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是邓小平的发明。一九七七年五月，他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谈到：“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尔后，他又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文中谈到：“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这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提出的一个卓越的命题。它树起了“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时党内一方面已开始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就是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方面，党内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逆流，邓小平通过批判两个“凡是”，通过批判否定的逆流，树立起了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它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进行了规范。这个概念至少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2页）；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反对以偏概全和庸俗化对待毛泽东思想，“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第二卷第42-43页）；第三，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页）；第四，毛泽东思想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页）。
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完善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而且领导全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一九八一年，我们党形成了那个著名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作了诠释和概括。它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同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主流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邓小平致力确立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定格在了《决议》之中，事情结束了。
但是，凡是认为事情已经结束的地方，往往才是问题的开始。因为人的认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不可能一次完结，因为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的任务难以完全彻底完成，因为从今以后如何认识、对待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竟然引起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呐！
一、《决议》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
《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高的，对毛泽东的功绩是肯定的。《决议》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决议》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立的功绩基本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因为《决议》对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不准确的，有些甚至是严重失实的。
1、《决议》说：“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决议》对“反右”斗争中出现的错误所作的结论是准确的，但主要责任不在毛泽东，主要责任恰恰在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和地方各级党委负责人。因为毛泽东的反右斗争理论和政策，说得明明白白、讲得清清楚楚，有他的雄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做革命的促进派》为证。毛泽东认为“右派分子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5页）。并且，“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同上，第441页）；并且，反右是为了改造右派，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心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同上，第455页）对此，中共中央原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曾有公允之论：“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的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000人，后来扩大到8000人，最后毛主席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各个单位、各个地方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明明是违反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的错误，可是由于《决议》中语焉不详、责任不清，一干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将责任一古脑儿推给毛泽东，而右派分子则对毛泽东进行了持续不断的三十多年的攻击和控诉。
2、《决议》说：“毛泽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狂飚突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醒悟得最早、制止得最力、形成的理论成果最高、在政策上讲得最清的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正是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思考，使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很快走向了成熟，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它的特殊规律，必须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劝吴芝圃同志（河南省委书记、信阳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笔者注）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鉴于“五风”，尤其是“共产风”日盛，毛泽东决心“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并且直接发表致省到生产队的公开信，要求讲真话，讲求实际：“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直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而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助长了“大跃进”期间“五风”的愈演愈烈、越刮越猛。比如，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谈过，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届三中全会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溥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31-732页）
原来人民公社竟是这样吹出来的。
可见，正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同志没有理解和执行毛泽东制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论和政策，才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三年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可是《决议》将主要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右派精英则据此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一些人，扩大成三年国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5000-7000万的罄竹难书、罪无可赦的滔天大罪！
3、《决议》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如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的缺点的话，那么差不多五十年之后，中央制定的“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尤其是之前“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的经济路线与当时的总路线有什么本质不同？这个路线又有什么缺点？
4、《决议》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吊诡。其问题的症结是：庐山会议本来已对“左”的倾向作了全面反思，并且即将形成决议，彭德怀为何还提出清算“左”的错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起了什么作用？李锐、田家英等秀才们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地方大员们又起了什么作用？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毛泽东固然负有责任，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更负有责任。刘少奇就将庐山事件提高到了分裂党的高度。彭德怀同志本人就不负责任？毕竟是他改变了庐山会议的方向，并且改变了中国一段时期的发展路线。
5、《决议》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
然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肇发于1957年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之所以被认为是“左”祸之源而加以彻底否定，一是因为政治博弈的需要，二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主要矛盾学说的误解。毛泽东没有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但他不仅那样说了，而且分明那样做了。按照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功绩，而不是错误。邓力群就十分赞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这段话（指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笔者注）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一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来估价。”（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6、《决议》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看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毛泽东的功绩，它对于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事实表明，“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的恰恰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
7、《决议》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确实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一方面，这场运动不仅摧毁了封资修的东西，而且摧毁了一些红色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不仅重建了红色文化，而且创建了人民大众文化，只能说这是一个毁誉参半、对错并存的运动吧。
8、《决议》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面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总之，《决议》是对“文革”全盘否定，对毛泽东是横加指责，只是比直斥毛泽东“文革有罪”稍逊一步。
的确，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异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文革”已深入中国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永恒话题。“文革”的内涵太丰富了，“文革”的经验教训也太多姿多彩了，绝不是《决议》简单的概括所能涵盖，也绝不只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当然，这也不是拙作阐述的重点。这里，我只能简单谈几点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
