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思想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实行第一次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现实性和长期指导性的关于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这个理论征服了它的同志，也征服了它的对手，这固然是“事实胜于雄辩”，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这一理论和策略做了最权威的诠释；更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本身就是科学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在《决议》中却有了一些问题，《决议》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做了这样的概述和总结：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显然，《决议》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严重缩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仅只剩下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科学、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竟只抽象为“两个认为、一个依据”。不惟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专门理论共同构成为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试问，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如果抽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具体的某个方面和领域的理论，还剩下多少？　　

不惟如此，《决议》还实行“举起自己的左手打倒右手，举起自己的右手打倒左手”的“戴季陶主义”。一方面，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等理论独立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之外；另一方面，这些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理论又成为新民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策略的具体内容，这些某一具体方面或领域的理论竟成了本然而又超然的东西。　　

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梳理和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人们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在同样实行“戴季陶主义”的二00八年版大学教科书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就大大地丰满了起来。在那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钢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得到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　　

教科书在形式逻辑和历史逻辑面前接近了真理，我们主张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不过它更加丰满，也更加具体。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科学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送来了行动的指南，也送来了“教条”；不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送来了机械的、庸俗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页）才终于形成科学的、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四个阶段。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钢领，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之上，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失败也使党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可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任务，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但在提出这一宝贵思想的同时，却忘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根本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但这个宝贵的思想既没有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卖革命大，大革命的失败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形成了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思想和体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总结和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随着王明路线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陷入了失败的深渊。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形成了成熟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已经走向成熟。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这些实践经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艰苦卓越的中国革命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生动活泼的事实材料。可以说，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就不会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就不会有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天才概括和总结，又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成为系统的科学。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就不会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并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不但进一步发展，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剪了彩、奠了基。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展开了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这场较量以共产党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而结束。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的新经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使中国革命的上篇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与中国革命的下篇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任务相区别，又使中国革命的上下篇在它的理论形态上成为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和向导。这个理论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南和向导，就在于它是中国革命的望远镜、显微镜，有着惊人的预见能力和行动能力，就在于它是真理、是科学，依照它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政策行动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违背它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政策行动，就会陷入被动、归于失败。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料事更如神，就在于他不仅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副望远镜和显微镜，更在于他创立了中国革命土生土长的一副科学望远镜和显微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自从中国革命有了这副科学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中国人民就总是站在历史的前头，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历史了。例如，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境内忘国论、“速胜论”盛行，毛泽东通过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范围内的总的态势，指出“速胜论”是不可能的，“忘国论”是没有依据的，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又比如，在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时刻，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能打败飞机加大炮并得到美帝国主义倾力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但毛泽东通过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国共两党及国际形势后，指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党不但能够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而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打败它。后来的历史，几乎准确无误地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和设计前进。中国革命正是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之下，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一个科学、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个理论思想体系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的策略两个部分。两者因在这个理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这个理论犹如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体系的灵魂、躯体和血肉，起着指挥的作用，这个策略犹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四肢，起着执行的作用——而作这样的区分。而事实上他们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中，一切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理性认识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范畴。这个理论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而产生的毛泽东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灵魂”；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应用理论，它是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躯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包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前途的认识；三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血肉”，它主要是关于新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是关于一切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每个阶段的任务而制定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论，还是策略，不仅对中国革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有着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并且，由于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毛泽东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是世界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自觉，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内涵丰富、多姿多彩，如前所述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应用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三个部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哲学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说它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一是它具有革命的实践的哲学属性，二是它来源于中国革命又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它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并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臻于成熟。其代表作就是他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毛泽东的哲学是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1、毛泽东的哲学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认识论之所以是革命的实践的，首先他是站在马克思列宁等巨人肩膀之上、发展了巨人的哲学，甚至是革了巨人的哲学命的哲学。　　

在马克思那里，把颠倒了的世界观颠倒了过来：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头脚倒置的唯心辩证法变成了头脚“归位”的唯物辩证法；不是什么“绝对理念和精神”的自我运动，而是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把混沌的哲学任务变成了有明确目的的哲学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观点解释世界，从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而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精神武器，开始了无产阶级改造人类与自然的征程。这真是人类思想史上开开辟地的大事。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躺在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上，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革起了一般哲学的命，而且革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它确立起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从而革了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斯大林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和普遍联系四大规律的命；他确立起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和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的规律。“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这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6页）这不仅直接革了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命，而且还在革当代那些创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命。他确立起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实践第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人们实践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产活动，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毛泽东认同马克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判断，他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通过实践而发展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返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页）从而毛泽东的一元认识论事实上是革了恩格斯、斯大林哲学多个规律、多个范畴的命。因此，毛泽东的哲学就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它的内核是唯物辩证法，但它革除了唯物辩证法多元论，确立起了唯物辩证法认识一元论，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仅出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革了马克思主义的命。　　

2、毛泽东的哲学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是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这个哲学不是来源于王阳明式的冥思苦想，不是来源于“中国桌子的跳舞”，而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源于生动活泼、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的哲学命题。认为，调查研究就是解决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严正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116页）这些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已经将这些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基本确立起他的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哲学思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将中国革命的问题给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完成了他建立革命的实践的认识论哲学使命。毛泽东认为，事物就是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调查研究就是分析矛盾，分析矛盾就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我们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中国革命就要调查研究“中国社会”这个矛盾。“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历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2页）就要分析和抓住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就要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领导力量，就要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各个特殊阶段的矛盾。”“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等等特殊的情形。”（同上，第315页）就要调查研究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的形式。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同上，第170页）等等。因此，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这一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仅成就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应用理论，同时也成就了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毛泽东的哲学是名副其实的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　　

