年、资产阶级民主400年，一直都是坏东西。只是到了最近100年，民主才成为香饽饽，由坏东西变为好东西。这不是昏话，这是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本身能说明许多问题。
1、“民主之父”看到了民主之“坏”。阐述西方现代民主，不能不提到为西方现代民主奠基的“民主之父”们。很不幸，这些“民主之父”不仅不拥护民主，而且对民主充满憎恨和恐惧。
在英国，政治家弥尔顿说过“一切权力的源泉一向来自人民”。但是他又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鄙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思想家洛克更是对民主没有好感，他写道：“由于大多数人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
在法国，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旗帜。但他的代表人物也并不激扬民主。孟德斯鸠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平等精神走向极端，由此产生的一窝窝小暴君们与单一暴君一样可怕。伏尔泰认为：民主政体“只适用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便如此，它也不断出错，因为他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就好比女修道院来了一群男居士。”狄德罗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柏克则破口大骂：“纯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首相基佐则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夺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
在美国，美国国父们面对“谢司起义”引起的恐慌，把“所有的动荡都算到了民主的帐上，迫不及待地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熄灭民主之火”。美国的制宪会议是对民主的声讨会，他们要建立的也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这部宪法体现的也根本不是民主，而是赤赤裸裸的罗马式共和国制。麦迪逊就极力鼓吹不要民主，而要建立一个“宪制共和”，他说得直截了当：“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与生俱来的就是麻烦和不便，人们之所以谴责民主，原因就在这里。”
有人会说，这些是经过过滤的“产品”。那就让我们的法国政治家、思想家埃米尔·法盖的感慨作结：“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个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2、统治阶级通过立法限制民主之“坏”。由于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恐慌和敌视，在很长时间里，劳工阶级和妇女、少数人种根本没有选举权，他们获得选举权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拥有选举权的人只是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
在英国，到18世纪中期，在英国的700万成年人中，仅有15万人享有选举权，占成年人口的2.1%。直到“光荣革命”143年以后的1831年，英国有选举权的人也只有占成年人的4.4%。英国于1884年“在民众的压力下进行第三次议会改革……，英国选民总数达到450万人，占成年人总人口的28.5%。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投票权。”英国直到1948年以后，才最终实现普选制。从13世纪算起，经历了700多年。
在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有2600万人，其中积极公民只有440万，他们享有投票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初的1871年，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在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时，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仅限于人口中的极少部分。1789年第一次举行总统选举时，只有约4%的成年人投票。1965年后，美国黑人才真正开始享受选举权，而此时距殖民初期只让白人成年人土地所有者投票已经过去了350年。美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历程也十分曲折，也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妇女才完全获得普选权。
从上述三个所谓西方民主典范的国家实行普选权的漫长过程中可以看出，选举是有产者、社会精英的游戏，根本不是全体人民的“民主、民治、民享”。正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指出的“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王绍光《民主四讲》）。资产阶级这所以想方设法限制劳工阶级的民主权利，说到底就是害怕劳动人民威胁到它的统治和财产权利。正是这种人民的民主权利，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却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民主对统治阶级来说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坏东西。
3、统治阶级通过代议民主制堵住民主之“坏”。在西方民主先生的忽悠下，“共和制”被忽悠成了“民主制”，“共和”与“民主”成了同义词。而在18、19世纪，这两个词的意思竟是天壤之别。前者是指人民参与治理国家，后者则仅是禁止国家权力世袭。以美国宪制为例，美国的共和制不过是西塞罗、马基雅费利、孟德斯鸠等人鼓吹过的君主（以总统为代表）、贵族（参议院）和人民（众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要害正是限制人民行使权力。
首先分割立法权。效仿美国上议院设立参议院，参议院的功能是“一个抗御……反复与激情的必要防护”。华盛顿说得更是形象：“我们将（来是众议院的）法案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冷一冷。”美国在成立后126年间，参议院议员均非民选，而是由各州立法机构遴选。
其次赋予总统“帝王”般的权力。美国国父们坦率地承认，美国总统的权力“与英国国王有类似之处，它也同样类似于土耳其皇帝，鞑靼可汗。”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美国政体是一种“选出来的君主制”。托马斯·杰斐逊也说它是“君主制的新版本”。