第一，“文革”确有错误。“文革”的错误就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在“文革”运动高峰时，严重冲击了生产；就是“文革”中的派性斗争。然而，“文革”的这些错误恰恰又是没有正确地执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政策所造成的，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而造成的。
第二，毛泽东确有错误。毛泽东的错误就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所迷惑和利用，就是一度支持和怂恿了“文革”极左思想，就是一度姑息和容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一度姑息和放纵别人搞个人崇拜。但毛泽东不是没有看到这些问题。1970年12月，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第二条我很不高兴，就是抓了俘虏，虐待。个人崇拜是讨嫌的。”
第三，“文革”的直接矛头确实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就是如此认为的。有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当权派？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判断绝对没有错误。而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内事实上存在严重分歧，一部分党内领导人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第四，“文革”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凤凰涅槃。“文革”虽然号召夺权，但是向走资派夺权。夺权虽然是“文革”的一个直接目的，但不是“文革”的主要目的。“文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吐故纳新。“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它是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内整顿“三风”，即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运动的继续，是对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国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是为了实践谢觉哉同志所说的与中国 “官国”传统的彻底决裂，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虽然剥夺和限制了一批干部的政治权利，甚至人身权利，但它确实培养和造就了一个焦裕禄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它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更新的长期目标虽然失败了，但是他的救赎行动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灵魂之中。
第五，“文革”是为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凤凰涅槃。“文革”的重点是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一个“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这里暂姑且不论。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党内争论是很激烈的。比如说有人主张以俄为师。但苏联从赫鲁晓夫一上台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彭真、张全景等党的领导人都认为苏联变修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最终经戈尔巴乔夫之手忘党忘国。比如说有人主张以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为蓝图。虽然中国没有第二国际的传统，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数十年后，谢韬就认为中国改革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搞的就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自然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这个蓝图集中体现在他一九六二年发出的“五·七”指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有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鱼），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这个“五·七”指示勾画的是一幅美妙而又质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它既是对过去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自然衔接——“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毛主席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及谈话》）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又是“文革”所追求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它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是一个淡化商品流通的社会。这个公平、平等或者扁平化的社会，“文革”是部分地实现了。美国友好人士韩丁说：“有一个时期，文化革命似乎是历史的分水岭，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们摆脱了旧中国的上层建筑，摆脱了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将他们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自我更新的长远构想失败了，但中国社会主义的自我救赎的精神却在烈火中永生了。
第六，“文革”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更新。“文革”提倡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张的是灵魂深处暴发革命，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自我改造”和“互帮互学”。比如，全国人民学雷锋，全体干部学习焦裕禄，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等。尽管“文革”后来被称为血雨腥风，“被贬为最最离奇古怪的玩弄阴谋、相互撕杀，一场彻头彻尾的任意胡作非为的争权夺利的派性斗争。”（韩丁语）但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承认，“文革”时期社会秩序是稳定的，社会风气是好的，干部队伍是廉洁的，中国人民曾作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四有”公民傲立于世界之林。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长远目标虽然失败了，但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却是已经遗传下来了。
第七，“文革”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革”的经济理论是“抓革命、促生产”，基本原则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基本方法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尽管“文革”在运动初期曾使国民经济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整个“文革”时期国民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文革”绝对不是“浩劫“、“灾难”、“崩溃”，绝对不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背叛，恰恰相反，是对它们的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虽有错误，但他没有严重错误，更没有什么“悲剧性”错误。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生不是“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是功昭日月、光照千秋，而他的过失和错误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许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观点是对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的最好诠释，他说：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巨人毫无疑问是毛泽东，因为他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正是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朝鲜战争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军事强国。但中国成为军事强国，并不等于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强国与富国、富国与穷国的主要标志是工业化的程度。又是毛泽东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多年内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到1980年，中国的工业化规模已经超过世界老牌工业强国，直追西方强国中坐第三把交椅的西德。
经过毛泽东时代的短短二三十年，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伟大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即瞄准西方先进的工业水平，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到毛泽东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天上有喷气式飞机，地上有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而“四小龙”能造什么？它们是典型的殖民经济，只能造服装、鞋帽之类。（转引自张梦宁《李敖竟如此评说毛泽东》）
二、《决议》没有全面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
《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表面看来，不仅显得循名据实，而且显得有根有据。因为它是遵循中共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和具体内容来进行概括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曾经作过三次概括。
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的概括。它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
在政治上，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问题上以及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为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在军事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规定了服从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的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我们的战争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的条件上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和我之优点，充分地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制定了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民主集中制；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其中的第二次概括是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他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这样的概括：
“毛泽东思想从它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至是发展着、完整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件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
对照我们党“七大”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概括，《决议》的定义和概括好象显得更加精炼、也更加科学。但它只是逻辑形式的更加精炼、更加科学，只是它认为是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更加精炼、更加科学，至于它认为是错误的、不成熟的理论，则是毫不手软，斥之门外。例如《决议》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就实行了“金圣叹式”的外科手术。不惟如此，《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的逻辑形式也是值得商榷的，基本不涉及毛泽东精神和毛泽东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也是不可原谅的。
1、《决议》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决议》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外援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这个概括的言外之意和言下之意是：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是正确的，必须全面肯定。