3、毛泽东的哲学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哲学。　　

毛泽东的哲学既是为无产阶级的终极利益服务的，又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服务的。毛泽东用他创立的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弄清弄懂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弄清弄懂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制订出了一系列合符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纲领、原则、方针和政策，将中国革命由一个胜利推向又一个胜利，直至取得全国胜利。因此，毛泽东的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中国革命，乃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行动的指导和向导。　　

4、毛泽东的哲学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革命的实践的一元认识论哲学，既是对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又反过来给中国革命以现实的指导，它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而上”的哲学，又完全融汇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之中，因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般应用理论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认识或看法构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应用理论，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的三大法宝等基本应用理论。　　

1、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理论。　　

总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领导力量。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内容。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的对象、动力、领导、性质和前途“五位一体”的理论。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他的名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就问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足见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者说主要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近代中国遭受的最大压迫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自从一八四0年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坍了大清帝国的大门，帝国主义带给中华民族的是无尽的战祸和灾难，迫使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通过野蛮的战争，不仅控制了近代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妨碍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　　

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见帝就反，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反对主要的敌人。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美日帝国主义，反对的是美日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敌人则又成为美帝国主义，反对的当然是美帝国主义了。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反对封建主义，就是在经济上要消灭土地地主所有制，在政治上要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列强”、“军阀”，“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7页）。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依靠帝国主义，通过国家垄断金融，滥发纸币和国债而疯狂侵吞财富，通过国家专卖制度控制大量商品和物质而大肆牟取暴利，通过超经济的特权，垄断特殊行业的经营权而压迫和兼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对民族、工商业巧取豪夺，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也成为中国革命对象。　　

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也在变化。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根本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社会阶级。它不仅伴随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而且伴随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尤其是工业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页）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要求。毛泽东曾经不仅多次热情地讴歌中国农民，而且多次指出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写道：“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7-1088页）因此，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最可靠的同盟，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　　

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因此，他们同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民族资产阶段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需要革命造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因此，它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能充当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3）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革命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分野。　　

资产阶级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在　孙中山　先生领导下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去了，　孙中山　先生在苦闷之时，苏俄革命给他树立了典范，共产主义的列宁向他伸出院援助之手，中国共产　党成了孙　先生的真挚盟 友。于是，　孙　先生重新诠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一时使中国革命欣欣向荣，面貌一新。但是，随着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背叛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果实很快落到蒋介石、汪精卫手里了。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要变中国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天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和本身的强大性，他们特别能战斗，特别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其及政党肩上。　　

中国无产阶级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不仅有一般无产阶级的特点，而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而且还具有本身的特点和优点，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受到“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它分布比较集中，它大部分出身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特别是它一走上历史舞台，就在本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从而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因此，中国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降大任、自然而然得来的，而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的。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中国革命的实践彻底证实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的领导力量。　　

（4）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前途。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革命的任务是为终结这个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推翻这两个敌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既然这个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朝代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既然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那么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页）“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级上阶级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和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4页）“这个革命亦使之发展到第二阶级，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同上）　　

2、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纲领是旗帜，是号角，是方向。一个政党的钢领就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的基本钢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的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三位一体”的纲领。　　

（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一方面和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5页）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同上）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指出，“在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同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步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因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　　

（2）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办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财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整个时期都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形成了成熟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这是新民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的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同上，第678页）。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富有特色的内容。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同时受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欺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经济成份，它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具有积极作用。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但这种保护是有条件的，即这种资本主义不能操纵国计民生。　　

（3）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义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708页）文化工要用革命文化教育和武装人民大众，使它成为人民大众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又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创作的源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总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9页）。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才终于找到正确答案的。这个正确答案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武装斗争道路。　　

（1）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国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并发生发展？实现这个转变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就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失败，让毛泽东将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指向了农村。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相继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的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这要有利于作战的地形和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数年之间，中国革命不仅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三大革命根据地，而且成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则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成果几乎毁灭殆尽。　　

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毛泽东同志也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同盟军长期占据着中国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占据着强大的优势。中国革命要想坚持地奋斗下去，革命队伍要想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决定胜负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对抗强大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地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中国革命自开辟自己独特的武装斗争道路以来，一直都是具有自己地盘即根据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虽然遭受过重大挫折，但最后不仅占领了广大的农村，也占领了城市，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关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叛卖革命，也由于陈独秀的城市中心论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内容基本是空中楼阁。只有在我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土地革命的问题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等同志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这个土地革命理论的核心是土地改革，重心是发展农村经济，中心是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　　

土地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其基本任务是：变土地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是这一关系的形象概括。但是，地主、富农、土豪劣绅等剥削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维护他们的土地和所得利益，他们必然要表现出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形成一整套适合中国土地改革的理论以及它的实现形式即路线、方针、政策等。在毛泽东的首创和领导之下，我党逐步创立了成熟的土地改革理论和形成了比较切合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实际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纲领。土地改革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苏维埃土地法》、《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及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著作中。　　

土地改革的基础是正确地划分农村社会各阶级。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是十分简明而实用的。　　

关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　　

关于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一部或大部分……。　　

关于中农。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关于贫农。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于工人。工人（雇工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7—129页）　　