再次赋予最高法院审查法律的权力。由此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立法权一分为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是为了保护少数人即有产者免受多数人也即劳工阶级的暴政，他们拒绝信任人民。对此，麦迪逊说得很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
推行民主，给劳工大众以政治经济权利，反过来却威胁到推行者的统治和财产权利。这样的民主，当然是坏东西。站在有产者立场，我也说民主是个坏东西。
（二）异化后的西方民主成了“好”东西。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臭”了2300年的民主，于19世纪中期开始“香”起来了，“坏”东西突然变成了“好”东西。现在，民主几乎成为西方的专利。民主成为“好”东西，既有外部环境的变化，更是民主的异化。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劳工的革命和反抗。穆勒曾感叹：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民主潮流的兴起并不是思想家们鼓吹的结果，而是由于几大股社会群体已变得势不可当。精英们一方面害怕民主，一方面认识到民众要求势不可挡。与其堵，不如导；与其死守民主原义，不如改变民主内涵。于是他们不得不“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民主退到民主的本质后面，让“自由民主”、“宪法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中的“自由”、“宪政”、“代议”、“程序”等修饰词跑上了台面。一旦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开始拥抱民主时，民主的本质没人谈了，大家关注的都是带修饰词的民主，而且修饰词比“民主”本身更重要，民主完全异化了，再也不是人民的统治了。
1、“自由”和“宪制”使民主变“好”。现在“民主、自由”响彻云宵，不绝于耳。好像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其实，很长时间不仅不同，而且相互对立。自由是个人不受政治权威与社会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尤其是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则是“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是多数人的暴政。为了解决多数人的暴政问题，那就不仅要对专制的权力进行制约，对民主的权力也要进行制约，使无限民主变为有限民主，将民主限定在“公共领域”。显然属于个人的自由，与属于公共的民主不仅不互为前提，而且相互对立。
要想使这种对立保持在各自的边界之内，资产阶级思想家举起了“宪政民主”的大旗。在宪政中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以此限制民主权利的行使范围。因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公民可以用民主方法决定一些事情，但除了政治领域，其它领域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在“自由民主制”下，人民已经接受了对其使用民主方式进行决策的限制，使得民主决策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而不再被运用；在“宪政民主”下，无非“民主的原则只能在适用的领域里面适用。”经过资产阶级思想家这番忽悠和改造，从此“自由民主”和“宪政民主”把“自由”、“宪政”置于“民主”之上，实质是把“民主”关进鸟笼，这样的民主不过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罢了。
2、“代议”民主制使民主老“好”。在现代，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俨然是西方民主的基石，以致于相当多的人认为“民意代表”和“议会”就是现代民主，但是这种代表和“议会”到底有多少民主？
从原始氏族社会的直接民主被现代西方“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所取代，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人民群体扩大、语言差异变大、议事场地有限等，但根本原因是有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蔑视与恐惧。在有产者看来，如果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决策，民主便很难驾驭，而一旦换成竞选“代表”，让“代表”构成“议会”掌管国家大事，民主就驯服多了。
既然人民已被“代表”了，那就必然要将民主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成功地进行了这一改造。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把民主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公共）决策权的制度安排。”这就彻底颠覆了民主的原意：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对此，他毫不讳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权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从此，西方民主遵循这位民主之神的旨意，民主从“人民的统治”转型为民主是“人民选择统治者”， “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选举变成了“金主”。这样的民主对资产阶级自然有益无害，真正的老“好”了。
3、“自由竞争性选举”使西方民主风光无限“好”。崇尚西方民主的人认为：自由的、周期的和竞争性的选举，正是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精髓。一人一票，可以用脚投票，投谁不投谁，都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自荐或他荐候选人，弄得好就可能坐上公职的位置。多么民主、多么美好！然而，且慢，这里面有玄机。
首先，选举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它不可能把所有公民都看作公职的潜在候选人，因而不可能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担任公职的机会；它必然偏爱知识资本、能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雄厚的人。这就不难理解，号称“民主之最”的美国，显赫政治家庭——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特、罗斯福、肯尼迪等掌控国家权力几乎从未间断；这就不难理解，亚洲的所谓民主国家日本、印度、新加坡、泰国等选出的都是政治大家族的人员，所谓民主政治成了不折不扣的贵族世袭。