——毛泽东科学、严谨、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只是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的而被肯定。至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说，因为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实际而被基本否定了。
——毛泽东科学、严谨、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只是因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文学艺术的方针，是正确的而被肯定。至于中共中央曾经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由于“有了特定的含义”而被彻底否定了。
——毛泽东科学、严谨、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只是因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种关系、“鞍钢宪法”的管理理论是正确的而被肯定。至于毛泽东其他科学、严谨、系统的政治经济理论则被摒弃了。
——毛泽东科学、严谨、系统的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由于“说了许多官话和空话”而被弃置一旁了。
直白地说，《决议》基本否定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规律的学说，基本否定了毛泽东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基本弃置了毛泽东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本弃置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个阉割、肢解和腰斩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亦即阉割、肢解和腰斩毛泽东思想的《决议》。但是，无论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看，还是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看，一点也不支持《决议》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作这样阉割、肢解和腰斩。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在于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全面、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态，从而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人类社会之所以是有秩序和有规律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个根本矛盾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根本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换的。例如说，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也是。根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有时也是相通的和可以互换的。例如，毛泽东说：“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毛泽东选集》第314页）“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都为这个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毛泽东选集》第320页）但它们的内涵在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却是准确无误的。将支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称为根本矛盾，将支配人类社会单独的社会形态发展的矛盾称为基本矛盾，将支配人类社会单独的社会形态所表现出来的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称为主要矛盾应该不违反革命导师们的原意。
事实上，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同志已说得比较明白透彻了：
资本主义大工业把成千的劳动者组织在一个企业或工厂里做工使生产过程有了一种集体的性质或社会公共的性质，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以共性质要求把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资本家私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其他矛盾都是从这一个根本矛盾上产生出来、表现出来的，这些矛盾的表现有各种各样，现在只讲最主要的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个别企业和工厂内的生产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都是盲目的、无计划的、无政府的……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生的的这种制度和大工业的巨大生产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生产关系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日益不相容了。
以上讲了第一个主要的矛盾，现在讲第二个主要矛盾，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的矛盾。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是尖锐的对立着，两个阶级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特别到了危机恐慌时期，工人阶级的痛苦就更为加深，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斗争，就常常要发展成革命的危机……（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发展史》第115-119页）
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主要矛盾！熟读革命导师经典著作的艾思奇同志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只不过因为马、思、列、斯、毛等革命导师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而“夫子之道”“今女画”罢了。然而艾思奇早就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实属难能可贵。事实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至今仍是“夫子步亦步、趋亦趋”，心有戚戚，却不敢越过雷池。邓力群就自道过他的伤感：
《决议》（指八大决议）里讲的是生产的发展赶不上需要的发展，生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要，毛主席这里讲到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要通过计划去调节，这种矛盾和前面讲的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生产和需要是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内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又是个主要矛盾，两个主要矛盾怎么加以区别，他们相互的关系如何？应该怎样理解，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把握，提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大家一起考虑。（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第27页）
马克思主义者大可不必伤感，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不仅那样说了，而且那样做了；毛泽东不仅那样说了，而且那样做了。
对人类社会这个根本矛盾，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做了最好的诠释：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构成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引发生产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因此，在以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根本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而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的阶级斗争过渡到共产主义。但这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形态。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自然会表现出自身的特殊形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决不像那些形上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这样一步一步走：摩尔根曾经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印度安人尚还过着原始生活呢！马克思、恩格斯还曾设想过飞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中国的西藏自治区就一步从农奴社会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之所以不可避免，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矛盾是激烈对抗的矛盾。
马克思说：“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2页）
有人以当今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一段时间欣欣向荣，反过来革了苏东社会主义命的现实，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马克思的预言破产了。这纯粹是睁眼瞎掰：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走向垄断了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暴露出它的痼疾、弊病和缺陷了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日益加剧了世界的对抗了吗？难道社会主义不是在重挫后又在曲折地向前发展了吗？难道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吗？难道资本主义不是在自己革自己的命吗？这些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生产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而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生产着财富、财富集中、血腥贪婪和少数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又生产着贫困、饥饿、悲惨、奴役和多数人的地狱；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生产生产力、生产经济危机、生产阶级和阶级剥削，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生产着社会危机、生产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自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孪生兄弟，就开始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个别人的行为到阶级意识的斗争。这个斗争有时激烈、有时缓和，有时对抗、有时非对抗。无产阶级希望和平地废除私有制，取得统治权。“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是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的敌人这样做无非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同上，第一卷，第219页）而且，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向革命。”比如，梯也尔对巴黎起义的屠杀和镇压：“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同上，第三卷第332页）。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并且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毛泽东直接继承和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上述关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学说。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仍然是——或者是他老人家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又是他创立的矛盾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是对“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0页）的观点的科学演绎。他认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矛盾认识过程。”（同上，第318页）作为马克思学生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必然也经历了马克思的矛盾认识过程。