在毛泽东那里，土地改革的理论原则基本没有改变，但其总的方针和总的政策却随着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变化。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基本实行的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按人“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停止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进一步完善和实行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具体地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例，这个路线、方针、政策是：。　　

土地改革必须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土地制度改革前的债务，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　　

土地改革必须确定合符实际的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土地改革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由农民自己解决土地问题。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　　

土地改革必须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理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及经济与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到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毛泽东的农村生产关系理论是独创的和首创的。在他亲自主持和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苏维埃土地法》等早期土地法规中，就体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变地主封建的土地关系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关系，以达到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的目的。　　

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和独到的。那就是： “组织起来”；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倡导开始农民互助合作，将农民组织织起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可以说是毛泽东不懈的追求。“以粮为主。多措并举”；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认为，“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2页）“改善条件，促进工农业生产”；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热忱讴歌了农民创造的十四件大事。土地革命时期就鼓励农民种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地、推广技术、培育良种；抗日战争时期之后，则发展成一整套的旨在改善生产条件的方针政策。“发行货币，推行公债”；“调剂余缺，开展贸易”；“履行节约，增强财政”；“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是，财政的支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4页）。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财政成为毛泽东财政工作一贯的基本原则。“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页）。正因为毛泽东经济理论是立足于根据地建设实际的科学总结，才使得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无现代工业支撑、外有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仅保证了战争的需要，而且支撑了根据地的扩大、加强，同时还基本保证了军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这真是人间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毛泽东能创造出来。　　

土地革命的基本任务是政权建设。毛泽东根据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不同的阶级关系，形成了土地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直接成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　　

（3）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实现全国胜利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手段。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于外，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于内，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独裁统治，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因此，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人民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在这篇名著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法宝者、武器也。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加上党本身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三个最主要的武器。这三个最主要的法宝或武器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法宝或武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3页）。　　

（1）关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包含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分子的联盟，主要的是工农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阶级还包括与爱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主要的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此，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一个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它是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这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性质使然。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因而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使然。“（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也即武装斗争是空前残酷和激烈的，没有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没有各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要想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又其次，是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共同的利益使然。近代中国诸多矛盾纷繁交织，虽然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地主、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主要矛盾比较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不能不占首位，这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把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例如，当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中国共产党就毅然抛弃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十年血海深仇，与国民党蒋介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志幼”的全国抗战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也威胁到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生存。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两个敌对的政党，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同的发展方向的两党终于走到了一起；最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使然。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没有自己的丝毫私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他不惜与魔鬼结盟，这个联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难道还有任何政党、团体还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胸怀和品格吗？　　

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随着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不同，依次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走向了成熟。形成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解放区政权“三三制”的原则，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的策略方针，必须坚持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等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事业。　　

（2）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04页）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好战，而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敌人——地主、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空前的强大、凶恶和独裁，“它不给中国人民以丝毫的权利和自由喘息的机会，它逼迫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枪来与自己的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革命的人民也只有武装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同上，第610页）。　　

要坚持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一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这个宗旨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力量所在。由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空前的波澜壮阔、斗争的环境空前的艰苦卓绝、斗争的手段空前的残酷无情，成就了毛泽东不说是绝后，至少是空前的军事思想，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尚闪耀着熠熠的光芒。　　

（3）关于党的建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既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要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既便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像人的生长规律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有他的从不成熟到比较地成熟、到完全成熟的成长过程，不会自动地成为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又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必然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党，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这些情况决定了党的建设任务繁重艰巨，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建设的主要经验。通过不断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4页）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主事业的核心力量，并最终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过程既是自身“强身健体”的过程，又是党的建党理论不断成熟和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成熟的科学的党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新民主义的总路线、基本纲领、根本道路和主要武器，就是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应用理论　　

刘少奇在他著名的《论党》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即当时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了八个方面的具体理论。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刘少奇《论党》第22-23页）。这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所作的具体划分。从现在回望中国革命历史，从人们对人类社会通常作“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分法划分的通例，从中国革命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运动，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基本事实的角度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理论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军事理论。显然这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经济理论、文化理论不同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前者是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实际运动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后者则是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的一般纲领，二者有共同的内容，但有基本的区别。民主主义的具体理论也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具体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成果进行纵断面的概括和总结，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成果进行横断面的概括和总结，二者相互交叉、互为补充，与新民主主义的认识论一起共同构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就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武装夺取政权及巩固政权的理论。　　

（1）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57页）“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1页）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用事实给予了回答，毛泽东在理论上也给予了科学的回答。这个科学的回答就是科学地系统地解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为什么能领导和党怎样实施领导”等一系列问题。这个回答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的理论。　　

甲、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3页）。毛泽东又指出：“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59页）中国革命的性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由蒋介石转移到毛泽东、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这就有历史的必然。这是由于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它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的彻底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了。但是这个历史的必然不是历史的“天赋党权”，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主动争权”而得来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曾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死后，蒋介石上台了，他利用人民对孙中山的国民党的胜任，取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在北伐尚未取得完全胜利时，把中国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一个巴掌打了下去。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自己的同伴，擦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乙、党的自身建设使党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3页）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实施坚强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领导条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同时具备上述两个领导条件，是因为不断地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并且是以科学的、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指导党自身的建设，使我们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第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奠定了根本和基础。“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它还是党对人民群众的态度。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同上，第  页）“只有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页）。最后，它代表和反映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同上第905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   页》因此，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树立起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负责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不仅是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根本基础，也是党对中国革命实施领导的根本基础。因为这个群众路线确立起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根本原则，为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提供了保障，为正确地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指针。　　