其次，选举改变了民主的性质。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把政府是人民行使主权的政体变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体；把公民是公职分布的平等变为选举权的平等。从此，政治是少数精英的政治，公职是精英的囊中物。选民们投完神圣的一票也就再也没有自己的神圣。然而，由于西方民主一年一小选、几年一大选，确实是既热热闹闹，又风风光光；既赚得了资本，又赚得了眼球，选来选去基本是各路精英，基本是一些老面孔。这样的民主自然是风景无限“好”了。
西方现代民主通过“自由宪政”、代议民主、自由竞争三招，既赋予了公民一定的民主权利，又让民主变为驯服的工具，更让民主悄悄地改变了性质，最关键的是让各类精英保持了世袭地位，这样的民主不是好东西才怪呢。但对于精英和有产者是好东西，对劳工阶级则是地地道道的坏东西了。
（三）看清西方民主的“真”（东西）。
被一些人顶礼膜拜、吹得神乎其神的西方民主，“人民主权”的成份到底有多大？可以从比较的角度看，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可以从西方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内容看，因为它反应了人民在西方国家和社会中的真实地位。通过比较和揭示，西方民主怎么这么虚伪、有限和糟糕。
1、相对于原始氏族民主和古希腊民主西方现代民主是严重的倒退
（1）原始氏族民主“质朴而美妙”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
这段人尽皆知的名言，千百年来只被当做圣人的感想、理想。但很有可能是圣人对史始氏社社会状态的“补记”和描摹。
恩格斯依据摩尔根的历史著作《古代社会》揭示的事实，写成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对这种原始氏族民主作了详细而生动的论述。
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创造的第一个社会——原始氏族社会是天然的氏族民主制，这种氏族民主制有着基本共同的特征。一是氏族胞族、部落有议事会。氏族（胞族、部落）议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氏族和胞族的议事会由氏族和胞族的全体成年男女成员参加，部落议事会则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氏族成员有权围立、发言，但无表决权。氏族成员彼此平等，都有讨论和参与氏族事务管理的平等权利；二是氏族的公共事务由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具体管理。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由氏族全体成员民主推选，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也可以随时撤换；三是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权力有限。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的权力正像恩格斯论述的“氏族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军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马克思选集》第82页）。
按照恩格斯的论述，原始氏族民主制，不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十分单纯质朴”又“多么美妙”的制度（同上，第92页），这种质朴和美妙主要表现在：
A、没有私有制和剥削，社会成员在经济上过着大致同等的生活，不存在贫富的对立。“家庭经济都是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管理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不会有贫富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同上，第93页）
B、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平等，不存在统治和被统治。“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同上，第93页）
C、没有国家和法的强制权力。在这里“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主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 “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同上，第92-93页）
这三个方面，相对于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弊端来说，确实质朴而美妙。美妙由于质朴，质朴显得美妙。但是，不要以为恩格斯对于这种制度只是赞叹，他同时还告诉我们：“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同上，第154-155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有了压迫和奴役的前提，“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同上，第93页）因此，阐述人类最初的氏族民主制，我送出的决不尽是玫瑰，而只不过是试图肯定这种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性质和地位罢了。
（2）古希腊民主直接而广泛。
古希腊雅典的国体是奴隶主专政。雅典的人民只是年满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且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奴隶主和自由民，成年的妇女、男性的奴隶和外帮人都不是公民。雅典一共有多少公民呢？据估算，在不同时期，公民的数量介于3万至6万之间。那么，同期雅典的总人口是多少呢？估计在30万至50万之间。……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公民人数在整个人口里面的比例……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因此，雅典的民主仅仅是极少数“公民”享有的民主，是排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所谓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统治。”（王绍光《民主四讲》第4页）
雅典的政体非常复杂，主要有三个机构。
一是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机构，它有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全体公民都能参加大会；第二，对雅典公私生活的任何问题都可表决；第三，公民大会召开频繁，每年至少要召开40次大会，每次要开5个小时；第四，必须达到法定最低人数才能开会，至少要有6000人来开会，这个会才是合法的，并且，所有合法的公民均有权在大会上发言，阐明自己的主张，并参与辩论和表决。（王绍光《民主四讲》第4页）