那么，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没有明说，但他老人家不仅分明说了，而且基本是倾后半生之力在加以解决。他分明那样说了。他认为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比正确：“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的法则——笔者注）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个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上，第318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3页）“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同上，第374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他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他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经济学家在蒙混过关，被抓到了小辫子。”（邓力群辑《毛主席谈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在一定时期要有一个稳定的边。毛泽东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有的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1961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定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共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因此，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邓力群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毛泽东认为先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发展生产力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是一致的。”（邓力群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建设的是“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认为，“八大”概括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正确。“‘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转引自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他老人家为什么认为不对，没有明说。我猜想，可能是“八大”阐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将基本矛盾的内涵阐述清楚，因为按照“八大”的阐述，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老人家不仅分明那样说了，而且不遗余力、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始终不渝地那样做了。毛泽东牢牢牵住所有制和劳动者权利——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一牛鼻子，目的是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又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大厦的最终建成。因此，根据毛泽东说的和做的，我们可以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概括为：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这一基本矛盾，人们不仅感觉到了，而且认识到了，只不过被一种良好的愿望遮蔽住了：这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片面性的认识。首先，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它反映着全民与集体、集体与集体、全民与全民之间的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关系，是共同缔造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互助协作的关系，因而它不会发生竞争、掠夺和彼此吞并的行为，同时，也不会产生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的资本主义；其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的生产目的不是为着榨取剩余价值，而是直接为着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再次，认为这种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共同发生作用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这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不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和通涨，即不会引发社会经济危机。
但是，通往天国的大道不是良好的愿望筑成的。就在中国人民憧憬着“社会主义是天堂”时，无情的事实却一巴掌将中国人民打回了人间，个别地方甚至跌入了万丈深渊，以致几十年后，中国的右派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仍在大叫大嚷：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饿死人事件！要清算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俄国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都在确立的初期发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这种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生产这种有计划按比例的社会化商品生产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这个矛盾运动虽然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并且一般地并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但这些非对抗性的矛盾更复杂、更普遍，处理起来更棘棘手、更缺少现在的手段。“文革”之所以从革上层建筑的命开始，改革之所以从革经济基础的命着手，其实质都是调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旨在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冲突。从这个方面来说，“文革”和改革虽然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和不可调和，但目的和内容却是惊人的一致，因此，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DNA双螺旋结构”，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不但需要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且更需要“文革”。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我国，虽然所有制的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9页）更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级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一句话，只要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没有确立起对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只要社会主义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想和信念，只要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仅贯穿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型态和专政机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的矛盾即敌我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不仅要正确处理敌我矛盾，而且更要应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
综上所述，自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
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根本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揭示了但未明确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述的自然引申、继承和发展。
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正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已经经过社会历史考验，并经得起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考验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天才贡献，而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谬误！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这个专政则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任务非常艰巨，“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在列宁那里更是大大地丰富了起来。他认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必须无情地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必须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必须教育和改造小生产者，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辩证地看“按劳分配”，要注意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的缺点，要不断克服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的缺陷，要同新生的资产阶级作顽强的斗争等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已经成为一个科学严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国家学说，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它是更加严谨、科学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它虽然直接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但它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以苏为鉴的结果却是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
（3）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国际共运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A、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对国际共运经验和教训的借鉴。
首先是以苏为鉴。斯大林在上个世纪193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匆忙宣布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到他逝世前一年才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苏联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斯大林逝世后，他的实际继承人、无产阶级的叛徒赫鲁晓夫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全面推行“三合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不仅使苏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特权阶层，而且将苏联的经济基础改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而使苏联事实上易了帜，更了色。后来，苏联的亡党亡国也就毫不奇怪、见怪不怪了。
其次是以波匈为鉴。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接连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这是两起不同性质的事件。波兰和苏联关系紧张的事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事务，可是“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苏联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匈牙利事件则是国内反革命分子与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旨在推翻匈牙利党和国家的反革命事件，可是苏共决定撤退驻匈苏军。波匈事件虽然在中国党正确的斡旋下，很快被平息，但也向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敲响了警钟：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主本义复辟的土壤，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制定的政策不当，必然有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则必然会有陷入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险。