第二，毛泽东强调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为全党的团结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建设理论特别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学习，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特别强调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特别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日益结合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领会，特别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特别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党主义的信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个思想建设理论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毛泽东指出：“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27页）“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页）世界上一切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无阶级或超阶级的政党是不存在的。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任何人加入共产党，他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变成无产阶级的。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基本的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这个思想建设理论注重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精神的总结和确立。中国革命是伟大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涌现了无数的可歌哥泣的英雄人物，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毛泽东十分注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政治品格和精神主要的是白求恩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对同志无限的热情、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国际主义精神；张思德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革命事业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除，就挖山不止的精神，以及人民军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不但激励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更激励了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　　

这个思想建设理论强调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正是使我们党达到空前团结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成为我们党的新的作风，也已成为我们党思想建设的一项制度。　　

第三，毛泽东的强调政治上建党的党建理论为党保持了政治目标和工作任务的高度统一。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1-652页）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每个共产党人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中国新民主义革命也有它的根本政治目标、政治任务，这个政治目标和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在中国革命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也有自己的主要的政治目标、政治任务，例如，抗日战争时的最后阶段，我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和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出现转折点后，党的主要政治目标和主要任务则“成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7-1288页）每个共产党员也应以此为号角，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在中国革命每个具体时期、具体阶段的某个具体方面，也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和具体的任务。例如，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同样需要每个共产党员采取脚踏实地的态度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党确立的中国革命的总的政治目标和总的任务、基本政治目标和基本任务、主要政治目标和主要任务、具体的政治政治目标和具体的任务，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实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作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之而奋斗和努力，并以此为号角、为旗帜，使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第四，毛泽东强调从组织上建党的党的建设理论为党保持了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原则。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列主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应该采用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7页）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又是科学的领导工作方法。民主集中的办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没有民主就不能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没有集中，就会导致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从而造成革命工作的失败。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就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挥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强调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 先进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而奋斗。全党都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加强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窄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27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领导革命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合格干部，革命的政策、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人民革命的局面才能出现，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没有干部，党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得到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党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成为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者。　　

党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理智。　　

党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辨别方向，在对敌斗争中和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　　

丙、党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有了坚强正确的党，没有正确有效的领导，同样不会率领人民群众前进，同样不会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之所以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坚强如纲、真理在手，而且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对全国人民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领导。　　

第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真理和道义的旗帜，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思想领导。它首先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赢得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它的先进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工大众一般无权和获得解放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尽管它的敌人在不断地谩骂和底毁，但在历史的磨砺中却愈来愈显现出真理的光辉。尽管是从西洋舶来中国的东西，但他同样是关于解放中国人民大众的学问，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个学问。从此就用这个学问指导中国革命。“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其次，它举起了中国特色革命的旗帜，即新民主主义的旗帜，赢得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内涵丰富，但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欧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在俄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走出一条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以社会主义统领资本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两面旗帜既是理想又是现实，举得很高，很高，立意却脚踏实地。在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中，不仅确立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且用这个指导思想既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革命的问题——“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资本主义；又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变封建土地私有制为农民群众所有，从而赢得农民，进而赢得中国。反观中国国民党蒋介石虽然拥有全国政权，内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外有欧美帝国主义的扶持，　　

第二，共产党高举起民主革命纲领的旗帜，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政治领导。这个正解的有效的领导，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作了比较集中的概括和诠释。首先是根据历史的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模范，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　　

第三，共产党高举起“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的旗帜，对中国革命实施了正确的、有效的组织领导。它首先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证了党的团结和坚强有力。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所自居正统、自以为中国无敌，但由于一屁股坐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不数年功夫就滚到台湾岛上去了。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胜，胜在真理和道义的力量，国民党蒋介石失败，首先也败在没有真理、没有道德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真正分毫不爽。“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领导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摆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这就必须扩大党内生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把党团结起来，把党员和党的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紧密的领导核心；其次，它在人民军队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保证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的领导。毫无条件地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建军原则，毫无价钱地执行人民军队的严密组织纪律——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纪律条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个人民军队的严密纪律，这体现了人民军队集中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同上第529页）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正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才使这支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进而无敌于天下。再次，在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例如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把“坚持党的独立性”与“坚持统一战线”统一起来，在国民党力量强、共产党力量弱的情况下，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泽东的理论观点让人感叹，不禁佩服之至，“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权，不但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整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的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同上，第524-525页）这就不仅堵住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嘴，而且堵住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谬论的传布，同时让国民党这个专吃磨擦和反共饭的党无话可说，保证了党对抗战工作的领导；最后，党对政权及共青团、妇联、民先、抗先等群众组织实行直接领导，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　　

第四，共产党高擎起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使共产党员成为中国革命的脊梁。它首先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因此，党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培养造就一大批干部，“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同上，第526页）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干部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爱护干部，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工作能力上不断提高；就是要帮助他们总结成功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就是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对待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其次，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先锋模范。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模范作用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条，又是对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刻划：　　

“共产党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军、友党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谋私利、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共产党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　　

中国革命不正是这些共产党人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吗？不正是这些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率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吗？　　

第五，共产党人高擎起为人民谋幸福和利益的旗帜，获得了中国人民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它首先实行了人民民主。让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根据地的人民知道和拥有了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其次，它忠实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实行减租减息的民生政策，在民主革命中实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从而赢得了农民；赢得了农民，也就是赢得了中国的未来。　　