二是五百人议事会。它是雅典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五百人议事会最重要的职能是安排公民大会所有的议程，包括起草议案、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成员，通过抽签从雅典当时十个部落中产生。议事会成员任期一年，不得连任。议事会内部以部落为单位设制10组五十人团，轮流执掌雅典政务。
三是民众法庭。其体制特征是一切由人民的多数说了算。如果有人被指控犯法，就要由200多位公民组成的民众法庭来进行审判。他们既是陪审员，也是审判员，并且根据多数票来断案。
2、相对于“中世纪的黑暗”，西方民主是伟大的进步。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在中国，是漫长的君主制。“朕即国家”，皇帝为国家元首，通常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却不负实际责任；而权力并非派生，所谓“君权神授”、国民无权过问和监督；皇位世袭且几乎全是皇位终身制；在西方，则有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君主制已见前述。贵族制则是参与政权的管理，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整个统治阶级中的贵族；处于权力中心的是贵族中的少数世族显贵，中小贵族往往被排除在这个中心之外；执掌权力的贵族代表通常经贵族成员选举产生。共和制则是国家元首和权力机关经选举产生，实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制，在法制上被定义为“公民”的人有选举权，但这样的公民在成年公民中所占比例极少。中世纪的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尽管国家治理形式不同，权力来源不同，但毫无例外地专制、独裁。因此，西方现代民主相对于中世纪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方式，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西方现代民主不仅具有历史合理性，也有相当的现实合理性，即民主的有限真实性。
3、相对于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虚伪和有限。
社会主义民主是有阶级社会以来，最全面、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虽然它在实行过程中产生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幸的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被严重妖魔化了，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的全面退却而全面退却了。我们必须祛魅、正名、实行，重振社会主义民主雄风。后面，我们将简论社会主义民主。
（四）西方民主已成为地道的“金主”。
西方现代民主既有它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它相当的现实性，即民主的有限真实性。西方民主有“三大支柱”：第一，以议会制取代君主制，取消贵族特权，议会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和实行专政的权力中心；第二，以选举制代替世袭制，打破了宗法制、家长制和贵族世袭的传统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的管理，通过选举途径进行；第三，以任期制否定终身制。西方现代民主，推翻了封建贵族特权制度，在形式上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实际上享有选举权、居住权、人身自由权、游行示威权等人民民主权利，确实是阶级社会里民主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是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也就到此为止。它用“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维持了资产阶段的统治地位。它用选举代替民主，维持了资产阶段精英贵族，对国家权力的控掉；它让“选主”变成“金主”，维持了资产阶段精英、贵族统治的世袭和终身地位。民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专制”。“钱能说话”，以美国为例，“从1860年-2004年间144年，平均每次选举的花费比上一届选举增长45.5%，到2004年竞选花费已高达7亿多美元。”“在2006年的国会选举中，当选的参议员平均花费964万美元；即使是那些没有选上的倒霉蛋，每人也平均花费了741万元。在参加角逐者中，大量是已经在位国会议员竞选连任，些人平均竞选花销比其他人多得多，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也比其他候选人高得多。在2006年国会选举中，有30位参议员竞选连任，23人成功连任，成功率77%；同时有407位众议员寻求连任，383人成功，成功率高达94%。美国国会议员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竞选成功，可以永远赖在国会不走，于是国会里总有大量的老面孔。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虽然不允许世袭，但父传子的现象相当普遍。
由此可见，治理美国的是群与普通美国人完全不一样的特殊群体，一个非常有钱的群体。难怪尼克松总统的顾问凯芬·菲利普斯把美国的政体称为“富豪制”。在他看来，在美国“金钱与政府已完全融为一体了。”（王绍光《民主四讲》）。
在“自由、民主”、“宪政民主”的旗帜下，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成了西方现代民主的禁脔。它以自由的名义，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表面上看，人民财产不论贫富多少平等保护，但在一个财产大都集中在一个大资产阶级手中的社会实际保护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因此，西方现代民主所宣布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正如列宁所说，仅仅是“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页）是名副其私有财产的平等权利，西方现代自由“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同上，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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