B、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更主要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无庸置疑，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这一乐章写得非常优美动听，就连改造的主要对象——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服服贴贴，敲锣打鼓”。但是，就在“八大”刚刚宣布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一方面，共产党内地刮起了强劲的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等“五风”，以为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另一方面，右派则抓住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失误来了一个猖狂的资产阶级进攻，疯狂地叫嚣“轮流坐庄”，赶共产党下台，严峻的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正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才形成了他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历史已经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低头。历史不会屈从任何权威，但它会向真理低头。毛泽东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真理。这些成就就记载在《决议》中和一系列记载毛泽东时代成就的文献之中，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和肌体之中。
苏东波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证明历史已经向它低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精确地向毛泽东的预言演绎，证明历史已向它低头。
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铁的历史面前必然向它低头。胡乔木曾经认为中国“左”了二十年后，但他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思考探索、比较，最终痛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实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邓力群则一直认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彭真在归真前认为，苏联忘党忘国开始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证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而邓小平在晚年则几乎得出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理论结论。
2、《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阐述的内容值得商榷。
（1）《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既不科学也不准确。《决议》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看似科学准确，实则似是而非、大谬不然。
回顾历史，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经历了三个时期、三种提法：第一时期是七大的概括，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七大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了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了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主义的革命中的继续与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报告还特别论述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们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所做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将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第二时期，是上个世纪1960年代初的概括，即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提法。一九六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显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不仅与我们党前两次的提法具有明显差异，更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也具有明显差别。第一，《决议》的定义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世界革命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而是全面地、系统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像列宁主义那样不仅是一种民族现象，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不仅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必然对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不仅创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而且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给予了实际的指导。且无论当年亚非拉如火如荼、风雨如磬的民族革命，就在当今尼泊尔革命就举着毛泽东的旗帜，阿富汗交战双方也都在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可是《决议》的定义却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一笔勾销了。第二，《决议》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原创者。《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这句话虽然是放之四海无不准的真理，但对任何思想、理论性的东西却又是谬之千里的说法。列宁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光辉的成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光辉结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且充当“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列宁在定义马克思主义时，却简洁明了、毫不客气：“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第5页）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在理论上也卓有建树，可是他对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思想必然也只能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但没有毛泽东这位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和创造，就没有科学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思想。然而《决议》的定义却让前前后后中国上亿的党员尤其是让那些列宁所说“白给也不要的党员”也摘得“结晶”的桃子！真事奇事时时有，此事特别奇。
（2）《决议》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的逻辑是自相矛盾。众所周知，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斯大林将列宁主义概括为：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关于民族殖民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六个具体方面。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把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并列，而《决议》却把相互交叉，甚至包涵的关系进行并列。例如《决议》将政策和策略、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独立出来，试问，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队战略理论，没有政策和策略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到底有几斤几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是否称得上完善？没有政策和策略，没有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是否能落到实处？这决不是《决议》故意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而是由于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而不得不故意而为之。
（3）《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决议》本想按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确立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决议》主观上想实事求是，客观上却很难实事求是，结果过份夸大毛泽东的错误，基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基本否定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基本弃置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彻底抛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根本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的提法。这不仅将毛泽东思想从“世世代代”要高举起的地位一下子降到“冷落”、“淡化”、“边缘”的地位，而且为“非毛”、“否毛”、“毁毛”、“去毛”洞开了方便之门，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成了真正的伊壁鸠鲁的神，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当今党的指导思想的严重混乱，造成在西方“普世价值”进攻下穷于应付、被动挨打的被动局面。
三、《决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引发的后果
由于《决议》过份夸大了毛泽东的错误，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套用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词：“那后果是相当的严重！”——这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就是：共产主义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人民要革命、国家要发展、民族要解放的旗帜像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是低低的飘扬了。
1、《决议》实际上自挖了社会主义墙角。《决议》或明或暗地表明了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三天就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就开始了“左”的征程。尔后，又开始长达十年的“文革”全局性错误。这实际是说中国社会主义从它尚未完全确立时起到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都生活在“左”祸里！果真如此，谁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谁还坚信社会主义的信念？谁还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惟如此，更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依据，因为这些事实是写在党的《决议》上的啊！
2、《决议》实际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现在还写在《党章》里，写在《宪法》中。但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并不全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到底有多少人还能辩证地对待并且实际运用毛泽东思想？一段时间，如果念叨毛泽东思想竟被认为是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呢！何况党内那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势力早就把毛泽东当成了“政治僵尸”，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邪教”呢！