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创立和实施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方式和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是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主体内容。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129页）。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概括和总结了一系列的领导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第一，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9页）。　　

第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必须采用的领导方法。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的方法，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出新的指示普遍地指导群众。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第三，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必须采用的另一领导方法。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　　

第四，分级负责。“对于任何工作任务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　　

第五，突出中心，抓住中心。“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7页）（以上引自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第六，掌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指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以上引自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1444页）。　　

第七，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方法。他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意愿出发。既使是群众在客观上果真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客观上却还不愿意改革的情况下，也必须耐心等待，直到经过工作，多数群众自愿改革后，才去实行改革。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3页）。　　

第八，关心群众生活的方法。“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　　

第九，调查研究的方法。“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工作范围的各部各地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0页）。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页）“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的（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同上第1480页）。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成果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革命中事实上给予了回答，而且毛泽东在理论上也给予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这个科学系统的回答就是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甲、人民民主专政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对中国的仁人志士为寻求真理，拯救中国，追求独立，求得富强曾作过生动的描绘，这个生动的描绘，既是中国仁人志士的历史自觉，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自然选择：　　

“列宁在一九二0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革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1476页）。　　

这岂此是描绘中国人向西方人学习的过程，分明是在评说中国为什么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　　

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准中国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其实在毛泽东那里是不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不仅是列宁的结论，而且是历史的结论；不仅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且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就是战争。对此，我国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先生作出了新的阐释：　　

“战争是欧洲的基本主题，而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战争债务和借贷关系，则是现代欧洲国际法的基础。　　

总起来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银行家以信贷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出来，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而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韩毓海《五百年来准著史》第221页、第231页）。　　

显然，如果说帝国主义的老祖宗将战争作为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手段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则是将侵略和战争当作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了。当然这里的侵略和战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战争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文明的或武力的，军事的或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各种形式。　　

显然，无论是满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国保持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对帝国主义各国是最有利的。中国反动政府成为西方列强的财富运输大队长、利益看守人，而西方列强又维持了对中国的统治和实际控制。　　

显然，西方列强是不会将它们富国强兵的真经传授的，而它们的所谓真经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想学也学不到，并且没有条件学到的。当年德国人李斯特曾经这样评价英国人：他们爬上了财富的高楼，却将登上财富高楼的楼梯抽下。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的中国大抵采取的就是如此的伎俩。　　

其次，是中国的反动派不允许。任何革命包括中革命都是先进的阶级对落后的阶级、新生的阶级对陈旧的阶级、进步的阶级对反动的阶级的反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一是满清政府不允许。——它本来是中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自从一八四零年以后，就“量中华之财力，结万国之欢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后，就更不允许中国社会有些许进步了；二是北洋军阀不允许。——他们本来是依靠依附满清政府镇压农民革命起家的；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后，更对中国民主革命磨刀霍霍，更不许中国人民革命了；三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不允许。国民党曾经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但在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政权、党权、军权以后，就置中国人民于死地。“国民党怎么样？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3-1124页）后来，果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用三至六个月解决共党问题，不料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解决了。这个党在他统治中国的二十二年之间，口衔总理遗嘱，却从来没有实行过一分一厘总理遗嘱；自奉三民主义信徒，却没有施行一丝一毫三民主义，哪里容得中国人民奋起革命呢？　　

再次，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人民的圣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同上，第1471页》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武器，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最后，“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时的世界大势是什么？就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归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民族民主革命，尽管异常强大的中国反动派不准中国人民革命，但是中国革命还是星火燎原般的燃烧了起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同上，第1471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乙、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内容。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的政治成果，就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由人民组成的国家，则“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第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或者叫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工人阶级完全胜任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级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同上，第1479页）。　　

第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也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第四，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当时，人民民主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就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实行民主集中制政体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变土地封建主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制，保护民族商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机器，不仅现在不能取缔，而且还要强化，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这就必须强化“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同上，第1475-1476页）。　　

第五，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作用。它首先是以国家消灭国家。它“借助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力量，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行大同。”（同上，第1476页）。其次，对人民实行保护。“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线上来，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同上）。最后，它是压迫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工具。所谓压迫的工具，一方面是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镇压，另一方面，又是对反动派阶级和反动派分子的改造，压迫的工业也是改造它的工具，“对于反对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同上，第1476-1477页）。　　

第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少数民族问题。它首先是帮助各少数民族自求解放，并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次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获得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军队；又其次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第七，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外交。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导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当时，主要是联合苏联，给我们以国家援助；最后，将来还是要和欧美做生意和发展外交关系。“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英美国家为了解救自己的危机，可能也会“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成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　　

（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是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最根本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问题。一部中国革命，实质是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历史。它在理论上实质就是解决“中国革命为什么是武装斗争，开展怎样的武装斗争，怎样开展武装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博大精深、美妙绝伦的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后面将做专门浅析。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信条，它像长空中的孤雁骤然降临于《新民主主义论》之中，但这既不符合于中国革命运动的现实——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马、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面积看，还是从规模看看，都是“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什么资本、又没有什么外援，却要既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是兵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写出了一批经济学著作的，譬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其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是他的代表作。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不可能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但他也不屑于更无必要去构造什么福利经济学、竞争经济学。它只能是立足于解决战争经济的实践的具体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经济理论就是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战争经济统制理论。　　

①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经济统计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他说：“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不正是各阶级拥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构成了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基本内容吗？　　

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技术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甲）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乙）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丙）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丁）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戊）要亲自出马。　　

（己）要深入。　　

（庚）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淳淳教诲，诲人不倦。真的照此办理，任何人不可能不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　　

②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实践的货币商品本位理论。　　

毛泽东没有这样说，但分明那样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不是讲它的阶级属性，而是指他的经济现实：既没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什么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多少储备货币。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这件事上取得它的地位的奇迹。”（斯诺《西行漫记》）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政府为货币商品本位制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对当时中央苏区的货币商品本位制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他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招摇过市的大筐小筐上面装的虽然是，但下面装金银珠宝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居然保持了纸币币值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理论：苏区货币商品本质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早近四十年呢！　　

③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民权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论”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给予了雄辩的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质执行人。它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产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④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战争经济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发展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的。针对日军对解放区和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解放战争时期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同上，第929页）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毛泽东也写了一部“论五大关系”，这就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首先，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这是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工作。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其次，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第三，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争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第四，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第五，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否承受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在财政内部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所谓“节好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简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同上，第895页）。　　

⑤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页）抗日战争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及时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方针。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针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中国革命前途的较量，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较量；国共两党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关于文化的较量。回首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蒋介石写了《中国之命运》，自认为能决定中国之命运，中国的大多数人也相信蒋介石能决定中国之命运。因为此人手握深耕中国社会五十年的国民党，口衔“三民主主义统一中国”的天宪，攫有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座拥数百万虎狼之师，背倚独孤求败的美国帝国主义，头上又戴着抗战领袖、民族英雄的桂冠，言其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力，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势盖为不虚。毛泽东以蒋为师也写了“中国之命运”，即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其实，说到写“中国命运”，共产党和毛泽东是蒋介石的祖师爷，因为自共产党成立那时起，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一直在写“中国之命运”。在国民党看来，也在中国大多数人看来，中国共产党想与国民党联合，却不够与国民党联合的资格，共产党不过是兵微将寡、势单力薄的李自成式的“草寇”、“山大王”而已。可是，共产党这个李自成式的“草寇”、“山大王”却横扫千军如卷席，一古脑儿将蒋介石赶到台湾岛上去了，至今令许多人仍弄不明白，国民党蒋介石为什么丢掉了中国大陆。国民党蒋介石不明白，那些与国民党蒋介石抱同样观点的当代人也是永远搞不明白的。因为他们看似文章满腹，其实却胸无点墨。共产党看视胸无点墨，却坐拥和创造了中国现代灿烂文化：因为正是共产党解决了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一切“现代”政治都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的统治。国民党的政治资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革命的“三民主义”来的，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代表工农利益而来的。等到国民党完全沦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时，它的政治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共产党则正与其相反，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李自成式“草寇”般的共产党却真正是替天行道的“王者”之师；不惟如此，共产党从理论上证明了革命阶级虽然在政治、经济、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但可以通过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认同，即取得文化领导权赢得人心，打败敌人。孟子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大概与之异曲同工；不惟如此，共产党的文化，正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不仅为人民大众所拥有，也为人民大众所创造；共产党的文化正是科学的文化。它以共产党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代表了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共产党的文化又是民族的文化，体现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文化之师，不战而屈人之兵。国民党蒋介石之败不正是败在他们没有文化吗？共产党之胜不正是胜在他们创造了中国现代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吗？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现在文化理论上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从其基本内容上说，就是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文学主体理论和文化艺术理论。　　

①甲、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国共两党之争，虽然也是政治、经济、军事之争，但根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确是文化之争。因此，创立什么样的文化和文化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就成为掌握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关键问题。毛泽东的文化理论首先是确立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在毛泽东的文化视野里，文化既是指既反映政治、经济，又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意识形态，又是特指文学艺术，但主要的是指意识形态的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663-664页）“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上，第694页）因此，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通过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改造国民的思想和性格，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通过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进而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合法性，以至确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合法性——这真是漫长而又深刻的革命。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不仅开好了头，而且做出了美仑美奂、感人肺腑的文章，即唤醒了民众，重新树起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力和创造力。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其极其深刻的内涵，韩毓海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　　

“……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精神者与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毛泽东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个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而自动发生。所谓宣传既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广告生产，而是为了造就一种新的人和新的社会主体。毛泽东……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真正目的与核心就是人的思想，而不是紧跟着中心工作传，甚至不一定要跟生产结合得很紧……（因为）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有‘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如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此，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的理论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韩毓海《谩骂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之争》）。　　

因此，在韩毓海先生看来，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就是给工农劳苦大众安上一个“人民的即共产主义”的灵魂，从而在人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党对中国文化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权，这实际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的：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自然而然得来的，它是共产党不懈奋斗和加强自我建设得来的。第一，他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这就保证了中国新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因为“因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6页）。第二，它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文化路线。从而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方向，保证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这条正确的文化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民族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第三，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创造了崭新的文化。从而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一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第四，它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真正的    。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入手，建立起中国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和能动性，从而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实质，赢得了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又是在同国民党的激烈较量中取得的。国民党也是“文化团体”，有过陈果夫的“唯生论”、钱穆的“流寇论”，等等。自然，最为著名和最为有力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可是国民党的屁股坐错了一边，不仅丢掉了三民主义，连三民主义的解释权都被共产党抢过来了。毛泽东说，蒋介石等顽固派的知识的贫乏几乎等于零，因为按照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的“真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才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这就剥下了蒋介石三民主义的画皮。剥下了这个画皮，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摇摇欲坠了。　　