3、《决议》实际上自毁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毛泽东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的旗帜，毛泽东的信仰就是中国人民的信仰，毛泽东的精神就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意志就是中国人民的意志，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是中国人民的共识。《决议》公布后，毛泽东跌下了神坛，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也被摔得粉碎，中国人民的偶像倒了，道德行为也越来越失范了，以致最讲“礼义廉耻”的国家成为当今最“寡廉鲜耻”的国家了。
4、《决议》实际制造了党的指导思想难以自洽的难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指导思想曾经排起长长的一字长蛇阵，叫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而且，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时准备并接纳新形式下形成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加入这“一字长蛇阵”。这真是古今中外思想史上的奇观异事。这本身就是指导思想混乱的一种表现，因为共产党内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人就都有了各有所本、各取所需的理论。这其中的道道人人明白，个个不说。不料，重庆党校的苏伟教授却将这层窗户纸捅得透亮，说得也有趣，实际上也回答了这一问题。不过苏伟教授直面现实，实话实说，说明他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我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苏伟教授相信人性，相信上帝的终极价值，又证明他不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得加以批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苏伟教授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战对象。可惜，中国一些吃马克思列宁主义饭的所谓专家学者却远在苏伟教授之下的。
“人本性自私（看来，苏教授是相信人性论的！），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采取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我们是不是也请回一个上帝？）。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关健的是这弯路走得多长多远？在苏教授那里大概是二十年）。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是不是批判过头了，否定过度了的缘故？）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孔子说要每事问，我们也来个每事问：为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爽快、实在！一个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信念和理论，那不是比社会民主党还不如吗？这样的党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吗？还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吗？）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看来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了？并且这两部分不说是对抗的，也是难以调和的？）。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不知苏教授是真的健忘，还是有别样情怀？因为，改革开放时期，首先抛弃的倒正是毛泽东确立的政治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能继承好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说得实在，可是这些已是大举特举、举了又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既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既其“工具理性”（不知“价值”和“工具”的层次如何确定？“工具”能替代“价值”吗？）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理论愈彻底就愈能服人，关键是看你的理论彻不彻底、科不科学、坚不坚持，总不能像亚当斯密那样不仅理论分裂，而且人格分裂，所谓经济上为己、道德上为人吧？）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
这确实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个课题实际就从《决议》夸大毛泽东的错误，阉割、肢解和腰斩毛泽东思想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四、应该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最近李锐、胡绩伟、辛子陵、茅于轼等数百名中国的所谓“良心”（他们总是这样自许，其实是中国的狼心）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左派眼中如假包换的右派，上书中共中央，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左”右两派第一次形成了共识。不过名虽相同，实则相悖。右派要求重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拔除中国社会主义肌体上最后一根刺，凿沉中国社会主义之船，驾起中国资本主义之船；左派要求重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要彰显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要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就是要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还清白于毛泽东，树立起“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社会主义走得更好些，走得更稳些，走得更健康些，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旗帜。中国“左”右两派的目的背道而驰，主张却是一致，这表面明中国“左”右两派都感到政治对决的时候到了。我们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中国人民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但绝不拿原则——拿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义的、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做交易，以维持表面的团结。事实上，没有原则的团结不可能求得真正的团结。因此，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了求得党内思想上、政治上、指导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和团结，为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团结，为了重新找回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确实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中国早就开始了这一征程。
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进了一步。他在赞成《决议》评价的基础上，突出了“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胡锦涛对毛泽东也作出了“毛泽东同志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评价。（胡锦涛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对这些评价，右派自然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但“左”派也觉得胸中气闷、心情抑郁。个中原因恐怕是务实的少，应景的多；落实的少，说说的多。尤其是这些声音早就淹没在“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更加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等等喧嚣声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还没有真正到位。因此，必须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评价。但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是共产党领导集团的事情，而且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了水到渠成地达到全面准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我们建议：
第一，必须以共产主义价值观引领舆论阵地。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现在是越来越激烈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我理解最大的失误就是失去了共产主义价值观领导和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市面上到处可见《厚黑学》、《国富论》、《谁动了我的奶酪？》、《经济学是什么？》，但就是不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人们张口闭口经济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就是讳言社会责任、劳动者权利、公有经济、民生民情；人们张口闭口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坎昆、萨缪尔森，就是难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邓小平也就要被人高高挂起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引领和统率意识形态阵地。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要求，这也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前提。
第二，必须给中国人 准备好精神食粮。新中国有一个时期曾经是红宝书的海洋，这曾经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逆反；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市面上成了西方“白皮书“的海洋，革命导师的著作包括邓小平著作，都难得一见了。要重新评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必须让人民了解和懂得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现在的情况是：相对于中老年人，由于多年不读马列，已经陌生了、忘记了，好像是“白发宫女忆唐皇”；而相对于大部分年轻人，由于缺乏基本的马列主义常识，则好像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应该有计划地出版和再版一批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建议出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全集》。这既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又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需要。
第三，必须拓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存空间。在当代中国，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其实就是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高扬共产主义的旗帜。奇怪的是，在当今中国宣扬毛泽东思想，倒像是中世纪走出来的红毛怪物，成了反对改革开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必须从这种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要立法严厉禁止和打击故意诋毁、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要实事求是地澄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几个关键阶段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广大群众；要开辟舆论阵地，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讨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样又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要求。
五、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在我党历史上，曾经庸俗化、机械化运用过毛泽东思想，《决议》在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又阉割、肢解和腰斩了毛泽东思想。虽然以偏概全、庸俗化运用毛泽东思想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但被阉割、肢解和腰斩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也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那么，什么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呢？
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全面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即毛泽东的哲学，是成熟了的中国共产主义精神也即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亦即毛泽东思想阶段。