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让人民群众自觉自愿接受领导的理论。自愿接受领导的基础是让人们接受人民性即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改造。不但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而且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都得接受改造。通过改造，产生共产主义价值观和道德的认同，即接受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又成为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改造国民性，树立人民性，这是一个漫长的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关于人民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08页）。“那未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上，第三卷，第855页）换句话说，人民大众基本的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实质上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即如何实现文化人民化、人民文化化的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成就之一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在自觉不自觉中改造着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就是物质生产，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就是精神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本来都是劳动者的成果，是同一生产过程。可是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日益对立和分离。精神的生产的成果成为少数统治者“所得而私”的专利，并成为奴役劳动阶级最有力的工具。这是世界数千年文明史最美妙的秩序。马克思揭穿了这一个秘密并决意打破这一美妙的秩序：他要给无产阶级装上“哲学的大脑”，使这个阶级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真正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装上“哲学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大脑”，并将其极大地推进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豪迈地宣告：“社会的发展到了人类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同上，第一卷，第296页）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产体，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主体，改造主观世界（思想、文化、精神等）的成果也应属于人民。但是，实现精神或文化——这里是指文化的回归人民亦即文化人民化——人民文化化注定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原因就是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的分离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二者的融合也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消灭这个痛苦，但是我们可以减轻和缩短这个痛苦。减轻和缩短这个痛苦的办法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知识化。　　

首先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这对矛盾中，知识分子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垄断了文化的权利。因此，在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中，饱含着对知识分子的教导和劝诫，也包涵着对知识分子的严格要求。眷眷之心、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他以为，知识分子“特别宝贵”。“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他告诫，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因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同上，第815页）如果“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同上，第816页）但是“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同上，第798页）所以“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同上，第815页）。因此，知识分子要想成为名符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使从事理论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他认为，知识分子工农化不是要将知识分子的地位降低到工农的地位，也不是要将其知识水平降低到工农的水平，而是要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通过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逐步将工农分子变成知识分子——工农分子知识化。他动人地以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劝诫知识分子，“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最干净。”（《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　　

他要求党内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能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同上，第801页）“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同上，第814页）他要求知识分子“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而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上，第856页）。　　

在矛盾的另一面即在人民大众这一方面同样还有一个学习和改造的任务。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并非天然地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们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社会的脐带残留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又由于他们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必然比较地无知识和愚昧。因此，“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同上，第849页）“从百分这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同上，第1083页）。　　

（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文化必然是政治和艺术的理论。　　

甲、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文化的政治化、政治的文化化。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同上，第708页）是人民大众文化。它是“为人民民族中百分之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步成为他们的文化的文化。”（同上）。是政治文化。它是公然申明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乃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的根源。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是空洞的宣教，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怒吼，不是强迫人们信仰，而是“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接受，所实践……”（同上，866页）因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又是政治的文化化。　　

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政治的艺术和文学的艺术的统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讲政治的，但他讲的政治既是政治的艺术又是文学的艺术。即使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直接为阶级统治的社会科学，毛泽东也要求“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子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上，第534页）而对于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则更要求政治艺术和文化艺术的统一，只不过这里的“政治”必须“大象无形”、“大音若稀”——它反映政治，并为政治服务，但政治却完全融于作品的艺术之中，通过艺术也只能通过艺术来表现出来。　　

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这里明确讲的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而实际上内涵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评价标准问题——换句话说，政治标准，艺术标准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标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主义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对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的倾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8页—870页）。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军事理论。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个斗争的残酷性、激烈对抗性和对手的空前强大，逼迫中国革命产生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王五帝到当时都未曾有过的武装斗争艺术——毛泽东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战略战术问题的伟大学说。　　

①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它是整个毛泽东军事 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二十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开展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民族和民主的革命战争。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必然既体现一般战争的规律、一般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更体现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无论是揭示一般战争规律，还是揭示一般革命战争规律，都是为了科学地本质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　　

第一，中国革命战争体现着一般战争规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关于力量的竞赛，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用以解决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自古以来的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两类，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一切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战争是有规律的；只要是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是战略学；就有战争的局部，研究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是战役学和战术学；就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隶属于全局，全局由局部构成；任何战争指挥员都必须关照战争全局，都必须把握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关节。要把握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必须用心去思考，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　　

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打败敌人、发展壮大自己。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造就一批智勇双全的指挥员，就要求指挥员“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行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8页）为什么要指挥员必须掌握这一方法？因为指挥员是战争的指挥者，“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同上，第179—180页）但这还不够，因为“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制订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此时，每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情况。”（同上，第180页）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的规律也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都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战争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战争研究的对象。战争的规律就是认识客观实际中的战争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克敌制胜。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固然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多条件，但更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同上，第182页）就要以在既定的条件下，发挥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以小凌大，以弱制强，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取得全局胜利。　　

第二，中国革命战争体现苏联革命战争的规律。苏联战争是值得学习的，但要学它的精髓，而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革命战争经验，这实际是批判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的军事教条主义。　　

第三，中国革命战争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大革命战争而又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具有极大的战争回旋空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可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又有过一个大的民主革命，为中国革命准备好了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人民军队的种子，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人民大众。二是中国革命的敌人空前强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国内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它夺取了全国政治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有一支庞大的比较现代化的军队；而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不但在东方名列第一，而且在世界也名列前茅。三是人民军队的弱小。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力量不同，但总的来说处于弱小地位，红军长征后几乎陷入失败的地步，至于解放战争后期人民军队的力量发生了根本转折，那是后话了；四是中国革命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开展了土地革命。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失道寡助，遭到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反对。因此，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以人民战争的方式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反对和消灭空前强大敌人的规律。　　

②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人民军队的理论。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学说与中国武装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整套的建军理论，它主要包括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在加强革命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正规化建设；人民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还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着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建立和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它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唯一宗旨，等等，这些方面，集中地体现了一个主题词：人民军队。毛泽东的人民军队理论就是对这一主题词的经典阐述。　　

这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还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等革命政治所要求担负的任务。　　

这支军队是忠实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它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军权永远只属于党，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其他组织。　　

这支军队实行强而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有：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官兵实行进步的政治教育，灌注革命精神和先进思想，培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实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政治工作的任务是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为人民而战斗、工作和训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这支军队实行民主制集中。建立严格而自觉的纪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政府，爱护人民；时刻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支军队加强教育训练。严格训练，大力开展群众性练兵活动，大力提高官兵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　　

③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理论。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动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形成了完整科学的人民战争理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心内容。　　

甲、中国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伟力植根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对广大军队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　　

乙、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才能造成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使之成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发展生产、准备干部的战略基地，成为为人民军队提供人力物力支持的巩固后方和作战的良好战场。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必须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统一起来，广泛组织和武装群众。　　

丙、中国革命战争要实行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和基本政策。革命战争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战争要兼顾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尽力减轻群众负担和改善群众生活，以调动和保持人民群众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丁、中国革命战争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使革命获得最广泛的国内社会基础和国际援助，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戊、中国革命战争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要与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斗争，经济战线、外交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等总体上配合起来，从一切方面的努力力中不断增加革命力量，减杀反革命的力量，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己的方面转化，最后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己、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实行各种武装力量的结合。要以人民军队作为战争的骨干力量，实行主力兵团（野战争）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体制。　　

庚、中国革命战争实行与人民战争相适应的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等作战形式。　　

④毛泽东军事理论是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唯物辩证的方式和方法在军事上的具体实践。毛泽东军事理论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总结和提出的一整套建立在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理论。　　

甲、确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基本原则。明确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他确立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原则，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等形式。　　

乙、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敌大我少、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战略防御阶段必须实地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达到战略上不断消耗敌人，使之逐步改变战争力量的总体对比，最终把战略防御推向战略进攻。　　

丙、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的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城市和地方的夺取或保守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力求打歼灭战，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给敌人的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力避打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戊、实行歼灭战，必须审慎地选择打击方向和攻歼目标。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己、采取恰当的作战形式，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应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主有次，灵活运用，并适时实行以转换主要作战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力求主动，力戒被动，执行有利决定，避免不利决战；应慎重初战，每战须预有准备，立足于能够应付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力求有胜利把握；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　　

庚、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勇于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善于利用作战间隙休整部队，以利再战。　　

辛、立足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同时注重从作战中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装备。　　

壬、把对敌人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重视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打击的强大压力下开展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多种方式解决敌人。　　

癸、大力组织支援前线，搞好后勤保障。切实做好人员和各种物资的动员补充工作及医疗救护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就是一切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而制订的具体的、纲领、方针、政策措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采取的策略虽有较大的区别，但它们的理论依据是基本一致的，许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措施是基本一致的。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大革命时期草创，经过土地革命，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开展中国民主革命的策略，这两个方面的策略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和《论联合政府》等两部著作中。　　

（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救国十大钢领。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察，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血战到底，为恢复平津和东北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上，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民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4、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贫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5、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侵略的同盟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7、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8、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9、肃清汉奸圭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神团结，共赴国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4—356页）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　　

1、代表人民利益的三十八个要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代表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院“三十八”项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民主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及今后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策略。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家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烈士的遗属，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工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二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3—1065页）。　　

2、抗战后期和战后的重大问题。　　

①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②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　　

③人民的自由。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　　

④人民的统一。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　　

⑤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是不行的。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⑥土地问题。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⑦工业问题。为着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园。　　

⑧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为着建立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者，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是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⑨少数民族问题。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孙中山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共产党必须积极地帮助少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⑩外交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5-1095页）　　

三、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是“七大”概括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党的“七大”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或者说，那时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概括和诠释：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慎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的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具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作出的这个概括和诠释是一个科学而又实事求是的概括和诠释。　　

第一，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第二，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思想是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第三，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四，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无数次的考验“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第五，他明确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第六，他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即“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等等”八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七，他承认党内有严重的思想和路线斗争。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党内各种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　　

第八，他实质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论党》第21-23页）。　　

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或者说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概括和诠释唯一需要补充的，我认为就是它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毛泽东是十分注重理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的。他赞赏没预见就没有领导的观点，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决不缺乏对事物的预见，“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6页）他曾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常的，也不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这样的领导之所以具有洞察力和预见性，就在于他们具有科学的深刻的理论素养。毛泽东的新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望远镜和显微镜，具有极强的历史洞察力和预见性。它对中国革命每个阶段发展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历史早就证明这个理论总是站在历史的前头；它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历史发展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后来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更证明这个理论具有历史的穿透力：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久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着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这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　　

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同志的谆谆教导。这是毛泽东代表全党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发出的豪迈宣言。　　

但同时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对共和国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历史虽然是粗略却是最准确的展望和预言。——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