这个定义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特征、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具体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精辟而科学的剖析，不仅发现了剩余价值，而且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结论，共产主义不仅将是人类的终极价值，而且将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终极制度。马克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民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74页、第66-67页）。正是人类社会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造成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因此，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它的思想家将其描绘成是怎样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是怎样的“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赋人权”，“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页）而与资产阶级相伴相生的无产阶级除了劳动的双手之外仍然是一无所有。
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个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工具。一句话，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首先取得胜利。
②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精辟而科学地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一国或数国的胜利是可能的。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组织部分的基本结论。
列宁认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由于它的寄生和垄断，必然造成财富的集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必然造成世界殖民地的被加速分割，必然加剧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也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单独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是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在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巩固和建立社会主义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论断。
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深刻而又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规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规律，极在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一最基本国情出发，并通过对这一国家和社会形态深刻而又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争道路的规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夺取全国胜利既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的规律；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力量和平赎买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变个体农民为集体农民，变个体手工业为集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律。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后，通过对中国国情全面而精辟的分析，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把握，又揭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因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规律，等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将毛泽东思想推向了人类思想上一个新的高峰；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活的灵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的活的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实际之“的”的最佳射手兼教练。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民主革命之“的”，射得准，射得精彩，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而且受到他的敌人的真心佩服。毛泽东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的”的准头如何、精彩如何至今尚有争议，但公正的历史必将证明：毛泽东射得照样准、射得照样精彩，不仅得到他的人民的真心崇信，而且得到他的敌人的钦佩。毛泽东之所以是中国独一无二、独孤求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佳射手兼教练，就在于他灵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并将其变为自己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是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髓的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在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主要择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主要择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六个字，这样就把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纷杂繁芜的状态用这样一根红线串联起来，清晰地呈现在人民面前，让人民知道如何趋避，如何奋斗，为什么而奋斗。毛泽东更是践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毛泽东早在他求学的时期就以游学的方式开展了社会调查。国民革命时期，他通过翔实的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报告热烈地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经济上和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等。革命行动“好得很”。“好得很”是毛泽东实地调查的结论，也是对“从中层以上社会到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的反击，因为“‘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16）并且初步提出了武装农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的思想：“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从而如何对待农民成为衡量是否革命的尺度：“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同上，第13页）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宣言书——《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宣言书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了解中国情况和各种实际情况，就要开展调查，就要调查“工业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城市贫民、游民、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农、富农、地主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等社会阶级”；调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会有发言权，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部宣言书“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反对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上级指示神圣化、教条化、宗教化”，以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明确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延安整风首先整顿的就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文风，主张和发扬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跃进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受到挫折，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大跃进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读三本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学研的结果是基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他垂垂老矣、生命将尽的时候，仍然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这就是联系当时实际作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挖掘、探讨和运用。正是毛泽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包括它的活的灵魂即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它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三个基本方面。
3、毛泽东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科学。毛泽东思想不是书斋里的学问，不是向壁虚构的什么理论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并且总是走在历史前头的实践的学问。它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没有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就没有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土地革命战争，就没有中国武装斗争道路理论；没有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思想又是站在历史之巅的理论。它是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作出的合符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反过来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以精确的指导。“它是站在海岸眺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帆船，它是站在高山之颠远看东方之光射喷薄而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不仅能精确预见到事物即将发生的趋势，给革命以现实的指导，而且能预见到事物长期的发展趋势，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以长远的指导。
4、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动向导。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个实践固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但更主要的还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或者说毛泽东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世界共运发展到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制定本国的具体路线和政策的时候，必然也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并不妨碍制定世界人民革命的原则和纲领，这是因为各国的具体矛盾和世界的普遍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世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对立，决定了当今世界决不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是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巩固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个国际共运的革命原则，既不是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和内政，也不是输出革命，而且也输出不了革命；不仅不妨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而且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上，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和向导，而且还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动指南和向导。
5、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新的高峰。毛泽东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就是对必然和自由的认识，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所谓必然就是指事物的规律，所谓自由就是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并用认识了的事物规律来指导人们、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事物规律之所以能够认识，就在于事物就是矛盾；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在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在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于矛盾的相互转化和发展。事物规律之所以能被认识，就在于人类社会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就在于人们必然要开展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活动；就在于人们的认识是一个能动的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过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现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页）。但是，无产阶级的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人民大众的认识论，这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这就必须明确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能动地改造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制定出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原则、纲领、路线、方针、措施，用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实际行动。并且，只要人类的历史不完结，人们的认识就不会完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因此，自从毛泽东哲学横空了世后，诘屈聱牙，酸涩难啃的哲学成了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哲学，象牙塔里少数人的哲学成了山野草民、人民大众的斗争；多元的哲学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认识论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成了真正认识世界并且能动改造世界的哲学，并且在毛泽东那里人类自然和社会历史是那样的简约明白，而又牢牢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本质、方向和发展前景。毛泽东的哲学不仅是当代人类思维的最高峰，而且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新高峰。
6、毛泽东思想是共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仙逝已经三十五年了，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怀念更真挚、更深沉了，为什么？这固然是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散发的巨大征服力量，固然是毛泽东的功绩比天高、毛泽东的恩情比海深的巨大感戴力量，同时，还在于毛泽东亦圣亦王、完美无缺的巨大人格魅力，尤其是他身体力行和积极倡导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集中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就是坚贞不屈、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大气磅礴的精神；就是压倒一切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就是孜孜以求、不懈奋斗、上下求索、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有错必改的精神；就是体恤民情、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诲人不倦的精神；就是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依归的精神；就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就是临危不惧、嫉恶如仇、忍辱负重、视死如归的精神。毛泽东树立和倡导的先进人物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质。张思想、白求恩、马锡五、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罗盛教、杨根思、雷锋、王杰、杨子荣、焦裕禄、王进禧、陈永贵等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荣耀，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品质。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共产党精神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品格。毛泽东创立和倡导的共产党精神，就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重上井冈山精神。共产党的这些精神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精神风貌，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一以贯之地不屈不挠、不懈奋斗的精神。毛泽东的精神、共产党先进人物的精神、共产党的精神，已经作为人类最大气、最美好的精神融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血液，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7、毛泽东思想是最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文化。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不仅征服了他的人民，而且征服了他的敌人；不仅征服了中国，而且征服了西方、征服了世界；不仅征服了当代，而且征服了未来。一个世纪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现代白话文，用胡适的话说是“毛润芝完成的。”中国大陆的现代话语就是以“毛语”——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为主流，文言文和从外国引进的学术话语以及港澳话语均为支流。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为伤感和忧心的东西。例如，被美国政府支持的海外中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刊登的一篇编辑部的文章《远未成为历史的毛泽东》就既万般无奈，又无限感叹地写道：
“重要的是毛对中国现代汉语与中国人的思想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毛的崇拜者在赞美他时，还是反对者批评毛时，使用的竟然还是毛式话语体系。那怕这些人出国多年，哪怕他们在海外受过硕士、博士教育，毛式话语的影响在他们身上仍然历历可见。一个人物能够不死，一定是这个人物深刻地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并同其精神引发的文化认同而掌握了这个民族的民众。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的成功与军事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
毛泽东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主流，就在于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这一点既让他的信奉者顶礼膜拜，更让他的敌人自叹不如。例如，反毛专家李锐曾这样感叹：毛泽东的文章中“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满目皆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成百条成语典故。”反动右派朱学勤对他的自由派朋友中侈谈文化的人说：“你们讲文化哪一个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之所以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就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科学的态度、批判的继承、彻底的改造。”毛泽东一再强调“清理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他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就在于他吸收了现代西方和世界的优秀文化。首先是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张把中外文化成果结合起来，并赋予独特的民族形式。他说非驴非马也可以是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就在于他创造了中国新的文化。《毛泽东诗词》、、《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文集》是毛泽东文化的最好的著脚。
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即不但深切地影响了中国，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普遍认为他改变了世界及世界未来。美国学者安德鲁罗斯在他的《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影响》一文中写道：“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9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小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西方著名思想家如萨特、阿尔都塞、罗兰、巴特和福柯等人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
8、毛泽东思想是在与谬误和错误作不懈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真理。现在的毛泽东思想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又是一个空洞无物、歪曲了基本事实的定义。无疑，任何人不可能穷尽真理，毛泽东也不能幸免；无疑，毛泽东思想中有党的先驱和毛泽东的战友们的某些功劳，比如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就曾指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的思想，这简直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这个定义无疑忽视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毛泽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中的主体作用。毛泽东思想主要的、基本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只有这样的巨人才能创立影响和改变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和文化。这个巨人只能是毛泽东，别的人恐怕没有那样的理论素质。因为我们到现在尚不知道党的先驱者和毛泽东的战友兼学生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中结了多少晶？结了什么晶？份量占多重？我们只知道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气派、毛泽东的思想。二是忽视中国党内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危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使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李立三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理论造成红军重大损失；而王明的“为中共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理论则简直葬送了整个土地革命的成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理论曾让毛泽东的命令出不了他住的大院。建国后，刮起的“五风”尤其是“共产风”理论则让毛泽东树起的“三面红旗”遭受严重挫折。正是毛泽东与党内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理论和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才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与各种谬谈和错误中发展和成熟起来，而且事实上已成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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